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鄉村振興戰略要放在全局視野當中把握與推進。高質量、高效率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既要切實落實農業農村優先發展，以新型城鎮化引領鄉村振興，將產業振興與生態宜居、鄉風文明與治理有效有機結合，又要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在產業振興中發揮政府、市場和行業組織的合力，在生態環境建設和綠色發展中深化“兩山”理念的認識和踐行，以全面激活鄉村活力、釋放鄉村發展動能、提升鄉村價值。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以后，全國各地都在全力推進與實施，但一些地方出現將鄉村振興戰略簡化為鄉村工程項目建設的情形。高質量、高效率的鄉村振興必須將鄉村振興戰略置于全局的視野中把握與推進，既要切實落實農業農村優先發展，以新型城鎮化引領鄉村振興，又要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激發鄉村活力和釋放鄉村發展動能。除了生活富裕的目標以外，產業振興與生態宜居、鄉村文明與治理有效須有機結合、互為促進。在產業振興中應妥善處理政府與市場關系，發揮行業組織的作用。在生態環境建設與綠色發展中應深化“兩山”理念認識和踐行。
一、切實落實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方針
2019年中央1號文件提出的農業農村優先發展，與就業優先、教育優先共同構成我國現階段三大優先發展戰略，其中，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是以鄉村振興戰略為總抓手。當前，我國面臨很大的就業壓力，應該說，這種就業壓力主要不是來自大學生的就業壓力，而是來自龐大農民工群體能否穩定就業的壓力，確切地說，是來自改革開放40年來已經從農業農村轉移出來、文化層次不高、公共保障沒有完全覆蓋的2.86億農民工的就業壓力。由于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同時不少企業面臨較大的市場和資源環境沖擊，吸納了大量農村勞動力的沿海發達地區這幾年紛紛謀求“騰籠換鳥”、“機器換人”、“電商換市”，加快產業轉型升級。按照十九大提出的“三步走”戰略部署，到2035年國家要基本實現現代化，這也意味著留給我國產業轉型的時間并不寬裕，這對那些適應于粗放型與低端類產業領域就業的農民工來說，帶來了嚴峻的就業轉型挑戰。我國改革開放以來保持了較長時期的高速增長，經濟總量已達世界第二，但高增長的代價也很大，不僅資源環境粗放利用，難以持續支撐高增長，而且人力資源使用也很粗放，主要表現為城鄉公共保障體系滯后，人力資本質量提升緩慢，跟不上經濟轉型升級的需要。目前，在城市二三產業的從業人員中，農民工占了2/3，而他們的文化程度平均僅為初中，很顯然，這樣的人力資本結構，既難適應產業轉型升級和經濟高質量增長，又會對社會穩定就業帶來空前壓力。因此，中央在十九大不僅提出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戰略，而且還提出就業、教育優先發展戰略，應該是基于這一形勢考量基礎上所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而這三大優先戰略，本質上還是與“三農”密切相關，可見，以鄉村振興為總抓手的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在當前是至關重要的戰略。
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是我國經濟穩定運行的壓艙石。當前，農業農村發展面臨四大硬任務。一是脫貧攻堅任務。按現行國家農村貧困標準測算，2018年我國貧困發生率已下降到1.7%，但是有些地方貧困率仍然超過10%，剩余1660萬貧困人口的脫貧任務非常艱巨。這些人口往往是經濟社會發展中難以消化的特困人口，是脫貧攻堅中難啃的硬骨頭，主要集中在生存環境極其惡劣的農村偏遠山區、少數民族地區和一些革命老區。即使通過制度兜底和精準扶貧使這些人口在收入上脫貧，但是這些對象的可持續脫貧壓力依然較大，“兩不愁和三保障”問題并沒有真正解決極易再次返貧。此外，如果就業形勢穩不住，還可能出現因失業而返貧的情況。二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全面小康路上，要做到一戶不少、一個不落，全面小康不僅有收入要求，更要有社會公共保障等指標要求，任務并不輕松。三是國民收入倍增計劃。要按照2010年的不變價格計算，到2020年，人均國民收入和城鄉居民收入要比2010年翻一番。改革開放40年來，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我國產業結構已發生較大變化，2018年，我國農業凈增加值占GDP總量的比重已下降到7.2%，而從就業結構看，盡管已有2.86億農業勞動力轉向非農產業，但農業勞動力占全社會勞動力的比重仍然接近27%。表明農業勞動力的比重下降速度明顯滯后于農業產業增加值的下降速度，這就導致農業勞動生產率依然大大低于二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農民對國民收入這塊蛋糕的人均分享份額是大大低于二三產業勞動力的，農民收入的增長與翻番依然不容樂觀。四是農村環境整治。要求到2020年全國村域層面的生態環境和人居環境要有明顯改善。國家鄉村振興戰略要分三步走，其中到2020年要取得重要進展，這四大硬任務的完成應該是衡量鄉村振興戰略取得重要進展的重要標志，因此，鄉村振興不僅要突出農業農村優先發展，而且要從全局來把握，高質量、高效率的推進。
二、以新型城鎮化引領鄉村振興戰略
鄉村振興是鄉村價值提升的過程。鄉村價值是相對于城市價值而言的，人類社會發展和演進的規律表明，鄉村價值會呈現U型的軌跡。在農耕文明時代，鄉村價值要高于城市價值，隨著工業化和城市化的興起，鄉村價值步入低于城市價值的階段，但到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高級階段，城市對鄉村的需求進一步擴大，不僅是食物需求，而且更有生態環境和休閑養生與旅游的需求，城市對鄉村需求的變化與提升，將使鄉村價值再現，甚至于超過城市的價值。鄉村價值不僅與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有關，而且也與互聯網與信息化的發展有關，互聯網與信息化的發展能夠改變時空關系，有助于縮短時空距離和提升鄉村價值，這為欠發達地區的鄉村價值提升提供了可能。當前，我國總體上已處在工業化轉型升級、城市化提升發展和信息化加快發展時期，在一些發達地區，如長三角和珠三角區域，工業化與城市化已進入高級階段，相應的，這些區域的鄉村正呈現出價值再現與提升的態勢。充分認識鄉村價值的U型特征，把握機遇與規律，對于科學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意義重大。
從上述意義上講，城市化的充分發展是鄉村振興的前提，鄉村振興要以城市化引領，鄉村振興既是鄉村本土人口減少的過程，也是鄉村人口空間優化的過程[1]。在我國，城市化引領鄉村振興，一是通過城鄉二元體制的破解，解決好進城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問題，也就是說，城市不僅要吸納農村勞動力進城就業，而且要解決農村居民居家遷移進城的公共保障問題，這也是解決中國小農問題的基本路徑，小農的基本出路就是通過分工分業，轉向非農產業就業，而小農的城市化與市民化是主要的方向。與此同時，農村應通過集體產權制度的深化改革，助推進城農民的市民化。城市對鄉村振興的引領，還應體現在以城帶鄉方面，要鼓勵與支持城市人才、技術與資本下鄉助推鄉村振興，要改善鄉村基礎設施和信息化體系，優化生態環境，激活鄉村休閑市場，吸引更多城市居民下鄉，繁榮鄉村市場。
城市化的本質是產業和人口在空間的集聚過程，以城市化引領鄉村振興，還應包括鄉村自身人口在空間的優化過程，使鄉村人口更趨于經濟分布和市場分布，更有利于公共服務的有效覆蓋。基于此，鄉村振興并非都要以村為載體，如果考慮到一些地區鄉村人口的空間優化與相對集聚，也可以將鄉鎮作為載體，打造和形成與城市群相匹配，生產、生活、生態一體，公共服務空間有效覆蓋的鄉村群。具體而言，鄉村振興應從鄉村區位以及人口、產業、資源稟賦的實際與優化視角出發，對現有村莊進行科學分類與定位，通過科學規劃、利益置換、公共服務有效覆蓋與吸引，搬遷一些村莊，同時，保護與發展具有產業或文化的特色村，改造與轉型一些城（鎮）中村與城（鎮）郊村，提升與優化中心村與集聚村，形成產業興旺、生態宜居、治理有效、公共服務有效覆蓋的鄉村群，使鄉村成為進城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的助推器，城市群與田園生態城鎮的新空間，城市居民美好生活向往的所在地。
三、將生態宜居有效融入產業發展
鄉村振興過程中的產業興旺與生態宜居應該相互結合，關鍵是要深化對產業興旺和生態宜居的認識，尤其要將生態宜居納入產業體系范疇，作為產業發展的組成部分，而不是就生態論生態[2]。就鄉村產業發展而言，一方面，鄉村產業發展主要應由市場來主導，另一方面，鄉村產業發展不能局限于第一產業的發展。第一產業的農產品大多是生活必需品，需求收入彈性較小，因此，第一產業的發展不像二三產業那樣有足夠的發展空間與市場。第一產業發展的重點是提高農產品質量和供給效率，以提高農業競爭力。參照國際經驗，提高農業競爭力的出路，一是技術進步，二是減少農業勞動力，后者主要取決于城市化與工業化對農業勞動力的吸收。此外，鄉村產業興旺還必須走“接二連三”和功能多樣的道路，也就是要推進農業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和多功能發展。這樣的產業，不僅附加值高，而且能觸及市場終端，這樣的農業就能做大和做強。以美國為例，第一產業的農業僅占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一點幾，但“接二連三”和功能多樣的農業卻可以接近國民生產總值的20%，從這一意義上講，我國鄉村振興中農業產業發展的潛力和空間還很大。
生態宜居也是鄉村振興的重要標志。實現生態宜居的目標，不僅要有優良的生態環境作保障，而且要有便捷與整潔的環境設施相匹配，然而，這些環境設施大多具有公共的屬性，實踐中往往難以有效維護、營運和可持續供給。中央要求全國村域環境到2020年有明顯改善，并且發文要求把浙江的“千萬工程”經驗向全國推廣。浙江的“千萬工程”就是“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從2003年開始實施，包括鄉村道路硬化、垃圾分類和集中處理、鄉村污水治理、村莊廁所改造和村容村貌改善等五大村莊環境整治工程。2018年，浙江省被聯合國授予“地球衛士獎”，表彰中國對生態環境保護與治理的貢獻。浙江的“千萬工程”經驗可以概括四個要點。一是政府高度重視，并且將“千萬工程”作為一把手工程。二是增加村莊環境投入，并且每年保持增長。三是建立環境規制，并且嚴格監管與考核。四是動員群眾廣泛參與，并且發揮市場激勵作用。也就是說，調動農民參與環境整治的積極性，不僅要重視生態文明思想在民眾的傳播與滲透，而且引入市場機制，將環境公共品轉變為市場品。在浙江，鄉村生態宜居不僅僅是為了村民宜居，而且也是為了城市居民來宜居，也就是將宜居生態作為產業組成部分，作為鄉村休閑旅游、民宿與農家旅社的基礎條件，并且與農民的利益相掛鉤，這樣，廣大村民就有內在動力，就會更有積極性參與鄉村環境整治與維護，就會使鄉村環境的改善具有可持續性。這實質上是習近平“兩山”理念的精髓所在，即一方面，資源生態環境不能成為發展代價，另一方面，資源生態環境也不能不產生效益，應該成為綠色發展、生態富民的本底。前者是底線思維，后者是發展思維，兩者是辨證統一。
四、將鄉風文明有效融入治理體系
如何在鄉村振興中切實推進鄉風文明建設，除了重視鄉村文化基礎設施建設，扎實抓好精神文明建設，將傳統文明和現代文明融為一體，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還應該將鄉風文明建設提升到鄉村治理高度，融入到鄉村治理體系建設中。鄉村基層治理有效的制度基礎是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結合。首先，要實現鄉村自治和他治的有機結合。自治是相對于他治而言的，自治與他治的有機匹配，有助于提高社會治理效率。但自治需要解決賦權問題，需要處理好自治組織和他治組織的關系，以防止組織沖突。從當前我國治理結構特征看，他治是處于主導地位的，因此，要增強鄉村自治能力與水平，既需要為自治組織提供組織空間，又需要轉變政府某些職能，同時為社會組織發展營造寬松環境。其次，要實現鄉村法治與德治的有效結合。從本質上看，法治和德治是國家治理體系的兩大制度安排，制度則是約束人們行為方式的一系列規范，是人類行為的指南。制度包括正規性制度和非正規性制度兩大類別，正規性制度是指具有強制性、治理對象若不遵從就會付出代價的制度，法治屬于正規性制度的范疇與制度安排。非正規性制度是指不具強制性、但治理對象仍然遵從的制度，德治就屬于非正規性制度的范疇與制定安排。德治在現實中既與倫理道德體系建構有關，更與文化、習俗、慣例、宗教、權威等建構與運用有關。
正規性制度的特點是對治理對象行為的約束性強，其局限性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制度實施成本有時很高，以至于難以有效實施。二是治理對象的行為改變往往不是出于內心，而是具有表面性，一旦放松制度，又會“死灰復燃”。因此，有效的鄉村治理體系，不僅要發揮正規性制度的作用，而且也要發揮依靠道德約束，不強制、又被遵從的非正規性制度的作用。將鄉風文明與治理有效緊密結合，就是要將文化元素與德治結合，就是要將德治作為一種非正規性制度，與法治這一正規性制度有效匹配，形成高效的治理結構與體系[3]。在鄉村振興進程中，國家大力弘揚鄉風文明，主張移風易俗，祛除農村陋習，比如鄉村紅白喜事盲目攀比的風氣，目的不是要打亂農村的健康習俗與文化，而是要營造喜慶、健康的人情往來，目的是更好發揮健康習俗與文化在鄉村治理中作用，以真正體現現代鄉風文明。法治與德治在鄉村治理中的有效匹配，實際上就是體現剛柔相濟、張弛有度的治理，或者說體現法治的威嚴與剛性和文化習俗慣例的柔性這兩者的相得益彰。充分發揮德治這一非正規性制度的作用，不是法制不重要，而是農村中很多問題的解決還上升不到法治層面。例如打擊村霸，恐怕有些人還算不上真正的村霸，構不成刑事責任。再如農村環境整治，嚴格講村委會不是執法單位，沒有處罰權，進而治理亂扔垃圾行為不能簡單粗暴地予以行政處罰，但是可以道德規勸。對于不遵守村規民約的行為主體，可以上道德黑名單，通過加強道德評判或村務監督來約束此類行為。總體上，只有把鄉風文明上升到農村基層治理層面，上升到德治的高度，充分發揮非正規性制度的作用，才能使鄉風文明建設產生實效，并且具有可持續性，才能避免鄉風文明建設落入形式主義的窠臼。
五、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
深化農村改革，尤其是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意義十分重大，它既是鄉村振興與發展必須攻克的難題，也是黨的十九大所提出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所在，即完善產權制度和實現要素市場化配置，其核心是要發揮市場機制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但同時，在農村又要堅持土地的集體所有。這就引出了我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必須兼顧的三個要點，一是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二是保障和賦予農民財產權益，三是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改革開放以來，通過農村土地的農戶家庭承包經營，我國不僅轉變了農業的經營制度，而且也變革了農村集體的產權制度，逐步建立了以土地“三權分置”為特點的農村集體產權與農業基本經營制度，其本質是同時兼顧經濟要求和政治要求，這一制度可以說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農村基層的重要體現和基本要求。換言之，鞏固和完善中國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實質上就是要鞏固和完善土地集體所有基礎上的農戶市場經營制度，而這一集體所有和農戶經營的制度又是以長久不變的土地農戶家庭承包制來維系的。相應的，保障并且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益就不僅僅是為了增加農民的財產收益，而是要使農民能真正成為市場經濟的主體，這實際上是市場機制能否真正發揮作用的前提條件，因為市場經濟是交易經濟，因而市場主體的產權完整性就是必要條件。而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并不僅僅是指集體經濟本身的發展，而且也涵蓋了村集體作為集體土地與集體資產所有者，以及作為農村基層社會管理者的重要地位，這恰恰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特點所在。事實上，實踐中的我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并不單純是個經濟組織，而是一個集村黨支部、村民委員會、村經濟合作社三個組織，也就是集政治、社會、經濟三大功能于一體、“三塊牌子、一套班子”的農村集體組織。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如果保障和賦予農民財產權益是市場經濟體制建構的需要，那么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就是我國農村基層政治社會體制的要求，而兩者的有效結合，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農村的體現。
如何在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中兼顧這兩者的關系，實現集體公有制產權與市場經濟制度的有效結合，有必要在現行集體產權“三權分置”架構下，探索集體與農民混合所有的集體產權有效形式和制度安排。從產權經濟學看，權屬和權能是產權的兩個基本維度。權屬是產權的歸屬，權能是一系列的權利束，包括所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處置權、抵押權和繼承權等。在產權歸屬清晰的基礎上，充分的權能是實現產權市場交易和實現市場效率的前提。從目前我國農村集體產權的“三權分置”架構看，權屬關系是比較清晰了，但權能無論從集體和農民看，都不很充分。就集體而言，盡管所有權是明確的，但是作為所有者的集體的權能卻是缺失的，體現在村集體既沒有獲得土地承包者交納的承包款，也沒有獲得宅基地上農民出租房屋的租金，以及改革后的村集體股份合作社普遍沒有集體股。從農民角度看，盡管擁有了長久不變的土地承包權和宅基地與建房的資格權，以及集體股份合作社的股權，但權能也是不充分的，比如，土地只有經營權可以流轉交易，但承包權卻難以有償退出與交易；宅基地上的房屋可以出租，但卻不能買賣；集體確認的股權可以在村范圍內轉讓交易，但不能對外轉讓交易，等等。這樣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安排，既不利于具有農村基層政治社會功能的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又不利于作為市場經濟主體的農民的充分發展和市場機制的有效發揮。很顯然，權能不充分的市場主體是難于與權能充分的市場主體進行平等競爭的，比如，同樣是從事農業投資和經營，城市居民就能用可以買賣的房產進行抵押獲得貸款，而農民用不能買賣的房產進行抵押，就難以獲得貸款，農民在市場競爭中已經輸在了起跑線上。權能的不充分，還不利于勞動力要素的高效流動和優化配置，比如，在城市化的進程中，農業轉移勞動力的市民化問題解決，實際上不僅是受制于城鄉分割的社保體制，而且也受制于的權能不充分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研究調查表明，即使流入地政府能解決基本公共服務常住人口全覆蓋的問題，絕大部分的農民工仍表示今后不會定居城市，其原因并非是鄉愁、落葉歸根或生活習慣與文化差異，而是他在農村的諸多權益不能被有效處置，而這些權益他又不愿意無償放棄。
集體和農民的混合所有將是我國農村集體所有制的有效實現形式，具體的實現路徑，不是從農民這兒收回權能，或者放棄集體的所有權，而是先把產權的權能賦足，也就是先把產權這一蛋糕做大，然后將蛋糕在集體和農民這兩個主體之間進行合理的切割。也就是說，混合所有的產權制度框架下，農村集體仍然擁有所有權，同時將其他權能充分賦予農民，使農民能依靠市場化交易產權，把集體經濟的蛋糕做大，與此同時，村集體必須對集體產權（承包土地、宅基地、集體資產）的交易收益獲得相應的份額，以體現集體公有產權所有者的具體權益和中國制度特色。值得指出的是，實施混合所有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還需要消除相關制約因素，要有相應改革作配套。一是盡快建立城鄉一體和區域均衡的公共保障體系，尤其是要實現農民的保障由公共保障對土地保障的替代。二是有序推進農村集體經濟由政社不分向政社分類轉變，以及農民權益由不能交易的身份依附向可交易的契約依附轉變。三是深化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要在建立城鄉一體社會保障體系的同時，既賦予農民可充分交易的房產權，又了斷無償的宅基地供給制度。
六、形成政府、市場與行業組織合力
高質量推進鄉村振興，政府要有為和適度，而不能缺位或過度。政府主導推進鄉村振興，是我國政治與行政體制的優勢體現。但政府主導并不意味著政府無所不為和取代市場。實踐中，政府推進鄉村振興戰略是分三步走，不宜操之過急，更不能把鄉村振興單純作為“硬件”工程建設來抓，畢竟鄉村振興還有相當重要的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的內容，屬于“軟件”工程，不是“硬件”工程項目所能涵蓋的。對于公共性領域，比如社會保障、環境保護和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政府強力介入有必要且正當，但是對于非公共性領域，比如產業發展，政府應著眼于調控和引導，如規劃引導、政策引導、投入引導和示范引導等。一旦政府引導變成政府包辦，市場的作用就難以發揮，結果往往是地方政府忙著招商引資，鋪攤子、上項目，各種名目繁多的產業園區、示范區以及模范村、示范村層出不窮，但實際上大多是政績工程。尤其是對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培育，政府偏重于補貼與獎勵等政策支持，政策的偏差性比較明顯，集中反映在沒能處理好新型主體和普通小農的關系，由此，既導致了農民的過度分化，又導致不少新型主體的行為扭曲及其組織異化。農民的過度分化使得農民難以組織化，從而小農難以與現代農業有機銜接[4]。新型主體的行為扭曲及其組織異化，使得這些主體不懼市場，從事農業不以市場為導向，只以政府為導向，致使市場缺失真正主體，市場機制難以奏效，而政府財政負擔則不斷加重，農產品市場處于無序競爭狀態，產業興旺演變為成為產業過剩，真正的受損者并不是新型主體，而是那些普通農民和小農，因為他們得到政府的補貼并不多[5]。
因此，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尤其是在產業發展過程中，必須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同時重視行業組織的作用，要形成政府、市場、行業組織的合力。需要充分認識到的是，有為的政府應該是既能在公共領域發揮主導作用的政府，也是能夠充分發揮市場和行業組織作用的政府。政府發揮市場和行業組織的作用，一方面是要轉變政府的部分職能，將這些職能轉由市場和行業組織來行使。除了市場以外，不能低估行業組織的作用，因為在經濟運行中存在政府和市場都低效或失靈的情況，這時候行業組織的作用是極其重要的。行業組織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夠突破區域行政壁壘，有效避免地方政府本位主義和各自為戰的局面，同時，行業組織還能通過行業自律和行業內的協調，避免同業市場過度競爭對市場主體的傷害[6]。另一方面，政府發揮市場和行業組織的作用，還應著力建立有效的市場運作的體系，核心是建立市場賴以運行的產權制度，即建立權屬清晰、權能充分的產權制度。針對農業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重點是要通過完善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的改革，激活市場、主體和要素，建立起政府、市場、行業組織協同運作，“三位一體”的農業供給側的制度架構，為鄉村產業興旺和振興發展提供制度性保障。
七、深化“兩山”理念認識與踐行
2005年8月，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在浙江湖州安吉考察時提出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論斷，這一論斷具有很豐富的思想內涵。“兩山”理念的基本精髓在于兩個要點。一是在溫飽都已經解決的情況下，資源生態是不能作為發展代價的，也就是不能靠犧牲環境獲得發展，這是習書記生態文明、綠色發展的底線思維。二是資源生態也不能光沉睡在那里，而是應該轉化為財富，即成為金山銀山，這是習書記生態文明、綠色發展的發展思維。只有將底線思維與發展思維相結合，才能夠實現既保護環境又發展經濟和致富百姓的多重目標。習書記的“綠水青山”還是個廣義的概念，它還涵蓋冰天雪地、海浪沙灘、戈壁沙漠、草原湖泊、藍天白云、優質的空氣、宜人的氣候。也就是說，“綠水青山”是普遍存在的，但要使“綠水青山”變為“金山銀山”，按照習書記的思想，關鍵是要做好“轉換”這篇文章。實踐中，隨著溫飽問題的解決，我國不少欠發達地區，如沿海的丘陵山區、大多數中部地區、西南地區和東北地區，生態環境得到了較快的恢復，盡管這些地區的生態環境也曾經被破壞過，但大多是一種生存性的破壞，而不是工業化的污染性破壞，因此，一旦解決了溫飽問題，并且勞動力外出就業，對當地生態環境的生存性依賴就明顯減弱，這些區域的生態環境的自主性恢復就很快，就能再次呈現“綠水青山”的景象，然而，它們基本上還沒有轉換為“金山銀山”，這說明，將“綠水青山”轉換為“金山銀山”既要有個過程，還需要有“轉換”的路徑和機制。這個過程與老百姓對生態環境的認識變化有關，也就是習書記所指出的“三個階段”的認識變化。第一階段，在溫飽沒有解決的情況下，老百姓的思想往往是“要用綠水青山換金山銀山”，這時候生態環境的破壞很難避免；第二階段，當溫飽已經解決的情況下，老百姓的思想往往就變成“既要綠水青山，又要金山銀山”，這時候處理好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的關系就很重要；第三階段，當不少百姓都達到小康富裕的時候，許多人就會認為，這個“綠水青山本來就是金山銀山”，當然，這個“許多人”往往還不是“綠水青山”所在地的百姓，而是收入水平相對高，已經先富裕起來的城市居民，他們的需求是“綠水青山”轉換為“金山銀山”的關鍵。
基于我國資源稟賦的多樣性，區域發展和城鄉發展差異性大的現實特點，要使“綠水青山”轉換為“金山銀山”，尤其是使廣大欠發達地區的“綠水青山”轉換為“金山銀山”，就需要確立生態經濟化，經濟生態化的綠色發展理念，按照城鄉一體和區域協同的發展思路，并且通過市場的機制來實現這種“轉換”。具體說來，“綠水青山”轉換成“金山銀山”的路徑：一是保護“綠水青山”。這是“綠水青山”轉換成“金山銀山”的前提。由于生態具有公共屬性，為了激勵生態保護，需要對保護者進行激勵，這就要對生態保護進行補償。為此，要建立著眼于提高補償水平、多元化補償、多渠道籌集，差異化補償的生態保護體系與補償機制。要創新政府生態補償的轉移支付方式，增強產業扶持型、技術支持型和人才培訓型的轉移支付，同時高度重視和發揮市場、社會組織和個人在生態保護和補償體系中的作用。二是發展“綠水青山”產業。這是以“綠水青山”相容性和配套性產業發展為載體，在相關產品和服務中體現和轉換“綠水青山”價值的路徑。主要包括兩種類型的產業，首先是“綠水青山”內生性產業的發展。內生性產業是指這種產業與業態是與相關資源生態高度相容與共生的，比如林下經濟、休閑養生等產業的發展。由于生態資源的承載量是有限的，這類產業的發展規模應適度，要避免產業規模超過生態資源承載量。其次是“綠水青山”外生性產業的發展。主要是指關聯性配套產業，尤其是相關服務業，如餐飲、住宿、娛樂、購物、通訊、交通等產業的發展。這類產業的發展空間較大，是“綠水青山”轉換成“金山銀山”，做大“綠水青山”經濟的重要路徑。三是推進“綠水青山”產權交易。這是將生態資源直接轉換成“金山銀山”的路徑，關鍵是深化土地、林權和相關自然資源產權與環境管理制度的改革。對于難以或不宜確權到人或戶的“綠水青山”資源，可以采用分權化和地方化的思路，將資源產權確權到相應的主體或產權共同體，同時建立自然資源產權或生態配額的市場交易體系與制度。首先可以考慮和實施的項目有：建立和完善水權交易體系和市場；建立碳排放配額和碳匯交易市場；建立森林覆蓋率配額交易體系和市場；建立生態標志認證體系和標志產品溢價交易體系。四是創新“綠水青山”營銷方式。“綠水青山”轉換成“金山銀山”的關鍵是城市居民向往“綠水青山”，因此，要善于營銷“綠水青山”，以質量為根本、品牌為龍頭、網絡為渠道、組織為載體，著力打造產地消費市場，使“綠水青山”成為致富產地百姓的“金山銀山”。
作者單位：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共南京市委黨校學報》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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