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為什么在上個世紀末本世紀初成為朝野關注的頭等重要的問題，國內的學術界一些人對這個問題提出了哪些解決思路；對"三農"問題的考察，應放在什么樣的框架下，怎樣解決三農"問題，主要談談我個人的一點看法。
一
上個世紀末，或者說是1996年以后，"三農"問題成為朝野關注的問題。我們這個民族，日子好過的時候，通常把農民給遺忘了，而日子不大好過的時候，又想起了農民。五十年來，大抵如此。1992年以后，我們知道，如果按照市場經濟的標準來說，叫做中國已經進入了馬克思經典意義上的所謂"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經濟學家把這個事實表述為所謂"賣方與買方市場的結構性轉換"，也表達為所謂的"內需不足"。而實際情況是整個農民階層和國有企業的下崗職工，占我們民族的70－80％的人民，有巨大的需求，但并不符合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所謂"有效需求"。通常地講，就是說沒錢買東西。98年朱鎔基執政后，利用國家借債投資的辦法來保證國民經濟的總體增長。至今已經借了5100多個億，據他在這次人代會上的報告說，借了那么多錢，進行了有效投入，因而形成了2.5億的優質資產留給了下一屆政府。情況如何，我們不清楚。但有一點卻是肯定的，就是占我們民族人口的70%農民（又有一種統計說農民占國民人口的總量已經下降到64％），8.6億--8.8億，這么巨大的人口，這還不包括城市的貧困階層，他們如果喪失了購買力，這個國民經濟怎么能夠有效運作。就在經濟出現了問題，內需不足的時候，我們又發現了農民。所以經濟學家思考問題是從解決內需不足的角度來考察"三農"問題，他們提出的辦法叫增加農民收入，減輕農民負擔。增收減負在至92年以后黨和國家的文件中不斷得到強化，其核心便是增加內需。增收，如何增收？經濟學家們開出了個藥方。第一是調整農業產業結構，人均1畝土地、種植結構相似而又雷同的小農經濟如何調整產業結構，能否將種植業，尤其是糧食，轉到經濟作物？這個問題并沒有解決。第二是調整農村產業結構。農業產業結構是指農業內部糧食作物和經濟作物的調整，農林牧副漁的比例調整。農村產業結構是說農業要轉到地方工商業。我們知道，如果說共和國的前30年，我們把它概括為中央政府主導的國家工業化發展戰略，那么這20年大體上可以描述為地方政府推動的地方工業化發展戰略。這個戰略在沿海和內地，我指的是東部和中西部地區引起的是不同的效應。可以這樣講，在整個80年代，沿海，主要是指江浙地區和珠三角，或者叫閩南地區，超速完成了從傳統農業向工商業的轉軌。地方財政也從農業轉向以工商業為主，而絕大部分農戶的家庭收入重心也從農業轉向工商業。就是說，對于中西部地區而言，省市縣鄉四級政府發動過三次到四次的大規模的地方工業化的進程，或者叫做鄉鎮企業建設過程。這個過程總體上來講是失敗的，由此而留下的大量債務，還有半數沒有著落。所以對中西部廣大地區來講，雖然地方政府利用自己的行政權力來推動工業化，但依然沒有完成地方的財政從農業向工商業的轉軌，農戶的收入也沒有完成從農業向工商業的轉軌。他們只能利用自己的勞動力到外部打工來彌補農業收入的不足。這樣，20年來不斷膨脹的地方行政機構的財政支出，就實際上間接地壓到承包制下的小農的及其有限的農業剩余上去。這種情況在92年以后加劇了。所以，經濟學家開出的這兩個藥方，在中西部地區并沒有收到積極的效果。至于減輕農民負擔，99年在安徽試點搞稅費改革，就是把各種苛捐雜稅，包括合理的三提五統以及其他一些苛捐雜稅并入稅中，而農業整個稅種也并未一種農業稅。標準是按照上年全鄉人均收入的8－9%的范圍征收。在前年的安徽試點的時候，輿論把它視為中國農村的第三次大的革命，認為是解決農村問題的關鍵。第一次是土地革命，第二次是分田到戶，第三次就是稅費改革。而事實上，費改稅之類的改革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當中曾經實施過幾次，而每次都是收效一時而沒有根本解決問題。明朝中晚葉的張居正的那個改革，所謂"一條鞭法"，就是費改稅。康熙雍正年間的"攤丁入畝"也是費改稅。但沒有解決問題，所以中央也看到了費改稅要與其他一整套改革措施配套，最主要的就是精簡機構。精簡機構在我們共和國50年的歷史上，前30年搞了三次，后20年也搞了三次，一共六次，但每次精簡機構的結果都是行政機構的膨脹。在鄉鎮這一級，80年代初工作人員的平均規模大概在20人左右，小的12－13人，大的27－28人。經過了20年的發展，這級機構規模全國平均達到120－150人，膨脹了五倍有余。而縣這一級在80年代初規模為200－300人，現在普遍超過了千人。所謂機構的膨脹就是吃飯的嘴巴多了，不僅嘴巴多了幾倍，而且嘴巴還大了幾倍。所以，要減輕農民負擔，需要精簡機構和官吏。但是，這牽涉到地方政府精英的飯碗，誰敢動？國務院的體制改革很容易，把13個部門挪出國務院，成立國家的壟斷集團，暫時解決了問題。縣鄉這兩級你怎么辦？減下來的人往哪里去？這個問題不好解決，所以所謂的"增收減負"解決"三農"問題，思想提出來了，但是步履艱難，收效甚微。
關于"三農"問題，另外還有一個提法，就是目前在學術界占主導地位，主要是在經濟學界，他們認為承包制小農的能力已經發揮到極限，所以，大量地減少農民才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途徑。此外，還說要加快進行工業化和城市化建設，把沉淀在農村的過剩勞動力（數量至少有2億）轉移到工商業當中來。因此，一方面要完成市場經濟體制轉軌，必須將土地的現有產權結構進行重大變革。他們將土地所有權視為妨礙土地流轉的根本原因。所以有學者建議土地實行私有化。這樣，可以加快土地流轉，將土地有償地集中到一些種田大戶手里。但這個問題，土地的現行所有制結構如果轉化到私有權、私有制，將會給中國的農村、農民以及中國整個社會秩序的穩定將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這個問題依然沒有被他們深思熟慮。他們一方面提出要改變土地的產權結構，加快土地流轉，另一方面要求廢止歧視性的戶籍制度，加快城市化的建設，使得中國的工業化和城市化同步進行，改變我們50年來城市化滯后于工業化的現象。他們認為，只要改變歧視性的戶籍制度，2億左右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會以較快的速度轉向工商業，轉向城市。這種拷貝西方發達國家的社會轉型經驗的思路，在中國能不能適用？中國農村的大量剩余勞動力能不能轉移到城市？在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條件下，其工資結構有下降的趨勢。據調查，1986年到1996年間，沿海城市打工者的工資基本上沒有明顯地增長。與之相反，96年后其總體工資結構有下降的傾向。現存的工資，就算500元吧，能否使打工者在城市居住下來，能不能養家糊口，這是一個問題。現存的工資結構使得農民只能成為農民工，不能轉化為城市的工人。另外，城市現有的社會保障，這里主要指義務教育、失業保障、醫療保障，這四大保障在現存的中國經濟條件下，能不能一次性地或者是較快地賦予、覆蓋到全體國民、全體農民，這還是一個問題。這么來說，如果取消現有的歧視性戶籍制度，讓農民能夠自由進入城市，而同時又未能把城市的社會保障賦予進城的農民，那么將在同一個城市內部產生了兩個不同的等級。這樣對整個城市的管理將帶來什么，這些經濟學家也沒有給予充分的考慮。這是學術界主流關于"三農"問題的基本想法。
二
"三農"問題，通常把它認為是一個農民負擔問題，其實不然。下面我要講第二個問題，就是考察當代中國"三農"問題的三條主要線索。在這里不能詳談，只是提出來供諸位參考。
第一是人口與土地的關系。所謂人地關系問題，即農業人口對有限耕地的壓力不始于當今，也不始于共產黨政府，更不始于毛沒有聽馬寅初的一句話，所以中國的農民就撐開肚皮生孩子。不只如此，人口對土地的壓力由來已久。可以這樣說，500年了。如果再往前追溯，1000年了。中國秦漢到隋唐之間，我國的人口規模通常在6000萬左右，南宋時期突破1億，原因就在于一項小小的農業技術傳播。即早稻，所謂占城稻從越南引入中國。于是，中國長江以南的水田開始形成了兩熟制，甚至三熟制。這樣形成兩大效應，一是人口規模擴大，因為原來比如5畝土地養活1人，而現在2.5畝就可以養活1個人了。隨著單位畝產的提高，復種指數的增加，南方的人口開始超過北方。第二個效應是由于稻田的價值增高，引起了對長江流域江流湖泊的圍墾。我們湖北、河南等地一些大的湖、堰的圍墾，基本上是從南宋開始的。還有梯田上崗大概也從南宋開始，這樣又引起人口的大量增長。南宋人口突破1億，元代人口稍有降低，明清時期又上升到1億以上。明代的1500年是一個很重要的分界線，這一年在世界史上也是非常重要的分界線，一位歐洲人發現了新大陸。這個發現對中國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兩樣東西，一是南美的高產作物進入了中國，主要是玉米、番薯、土豆、南瓜、花生等，通過荷蘭、西班牙到中國的貿易的商人進入了南中國海地區，進入中國。二是墨西哥的銀元進入中國，引起南方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中國是一個銀元國家，而銀子主要來自墨西哥和日本。明代所以會出現倭寇，他們來干什么？他們本來帶來了日本的白銀到中國來經商，經商失敗了就搶。其實在在福建沿海、江浙沿海的倭寇主要還是中國人。所以1500年以后，南中國商品經濟發展迅速，人口日漸稠密。以后隨著每一次的戰爭（主要在北方和中部地區），每一次的饑荒，每一次的天災人禍，這些高產作物就不斷地向中部、北方、西部地區進軍。直到現在，中國國家級貧困縣主要還是靠紅薯、土豆和玉米這些支撐。有人說清代的"攤丁入畝"，從此人頭稅取消是對中國人口膨脹負有主要的責任，當然有道理，但高產作物的引進，使得原來我們民族主要的河泊土地化了，由河谷民族和平原民族變成了丘陵民族和山區民族。生態環境遭到破壞，從那個時候就逐步開始了。由于水稻和小麥沒有辦法與森林和草地爭坡地、爭丘陵，而紅薯、土豆、玉米有這個能力。這樣，大面積的生態破壞、大規模的人口增殖出現了。大概是在康熙晚年，剩余土地已經基本上開墾完畢。到了解放初，我們已有耕地16億畝，人口達到5.83個億。經過50年，我們的耕地僅剩14.2億畝，人口規模達到13億，到2030年，我們的耕地會進一步減少1億畝，而那時我們的人口規模將是16億。當然，這里的土地面積只是稅畝，而非實畝。實際的耕地有多少，有多種說法，一說是19億畝，一說是20億畝，一說是21億畝，還是說是24億畝。中國的統計數字歷來是不真的。即便我們取其中最大的，人地緊張也是顯而易見的。唯一的辦法是提高單位畝產。50年來，共產黨在農業方面最大的成果是單位畝產平均提高了3－4倍。1952年我們的糧食產量是3600億斤，達到解放前的最高產量，到1996年，總產量達到1.1萬億斤，提高了將近3倍。而同期人口增長了1倍多一點，所以我們比過去時代好多了。因此，人地關系問題，不是哪個黨派帶來的，也不是哪個領袖決策失誤帶來的。而且在50年代初，平心而論，也不可能來實施現代的計劃生育。因為共產黨依靠農民來打天下，如今天下初定，就要發動一場針對農民生育文化的戰爭，那是不可能的。當然，在那個時代，確實尚未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我們在毛發動的"工業化"過程當中，的確有一種天真浪漫的想法。1958年的《人民日報》社論就講，只要我們實現了農業的集體化、工業化加上機械化，我們的糧食就不是現在這樣的幾倍的增長，而是十幾倍、幾十倍的增長。到那個時候我們的土地不是少了，而是多了。我們全國用1/3的耕地來種糧食，用1/3的耕地來種樹，還有1/3的土地讓它休閑。這個牛皮我們現在當然覺得很奇怪，問題的嚴重性也得到認識。當人均耕地達到1畝以下的時候，這個耕地只能用來種糧食，別無其他出路。這個問題從96年以后就被學術界反復談到了。但是，它是歷史地形成的，無法在短期內得到解決。所以現在地承包制，從經濟學上來講是不經濟，但為什么要堅持承包制，為什么要人口來均分土地？它的政治學和社會學的意義遠遠超過其經濟學意義。它是穩定天下的一個基本的農村經濟制度。因為大量沉淀在土地上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無法在短期內轉移出去。這是第一條線索。
第二條線索是政府與農戶的關系。秦漢以來，中國就是一個小農經濟的國家：中層階級--也就是貴族階級被消滅了。所以秦漢以后我們看到，國家的行政權力直達農戶，而每一個王朝興起后的第一個任務便是編戶齊民，稅收不是以村為單位，而是以戶為單位。這在歐洲封建社會是從來不存在的。這就決定了政府，即國家與農戶關系不能用西方國家的一般理論來理解。理解中國傳統的核心，其實有兩個字已經標識出來了，那就是"國家"。中國的"國家"這兩個字是不能被翻譯的，翻成什么？"state"？"nation"？"country"？"motherland"？"No"！它只有在中國的語境中才能被準確地解讀。脫離中國語境，無法理解。國者，中央集權的官僚國家，家就是小農家戶，國與家之間沒有任何的中間界限。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我們可以把所謂的地主、富農、中農、佃農和雇農等都看作小農的不同樣式，他們共享一套倫理價值。因為古代社會最核心的倫理道德價值都是建立在"家"的基礎上，"三綱"作為國家法律的基本原則，其中有兩項建立在家的基礎上，一項同家有緊密聯系。沒有一個民族這樣把倫理關系和法律關系建立在家庭倫理的基礎上。國家與農戶關系的核心是稅賦關系。國家所以編戶齊民，因為有土地就有稅，有丁就有賦。從國家的角度來講，有家才有國，作為一個聰明的統治者，必須維護小農經濟的再生產能力。只有國家有效地維護小農經濟的正常稅賦能力，然后才能得到正常的稅收，養活皇家和各級官僚。但是，隨著王朝持續和推移，人口膨脹，土地增加有限，農業剩余的大部分要被農民自己的家庭吃掉，剩余越來越少；同時，國家的官吏越來越多，也越來越腐敗。這樣，對農業剩余的汲取越來越多，最后必定是"官逼民反"收場。中國的農民從來沒有發生過與地主之間的戰爭，而"官逼民反"則比比皆是。官逼民反，怎么逼？只能逼出農民可憐的剩余，以至于農民不能再生存下去，就造反了。從這個方面來講，帝王最聰明的地方在于保護農民。古代國家治理的目標是"治平"，不承擔發展的任務。近代以來，隨著西方的入侵，向西方學習，要工業化，要抗擊西方，就必須提出工業化強國的任務。而強國任務、工業發展需要資本積累，問誰要？西方國家好解決，向海外貿易要，向殖民地要，而我們只能向占人口多數的、最貧困地農民要。整個50年，農民稅賦占20－30％，國家通過高額的農業稅和統購統銷，每年從農村轉移出去900億斤糧食，甚至達到1千億斤。那就是說，這與解放前農民交給地主的租和交給國家的稅，基本上沒有重大的差別。這是國家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榨取了從前地主所獲得的地租。這就是共產黨消滅地主的一個理由。地主階級消滅了，但近代中國工業化所需要的資金積累讓我們別無選擇的采用新的方式剝奪農民。現在的問題是，當農民50年來已經為國家的工業化奉獻了那么多積累，為什么農民不能分享工業化的紅利，這在道德上怎么講？這是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是，當農業（農、林、牧、副、漁）的總產值在2000年已經下降到GDP的12.3％，也就是說，中國已經進入工業化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農民可以不要養政府的時代已經到來，農不養工、農不養政、以農養農的時代已經到來了，已經可以廢除一切農民負擔，包括農業稅。那么，現在農民承擔的稅費有多少呢？不同的統計口徑有不同的說法。農經局的一項估計是平均一年從農民身上取得的稅費加上罰款約為1200個億，國務院農調所得估計是1780個億，而湖北監利的李昌平估計是4000個億，有的人可能估計的更多。我的估計是在2500－2800個億之間。這個錢能不能免掉？我們2001年的財政收入是1.6萬個億。其實，有人估計，如果包括預算外的其他收入，總量達到3萬億。那么，拿出1/10來解除農業稅賦，既合理又可能，想想單是北京申奧就支出2800個億啊！至少把農民承擔的義務教育全部由國家財政承擔起來是沒有問題的。需要多少錢呢？大概是600個億/年，這個可以做到。所以，政府與農民的關系。應該是國家為農民拿多少才合理的問題，現在的狀況是不合理的。尤其是50年來，農民已經為國家的工業化作出了巨大的貢獻。現在進入市場經濟時代，農民是不是還能繼續為市場、為城市、為政府無私奉獻？不合理。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那么歷史上國家與農戶之間的關系，尤其是封建王朝中晚期的那種緊張關系，有可能在共和國的50年、60年、70年間展現出來。
第三條線索是沿海和內地的關系。這個問題，沿海和內地，如果把中國分為沿海、中部和西部的話，那么近代百年以來，西部地區，我主要指的是少數民族、邊疆地區，幾乎沒有參與中國的近代化的歷史過程，深深卷入近代化過程的是中部和東部地區。由于帝國主義的入侵以及隨后的五口通商等等，近代工商經濟的發展在沿海和中部地區的意義大不一樣。東部地區既受到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同時也得到了商品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好處，東部地區的一些城鎮發展起來。在20－30年代，浙北的大部分縣已經逐步從農業為主的產業結構向工商業為主的產業結構調整，人口的就業結構也隨之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像蘇南和浙北一帶，當時農業人口已經下降到40－50％左右，基本上進入了工商業。沿海大城市，如上海，在短短百年時間（從五口通商的1842年算起，到1949年），從原來幾十萬人的小縣城發展到400萬人的大城市。那么些人口是哪里來的？不都是從周圍的農業地區流動過去的打工仔打工妹。所以，近百年中，沿海地區經歷了從農業向工商業的自發的轉軌過程。這一過程其實還可以往上追溯到明中葉。現在江浙一帶的城鎮原來的基本雛形大都是從明中葉開始形成的。近代以來，沿海這一帶的發展，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被抑制。舉個簡單的例子。如溫州，它在解放初的人均耕地不足1畝，而當時全國平均為3.7畝。還有廣東潮汕地區，現在人均耕地面積0.2畝左右，那就是說，在解放以前，那里的農民已經是半農半商半工，大量的勞動力已經轉移到內地、城市和海外。所以在公社體制下把那些亦工亦商的農民重新按在土地上的時候，他們人均0.8畝的土地，怎么能夠養活那么多人呢？事實上，就是在公社時期，江浙一帶還是在經營土地外收入。我的一個表哥曾告訴我這樣一個故事。1953年搞"四清"的時候，上級派來的工作隊在永康縣發現那里的很多大隊的大隊長都是地主和富農，他們認為這是階級復辟，上報上級。中央后來專門派有關部門下來調查，結果當地的老百姓說，他們的主要勞動力都出去搞補（鍋）打（磨）等手工業了，一般年初出去，春節回來。在家勞動的婦女老幼沒人管，所以懲罰地主富農，讓他當大隊長。所以，為什么沿海地區在公社制廢除以后社隊企業迅速發展，并向鄉鎮企業轉化？為什么在溫州地區在改革中會以個體經濟的形式出現，而蘇南地區則是以集體經濟的面目出現，這都是有歷史基礎的。計劃經濟30年，是對幾百年來的那種發展趨勢的中斷，而20年來，則又得到接續。所以，當沿海地區迅速完成地方工業化過程，地方的財政主要資金也從農業剩余轉到工商稅，農業已經不重要了。我在江浙一帶跑過很多縣，那些地方的農民，你問他什么叫農民負擔，竟然不知道，更別說什么"三提五統"了。96年的鄉鎮企業經濟體制改革，轉化為私有制，村集體經濟收入沒有了，這種情況下，部分地方又開始征收農業稅。2000年浙江全省廢除了農林特產稅，同時，"三提五統"也隨著農業稅恢復了，但是，有些地方農民拒絕繳納，政府也就算了。而原來在96年以前鄉村集體經濟搞得比較好的地方，很多地方是以工抵農了。所以，當沿海的鄉鎮企業趁國有企業體制轉軌的笨拙和遲緩地幾年里迅速發展起來后，一方面擠垮了很多國有企業；另一方面也使得中西部地區發展鄉鎮企業的空間微乎其微了。因為市場已經飽和了。中西部地區只有依靠地下礦產資源或是當地的原材料進行一些簡單加工，而這些又正是日趨注重環保的中央政府所嚴厲限制的。機會已經不可能再給中西部了。如果中西部地區的地方工業也有一個像沿海在80年代那樣輝煌的時期，那就意味著要有一個廣闊的海外市場，這可能嗎？
中國的現代化發展來太晚了，因而我們不可能循序漸進的走完西方發達國家經過的道路，希望畢其功于一役，但這個趕超的空間太小了。1850年的法國人口總量為3600萬，英國人口總量只有2000多萬。1800年的整個歐洲人口規模是1.5個億，同期中國的人口規模已經達到四億。英國依賴于比它大幾百倍的殖民地，從而完成了綽爾小島的工業化過程。法國來晚了一步，它的工業化進程充滿風險和斗爭，德國更晚，必須依靠上層國家力量來推進工業化，結果是為尋求發展空間而發動兩次世界大戰，但每次都被摁在地下。美國則有它特殊的地方，因為美國的工業化過程中，尤其是在南北戰爭之后，進行西部大開發。當時規定，在美國居住兩年以上的成年男女每人可以擁有160公頃土地，其他的國家可能嗎？所以，沿海地區20年的工業化的完成是以廣大國內市場為背景的，而廣大中西部地區只能依靠廣闊的海外市場來發展，這是不可能的；沒辦法只好搞些地方保護主義，假冒偽劣什么，搞點錢。
因此，所謂"三農"問題，實質上是中西部農村的問題。近代中國發展的一條線索就是中西部和東部地區的關系問題。如果我們把國民黨稱之為江浙財閥，那么，這個政權的支持力量是什么？是東部。而共產黨打天下靠的是什么，在哪里尋求支持力量？是中西部，尤其是中部農民。因此，1949年的一方勝利一方失敗，可以看作中部對東部的勝利，農民對于資本的勝利。前30年，中央依靠計劃體制抑制了中部與東部地區的差異，20年的改革開放，使得新一輪的矛盾正在生長。如果我們不想再讓歷史重演的話，這個問題應當納入一個緊急的戰略性框架中思考。
三
"三農"問題不在三農本身，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也不是減負，它是關系到國家的整個發展戰略問題。也就是說，國家現代化的發展所帶來的紅利是不是應該由社會的各個階層相對合理公平的分配。在這個問題上，靠市場的力量是做不到的，市場天生是產生不平衡與不平等的。那么，政治國家能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毛的工業化發展戰略中，誰得到了最大的好處，農民所受的剝奪如何補償？工人的低工資有福利補償，三十年積累得巨大國有資產，沒有轉移到個人或海外，它正是新時期改革的資本。20年來的市場經濟導向的發展戰略，快速工業化的發展訴求，已經使得市場的不平衡性充分體現出來。解決的辦法，我的想法有三個。
其一，組織起來。20年的改革開放，完成了一個過程，勞動的雇傭化過程，不管這個勞動是在私人資本（民營資本）、外國資本還是國家官僚資本中。這三種資本性質不同，但在雇傭勞動這一點上是相同的。這個過程的完成，要求我們將政權力量能否保護勞動的問題提出來。當然，我們有《勞動法》，但它能夠提供多少保護？所以，勞動者，包括工人、農民，其弱在于分散而無組織，如果組織起來，它是最強大的階級，因為他人口眾多。1848年2月，法國的小農占法國人口的65％。當時搞民主選舉，結果農民們把拿破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選出來，選出來一個皇帝。當時他們的口號是：打倒富人，要求公正；打倒共和國，皇帝萬歲。因此，總的來講，整個工業化的發展戰略所帶來的紅利如果只讓某一個或幾個階層獨占，另一些階層得不到好處，甚至還要付出代價，這樣的發展戰略是維持不下去的。這就是鄧小平同志反復告誡我們的中國問什么不能走資本主義，必須要走社會主義的根本理由。如果貧富分化問題得不到解決，那么，地方之間的矛盾，民族之間的矛盾，階級之間的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尖銳起來了，那個時候，中國就要亂了。看《鄧小平文選》3卷本那個談話，大意如此，略有詞句上的混亂。
我認為，"三農"問題，事實上是農民與國家和農民與市場的雙重關系問題。分散而弱小的農戶，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農副產品和工業品之間的交換，表面上是等價交換。實質上，價格與其說是由供求關系決定的（此處似乎有些疏漏--整理者），還不如說是由提供產品的兩大集團的市場談判地位決定的。比如說工資水平，表面上取決于勞動者的供求關系，實質上這是談判的結果。在勞動無限供給的情況下，資本和勞動的談判地位就不平等了。但如果勞動者結合起來組成工會同資本家進行談判，工資立即就上去了。所以市場上的平等交換是一種表面現象，透過它看，決定交換的價格的更深刻的原因是生產者的談判地位。分散的2.3億的農戶，只有組織起來成立農民協會，增加自己的市場談判能力才是農副產品價格比的先決條件，也是提高和地方政府談判能力的先決條件。沒有這種組織，就無法抵御地方政府不斷增長的稅費負擔，無法實現法律賦予農民的權利。權利是一個抽象的規定，它必須通過組織的力量才能實現。這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強者，即資產者的權利是不一樣的，因為資本本身就是權力。所以，我講要解決"三農"問題，第一條是組織起來。至于如何組織起來，誰來幫助農民組織起來，農民能不能自發地組織起來，組織起來后的地方政治格局會發生什么樣的變化，對我們的地方民主化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而我們的學術界、輿論界將會給予什么樣的支持？這都是一些值得研究的問題。作為社會科學的研究者，希望諸位共同來研究這個問題。當然，現在的市場經濟社會把每個人都轉變成為"爬升動物"，每個人必須為了自己不斷地向上爬升，爭取名利和地位，否則就要沉淪下去。但是這種爬升是有條件的，就是說這個國家的經濟必須正常有序地向前發展，中高層的職位被不斷地創造出來滿足一批又一批的大學畢業生的爬升需求。這個過程有可能被中斷，今年大學畢業生就業形勢已經給了我們一個重大的信號。今年有145萬名大學畢業生，據說有60多萬人參加研究生考試，這是延緩畢業而不是增加能力的策略，是資源浪費。明年可能有將近200萬、后年265萬畢業生，你爬得動嗎？所以，關系我們民族和國家的事情是每一個從事社會科學研究者的神圣的、不可推卸的責任。第二條建議是取消全部的農民負擔。這個時機已經成熟，就叫農不養政。農業已經成為一個弱勢的、甚至無贏利的產業，向農業征稅收費，通天之下，沒有這個道理。這里我指的是現代社會，不是古代社會。當我們的農民已經為國家的工業化進程進行了五十年的積累，當工商業已經占GDP的85％的時候，占GDP15％的農業要養活占總勞動人口50％已經很不容易了，不能再向他們額外征收任何稅費了，更不必說各種罰款。這是穩定三農的根本性決策，是穩定承包制小農經濟的根本。與其說是增收，不如說減負，減負即增收。加入WTO以后，我們現在的農副產品價格仍比國際價格高出20－30％。也就說入世以后，城里人，尤其是沿海的城里人可能會從國外來獲得更優質的糧食。其實這幾年來，上海人，還有廣東人吃的基本上是美國小麥，因為他們的小麥質量和口感都比中國北方的小麥好。另外，這三年來，我們吃的油基本上是從美國進口的轉基因大豆油。因此，要維持農民和農業的話，取消全部農民負擔，勢在必行。那么，取消之后我們的地方政府由誰來養活，我們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由誰來支付，這就要求中央做出重大的戰略決策。我的建議是削減政府規模和層級。地方政府這二十年來為什么機構不斷地膨脹，這與高度中央集權的壓力給地方政府巨大的任務，從而造成政權的多層次性有關。現在的地級市已經變為一級政府了。這樣，中央一級、省一級、市一級、縣一級、鄉鎮一級，再加上村事實上也是一級。有的地方在鄉和村之間設管理區，又多了一級。巍巍乎，多矣！中國自古以來都是兩級政府，元明以后又加了一級，三級，三級就已經夠了。我的建議是取消地市級、分省。我們搞它50個省，40個也行，10個直轄市。分省沒有太大的阻力，四川不是分出來了個重慶嗎，地方政府并沒有太大的反應，中央有這個權威。分省對于內地，特別是西部地區十分是有利的。四川原來就是幾個省合成的，川南、川北原來都是分立的省。我們的內蒙古自治區管理起來很難，切成三塊，不就容易多了嗎?我們的西藏，原本就是有三個行政區的，新疆一向也是分疆南疆北。這個建議不是我首先提的，百年來就不斷有人提，康梁當年就提過了。省一分，分得多了，每個省都弱了，中央也就強大了。地市級取消，省就直接管縣級，每個省可以管40－50個縣。市級取消，然后搞鄉鎮自治，恢復古代郡縣制。鄉鎮這一級管理的錢可以省掉多少？多出個2000億不希奇。
再一個是我們的"條條"太多，在60－80個之間，在農業地區，要那么多部門干什么？我曾到山西去過，那里地方有個縣設鄉鎮企業局，鄉鎮設企業辦，我問他們有沒有鄉鎮企業，回答說我們一個也沒有。還有一個什么對臺辦，他們說全縣有一個臺胞。這種行政管理體制是從秦漢以來逐步形成的中央集權的、多層次的、條塊分割的體制，它對于管理一個封閉的、靜態的、區域差異甚少的、人口高度不流動的社會是十分有效的。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在毛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需要不斷地把地方原有地差異消滅掉，以維持全國的高度統一和地方性事務與中央的高度一致性，這樣中央的任何一個機構都可以直接插到基層。所以到59年、60年，毛可以從高高的中央規定每一個農民每天吃什么。20年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使我們的民族進入到一個幾千年來未遇的全新的、完全陌生的新社會，一個所有的人和所有的家庭都必須依賴市場為生的社會，一個必須為了賣出而買進的社會。農民的農副產品如果賣出不足以買進，那么必須把自己的勞動當作商品出賣。所有的階層都必須依賴市場進行生活，區域性的差異就開始出現了，全國范圍的人口借助于現代化的交通、通訊工具，每年有大約1億的人口流動于城鄉之間。中華民族從來沒有這樣一種經歷。東部、中部、西部、南方、北方的差距日益顯現并多樣化起來。這樣以來，中央集權的、多層次性的、條塊分割的管理體制無法駕馭這些新變化。它不能對某一地方的特殊性做出反應，只能對全國范圍的普遍性做出反應。舉個簡單的例子。關于"法輪功"的問題，1996年以前就有一些反映，覺得有些不對勁，但沒有一個部門去認真地管管它。體育部門說不錯啊，老頭老太們練練身體，不是挺好嗎？公安部門覺得搞不清楚它到底好不好，沒法管；民政部門也覺得這個事情不是自己職責內的。結果，它一下子就把中南海給圍了，又悄悄地撤了，沒有留下一片紙屑，組織的嚴密性可見一斑！這時候覺得不行了，定性是邪教，然后成立一個610辦，部級機構，地方政府層層下設。諸如此類現象，結果我們又增加了一個條。20年了，我們的條條那么多有其必然性。農民要造房子，占用土地，就從中央到地方設立一個土地管理部門來掌管天下非農使用的土地，同時，老的管理部門并沒有被吃掉。96年我在瑞金調查，發現他們有一個知青辦，3個工作人員。我就問你們這里還有知青嗎？回答說沒有了。沒有了那不是自己管自己？我們的縣鄉有整整7個農業部門，基本上沒事干。所以，這樣的行政管理體制，是導致機構不斷膨脹、人員不斷增多以及屢減屢增的一個根本原因。要求我們的政治和行政管理得以改善，必須加以研究，要總結世界各國的經驗來掌管一個變動中的中國。要形成低成本、高效率的、廉潔的和法治的行政管理體制，就我們民族而言，這個問題是關系到生死存亡的大問題。如果我們不斷地增加"條"，會導致整個行政權力的不斷擴張，最終把中國的財富吸干，從而把自身壓倒。在這個意義上理解中西部地區的農民負擔，我們就明白不斷加重的原因了。為了解決不斷增加的新情況、新問題，機構不得不擴張；它不知道哪些問題可以由老百姓自己去干，也不去培養老百姓的自我管理的智慧和解決自身問題的力量。這個問題，決不能掉以輕心，它既是一個政治問題，又是一個行政問題，但歸根結底是對我們民族的政治智慧的挑戰。如此這般用增加"條"的辦法來解決新情況新問題，一條要加多少人？而且我們仍然害怕這些"條"管不好，再加上一個最大的"條"，把各個部門統起來，那就是黨。所有的"條"都依賴黨的統一來運行，所以國家就必須建立在黨的基礎上。這就窒息了我們民族民主化的可能性。這并不表示我對黨本身有任何懷疑，我本人是黨員，由黨領導的現代國家一點不錯。我這里只是從政治學和行政管理的角度來說的。我們的民族正面臨著一個剛剛開始的巨大的變化，如果我們對它缺乏必要的精神準備，那么由此可能帶來的混亂、動蕩、不慎和判斷失誤隨時都可能出現。這要求我們一代年輕人必須關注我們民族的進程，這關聯著我們當下的社會生存。研究要上升到認識我們民族當下的處境和未來的發展的高度，目的是形成一個既發展又穩定的社會，形成一個在發展中社會的各個階層相對公平地分享好處的社會。這個就是我們的目標。
作者系華東理工大學教授、《中國鄉村發現》學術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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