改革開放四十年
“三農”問題的演進與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
摘要：“三農”問題是“一個人口膨脹而資源短缺的農民國家追求工業化的發展問題”，它因工業化而產生，也必然因“去工業化”而化解。過去100多年我國被迫追求工業化，走上西方主導的工業文明道路，“三農”問題因而產生；十九大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走生態文明發展道路，則標志著“三農”問題已然進入化解之道。在改革開放四十周年之際，中國人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從過去一百年西方中心的發展主義幻象中解放出來，致力于21世紀的生態文明建設。
關鍵詞：改革開放; 三農問題; 鄉村振興; 生態文明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為新時代“三農”工作的總抓手，強調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這意味著對以往20年加快城市化戰略做出了方向性調整。去年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繼而明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目標任務是：到2020年，鄉村振興取得重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到2035年，鄉村振興取得決定性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基本實現；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今年全國兩會上，習近平總書記又講到“逆城鎮化”助力鄉村振興的問題。這標志著自改革開放以來逐步積累形成的“三農”問題有了得到實質性化解的線路圖。
筆者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期提出“三農”問題這一概念的時候，就認為這基本上是“一個因人口膨脹而資源短缺的農民國家追求工業化的發展問題”[i]。 不僅在工業化的初期階段進行原始積累的時候，要大量集中使用農村勞動力于國家基本建設，要通過剪刀差從“三農”提取積累，就是進入市場經濟階段之后，同樣如此——市場經濟配置要素的結果就是農村的土地、勞動力和資金等要素長期凈流出。并且，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速度越快，凈流出就越多，“三農”問題就越嚴重。現在黨中央強調農業農村優先發展，而不再是工業化和城市化優先發展，這一國家政策導向的改變必然帶來“三農”問題的改變。
現在我們面臨的國際國內局勢非常復雜，被動地成為美國排名第一的競爭對手，已經不可能再像過去100多年那樣按照西方工業化、城市化的道路走下去，必須轉向生態文明和鄉村振興。筆者認為，十九大標志著國家在發展方向上產生了根本的歷史性轉變。要深刻理解這個轉變，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通過梳理過去100多年我們是怎么走過來的，現在處在什么歷史方位，重新思考我們到底要什么。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進一步解放思想是對改革最好的紀念。
一、改革開放以來“三農”問題的演進
我們先回顧一下改革開放以來“三農”問題的演進歷程。“三農”問題的演進跟我國改革以來對外開放政策的演變過程高度相關，若按宏觀經濟波動背景可從時間上將這個演變過程劃分為四個階段，分別為1980—1988年、1989—2002年、2003—2013年、2013—今。（這個階段劃分跟領導人的任期也基本一致——鄧小平時代，江澤民時代，胡錦濤時代，和習近平執政后。）
1、1980年到1988年
在改革之前遭遇的三次財政危機中，國家通過知識青年下鄉“插隊”的方式由農村承載危機期間不能就業的城市勞動力。1980年爆發的被稱為“洋躍進”引進外資所導致的危機，因與農村推行家庭承包制改革同期，很難再沿用農村集體化來使農村承載城里人失業，遂必須在財政、外貿等城市經濟體制上進行改革。1980—1985年18個經濟特區和3個沿海經濟開發區的設立，為經濟增長提供了新來源，但也如毛澤東時代引進外資一樣帶來了巨大的外匯支付壓力。于是城市產業集團推動中央在1988年出臺沿海經濟發展戰略——“兩頭在外、大進大出，依靠低工資的廉價勞動力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國際市場”，旨在增加出口創匯償付外債。但1988年爆發惡性通脹，和1989年生產停滯；農民從農產品獲取收入顯著降低。這以后，在這一體現城鄉制度差別的政策調整影響下，鄉鎮企業很快結束了1980年代的高增長態勢，進入到1990年代的轉型與分化階段——沿海地區相當多鄉鎮企業通過與地方外貿部門合營、與外商投資企業合營等方式轉為外向型發展，逐漸成為國家出口創匯的重要力量，內地鄉鎮企業則陷入低迷。我國1980年代中期以來以內需為主要拉動力量的“黃金經濟增長”也由此告一段落，“三農”處境開始變得每況愈下，農村以不同于集體化時期的另一種方式承擔了危機的代價。
2、1989年到2012年
滯漲危機與“八九風波”后，我國經濟發展有兩年蕭條。1992年，國家開放了土地、期貨、股票三大資本市場，引發改革以來的第二輪圈地運動和土地開發熱。1993—94年，出現了比1978—1979年經濟過熱階段更嚴重的財政、金融和外匯三種赤字危機。在外匯赤字壓力下，1994年1月1日以“外匯并軌”為名，中國對美元名義匯率一次性貶值57%。國內以人民幣計價的各種能源、資源、環境、勞動力等各種要素在國際市場上自動降價，也就相當于在資本全球化流動的條件下制造了一個巨大的要素低谷，使原本因1989年政治風波而受到西方制裁、在國際市場上尚不具備所謂競爭優勢的中國企業，陡然間多出了巨大的成本優勢，短短幾年時間，中國的外貿格局就發生了重大變化。然而，這種競爭優勢是以大量使用廉價農民工拒不支付社保為代價的，優質勞動力長期流出使“三農”的處境進一步惡化。1994年與“外匯并軌”同時推出的還有“分稅制改革”，地方稅收占比下降代價也是向鄉村轉嫁。原來中央財政占比只有27%，地方財政占比73%。分稅制改革之后，中央財政和地方財政平分，地方政府減少了23%的收入，只能從農村提取。于是，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之后，農村中的稅費負擔空前加重。導致農村社會不穩，開始發生群體性事件。
雖然1988年國家就制定了“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經濟政策，但是1998年以前，我國處于產業結構調整促進產業資本擴張階段，經濟對外依存度還不高，對外開放主要服務于國內產業資本擴張需求，國內外兩種資源、兩個市場之間的替代性非常強，或者“大進小出”，或者“大出小進”。而1998年以后，中國的進口和出口的增減則幾乎完全同步。尤其自2002年外資增加使中國經濟走出上一輪低迷之后，到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中國轉向兩頭在外加工貿易為主，越來越呈現“大進大出”的“雙高”態勢。這種以外向型為主經濟局面的產生與90年代以來全球產業轉移的大背景密切相關。這一輪產業轉移，仍然是發達國家研發部門留在本國、生產部門靠近市場的戰略調整，與后發國家以市場換資本、換技術來加速本國工業化進程的雙向選擇過程。本質是2002年以來伴隨全球新一輪泡沫化加速、實體經濟部門因要素成本攀升而謀求產業價值鏈的全球重新布局的結果。期間，我國沿海“外向型”經濟內涵遂逐漸發生轉變:由傳統加工制造業產品為主、利潤主要是在地化產業內部分配的一般貿易，轉向了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領域的原材料和市場“兩頭在外”的加工貿易。于是，“微笑曲線”壓抑國內企業利潤和勞工收入的機制性作用在國內逐漸普遍化[ii]，即人們說的“血汗工廠”林立。
加之，從1998年起，城市工商資本出現過剩，要求進入農業，政府適時配套政策叫做“農業產業化”，產業化的內涵是資本下鄉。資本下鄉的結果很快就造成農業過剩和大面積農業面源污染，而地方政府卻要調結構、強迫農民交出土地向農業產業化進軍，結果是產業化企業與農民都虧損嚴重。成千上萬農村人因此背井離鄉，留下老弱婦孺被地痞村霸欺侮，鄉村的社會穩定受到嚴重破壞。
從1989年“三農”處境開始惡化，到1994年“三農”問題初露端倪，再到90年代末00年代初，“三農”問題變得嚴重，到處發生農村群體性治安事件，規模之大烈度之強，前所未有。從這個過程可以看出，“三農”問題的演進跟我國改革以來對外開放政策的演變過程高度相關，“三農”衰敗是宏觀問題派生的。
3、2003年到2012年
鑒于“三農”問題的嚴重性，黨中央在2002年先提出“三農”問題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開始調整政策，2003年延伸為全國的重中之重；并于2005年提出新農村建設，國家投入向三農傾斜。但是，從2003年到2012年主要是中央在向“三農”投資，地方上的重中之重還是工業化、城市化。
據測算，2003年到2012年，中央財政“三農”投入累計超過6萬億元。因大量資源向農村回流，使得農民與基層政府的矛盾沖突趨于緩和。也因此，2008年以后，我國經濟在遭遇華爾街金融海嘯之際仍能從容應對。這次中國危機應對中的一個顯著不同在于措施的“超前性”——溫家寶總理于2004年夏季在提醒各地各部門防止經濟過熱、占用耕地過多的同時，就明確提出了宏觀調控的意見。2003-05年中央政府為了縮小“三大差別”開始增加投資于“中部崛起”和“新農村建設”。亦即，在2008年遭遇西方金融危機造成外需下降的時候，中國早在3年前就已經成規模地加大包括新農村建設在內的國債投資了。但是，依靠投資拉動也有弊端，這是用長期過剩掩蓋短期過剩，“三農”問題雖有緩解但不是治本之策。
4、2013年到2018年
2013年新一屆政府提出“新常態”，主動進行工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2014年提出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2015年配合國家戰略調整提出生態文明綜合改革，并且通過精準扶貧執行貧富差別再平衡戰略，承諾2020年消除貧困；2016年提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新型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雙輪驅動、互促共進；到2017年十九大終于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年底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明確講五級黨委書記抓鄉村振興。
這些方向性調整根本改善了“三農”處境。同時，在全球危機挑戰下，中國遭遇第二輪生產過剩暴露出三大資本都過剩的困局，也借此，農業與農村經濟才能掙脫此前半個世紀僅被作為產業資本階段的一種經濟產業的舊體制約束，可能得益于中產階級“市民下鄉”帶動的城鄉融合。“三農”發展客觀上已經成為國家生態文明戰略的主要載體。
回顧改革開放40年“三農”問題的演進，國家從1978年到1998年，20年里逐漸轉向城市、轉向全球化，造成“三農”問題越來越嚴重，群體事件大量增加。21世紀初從江澤民開始調整，胡錦濤2002年接任后提出把“三農”工作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但是“條塊分割、尾大不掉”的局面已經形成，大多數地方和部門一時調整不過來。例如，中央針對2003年農業、農村形勢嚴峻在2004年實施的宏觀調控政策，省、市、縣、鄉四級地方干部大部分不認同。2005年接著提出新農村建設，只能由中央直接投資三農，到2012年累計有6萬億，但是不能解決部門和地方利益結構矛盾的問題。“三農”問題仍未能根本好轉。直至2012年黨中央換屆，2013年后，全球遭遇資本過剩，而且中國的三大資本數量上也已經世界第一的時候，面對過去的發展方式所造成的各種各樣的嚴重弊端，我們已經不能再因循舊軌。中央遂加大反腐力度，提出“四個意識”，強化中央權威，經過5年努力，到2017年十九大，黨中央明確宣布中國必須以生態文明作為方向來推進鄉村振興，農業農村優先發展，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三農”處境終于開始有了根本好轉的條件。
二、“西式現代化”與“去西式現代化”的百年張力
作為新時代“三農”工作總抓手的鄉村振興戰略，雖然是在改革開放40年“三農”問題演進歷程中逐漸形成的，但是這一戰略的歷史轉折意義只在改革開放的脈絡中無法完全理解，還必須從“西式現代化”與“去西式現代化”的百年張力及其轉化中去尋找。
工業化、城市化是西式現代化的主要內容，是西方文明內生的一種東西。中國在1840年鴉片戰爭后被迫走上西式現代化道路，因為沒有軍事工業，沒有槍炮、原子彈、航母，我們就要挨打。但中國文明本質上是具有生態文明內涵的農耕文明，由我國氣候和地理所決定的生存文化內在的差異性、多樣性, 在經濟、政治、文化乃至于精神信仰方方面面都有表現，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擁有多樣性的生存方式, 包括社會方式、經濟方式、文化方式，天然的具有生態文明的內涵，如果按照中國文明自身的歷史變遷軌跡，不會有那么激進的工業化、城市化。
1840年以來，中國的經濟發展可以概括為四次工業化：滿清的“洋務運動”及隨后的民族工商業發展；民國的20—30年代的“黃金經建十年”和抗日戰爭之后形成的“官僚、買辦資本主義”；新中國建立后中央政府主導的國家工業化；其后是改革開放時期地方政府主導的地方工業化。我們中國這樣一個資源稟賦極差的后發工業化人口大國，在險惡的周邊地緣政治環境壓迫下，主要通過政府對本民族進行剝奪的內向型積累方式追求工業化，加上如費孝通先生所言，中華民族的文化性格是苦自己不害別人[iii]（西方工業化是為了對外殖民，掠奪的物資反過來促進自我工業化，所謂以戰養戰；中國工業化是為了自我保護，只能從“三農”提取剩余，本身就是一個痛苦的自我斗爭過程），就形成了嚴重的農村問題。所以梁漱溟先生說，“在近百年中，帝國主義的侵略，固然直接間接都在破壞鄉村，即中國人所作所為，一切維新革命民族自救，亦無非是破壞鄉村。”甚至“自毀甚于他毀”[iv]。故此，鴉片戰爭以來，我國發展一直存在著“西式現代化”與“去西式現代化”或者“工業文明”與“生態文明”的百年張力和矛盾——中華民族骨子里是想追求生態文明的，但是現實的壓力迫使我們不得不工業化。一旦外部壓力減弱，條件成熟，我們就要重新回到以鄉村為根本的生態文明道路上。
現在來看，這個中國生態文明對西方工業文明的矛盾斗爭過程，借用毛澤東《論持久戰》中戰略退卻、戰略相持、戰略反攻的階段劃分，可以分為三個階段：1840年到1949年前兩次工業化時期的戰略退卻；1949年到2017年后兩次工業化時期的戰略相持；2017年以后建設生態文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時期的戰略反攻，可能要到2050年完成。十九大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標志著中國生態文明對西方工業文明戰略反攻的開始——中國逐漸改出過去迫于西方壓力不得不采取的工業城市優先發展的工業文明發展模式，走上符合中國文明特性的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的生態文明發展模式，并慢慢影響西方。2050年開始全世界共同走生態文明道路，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
1、1840年到1949年的戰略退卻
鴉片戰爭爆發后，在被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和周邊地緣政治環境長期高度緊張的條件下，清朝末年籍湘、淮兩軍崛起而坐大之地方勢力搞了第一次工業化——“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洋務運動。但隨著甲午戰爭中北洋艦隊的沉沒和辛亥革命的發生，滿清政府主導的第一次工業化運動隨著自身的覆滅失敗了。滿清在安定了兩百多年、政府已經不能更腐敗的條件下采用加稅剝奪的傳統手段，于是自亡于過量提取農業剩余引發的社會沖突。
20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是民國的黃金增長期，體現的也是中國人百年工業化大目標，也要面對內對外兩大矛盾。對內是因為地主從原來的村內地主變成在外的工商業地主，于是地主把原來的下打租改成上打租，而且把實物租改成現金租，立刻帶動金融資本進入農業。導致過去非貨幣化、非資本化的小農被現代經濟擊垮，于是乎出現了小農破產、鄉村衰敗。這是對內造成的代價。對外，1929-33年西方大危機爆發的時候中國是白銀幣制，海外白銀價格抬升造成中國白銀外流，通貨緊縮，嚴重打擊了正在高增長的民國經濟。國民黨政府被迫放棄白銀改為紙幣，現代貨幣體制建立。但是日本侵華隨之而來，1935年廢棄白銀改行紙幣的時候，日本占領東北，東亞轉向戰時經濟，改用紙幣第一年（1936年）還沒有改變通貨緊縮，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政府必須用有限的貴金屬跟美國交換軍火，這種情況下通貨緊縮快速轉化成通貨膨脹。民國從1937年起遭遇通脹，一直持續到1948年。1948年通脹惡化無法維持，于是借來美金追求進一步的現代幣制——金圓券制度，仍然無法維持。一年后，民國政府轟然倒塌。第二次工業化失敗。民國政府垮臺的原因是什么？本質上是因追求西式現代化而形成的巨大成本無處轉嫁。
清末和民國兩次工業化是戰略退卻階段。晚清以降列強入侵，五年必犯邊，十年必大戰。清民兩朝不論革命與否、國體如何，均不得不割地賠款，開門揖盜。面對西方壓力不得不推進工業化，但是因為晚清、北洋軍閥、國民黨官僚脫離群眾、高高在上，霸占著土地等社會資源，社會上下不能團結，軍閥混戰、民亂蜂起，自身工業化成本沒有辦法向農村轉嫁則工業化不能完成，于是也無力抵御列強以侵略的方式向中國轉嫁成本。
2、1949年到2017年的戰略相持
國共斗爭中共產黨是怎么勝利的呢？依靠農民土地革命人均平分土地這種“去現代化”的均田免賦的傳統方式。就是說，1949年土地改革使88%的農民人口跟城市現代化沒有關系了，共產黨接手政府只需解決不到12%的城里人的吃飯問題。同時，因為共產黨給農民分地，農民不僅推著小車支援解放軍打仗，而且折實征收的農產品實物就是建立國家財政金融的物資基礎。客觀地說，1949年我們靠傳統小農經濟緩解了民國的現代化通脹危機。
而后，新中國利用長期戰爭對執政黨和人民的教訓以及戰爭中形成的軍事化集權體制，建立了必不可少的國家工業化動員機制和組織，用30年時間初步完成了社會主義政治制度下的國家資本原始積累，形成了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第三次工業化之所以能獲得成功，主要是因為毛澤東的群眾路線，干部不再脫離群眾高高在上，工業化的成本干群一起承擔，國家應對西方挑戰的苦難干群一起承受。形成了干部不忘初心、群眾上下一心、艱苦奮斗建設國家的局面。
然而，是工業化就會有成本，我國前30年工業化還以“資本增密排斥勞動”的重工業為主，沒有增加多少城市就業，所以沒有產生相應的城市化，反倒形成了“城鄉二元結構”，一旦成本累積形成危機，就要“上山下鄉”，把城市失業人口轉移到農村去。同時，人民公社時期的集體化是為了方便城市工業從農村農業提取剩余，到了“文革”晚期外債和赤字問題惡化，農民的積極性不那么高了，于是危機爆發在城市。
改革開放搞的包產到戶，形式上跟建國初土地改革一樣，是又一次按人口平均分地。只不過上一次叫土地改革，這一次叫家庭承包，家庭承包經營制度的實質是“均分制+定額租”。1950年農民占總人口88%，1980年農民占85%。包產到戶讓農民回家種地，政府只需集中解決15%的城市人口的矛盾。所以，如果看建國初期和改革初期的歷史經驗，其實有很大可比性，也是靠傳統小農經濟緩解現代化危機。
1980年代改革以后，我國工業化發生了從一個中央政府演變為約7萬個地方政府都進行地方工業化資本積累的戲劇性變化，伴隨著國家資本再分配與民間資本再積累，形成30年的高增長。但是，工業化、城市化伴生嚴重“三農”問題和環境污染，中央逐漸強調可持續發展，但這與地方正在進行的資本原始積累之間出現難以協調的矛盾，于是有“政令不出中南海”之說。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導致外需大幅度下降，企業大量倒閉，工人大規模失業。我國又遭遇了一次類似建國初和改革初的城市危機。
這次危機我們怎么解決的？中國以前出口退稅13%，意味著中國政府拿財政補貼給海外消費者13%。現在中央把13%的出口退稅轉而補貼農民，只要是農村戶口就享受13%的價格折扣。于是農民積極購買，結果是農村百戶彩電擁有率達到104臺。依靠農民的龐大購買力化解了出口不暢的危機。還是依靠向不那么現代化的農村轉嫁城市現代化的危機。
經過研究，從1949年到2009年，我國已經發生過八次經濟危機[v]：1958—1960年蘇聯援華投資中斷之后發生的危機；1968—1970年“三線建設”中的國家戰略調整與經濟危機；1974—1976年最后一次“上山下鄉”所體現的危機；1979—1980年改革以來的第一次經濟危機；1989—1990年改革以來的第二次經濟危機；1993—1994年改革以來第三次經濟危機及外向型轉化；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所引發的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所導致的危機。中國是如何從眾多危機中幸免于難、實現危機軟著陸的呢？歷史經驗表明，只要能夠向“三農”直接轉嫁代價，城市資本危機就會“軟著陸”；反之，凡是不能向“三農”直接轉嫁的危機，就在城市“硬著陸”，也就導致了國家的財稅制度乃至經濟體制的重大變革。中國多次“轉危為機”，在于可以依托其城鄉二元結構的基本體制矛盾來向農村分散轉移各種經濟和社會成本。本質上是農耕文明承擔了工業文明的代價。
總之，去意識形態化地看近代史，我國清末以來先后有四次政府主導的工業化，前兩次是“洋務運動”和民國政府20世紀20—40年代的工業化，都曾經由于官僚資本提取過量小農剩余導致社會矛盾激化乃至爆發革命。后兩次是：50—70年代的中央政府以社會主義國家和全民所有制為名的國家工業化，相對成功地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央追求高增長目標下，地方政府主導的“地方工業化”，既促進了經濟增長，提升了綜合國力，又造成嚴重的資源環境問題。
在鴉片戰爭以來的170多年里尤其新中國成立以來60多年里，我們取得了很大成就，就是軍事國防力量已經足夠強大；同時也積累了很大問題，就是三農衰敗和環境污染。繼續靠工業化城市化拉動增長，結果只能是不斷惡化污染。如果不能實現農業農村優先的生態文明，我們這一代人還能活下去，但我們的子孫后代呢？之前100多年中國人在追求經濟增長中產生并且延續下來的問題，命中注定要由21世紀新一代中國人在在資源環境更加惡化的國內解決。所以，我們必須轉向生態文明，也可以轉向生態文明了。
在中國生態文明對西方工業文明的戰略退卻階段，是國家以及農村的被侵略、被踐踏，社會動蕩、民不聊生。歷史邏輯是工業文明的西方向我國轉嫁成本，我國工業城市向鄉村轉嫁成本；在中國生態文明對西方工業文明的戰略相持階段，是國家被打壓——雖然承接了西方的成本轉嫁，畢竟保持了總體上的獨立自主，以及城鄉二元體制的形成和維持——農村雖然承接了工業化城市化的成本轉嫁造成“三農”問題，但畢竟保持了總體穩定。歷史邏輯還是工業文明的西方向我國轉嫁成本，我國工業城市向鄉村轉嫁成本。
但，在中國生態文明對西方工業文明的戰略反攻階段，會反轉之前100多年的歷史邏輯：不再是工業文明的西方向我國轉嫁成本，我國工業城市向鄉村轉嫁成本，而是我們的鄉村振興助力民族復興，中華民族復興促使西方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型。
據此看，鄉村振興戰略的深遠歷史轉折意義就在這百年歷史邏輯的反轉里面。
三、在新時代重新思考我們到底要什么
今天，我們不能再像過去100多年那樣維持融入西方現代化的夢想，所以中央提出生態文明戰略和鄉村振興戰略。“生態文明+鄉村振興”是中國在21世紀的重大戰略調整，東亞模式與西方模式從古至今都有很大的不同，不能一味模仿西方，這就是新時代。我們的身體已經進入了新時代，我們的頭腦也必須跟上時代的步伐。
過去我們處在中國生態文明對西方工業文明的戰略退卻、相持階段，有一些對于西式現代化的錯誤認識可以理解，例如，新文化運動時期的打倒孔家店、要科學要民主，文化大革命時期的評法批儒，改革開放時期的私有化、市場化、全球化、普世價值等。現在，已經進入戰略反攻階段，進入了新時代，以前那些錯誤認識就不應該再有了。
所以，有必要反省20世紀中國追求西式現代化的思想歷程。
中國作為世界上惟一保有五千年文化傳統的國家，自己應該明白到底要什么。然而，過去100年在西方列強的壓迫下，我們有些迷失方向了。中國追求以工業化為主要內容的現代化過程一直伴隨著痛苦的自我文化批判、自我思想革命，并且把對自身傳統的反思導向了對西方的肯定。
新文化運動提出“打倒孔家店”，那是積弱不振的中國被西方人的堅船利炮打開國門的危機之下，知識分子發出的吶喊。認為儒家文化制約發展，必須與儒學徹底決裂，追求西方的科學、民主，胡適甚至提出“全盤西化”的口號。今天再看這個提法是幼稚的，因為，一方面，孔子的主張在他身后兩千多年里一直是未完成的狀態，歷代統治者只是打著孔子的旗號愚弄百姓，就像魯哀公當年對待孔子的方式，“生不能用，死而誄之”，某種意義上說，我們的革命和改革恰是真正推行孔子的主張——給失去“仁”的形式化的禮樂重新注入道德含義；另一方面，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我們并不真正了解西方，我們的“全盤西化”其實只能是“邯鄲學步”。
無獨有偶，后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則在國家初步工業化進展困難、資本原始積累造成社會矛盾尖銳復雜的時候，一方面提出了“批林批孔”、“評法批儒”；另一方面又強調學習馬列主義原著。似乎貫徹了不破不立的辯證思想：在打倒延續傳統的灌溉農業基礎上以群體為基因的儒家思想體系的基礎上，全面繼承了產生于西方工業化進程的馬克思主義。盡管對于文化大革命后期的“批孔”運動人們有更多的解釋，但從客觀效果上看，這兩次比較徹底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目標趨同的思想文化領域的大革命，都為中國全面認同西方符號體系，或者服從西方的話語霸權奠定了基礎[vi]。所以，改革開放后中國的知識分子很快倒向了美國代表的新自由主義、普世價值等意識形態。
百年近代史上最大的荒唐，在于中國主流輿論先后賦予來自西方的兩派不同的理論體系以絕對正確的地位，連同其派生的相關話語體系，都成為內在具有政治正確的、不容置疑的意識形態[vii]。長時間里，中國人不僅失去了質疑西方中心主義給定的所謂人文社會科學理論體系的能力，而且任何斗膽挑戰者都遭遇衛道士們制定的評價指標體系限制而不得不蛻化為“犬儒”。
當然，這并不是說我們過去不帶任何批評地全部繼承了西方思想和規則。但客觀上看，我們過去確實沒有機會、沒有條件認真思考我們到底要什么。
20世紀的遺產里面有兩個部分，一部分是西方強加給我們的殖民化的產物，例如工業化、城市化、私有化、市場化、全球化、普世價值等，另一部分是從我國五千年傳統里面傳承下來的以被壓抑的方式存在著的由內而外的自主創新的產物，例如農耕文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平均分配使用權、集體英雄主義、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等。在中國生態文明對西方工業文明的反攻階段，我們必須好好清理20世紀的思想遺產，改變過去跟著西方亦步亦趨的狀態，建立思想理論上的自主性。
自主性的獲得不只是靠經濟發展，主要是靠在思想理論上弄清楚，中華民族從哪里來，現在在哪里，要到哪里去，在這個基礎上明確我們到底要什么。
中國一個多世紀以來受西學影響逐漸形成的思想理論體系，一直就有一個源于西方的科學及其背后的科學哲學，如何與中國的實際和中國的傳統理論相結合的問題。我和我的團隊研究三農問題、從事鄉村建設多年，有一些理論創新供思想學術界的朋友參考。歸納起來有以下五點[viii]。
一是人類文明差異派生論：氣候周期性變化與隨之而來的資源環境條件改變對人類文明差異及演化客觀上起決定作用。據此，人類文明在各個大陸演化的客觀進程，至少在殖民化濫觴全球之前應是多元化的，不是遵循在產業資本時代西方經典理論家提出的生產方式升級理論而展開的，那只不過是西方工業文明的全球同質化擴張。這個理論有助于我們構建不同于主流的生態化歷史觀。
二是制度派生及其路徑依賴理論：不同地理條件下的資源稟賦和要素條件，決定了近代全球化之前人類文明及制度的內生性與多元性，也決定了近代史上不同工業化的原始積累（東西方差異）途徑，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制度安排和體系結構，并構成其后制度變遷的路徑依賴。這也成為我們開展國別比較和區域比較研究的重要理論工具。
三是成本遞次轉嫁論：自近代以來，在全球化所形成的世界體系中，核心國家和居于主導地位的群體不斷通過向外轉嫁制度成本而獲取收益，得以完成資本原始積累、實現產業資本擴張和向金融資本躍升，廣大發展中國家以及底層民眾則因不斷被迫承受成本轉嫁而深陷“低水平陷阱”難以自拔。當代全球化本質上是一個因不同利益取向而相互競爭的金融資本為主導、遞次向外轉嫁成本以維持金融資本寄生性生存的體系。在人類無節制的貪欲面前，最終承擔代價轉嫁的是“談判缺位”的生態環境，致有人類社會迫在眉睫的不可持續之憂。
四是發展中國家外部性理論：二戰后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都是通過與宗主國談判形成主權，這可以看作一個“交易”。任何類型的交易都有信息不對稱帶來的風險，因轉嫁交易范圍之外的經濟和社會承載而為外部性問題，任何信息單方壟斷都在占有收益的同時對交易另一方做成本轉嫁，由此發展中國家談判形成主權必有負外部性，導致難以擺脫“依附”地位。但，越是一次性博弈則風險爆發造成談判雙方雙輸的可能性越大，發達國家在巧取豪奪巨大收益的同時，其風險也在同步深化和加劇。
五是鄉土社會應對外部性的內部化理論：中國作為原住民人口大國中唯一完成工業化的國家，其比較經驗恰恰在于有著幾千年“內部化處理負外部性”的村社基礎；其中的村社理性和政府理性構成中國的兩大比較制度優勢。但政府同樣是人類制造出來但反過來統治人類自身的成本高昂的異化物！遂有過去政府與資本相結合激進推進現代化之后嚴重的經濟、社會、文化、環境等負外向性問題，成為中國通往可持續的嚴重障礙；才有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以期通過鄉村振興使“三農”仍然作為中國危機“軟著陸”的載體。
今年是改革開放40周年。“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是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的我黨的思想路線。在生態文明新時代，我們需要進一步解放思想，從過去100多年西式現代化的發展主義幻象中解放出來。以上我們構建的這個理論框架，就是對西式現代化的解構。
（作者簡介：溫鐵軍（1951-），男，北京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國務院特殊津貼專家，從事可持續發展比較研究；邱建生，通訊作者（1972-），男，福建人，講師，從事鄉村建設與平民教育研究；車海生（1984-），男，河北人，從事鄉村治理研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愛思想 2018-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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