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興參加今天的活動。對農村改革開放四十年進行紀念和回顧，很有意義。剛才辛賢老師講得很好，視野很寬闊，很有深度。郭沛老師講了經管學院十幾年的發展變化，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和成績。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的國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的學院也有了很大的發展；過去的四十年，對于我和何秀榮老師這個年紀的人，更有著特殊的意義，因為我們是這四十年的親歷者，有著非常深刻的親身體驗。我很高興有機會對過去的四十年農村改革做些回顧，談點感受和感悟。
40年來的發展變化，是巨大的，天翻地覆，舉世公認。這些發展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改革。改革就是制度的變化。制度的變化，包括了很多方面。其中最主要的，我想概括為四個方面。也可能更多，但是我個人覺得這四個方面是最重要的：首先是土地制度，是農民和土地的關系；第二是市場制度，是農民和市場的關系；第三就是稅收和補貼，是農民和收入的關系；最后是就業制度，是農民與就業的關系。
首先，是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是最主要的一個制度。40年前的農村改革，就是以小崗村大包干為標志開始的。這個大包干的方式，其實很早就有過。50年代，60年代，各個地方都先后試行過，但星星之火沒有燎原，由于各種原因被壓制下去的。大包干的含義，具體內容是三句話，“交夠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官方的稱謂先后有多次變化，開始時叫“家庭承包經營為主的生產責任制和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后來叫“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制度”，現在進一步簡化為“基本經營制度”。
土地制度的改革，是最重要的一個基礎。這個土地制度改革的意義何在？很多人在講到當年小崗村改革時，關注的焦點是土地的分與合。我總覺得這沒有說到根本上。小崗村的改革，我認為，本質上是建立利益機制。改革前，實行集體勞動，工分制，干多干少，干好干壞，沒有多少差別，是吃大鍋飯。每個人勞動付出程度和勞動的效率，與實際獲得的報酬，是不掛鉤的，沒有直接聯系。實行大包干后的三句話，實際上是實現了按勞分配，干得多少好壞，直接有重大收益差別。
讓個人的收益直接與勞動效果掛鉤，非常重要。這是市場配置資源的關鍵基礎。十九大報告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如果沒有利益機制，市場的作用就無法實現。市場機制的作用，就是價格的作用。如果生產的收益不直接歸具體的生產者，那么，無論價格怎么變化，都與生產者的收入沒有關系，價格也就不能發揮出調節生產的作用。大包干的作用，最主要的就是這件事。至于是分了還是合了，只是形式變化，不是最本質的東西。聽說小崗村的土地，現在又合起來了，其實，合了之后，改變的只是要素組合方式，而利益機制并沒有發生變化。很多人只看到分和合，而沒有看到背后的利益機制。當初的分，是在當時的生產技術條件下，勞動的監督不容易，所以要分成一家一戶的去作業。現在生產技術發展了，尤其是在平原地區，機械化程度大幅度提高，把土地流轉集中起來耕作，就成為可能，并且生產效率更高。土地合起來之后，經濟利益關系仍然是很清楚的，并不是對大鍋飯體制的回歸。
土地權屬關系的表達，也有一個變化。開始是分為集體所有權和農戶的承包經營權。現在實行“三權分置”，也就是把最初的承包經營權，拆分為承包權和經營權。
實行土地的集體所有權，我覺得有兩個重大原因。一是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要求，二是實行農業土地利用方向管控和資源保護的要求。在國外市場經濟國家，土地通常是私有的，但是用途并不能隨便改變，國家要進行管控。在我國農村，由于法治觀念仍然比較薄弱，如果是私有制，用途管控會很困難，實行集體所有制，會有助于土地用途的管制。
承包經營權現在為什么分開了？在別的國家，土地通常只有一種屬性——土地就是來種莊稼的。美國、日本和歐洲都是這樣的。但是中國不太一樣，在這個用途之外，還有一個功能，這就是社會保障功能。因為，我國的農民還沒有納入到整個社會保障體系中。尤其是40年前，30年前，農民沒有養老保障，沒有失業保障。現在，有2.8億農民工到城里來就業，城里失業了，待不下去怎么辦？那就要回去的，回到農村，靠著所承包的土地，可以維系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不至于造成貧民窟現象。我國沒有出現貧民窟，與這種土地制度安排，有很大的關系。
土地的這兩種屬性，原來都捆綁在一塊，體現在承包經營權中。但是，隨著現代農業發展的要求，就出現了矛盾。發展現代農業，尤其是平原地區，對土地流轉、擴大規模的要求，很突出。但是，進城務工的農民，出于托底保障的需要，不愿意把承包經營權整個轉讓出去。現在，把承包經營權，拆分為承包權和經營權，就是分別對應著兩種職能。承包權屬于村集體中的農民成員，承擔著社會保障功能。承包權不準轉讓，不準抵押。農民在保留承包權的前提下，可以把經營權流轉出去。經營權，就是土地的耕種權。經營權在流轉了之后，具有承包權的農民，是可以重新索要回來的。實際上，這種情況發生的概率很小，但是，進城務工的農民，會有一種心理上的保障感。土地的承包期，也不斷延長。第一輪土地承包，從1983年前后開始，到1997年止，承包期為15年。第二輪土地承包，從1997年開始，土地承包期再延長30年不變。2017年十九大報告提出，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30年。我覺得，這是很正確和很有智慧的。其實，說永久不變，老百姓的心里是沒有數的，有不確定感。沒有任何事情，可以永久不變。有明確的期限，反而更容易讓農民具有穩定感。
就我個人的研究來說，早期階段，只是很關注，但是沒有深入研究。只是在2006年初，參加******主持的專家座談會時，提出過盡早謀劃土地承包期的延長和給農民頒發權威的土地證建議。在土地確權頒證方面，我們的中國農村政策研究中心（國家農業農村發展研究院）受中農辦委托，進行過試點調研，做出了重要貢獻。
第二，是市場制度改革，是放開市場。在以前的計劃經濟條件下，政府對農產品市場實行全面管控，實行的制度叫“統購統銷”。生產出來的農產品，只能賣給國家，叫統一收購；消費者能夠購買什么，購買多少，也是由國家統一規定，實行糧票等票證制度，國家進行統一銷售（配給）。實行這種制度的基本原因，是短缺，是供不應求。開發市場的改革，是漸進性的，開始是禁止，后來是默許，最后正式放開。這個過程很復雜，也分品種，有先后次序：先是瓜果蔬菜，然后是畜禽產品和水產品，然后是糧食，最后是棉花。在農產品開放市場方面，1993年是個重要的時間節點。這一年，真正全面取消了糧票。由于時間關系，這個過程就不詳細講了。
農產品市場的開放，是在整個國家經濟體制變革的大背景下發生的。市場機制的地位，有一個長期的改革過程。1982年，黨的十二大提出了“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1984年，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的表述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提出提出：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同年，黨的十四大明確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2012年黨的十八大和2017年黨的十九大，進一步明確了市場和政府兩個作用的地位和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從1992年正式確立市場經濟體制，到2012年黨的十八大和2017年黨的十九大對市場和政府兩個作用的表述，牢固地確立了市場經濟在我國的地位。實行好市場經濟體制，包括文件、理念和實踐三個層面的問題。寫進文件，很不容易，尤其是改革開放初期，人們的觀念長期受計劃經濟熏陶，對市場機制充滿了不信任，能夠寫入文件，是經過了艱難的過程，極為不易。寫進文件之后，也并不意味著就真正進入了頭腦，成為堅定理念。而要真正落實到實踐中去，落實到各項具體的政策中去，更不容易。經常可以發現這樣的情況，寫的是市場經濟，講的是市場經濟，而制定出的具體政策和規定，卻并不符合市場經濟。根源，還是不相信市場機制在配置資源方面的有效作用。
為什么要相信市場？因為，市場機制的作用，就是反映消費者的需求，滿足消費者的需求。消費者的需求，是通過價格表現出來的。如果一種產品，消費者的需求很旺盛，甚至不可或缺，那么，其價格一定高企。如果一種產品，價格下降得很厲害，那么，其需求一定不強烈。前幾天我到海南，了解到一個情況：海南省種的橡膠，過去的幾年中，價格連續下降，現在已經降低到原來的25%左右。農民每畝地大概只能收入1千塊錢，除掉成本只有三五百塊錢。如此低的價格和收益，農民是不愿意種的。但是，農民還必須種，因為，上級部門說，橡膠是戰略物資，必須要保證。既然是重要戰略物資，那價格應該高漲才對啊。既然價格連續降低，那就說明并不怎么重要，或者有很多的替代資源。我問為什么叫戰略物資？難道橡膠比大豆和糧食還重要？缺了不行？沒有人說得清楚。我猜想，可能是習慣的作用。以前的某個階段，計劃經濟時期，橡膠被作為戰略物質，或者某個領導這樣說過，就這么一直延續下來。外部條件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有關部門人員的觀念還停留在以前。類似的情況，也表現在一些人對待糧食問題的態度上。
對于農業生產來說，市場配置資源的重大意義，更為突出。不同地區，農業生產的資源條件不同，比較優勢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那么，每種產品，都能夠在最適宜的地方，集中生產出來，就一定會形成產品的區域專業化生產。一方面，會形成大量的地理標志產品，另一方面，整個國家的資源配置達到最優，以有限的資源，最大限度地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例如，現在有很多地方，一個縣就一品，全縣90%以上土地就種一種產品或兩三種產品。例如，陜西洛川種的蘋果，陜西眉縣種的獼猴桃等。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在計劃經濟思維下，以糧為綱，就不可能實現這樣的區域優勢布局和優化的資源配置。現在很多地方形成的特色產品區域化現象，大的背景，也正是在這幾年不特別強調以糧為綱了，各個地方都以各自最有比較優勢的產品來進行配置資源，所形成的。因此，文件到位很重要；但如果理念不到位，光有文件，實踐也難到位。
這里還要提一下政府的作用。實際上，在上述的市場導向的改革過程中，如何發揮好政府的作用，也日益明確清晰。政府的作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特征。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就是讓政府去做那些靠市場解決不了，或者解決不好的問題。我后邊還要詳細說這一點。
第三，稅收與補貼政策。我國的農業稅政策，歷史久遠。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594年，春秋時期魯國實行的按畝征稅的田賦制度，叫初稅畝。它是承認土地私有合法化的開始。新中國成立后，1958年出臺的《農業稅條例》，規定平均稅率為常年產量的15.5%。改革開放以后，尤其是在90年代末期，農業稅費負擔日益沉重，農民反映強烈。問題的主要根源，不僅僅是農業稅本身的負擔，更重要的，是依附在農業稅上的“三提五統”，即鄉鎮和村級提取的各種費用負擔。這些負擔，不透明，很混亂，難以控制。這時候，就開始研究農業稅費改革問題，想搞出一個科學合理的農業稅收政策。最后，研究來研究去，發現就根本找不到這樣一種政策。任何一種農業稅政策，都是不合理的；最合理的政策，就是取消。這是提出取消農業稅的一個重要背景。不過，取消農業稅，涉及到向地方政府的轉移支付問題，因此，為了取消，需要先規范。最后，提出了農業稅費改革方案：正稅稅率為7%；農業稅附加稅為1.4%。這相當于地租。2000年試點，2003年全面實行。2004年開始降減，2006年全面取消。我國的農業稅制度，從初稅畝算起，在實行了2600年后，終于壽終正寢。
提出實行直接補貼的背景是加入WTO。當時，針對發達國家成員的補貼問題，上級領導交來任務，讓我來牽頭研究直接補貼問題。開始，我還有些不以為然，認為現在農業稅還那么多，還沒有取消，研究什么補貼？因為，補貼的作用恰好與稅收相反，而原理是一樣的：收農業稅，就是因為你是農民，從事農業，就要向國家交稅；而補貼，則是因為你是農民，從事農業，國家給你發錢。當然，我們還是做了認真的研究工作，并且提出了研究報告。在研究報告中，提出了建議：取消農業稅、農業特產稅、屠宰稅；取消教育費附加和“五統籌”；取消村提留；按照脫鉤補貼方式，對農民進行直接補貼等。研究報告得到了國務院領導的重要批示，明確要求研究適合國情的直接補貼做法，結合農村稅費改革、糧食購銷體制改革、以及各項扶持農業的政策措施一并考慮，并指示財政部牽頭做些醞釀。那時是2001年。從2002年開始，開始進行種糧農民直接補貼和農作物良種補貼的試點。2004年，全面實行糧食直補、良種補貼和農機具購置補貼政策。2006年，實行農資綜合補貼。補貼數額最大，遠超其他補貼。2015年，實行“三補合一”試點（把農作物良種補貼、種糧農民直接補貼和農資綜合補貼等三項補貼合并為一項）。2016年，全面實行“三補合一”。在“三補合一”試點時，我們的國家農業農村發展研究院受財政部委托，進行了很好的調研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
以上補貼，是直接補貼。此外，保護價政策，也是一種補貼，是通過扭曲市場實現的補貼。我國對小麥、稻谷，叫最低收購價格政策；對玉米、棉花、大豆等，叫臨時收儲政策。其實，基本原理都是一樣的，可以統稱為保護價政策，即：國家制定一個最低價格，當市場價格降低到這個價格時，國家按照這個價格，進行敞開收購。
我國的保護價政策，也是從2004年開始的。為什么是2004年？因為從1999年到2003年的5年期間，糧食連年減產。為了解決糧食減產問題，提高糧食生產水平，2004年把能用的手段全用上來了，包括減稅、補貼、最低收購價格。2004年，開始對小麥、稻谷實行最低收購價格制度；2007年，開始對東北玉米實行臨時收儲政策；2008年，開始對大豆、油菜籽實行臨時收儲政策；2011年，開始對棉花實行臨時收儲政策。
在開始階段，即2004-2007期間，小麥、稻谷最低收購價格保持不變，低于市場價格，因此，盡管有最低收購價格政策，但是并沒有啟動實際的收購。其后，2007-2014年間，保護價大幅提高。其中，每斤早秈稻從0.70元，提高到1.35元，漲幅93%；小麥從0.69元，提高到1.18元，漲幅71%；玉米從0.70元，提高到1.12元，漲幅60%。如此大幅度提價，使得保護價水平，不僅高于國內市場價格，也高于國際市場價格。結果，造成了一系列問題：國家庫存爆滿，財政補貼劇增，市場關系混亂：國內過剩時還大量進口，出現了銷地價格低于產地價格等各種價格倒掛關系。
針對這些問題，又進行了改革。2014年，取消了新疆棉花、東北大豆的臨時收儲政策，而代之以目標價格補貼政策。本來，當時有把目標價格政策也推廣到其他品種上的想法，但是，在試行棉花目標價格補貼時，盡管實現了價補分離、市場定價的積極效果，但也發現了諸多問題，包括操作困難、補貼額大增等問題。于是，就想別的辦法：2016年，取消了玉米臨時收儲政策，改為實行面積補貼。此后，又嘗試對稻谷和小麥的政策進行改革：保留最低收購價格制度，但降低價格水平。稻谷從2016年開始，每斤最低收購價格，早秈稻從1.33元降低到1.20元；中晚秈稻從1.38元降低到1.26元；粳稻從1.55元降低到1.30元。小麥從2018開始， 從1.18元，減到1.15元。
補貼，是個很復雜的問題。一方面，給農民補貼，肯定是好事，但是另一方面，如果補貼方式不當，就會變成政府花錢找麻煩。麻煩的根源，是不相信市場力量，干擾市場配置資源。國家可用于農業的財政支出，總是有限的，應該采用最有效的財政支農辦法，讓有限的財政資源發揮出最佳的作用。最好的補貼是不扭曲市場的補貼，最好的支持應當是科技創新、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等。
第四，是就業制度方面的改革。這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鄉鎮企業的發展。包括了鄉（鎮）辦企業、村辦企業、私人企業等，相當于農村的二、三產業。在嚴格的計劃經濟體制下，對于農民從事非農業活動，有著非常嚴格的限制。改革開放之后，極大地突破了這種限制。鄉鎮企業，如雨后春筍般的涌現。到1987年，鄉鎮企業的產值，就超過了農業總產值，為農村的就業和農民的收入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當時，叫做“離土不離鄉”。
第二個階段，是離土也離鄉，這就是農民工的發展。其定義是：戶籍仍在農村，進入城市務工和在當地或異地從事非農產業勞動6個月及以上的勞動者。其中，在鄉鎮地域內從業的，叫本地農民工，現在已經超過1.1億人；在戶籍所在鄉鎮地域外從業的，叫外出農民工，已經超過1.7億人。這在改革前乃至改革初期，是根本無法想象的。這是對農民的就業市場的開放和收入渠道的開放，是城鄉融合的肇始。
鄉鎮企業和農民工的發展，使得農民的收入大幅度持續增加。改革開放40年來，扣除通貨膨脹因素，農民人均收入水平平均年增長8%。這是史無前例的。現在農民家庭收入中，外出務工和農村非農產業收入，已經超過了一半還多。
農民工現在也還面臨著各種問題。對城鄉差別和工農差別感受最強烈的，可能就是農民工，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現在的差異主要是在就業、子女就學、社會保障等方面。這些差異，是改革開放之前一直存在的，改革開放以來，已經有了一些減弱減少。例如，農民在最低生活保障、醫療保障等方面，以前是沒有的，現在已經有了，但是水平仍然不高。未來的發展趨勢，一直是城鄉的融合發展，是這些差別的不斷縮小乃至消除。
回顧40年，我國農業農村的改革，當然不僅僅限于以上四個方面，但這四個方面，是最重要的方面。
最后，簡短歸納一下，講點感悟。40年改革開放，翻天覆地，成就輝煌，關鍵就在于發揮了兩個作用：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
市場的作用。40年改革的本質，就是不斷的摒棄計劃經濟（包括制度和觀念），不斷走向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本質，是賦予參加者有高度的自由選擇權利。包括產業選擇（種什么，養什么；怎么種，怎么養）、市場選擇（賣給誰，賣什么價）、消費選擇（買什么，買多少）、就業選擇（哪個行業、哪個地方）等等。自由選擇，能夠最大限度地激勵努力和創新；選擇的動力，是利益最大化。而生產者與消費者利益的最大化，就是國家和社會利益的最大化。
政府的作用。這也是絕不可少的，但是具體發揮哪些作用，卻是需要界定的。四十年改革的過程，也就是政府不斷放棄一些領域的作用，同時不斷強化另一些領域的作用的過程。其實，這也可以歸納為放、管、服。放，就是改革，就是放開市場，盡可能讓市場充分發揮作用。管，就是管市場做不了做不好的事，例如維護市場運行，遏制坑蒙拐騙，生態環境保護，食品質量安全……等等。服，就是提供各種公共服務，包括基礎設施，科技，規劃，信息，教育培訓……等等。
在過去四十年中，兩個作用的發揮，成就了輝煌的發展成就。展望未來，還要更加努力，在正確發揮好兩個作用方面，深化改革，促進更快更好發展。對于整個經濟社會發展如此，對于農業的發展更是如此。
十九大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大部署。展望未來，我們經管學院在農業農村經濟與政策研究方面，仍然任重道遠，使命光榮。希望各位老師同學，牢記使命，不斷努力。我們的經管學院一定會不斷發展，為學校的雙一流建設做出更大貢獻，為國家的農業農村現代化做出更大貢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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