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8年11月9日上午, 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主辦的“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系列智庫論壇”第七場學術會議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報告廳成功舉行。會議邀請的兩位主講嘉賓分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農村發展研究所原所長張曉山研究員和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農業農村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韓俊, 兩位評論嘉賓分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魏后凱研究員和中國農業大學何秀榮教授。會議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經濟學部副主任、經濟研究所原副所長朱玲研究員主持。為了全程記錄這次會議, 本刊特刊發論壇實況。
朱玲:大家好!我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朱玲。歡迎大家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系列智庫論壇”第七場學術會議。這一場的主題是“改革開放40年與農業農村經濟發展”。現在介紹第一位演講人, 他是張曉山。他主講的題目是“改革開放40年與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從‘大包干’到城鄉融合發展”。張曉山成為農經學界的學者之前, 已經在農村插隊十年, 他深知農民的疾苦, 后來到農發所擔任所長, 他對于從“大包干”到城鄉融合發展一定會有不同于旁人的體驗, 有請!
一、主題演講
張曉山:謝謝主持人的介紹, 各位嘉賓早上好!我發言的題目是“改革開放40年與農業農村經濟發展———從‘大包干’到城鄉融合發展”。前幾期參加過關于匯率、中國經濟發展方式以及財政的論壇。每一次都講, 這個題目非常重要, 也非常復雜。到現在的“三農”問題, 我同樣講是非常重要, 也非常復雜。40年40分鐘, 1分鐘講一年, 按照這個步驟來講, 講完之后再評論互動。
中國的改革從農村發端, 始于家庭承包經營制度創新。源自小崗村的“大包干”, 最終成為家庭承包經營的主要形式。此后, 我們由鄉鎮企業的崛起, 農民工大潮, 城市化、工業化進程的加速, 到“三農”工作成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回顧40年來城鄉關系和工農關系演進歷史, 可以看到比較清晰的政策發展軌跡。隨著“十九大”提出的促進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建立和完善, 城鄉關系和工農關系所蘊含的國民收入分配格局, 將進一步向農業農村調整, 全國范圍內的資源配置格局及基本公共服務的供給, 將進一步向農業農村傾斜, 城鄉要素要呈現一個雙向流動、有機結合的良性互動格局。
(一) “大包干”是農業基本經營制度和激勵機制的根本性變革
第一, 改革是逼出來的。也就是說, 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什么發源于農村?農村基層的制度創新來源于什么呢?老百姓餓怕了、窮怕了, 想吃飽肚子, 過好日子, 來自這樣很樸素的想法。改革是老百姓豁出來的做法, 是被逼出來的。所以, 基層的制度創新來自人民群眾的根本需求。我們知道“大包干”起源于安徽鳳陽小崗。鳳陽是什么地方?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出生的地方, 但后來鳳陽的人們出去要飯, 離鄉背井。窮怕了、餓怕了, 想吃飽肚子, 改革是豁出來的, 是有風險的。就如有的領導講的, “改的好是先鋒, 改不好就成了先烈了”。當時的“大包干”, 18戶農民摁手印, 是有風險的。
第二, “大包干”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向幾十年實施的計劃經濟發出的第一聲炮響。承包經營有多種形式, 最后成功的, 被人民群眾接受的形式是“大包干”, 這有它內在的經濟規律。老百姓概括“大包干”是“交了國家的, 留了集體的, 剩下的全是自己的”。這種制度的實質就是把農民群眾的積極性和農民成果的剩余索取權掛鉤, 農民直接享有在必要扣除之后的全部剩余索取權。所以, 農民講, “大包干, 大包干, 直來直去不拐彎”。“大包干”以它獨特的優越性受到農民的擁護, 最終成為家庭承包經營的主要形式。
在當年討論問題時, 有一種觀點認為, 承包經營就是經營管理方式的變革, 人民公社體制不變, 只要采用這種經營方式, 一樣能獲得成功, 不用非要搞家庭經營。實際上, 以“大包干”為主要形式的家庭承包經營絕不是單純經營管理方式的變革, 而是中國農業基本經營制度和激勵機制的根本性變革, 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向過去幾十年的計劃經濟發出的第一聲炮響。
第三, 農民群眾的制度創新, 只有在改革開放的大環境下才能開花結果。家庭承包經營實際上不是改革開放后出現的新生事物。1956年, 當時在浙江就搞過包產到戶, 但后來受到批判了。三年自然災害之后, 出現過“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場、自負盈虧, “包”就是包產到戶, 但后來也受到批判了。始于20世紀50年代的包產到戶, 20多年“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 但始終名不正、言不順, 成不了氣候, 這是長期以來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和意識形態的束縛所造成的。
改革開放之后家庭承包經營之所以能從星星之火, 成為燎原之勢, 得益于1978年5月開始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 這場討論沖破了“兩個凡是”的嚴重思想束縛, 推動了全國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解放運動。十一屆三中全會講, “一個黨, 一個國家, 一個民族, 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 思想僵化, 迷信盛行, 那它就不能前進, 它的生機就停止了, 就要亡黨亡國”。正是在思想解放的大環境下, 家庭承包經營這樣發自于基層的制度創新, 才有可能在實踐中不斷深化、發展和壯大。
第四, 不斷深化的改革實踐催生出變通的政策舉措。我們說“大包干”這種制度創新是要冒風險的。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和意識形態的束縛下, 基層農民的創新, 如何突破舊體制的藩籬?中國采用的是漸進式的經濟改革, 當初是在沒有一個總體藍圖的情況下起步, 以解決當時存在的緊迫問題為出發點, 以追求直接的效果為目標, 逐步推廣開來的。“大包干”這個重大改革舉措, 不像現在, 當初并沒有頂層設計, 完全是基層的創新, 而這種創新也是在農村發展實踐中, 經歷過一個被政策文件先是否定, 后是政策逐步松動、放寬, 最后得到中央文件的認可和充分肯定的過程: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規定, 不許分田單干, 不許包產到戶, “兩個不許”;1979年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提出, 不許分田單干, 除了一些特殊情況, 也不要“包產到戶”。也就是說, 黨的十一屆四中全會的決定, 把“兩個不許”改為“一個不許、一個不要”。對這些特殊情況, 當初我記得是吳象同志的文章說, 開了一條小小的門縫, 文件的口氣明顯和緩。1980年印發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 提出在一些邊遠山區和貧困的落后地區, 可以包產到戶, 也可以包干到戶, 并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1982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 一是各種承包形式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 二是要強調因地制宜, 不搞“一刀切”。這個文件從理論和政策上, 為各種形式的承包制正了名, 并提倡在實踐中要貫徹實事求是、因地制宜的工作作風。
在經過幾年的農村經濟發展實踐檢驗后, 1983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 聯產承包制, 是在黨的領導下我國農民的偉大創造, 是馬克思主義農業合作化理論在我國實踐中的新發展。這條軌跡大家一看, 是政策上變通、逐步調整這么一個做法, 順應了人們的需求, 符合歷史發展方向, 而且調動了人民的積極性, 又不斷地把阻力減到最小, 突破了原來意識形態的藩籬。所以, 這種逐步變通和演進的政策語言, 反映了農村政策決策者當時的政治智慧和遠見卓識。2002年8月, 《農村土地承包法》頒布, 寫明國家實行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制度, 并明確農村土地承包采取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內部的家庭承包方式, 從法律上對家庭承包經營予以正名和規范, 這已經是改革之后的20多年了。農村群眾的基層創新經過實踐檢驗后, 相關政策束縛逐漸放寬, 創新逐漸被決策層所認可, 并進一步促進了政策的調整, 而法律的規范, 往往是滯后的。這個軌跡實際上是基層創新—實踐檢驗—政策調整—法律規范。
(二) 鄉鎮企業———中國農民的又一偉大創造
第一, 農村企業的發展, 同樣不是改革開放之后的事。1958年“大躍進”時期, 當時通過的《關于人民公社若干問題的決議》中提出, 農村人民公社制度的發展還有更深遠的意義, 為我國農民指出農村逐步工業化的道路, 農業中的集體所有制逐步過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 還提出了國家工業化、公社工業化, 農業機械化電氣化, 逐步地使社會主義的集體所有制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全民所有制。當時發展鄉村工業的目的很明確, 是為了實現當時全民所有制的最終目標。我記得當初學習農經的時候, 農經老師講過人民公社是“三級所有, 隊為基礎”。這是50多年前的事, 最終要過渡到高級的集體所有制, 實現公社所有制。但這種過渡只能是“隊共社的產”, 不能是“社共隊的產”。這個意思就是說通過大隊的經濟實力當時她說這是毛主席說過的, 我到現在還沒查到毛主席什么時候說過, 所以不能正式引用。逐步增強, 能有更多的剩余分給小隊, 然后小隊分配中來自大隊的份額逐步加大, 最終縮小消除各個小隊之間的經濟差距, 從生產隊核算過渡到大隊核算。同樣, 公社的經濟實力增加后, 縮小各個大隊之間的經濟差距, 最后過渡到公社核算, 然后集體所有制核算往上走之后, 最終過渡到全民所有制。1968年, 毛澤東同志在一份反映湖南一個公社農村企業發展的典型材料上批示說, “光輝燦爛的希望就在這里”, 完全是從所有制的角度來考慮怎么發展社隊工業。后來我們說的社隊企業, 就是在這樣背景下建立和發展起來的。
第二, 改革開放的新形勢促成了鄉鎮企業的發展。我們說農村的企業不是新生事物, 但是鄉鎮企業獨特形態的大發展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1984年, “中央四號文件”把社隊企業正式改名為鄉鎮企業。由農村改革引發的城鄉經濟體制變革, 對20世紀80年代初社隊企業發展的意義在于, 家庭承包經營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生產力水平, 帶來了兩個結果:第一是農業經濟的剩余增加, 為當時社隊企業發展提供了必要的資本原始積累;第二是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 使農業勞動力的隱性剩余公開化。僅限于農業內部的結構分化, 不足以解決勞動力剩余問題, 需要有農業之外的就業門路。但是改革初期, 城鄉二元經濟體制繼續從制度上抑制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市部門轉移。1980年, 中央召開了全國勞動就業工作會議, 提出必須逐步做到允許城鎮勞動力在一定范圍內流動, 要解決就業問題, 解決當時知識青年回城問題, 等等。但是城鎮的勞動力是在一定范圍內流動, 農村勞動力還是束縛在土地上, 當時的社隊企業是“三就地”原則, 叫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銷售。在這樣的約束條件下, 發展鄉鎮企業, “離土不離鄉, 進廠不進城”, 實現農業剩余勞動力在農村內部的產業轉化就成為必然選擇。
從這個歷史過程可以看到, 如果說鄉鎮企業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 這種創造實際上是在城鄉分割二元結構的既定框架內的一種無奈選擇, 鄉鎮企業是在原有體制之外生長出來的新部門, 瞄準的是市場需求, 經營靈活, 我們當時實行雙軌制, 生產資料獲得、產品銷售都是靠市場, 它機制非常靈活, 又得到地方政府和社區領導的支持保護, 取得快速發展。到最后我們說鄉鎮企業的發展占據了中國工業的半壁江山。
從鄉鎮企業的發展, 可以看到中國漸進式的改革重要的一點是在原有體制和部門外, 生長出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新部門。比如鄉鎮企業、個體私營企業等, 這些部門產生的可觀的經濟增量, 降低了傳統部門的經濟份額, 攤薄了改革的成本, 使改革有了經濟支撐, 這是中國改革的重要經驗。
第三, 鄉鎮企業在改革深化中面臨挑戰, 就是產權制度改革。隨著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轉化, 國企改革不斷深化, 鄉鎮企業作為資源配置通道的特殊作用正在消失, 它的社區性、封閉性以及鄉村集體企業的行政依附性和產權不清晰的缺陷日益突出, 鄉鎮企業的產權制度改革, 就不可避免地提上日程。20世紀90年代后期, 鄉鎮企業搞股份合作制, 當時很熱鬧, 爭論很多。股份合作制到底有沒有生命力?有人說這是馬和驢雜交后生的騾子, 這個騾子雖然勁兒大, 但是繁殖不了后代, 所以這東西也是沒有生命力的, 最終是維持不下去的。當時的爭論現在已經是歷史, 但回頭看看還是很有意思的。在這個背景下, 以“蘇南模式”模式為特征的鄉村集體企業開展了以“賣”為主的產權改革, 當時產權改革, 說“靚女先嫁, 好蘋果先吃, 不要等好蘋果爛了再吃”, 各種觀點都有。
鄉村集體企業產權改革, 20世紀90年代后期, 在理論和實踐兩方面都引起不少爭論。但有兩點可以確定:改革明晰了鄉村集體企業的產權, 使這些企業向現代企業過渡;而且改革的實質是解決了經理 (企業家) 的積極性。這一塊兒我們很多著名的經濟學家都論述過, 一個是讓企業中最重要、最難監督的成員擁有所有權, 另一個是企業家具有人力資本, 這個人力資本和其他資本不一樣, 是沒法兒從企業家分離出去的, 所以企業家和人力資本天然地結合在一起。但光有人力資本是不行的, 他隨時可以走, 所以要把人力資本資本化, 這樣企業家就能夠有積極性了, 這點是當時改革強調的理論。
我們認可第一點的同時, 另一個問題就是產權改革的起點是否公平?因為《物權法》也講過, 農村集體所有的不動產和動產屬于本集體成員集體所有, 但問題是集體成員對于鄉村集體企業資產的所有權, 在產權改革中是否得到了體現。在產權改革進程中, 一些企業在改制過程中, 以集體企業領導人為一方, 面對的不是全鄉鎮或村的社區成員, 而是鄉村干部, 是雙方的討價還價的博弈過程, 其結果取決于雙方的實力、談判地位。在談判過程中, 名義上的所有者———農民集體成員, 往往是被排斥在這個進程之外的。最終的“戰利品”也是在博弈的雙方之間分割的。
另外, 改制之后, 起碼能收回點資金, 收回點資產, 還有運營收益, 但這些資金資產應該是集體成員所有的, 應該為集體成員所利用, 但是在一些地方成為小城鎮建設、補貼行政費用開支、解決教育經費困難等的主要資金來源。改制之后, 在一些發達地區, 以農村社區公司主義為標志的村發展模式中, 有一些經濟實力比較強的社區組織, 沒有通過產權改革實行資產量化, 社區領導人沒有由此獲得更多的剩余索取權, 但他們實際掌握著剩余控制權, 并通過第二代接班的形式把這種控制權保持在自己家族手中。
我記得到江陰一個村企集團調研, 當時經理跟我介紹情況, 我感到小伙子挺能干的, 問他是哪兒人, 他說我是外來的, 我說這個村不錯, 能夠把外來的都作為經理重用。后來旁人告訴我, 他現在是這個村書記的女婿了。這本身是一種機制體制, 一旦這種鏈條斷裂, 就要通過產權方式爭奪戰利品。我們講的集體企業集團, 或者村企合一, 在某種程度上成了家族企業。在制度變遷的收益大于所支付成本的基本前提下, 關鍵問題是制度變遷的改革紅利究竟由誰獲取。制度變遷的成本能否由利益相關者公平分攤, 紅利能否由利益相關者合理分享?鄉村集體企業產權改革的經驗和教訓, 可以作為新時期鄉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 尤其是集體土地產權制度改革的借鑒。
(三) 農民工———創造中國經濟奇跡的主角
改革開放以來, 數以億計的農民由從事農業轉為從事非農產業, 由在農村生活轉到城鎮居住。農民工大潮促進了工業化和城鎮化, 并成為城鄉一體化發展的強勁驅動力。
第一, 發展歷程。第一次是“離土不離鄉, 進廠不進城”。第二次是“離土又離鄉, 進廠又進城”。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講過, 允許農民自帶口糧到基層落戶, 國家放寬了對農民進城的限制, 掀開了農民大規模進城務工的序幕。1982年離開本鄉鎮就業的農村勞動力只有200萬人, 1989年就達到3000萬人。第三次浪潮是舉家遷移, 長期在城市居住。講這三次浪潮, 不可能截然分開、割裂, 因為我們剛才講的鄉鎮企業的發展, 和農民工大潮也是密不可分的。
第二, 大潮的歷史意義。改革開放帶來的一個重要變化, 是勞動力的自由流動, 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遷徙自由和擇業自由。為什么我說在一定程度上?因為到21世紀初的時候, 我們的大城市, 比如北京、上海, 還出臺一些規定, 限制農民工在哪些行業就業, 包括以后發生的low level population問題, 等等, 實際上擇業自由只能說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但是向沿海地區大城市流動的勞動力, 實際上是農村中最優秀的一部分。他們最富于冒險精神和開拓精神, 遷移過程中不但增加了收入, 更重要的是市場經濟是個大學校, 農民工的外出就業就是一個干中學的過程, 這個過程是殘酷的, 充滿了淚水、汗水、血和污濁, 但是廣大農民工開闊眼界、學會技能、學到知識, 成為創新性的人才。很多農民企業家, 包括我們現在提倡的回鄉創業的能人, 之所以能開創一片基業, 都是依靠外出打工積累了經驗、技能和資本。
第三, 農民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做出了重大的貢獻。長期以來, 中國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跡。在分析和解釋中國經濟奇跡的由來時, 我們談到了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 各地政府的競爭, 基礎設施的改善, 技術創新, 通過制度創新逐步完善市場機制等因素。其中有兩個關鍵性的因素, 一個是廉價的土地, 一個是廉價的勞動力。土地來自農村, 把農民的土地通過征收征用的方式, 給予農民一次性的補償, 然后作為商業開發、作為工業園區等。勞動力是農民工, 在勞動力劉易斯拐點還沒到來的時候, 相對充裕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供給, 與市場需求之間的關系, 決定著勞動力的價格, 但這個價格要能滿足勞動力再生產需求和社會道德的底線。長期以來, 我們的勞動力低廉的競爭優勢, 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擠壓了農民工合理的勞動待遇、像樣的生產生活條件和基本的社會保障而形成的。這就是所說的初次分配的扭曲, 只有在初次分配大體不產生系統性扭曲的情況下, 利用再分配手段, 改變實際運行中產生的偏差, 才可能是最有效的。
在城鄉二元結構的現實條件下, 農民進城打工, 絕大部分是邊緣性的流動人口, 低工資使得絕大部分農民工無法支付在城市的定居成本, 享受不到和城市居民一樣的社會福利和保障, 實現不了農民工和家屬向城市的遷移和定居, 他們的生活水平、生活條件和消費方式, 與城市居民相比還有較大的差距。這并不是真正的城市化, 即使按照現實的統計口徑, 他們已經被算為城市人口。過去講土地的城鎮化不是人的城鎮化, 就是把地拿去了, 但人不要, 人是作為勞動力, 用完之后, 最后你還要回到農村。你出了問題, 最后回農村吃救濟、吃低保。這就是第一代農民工和部分第二代農民工, 在年齡大了之后, 因為沒有被城市的社會保障吸納, 沒法兒在城市定居, 只能再返鄉居住、生活、勞作, 這部分人回去之后, 成為農村小規模經營農戶的主體, 就形成了農業經營主體多元并存的格局, 這也是現代農業發展的約束性條件。
第四, 農民工融入城鎮化進程。我們現在的問題是, 國內外工商資本、金融資本和中國的廉價勞動力、廉價的土地相結合的進程, 是否還將延續下去?低成本擴張的工業和經濟發展道路, 是否已經走到頭了?21世紀初期, 民工荒、農民荒, 引發了在中國城市化、工業化階段農村勞動力是無限供給還是有限剩余、中國是否到了劉易斯拐點的爭論。有一點是很清楚的, 勞動力的供給現在從無限到有限導致了供求關系發生變化的新格局, 使得農民工自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具有了一定的談判地位, 能夠通過各種方式來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同時, 企業從更新換代、產業結構調整角度考慮, 也要注重改善工人的勞動環境, 提高工人待遇, 加強工人技能。這就為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提供了契機, 也為農民工和家屬的城市定居, 加速城市化進程創造了條件。上億外出農民工及其家屬能否融入城市化進程, 也將影響農業農村未來的發展。
(四) 從城鄉二元結構走向城鄉融合發展
長期存在著城鄉二元結構是制約城鄉發展一體化的主要障礙, 只有通過深化改革, 破除造成城鄉二元結構的種種制度枷鎖, 全面小康才能真正實現。
第一, 政策演進。我看時間差不多了, 我就略過去這個演進過程。“三農”問題成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 錦濤同志提出了“兩個趨向”, 到2017年發布了第十四個“中央一號文件”。“十九大”報告提出, 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 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 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這個報告提出了促進城鄉融合發展的優先順序, 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這些政策舉措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第二, 深化宏觀體制機制改革, 促進農村發展。農村改革的深層次的矛盾, 不在農業農村本身, 而在整個宏觀經濟體系和行政管理體制。農村改革是否能夠深化與取得成功和宏觀經濟體制的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能否深化, 能否破除既得利益的藩籬密切相關。要更加自覺地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 協調好條條和塊塊的關系, 協調好中央和地方以及地方的上級層次和基層之間的利益關系, 改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扭曲的局面, 建立一個更為公平的國民收入再分配體系, 同時使政府資金的投放更為制度化和規范化。
第三, 在未來的十幾年間, 農村土地資本的分配方式和分配格局, 在很大程度上將左右城鄉融合發展進程, 土地制度變革在深化農村改革、統籌城鄉發展的大戰略中, 處于關鍵性的位置。農民對土地的財產權利的實現過程, 就是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大調整, 也就是土地要素逐步市場化的進程, 農業轉移人口加速市民化的過程, 城鄉二元結構逐步消除、城鄉經濟社會融合發展的過程。我記得溫家寶同志2012年1月在一篇文章中講到, “我們不能再靠犧牲農民土地財產權利, 降低工業化城鎮化成本, 有必要也有條件大幅度提高農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2018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在談到拓寬資金籌措渠道、調整完善土地出讓使用范圍時提出, 要把增減掛鉤的結余指標建立跨省域調節機制, 將所得收益通過支出預算, 全部用于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和支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這是土地政策的重大調整。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2008年,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講, 不得跨省區市進行占補平衡。國土資源部發的176號文件講, 嚴禁跨省區市補充耕地。但是, 現在為什么提出跨省域的調節機制, 過去為什么不行呢?因為過去是由于中央與地方財力的劃分, 造成了地方是“吃飯靠財政, 花錢靠賣地”這樣的現實。“賣”什么地呢?“賣”的是農民的地, 農民集體所有的地。通過增減掛鉤、占補平衡, 得到非農建設用地指標之后, 獲取大量的土地增值收益, 這就是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 是地方政府基金性收入的主要來源。所以“三農”問題重要、復雜, 但是最關鍵的還是財稅問題, 這是國家的預算收支問題。
到現在為止, 今年也是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繼續增長, 1～3月增長了41%。2017年全年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52057.01億, 土地出讓金收入占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收入的57%。中央以往的精神是指標不能夠跨省域流動, 就是遏制地方政府賣地的沖動。之所以嚴格限制, 是因為地方政府得到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 主要用于城市和園區建設, 返回給農業和農村的份額很少。2018年2月5日, 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 中央農辦負責同志指出, 長期以來, 土地出讓收益, 可以說是“取之于鄉, 用之于城”, 直接用在農村建設的比重是比較低的。當時講這話的中央農辦負責同志就是韓俊同志, 他的這個說法實際上是得到了數據的驗證, 也就是說實際上整個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支出, 用于城市建設一般支出幾千億元, 用于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也就幾百億元。這次允許跨省域調節, 但是要把所得的收益全部用于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和支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這是土地政策的重大調整, 實際上隱含著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調整, 讓土地的增值收益, 真正回歸到農村, 回歸到農民, 促進農業農村的優先發展。
第四, 通過農村改革相關文件的頒布來釋放改革紅利, 緩解法律滯后給改革實踐造成的制度瓶頸。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化過程中, 法律的規范往往滯后于改革的實踐。在改革之初, 百廢待興, 改革常常處于無法可依的狀態, 各類規范性文件的發布起到了重要作用。今天, 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法律體系基本確立, 但是中國仍然處在社會經濟的轉型期, 社會形態仍然處于不斷變化的過程, 一些確立的法律條款, 跟不上改革的步伐, 而法律的修訂完善不可能與時俱進。因為, 我們說改革要與時俱進, 但法律的改革和完善要有個過程, 首先要列入日程, 一審二審, 等等。這樣的話, 它本身就需要相當長的過程, 這就造成了改革實踐和法律規范之間的矛盾。
比如《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三條規定, 農民集體所有土地的使用權, 不得出讓、轉讓或者出租用于非農業建設。這條法律至今是有效的, 這就使得農民無法有效利用自己作為集體成員所共同擁有的土地資源。這怎么辦呢?通過農村改革相關文件的頒布, 來釋放改革紅利, 緩解法律滯后給改革實踐造成的制度瓶頸。2017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 探索集體經濟組織以出租、合作的方式盤活利用空閑農房、宅基地, 采取入股、聯營等方式重點支持農村新產業新業態。當法律的修訂還沒有跟上改革的步伐時, 中央通過重要文件的發布, 對地方的探索從政策上提供了依據, 釋放出改革的紅利。
第五, 要明確政府在農業農村優先發展中的責任。由于市場配置資源基本規律的作用, 要素總是向生產率高、回報率高的部門和地區流動, 為什么說現在鼓勵回鄉下鄉創業, 但很多企業到農村后, 往往短期內都是虧本的。為什么?因為農業本身沒有那么高的回報率。這就要采取綜合措施, 提高農業農村欠發達地區的生產效率, 促進要素向這些地區和產業流動, 盡快縮小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經濟差距。
如果說初次分配注重效率, 國民收入再分配的時候要更注重公平和正義, 政府要承擔起縮小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差距等主體責任。通過財稅政策的調整, 在較短的時間內, 縮小城鄉之間、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之間, 人均享有最基本公共產品和社會福利方面的差距, 政府在這方面有責任也完全可以有所作為。在前些年, 財政部部長講, 要把公共財政的陽光照耀到農村。講完了之后有人說你有這個實力嗎?后來就改為把公共財政的陽光逐漸地照耀到農村。有人說這也不合適, 逐漸照耀必然有先照誰、后照誰。后來又改了, 叫公共財政的陽光更多地照耀到農村。但現在我們作為第二大經濟體, 在我們的財政收入已經和十幾年前不可同日而語的情況下, 完全可以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基本公共產品的均等化, 盡量縮小城鄉、工農在社會福利上的差距。
(五) 結語
第一, 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 尊重農民的民主權利。1978年12月,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提出, 必須首先調動我國幾億農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 必須在經濟上充分關心他們的物質利益, 在政治上切實保障他們的民主權利。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決定》重申, 調動農民積極性, 核心是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 尊重農民的民主權利, 在任何時候、任何事情上, 都必須遵行這個基本準則。保障農民的物質利益, 尊重農民的民主權利, 這就是我們在農村改革問題上, 要堅持的初心, 不忘初心就是在實踐中必須遵循這個基本原則。這40年來農村改革發展的實踐證明, 什么時候我們較好地遵循這個準則, 農村經濟社會就發展得比較好;什么時候在實踐中我們背離這個準則, 農村經濟社會發展就會出現問題。
第二, 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和基層的制度創新。我記得在2012年11月, 習近平總書記會見中外記者的時候講了一段很深情的話, 最后說的一句話“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我當時聽了這話是很激動的。基層群眾的制度創新, 就來源于他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要通過創新, 滿足其最迫切、最根本的需求。當初鳳陽小崗的這種創新, 冒著各種風險就是想吃飽飯過好日子, 一種樸素的想法, 是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我們現在提的鄉村振興戰略, 是中央根據農村形勢的發展和農民群眾的現實需求和潛在需求做出的頂層設計, 之后才是各地農村對鄉村振興戰略規劃, 相關政策和具體項目的貫徹落實。頂層設計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自上而下貫徹的特點, 所以在農村執行和落實政策的實踐中, 要堅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的根本原則, 把政策導向、目標導向和問題導向相結合, 把頂層設計和尊重基層創新相結合。實際上, 我們的鄉村振興戰略最終就要滿足老百姓的需求, 但是老百姓要的東西有時候不一定是地方各級政府準備給的東西。老百姓的基本需求和地方政府官員的需求, 有的時候并不是完全重合的, 優先序是有差別的。地方政府有時候希望能夠做有亮點、見效快的事情, 但老百姓的需求, 可能短時間并不一定見成效, 但是能解決老百姓的根本性問題。
老百姓的需求推動了基層的創新。我們講頂層設計, 必須要和遵從基層創新相結合。基層創新過去講“摸著石頭過河”, 但搞頂層設計和“摸著石頭過河”的不是一批人, 搞頂層設計的人自己不“摸著石頭過河”。小平同志說, “大包干”的發明權是屬于農民的。為什么呢?他不是農民, 只有農民才有深切的感受。要把政策的原則性與靈活性有機結合, 把頂層設計和尊重基層創新相結合, 切忌一刀切、運動式的推行政策措施。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 “要堅持全面深化改革。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 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只有堅持解放思想, 實事求是, 堅決破除一切不合時宜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 堅決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籬, 中國的改革開放才有深厚的底蘊和無窮無盡的動力。中國農村40年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了這一點, 謝謝大家!
朱玲:感謝曉山隨機應變, 看著表說話。他剛才已經提前向大家介紹了中央農辦的領導同志, 就是韓俊,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 農業農村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研究員, 是我們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原副所長。現在請他上來給大家講一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 走城鄉融合發展道路”的政策設想與研究, 有請韓俊。
韓俊:略。
二、嘉賓點評
朱玲:下面上來的是魏后凱, 他是現任的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 特長是地區發展研究, 今天談的是城鄉關系、工農關系, 我看您是最合適的發言人, 有請!
魏后凱:感謝朱玲老師。剛才張曉山老師跟韓俊部長, 兩人從不同的角度做了兩個精彩的報告。張曉山老師從歷史變遷的視角, 對中國農村改革40年的歷史脈絡進行了一個清晰、科學的梳理。從這個梳理來看, 我印象最深的有三個方面:
首先, 他在農村改革40年的梳理中, 抓住了若干關鍵性的改革事件, 從“大包干”到鄉鎮企業、農民工市民化, 再到最近的城鄉融合發展, 這幾個大的改革事件, 對中國農村的改革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他對從“大包干”到城鄉融合發展的歷程進行了全面的梳理。
其次, 通過張曉山老師對中國農村改革40年的梳理, 我們可以看出, 中國的改革起源于農村, 而農村的改革是漸進式的, 是從單領域到全方位、從點到面、從試點到推廣這樣一個漸進式的過程。這種漸進式的改革符合中國的國情, 也使中國40年來的農村改革與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張曉山老師在報告中有一點, 他強調頂層設計與尊重基層創新要結合起來, 這一點既是對我們過去40年農村改革的總結, 也是今后需要堅持的改革方向。
再次, 改革創新是引領中國農業農村發展的第一動力。從“大包干”到鄉村企業, 到后來的全面深化改革, 我們進行了40年的改革。由于這個改革, 40年來中國的農業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比如說, 我國的糧食產量, 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78年, 只有3.05億噸, 2017年是6.18億噸, 增長了1.03倍, 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再看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978年為134元, 2017年達到了13432元, 增長了99倍多, 可見農民收入發生了巨大變化, 增長是很快的。
我們也可以看出, 中國的農業農村由于40年的改革開放, 對世界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根據我們的研究, 中國的農業農村對世界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 我們用了不到8%的耕地, 解決了世界近20%的人口的吃飯問題, 為保障全球的糧食安全, 為促進世界農業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這一點應該是有目共睹的, 也得到了國際學術界的認可。
第二, 就是中國的減貧。改革開放近40年來, 我國的農村貧困人口共減少了7.4億。中國農村貧困人口的減少對世界減貧的貢獻在70%以上, 按照2010年的最新標準, 我國農村貧困的發生率從1978年的97.5%下降到2017年的3.1%。
第三, 就是中國大規模的快速城鎮化。中國農業勞動力大規模的快速轉移, 也對世界做出了很大的貢獻。1978-2017年, 我國實現了6.41億人的城鎮化, 平均每年新增加的城鎮人口是1644萬人, 平均每年城鎮化率提高1.04個百分點。沒有任何一個國家, 在將近40年的時間, 每年平均要實現一兩千萬的農業人口的轉移, 這種大規模的快速城鎮化在世界上是絕無僅有的。我們也測算了一下, 1995-2010年, 假如按照聯合國的數據, 中國新增加的城鎮人口占世界新增城鎮人口的比重是28.5%;按國家統計局提供的數據, 我國新增加的城鎮人口占世界的31.7%。我國農業就業人口的比重, 改革開放初期曾在70%以上, 1978年是70.5%, 2017年下降到27.0%。農業就業的比重雖然下降幅度很大, 但目前還是比較高的。
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出, 改革創新確實是引領中國農業農村發展的第一動力。現在中央已經提出, 到2035年要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我們要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 依然是要依靠改革創新, 要全面深化農村改革, 而全面深化農村改革的核心就是農村產權制度的改革。可以說, 目前我國已經進入到全面深化農村改革的新階段。剛才張曉山老師、韓俊部長都講到產權制度改革的問題, 當前的重點主要包括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如何同等入市;農村承包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改革, 核心就是怎么放活土地經營權;還有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跟使用權, 怎么才能有效實現“三權分置”, 怎么放活宅基地和房屋的使用權。要通過產權制度改革, 充分賦予承包地跟宅基地的各種權能。
韓俊部長的發言主題是“破除城鄉二元結構, 走城鄉融合發展道路”, 這個命題是這些年來我一直研究的課題。我很同意韓俊部長的幾個觀點:第一點, 現在中國的城鄉要素流動已經由過去的單向流動轉向雙向流動。我們一定要通過深化改革, 引導城市資本下鄉, 城市資本我以為不單是資金, 它應該是資金、人才、技術、品牌和管理經驗的綜合體。第二點, 韓俊部長提到了城鄉融合發展要聚焦解決錢從哪里來的問題, 也就是破解資金短缺的問題, 我以為主要從四個方面展開:一是政府如何加大投入;二是如何建立一個低成本、可持續和廣覆蓋的普惠性農村金融體系;三是如何大規模引導民間資本進入;四是要通過改革把農村大量的資源變為資產, 把資產變為資本, 把資本變為財富。也就是說, 要通過深化改革打通資源變資本、變財富的通道, 來拓寬農民財產性收入的來源, 大幅度提高農民收入構成中財產凈收入的比重, 來縮小城鄉居民財產凈收入的差距。現在我國城鄉居民人均財產凈收入的差距仍在10倍以上, 這個差距太大, 下一步我們一定要通過深化改革打通這個渠道。第三點, 鄉村振興要與新型城鎮化聯動。我們實行鄉村振興戰略, 不是不要新型城鎮化了, 而是要堅持鄉村振興與新型城鎮化兩手抓, 兩手都要硬, 實行二者聯動。由于時間限制我就點評到這兒, 謝謝大家!
朱玲:感謝魏后凱!現在介紹的是中國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何秀榮教授, 他擅長農業經濟學里面的微觀研究, 特別是近年來, 在土地流轉和土地經營規模化方面做出了出色的研究成果, 獲得了2018年農村發展研究獎。結合剛才三位談的不同問題, 加上他自己的優勢, 帶給大家不同的知識和信息, 有請何秀榮!
何秀榮:大家上午好!非常榮幸受邀請給兩位資深的報告人做點評, 但對他們的報告做點評, 多少還是有點誠惶誠恐的。這兩位報告人既是這40年我國農村改革的見證者, 同時也是參與者。從報告中大家可以感覺到, 他們具有深厚的理論功底和豐富的實踐經驗, 還有獨到的思考和見解。從格局和視野來看, 報告非常精彩。這兩個報告組織得非常好, 我不知道他們兩個是否商量好的, 還是會議主辦者給他們分工的。第一位報告人張曉山研究員, 他是從遠方開始講到今天, 然后指出未來的方向, 要去城鄉融合發展。第二位報告人韓俊副部長的報告起點是在張曉山研究員未展開的城鄉融合發展基礎上, 從現在講到未來, 兩個報告的分工和銜接非常好。
現在先點評第一位報告人的報告。張曉山研究員的報告從歷史大跨度的角度梳理、回顧了40年的農村改革。也許中國偉大的地方就在于我們40年改革走過的路, 是西方發達國家花了100多年甚至200年以上的時間走完的, 但我們用了40年的時間;張曉山研究員報告的精彩之處是居然把40年的改革之路又縮短到了40分鐘, 那里面的內容必然是非常精粹的。
從我的體會說, 張曉山研究員的報告有兩點是非常的清晰:第一點, 在他回顧和梳理過程中, 首先從“大包干”開始, “大包干”這件事就是發揮農民的個體的積極性, 從糧食生產開始, 吃飽肚子是第一需要;一旦解決溫飽問題, 農民把生產的重點轉向錢的問題, 生產經濟作物, 但至此的生產, 依然還是局限在農業生產領域。張曉山研究員的報告進入到非農產業發展, 但在當時的制度框架下, 非農產業是不可能邁得很遠的, 所以, 向非農產業的發展仍然是在農村的范圍內, 這就是后來的鄉鎮企業, 也被譽為中國農民的第二個偉大創舉。當體制約束漸漸放開后, 1985年城市改革, 一直到1993年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后, 我國的農村改革不僅引發了城市改革, 而且迅速地使農民開始進入城市領域, 也就是說城鄉地域上的界限開始突破了, 原有的體制框架被突破了。從此以后, 農民工就成為我國最大的亮點之一, 農民進入了整個的非農生產領域, 一直連續到今天。今天農民的增收部分已經主要來自農民工的打工收入。到這個時候, 我們下一步怎么走?下一步, 實際上就是我們今天兩個報告的主題, 我們一定要破除城鄉二元結構, 走城鄉融合發展的道路, 這就是我從曉山研究員報告里得到的一條比較清晰的改革線路。
第二點是關于改革的路徑和方式。我國農村改革實際上是自下而上的改革。基層已經在實踐了, 后來才得到了上面的允許, 形成了中央層面的政策, 逐漸地上下兩個層面融合在一起, 這就使得中國農村的改革發展成就非常巨大。這里很重要的是, 我們注重了改革的有效性, 因為完全滿足了農民的迫切需求, 所以這個改革能夠成功。今天, 我們的經濟全方位發展, 我們未來的改革呢?未來的改革跟過去相比, 可能我們現在更多地注重頂層設計, 頂層設計往往就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居多, 這個很重要。因為, 畢竟歷史不一樣了, 條件不一樣了, 原來很多東西農民依靠自己就可以做到, 今天可能更需要財政支持, 更需要政府幫助, 那么自上而下的改革就成為非常重要的一方面了。我們常常說“高手在民間”, 我們有很多的創造確實是在民間, 尤其是在今天這個特別講究頂層設計的時代, 千萬不要忘記自下而上的基層創新探索, 只有將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和自下而上的基層創新探索有效地結合起來, 我們未來的改革可能走得會順一點, 成功的幾率會大一點, 彎路走的少一點。
說中國農村改革的偉大, 確實偉大。剛說了西方國家用了100多年甚至200年的時間走完的路, 我們用了40年時間, 這里面的困難是非常巨大的, 西方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是在一定工業化和城鎮化基礎上起步的, 我們的基礎非常薄弱。另外, 中國有如此巨量人口, 西方國家是沒有遇到的, 像日本也不過就是上億人口而已。而且中國地域廣袤, 各地社會經濟的發展極不平衡。在這樣的情況下, 取得這樣的改革發展成就確實是難上加難。大家可以想象, 將社會經濟發展平鋪在200年的時間線上, 它可能會演進得比較平穩, 但要把它壓縮成40年的空間, 那這條線的波浪形起伏一定很劇烈, 這意味著中國的改革成績很容易看到, 因為非常顯著, 但改革的難度也一定會加大,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三農”問題為什么表現得如此劇烈, 因為給它的演變或解決時間太少了, 大概這就是中國農村改革成就為什么世界矚目的重要原因。這種改革發展不僅給中國農民帶來了很大的福利, 造就了今日中國, 其實我們也給世界帶來了很大的福利, 造福了世界。要養活這么多的人是非常難的, 正因為我們發展了, 所以我們完成了很多的事情。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我們不能解決糧食安全問題, 我們今天一定會向全世界買糧, 那會是怎樣的結果?也就是說, 中國改革的成就和造福, 實際上也是對世界的造福。
中國改革的經驗與教訓是對世界的另一個貢獻。正因為中國在這樣的起步條件下能夠成功, 那更多的發展中國家呢?中國有這么多的人口, 有那么大的地區差異和城鄉差異, 能夠完成艱辛的改革, 那對人口較少的發展中國家來說, 應該說, 他們的改革難度不會像中國那么大吧?那中國的經驗就構成了世界農村發展甚至國家發展的經驗寶庫里的重要內容, 我想這個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下面我想點評一下韓俊副部長的報告。韓部長指出了盡管我們的二元結構已經有了很大的改善, 但是總體上依然存在。這個判斷, 我是十分認同的。為什么說結構, 而不是說差異, 因為差異意味著距離, 差異是永遠存在的, 因為任何社會不可能無差異。只要社會差異、經濟差異沒有明顯地超出人們的心理底線, 社會就是接受的。當我們說二元結構時, 實際上是這種差異已經超過了我們的底線, 必須從體制機制上動手術才能改變。目前這個舊的二元結構雖然比以往有所改善, 但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而且在發展過程中, 又在形成一些新的二元結構, 如果說改革開放前, 城市治理跟鄉村治理還比較靠近些, 今天大家看鄉村治理跟城市治理還一樣嗎?這差距遠遠大于改革之前。又如人口結構, 以前城鄉的人口結構差異比較接近, 現在無論從年齡結構還是勞動力結構來看, 差異遠遠大于以前。所以, 我們必須注意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二元結構問題。
我們主觀上一直在努力緩解二元結構問題, 難的是我們如何真正有效地緩解它。有的時候, 一些名詞是很好聽的, 但結果并不如意。比如說城鄉統籌, 這個詞非常好聽, 我們也對農村投入了很多財政支持, 讓公共財政更多地覆蓋鄉村, 說明政府很努力地在緩解二元結構。但大家看到的更多的現實性結果是, 鄉村的優質資源被統籌到城市里了。我們敢說在改革發展過程中, 每一個城市都在發展, 甚至是日新月異地發展。農村發展也是如此嗎?不少村落荒蕪了, 成了空心村。原因也許就在誰統籌誰、統籌什么這些問題上了。所以, 今天說要城鄉融合發展, 要把它當作一體, 其中產業融合是非常核心和重要的事。韓部長用大量的事實說明了這一點, 他提到的“五個化”, 我覺得非常適合現在的情況, 非常接現實地氣, 也是我們未來目標的檢驗點;否則, 中國鄉村振興這件事就達不到。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 就要在政治、經濟、外交、科技和軍事等諸方面全部跟上, 所以, 必須做好做強農業這塊現代化強國的板塊。
韓部長也說到我們的城鎮化。這點很重要, 因為這與鄉村振興是一件事的兩個面, 是關聯的。國際的經驗是城鎮化率達到70%后才會相對穩定, 緩慢增長, 那意味著至少還有30%的人口要住在鄉村地區, 30%的人口意味著我國4.5億上下的人口, 意味著鄉村地區大概是2.5億上下的勞動力。我們的農業勞動力是不需要1億的, 那1.5億人以上的勞動力上哪里去就業?他們必須在鄉村地區來進行非農產業就業。如果我們做不到城鄉融合、做不到鄉村地區的產業興旺, 這件事的問題就大了。
今天國內外都提醒我們, 中國是否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甚至大家可能已經看到, 已經有文章說中國已經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但我相信, 通過深化改革, 有效創新, 通過城鄉融合發展來達到鄉村振興, 創造出一個強盛中國, 我們一定會突破這個陷阱。謝謝各位!
三、現場提問
朱玲:何秀榮教授確實是教授, 講課有經驗, 井井有條, 遵守時間。我們現在還有20分鐘問答時間, 我希望提問的人能夠開門見山。
提問:剛才聽了何秀榮老師講的, 我非常有感觸, 現在改革開放已經40年了, 農民的文化素質還有工人的文化素質還比較低, 社會的很多問題都是因為我們國家教育水平有待進一步提高。今后因為國家轉型主要靠教育, 對農民有沒有進行系統性的教育培訓?
何秀榮:這個問題主要是關于農民培訓教育的問題。如果從培訓教育的供給面來看, 現在國家確實提供了很多培訓教育, 比較糟糕的問題是我們提供給農民的培訓教育的質量, 非常多的培訓內容和形式與被培訓者的需求脫節明顯, 農民不喜歡, 有時甚至出現有供給、缺需求的尷尬現象, 出現補貼買需求的現象。其實, 農民并不是不喜歡培訓。大家可以看到, 農民自己掏錢去接受美容美發美甲、保姆月嫂之類的培訓, 農民需要的是實用的、有助于就業或生產的培訓教育。而現在有不少培訓機構提供的培訓確實不實用, 說得難聽點, 好像只是養活了培訓機構本身。所以, 如何提高農民培訓教育的內容和方式的有用性、針對性和靈活性, 或說注重實際有效的培訓質量是很關鍵的。
提問:農業農村發展通過何種途徑獲得投資?誰來負責落地?
魏后凱:這個問題是關于工商資本下鄉方面的。過去我們對工商資本下鄉存在一定的誤解, 認為工商資本下鄉會帶來“非糧化”“非農化”。實際上, 根據我們的調查, 雖然流轉的土地在某些地區出現了“非糧化”, 但主要原因是種糧的收益遠遠低于土地的流轉資金, “非農化”是一種個別的現象, 它主要是監管不嚴造成的。至于資本下鄉落地誰來負責?我覺得鄉政府跟村民委員會兩級都應該起到積極的作用。在組織方式上, 通過合作社和公司化的途徑來解決這個問題會更好一點。
提問:曉山老師好, 您現在認為股份合作制的生命力還有嗎?農民集體產權制度的改革依然走股份合作制的道路, 與我們集體所有制的方向符不符合?
張曉山:股份合作制的生命力還有嗎?與集體所有制的方向是否符合?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重要。我覺得過去的股份合作制和現在的股份合作制實際上是有差別的。股份合作制本身, 我個人認為是一種過渡階段, 包括現在實際上在農村的“三變”, 資源變資產, 資金變股金, 農民變股東等, 這個實際上現在還是股份合作制。也就是說, 這種情況下, 很多老百姓覺得這是看得見摸得著的, 比較容易接受的。這里邊涉及一些理論問題, 是集體所有還是私有, 這些在這兒不討論, 我認為這種形式本身是集體所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股份合作制今后的發展, 我覺得它應該向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轉變, 這是未來的發展方向。整個過程中, 不斷地有發展有規范, 也不斷地出現這種老百姓能夠接受的、易于操作的形式。我覺得目前階段, 股份合作制還有生命力, 而且它最終可能要走上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
提問:我想請教一下魏后凱研究員, 聽您說到在農村推進普惠金融, 但我沒有聽到具體的措施, 您能再具體講一下嗎?
魏后凱:確實, 鄉村振興面臨的三個難題之一就是資金短缺問題。現在農村的常住人口還有42%左右, 但是農戶投資加上農林牧漁業的投資不到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6%, 農村的資金相當短缺, 而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事實上很落后, 無論是鄉村產業發展, 還是基礎設施和人居環境建設, 都需要大量的資金。由于農業農村投資的周期較長、回報率較低, 所以我們需要為農業農村發展提供一個多層次、廣覆蓋、低成本和可持續的普惠金融服務。近年來, 中央已經制定了方方面面的政策措施, 下一步重點是細化落實, 全國人大也在考慮制定《農村金融法》。
提問:想請教一下何老師, 在發展中一些大型的央企起到什么樣的作用, 在未來扮演什么樣的角色?
何秀榮:這個問題是關于糧食產業中的大企業。從國際競爭來看, 糧食產業中我們國有大企業或民營大企業是相當重要的, 沒有大塊頭, 如何與國外的巨人相爭?但中國很大, 不可能僅僅依靠一些大的企業就能夠把中國帶動起來。現實情況也不可能只依靠一些大企業, 還需要中小企業, 尤其在國內市場上。但大企業在國際化進程中, 擔負著更高的責任, 尤其是國家利益, 因此, 對整個國家來說, 我們需要一批這樣的現代化大企業。
四、會議總結
朱玲:今天的會議, 我相信大家跟我的感覺一樣。張曉山并不僅僅談了40年, 而是從1949年之后, 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農村的發展史談起。正如何秀榮教授剛才總結的, 他是從過去講到現在而且提到未來。韓俊研究員現在在中央的重要決策機構參與研究, 給予了我們更廣闊的視野, 告訴咱們從今天起, 鄉村振興意味著什么, 而且最重要的一個問題是, 它涉及錢從哪里來?談到這個問題以后, 我們會想到, 以前有多種多樣的項目工程, 都是蓋些房, 但現在提出來, 要尊重農民的基本權利, 要提供給農民城市的公共服務, 這樣就是權利的均等化和公共服務的均等化, 這種信息是非常振奮人心的。包括魏后凱研究員提到, 中國的農業農村發展對世界的農業農村發展的意義, 進一步地擴大了咱們的眼界, 我從中學到了很多。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經濟學動態 20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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