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7日是中國第六個扶貧日,也是第27個國際消除貧困日。
貧困是“無聲的危機”，不僅嚴重阻礙了貧窮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也是當前地區沖突、恐怖主義蔓延和環境惡化等問題的重要根源之一。
過去幾十年間，中國的減貧成就舉世矚目。但對于很多國家來說，消除貧困，仍然任重道遠。
就在日前， 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了阿比吉特·巴納吉、埃斯特·迪弗洛和邁克爾·克雷默，獲獎理由是他們為減輕全球貧困所做的實驗性貢獻。結果公布后，收獲各方普遍贊譽，也引起對脫貧工作的更多廣泛討論。
為此，南方經濟智庫特邀中央黨校經濟學部教授徐祥臨，對諾獎經濟學獎獲獎理論和中國減貧經驗進行比照解讀，以饗讀者。
諾獎得主不該拋棄二元經濟結構框架
我個人認為在現在西方經濟學領域中，他們三人獲得此獎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就像世界經濟學界所評價，他們的得獎體現出如今經濟學領域重新重視發展經濟學，我對這個思路持贊賞態度。
特別是這三位獲獎的經濟學家，他們從書齋里走出來，深入到貧困人口中去做調研、做實驗，同時幫助一些發展中國家制定一些有利于貧困人口的政策，這些做法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但我認為，我們在對這三位新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給予高度評價的同時，要避免盲目崇拜迷信的心態。因為在解決發展中國家的貧困問題這個共同的目標上，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和實踐有著更豐富、更巨大的成就。換句話說，如今中國共產黨解決中國貧困問題的理論與實踐，高于這三位新科諾獎得主。
眾所周知，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是劉易斯，其獲獎的理由是提出了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在這個理論中，他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分成以工業為代表的現代經濟部門，和以農業為代表的傳統經濟部門。其思路是通過現代經濟部門的發展，吸收傳統部門的剩余勞動力，從而讓以農業為代表的傳統經濟部門在剩余勞動力被吸收完畢之后，進入商業運轉的狀態，即完成現代化。我認為劉易斯的理論框架是科學的，也符合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實踐。
面對發展經濟學的困境，他們尋求理論創新原本是正確的，也關注到了中國減貧方面的成功案例，但是他們卻把二元經濟結構的理論框架徹底拋棄了。我認為他們的理論創新方向是偏頗的。原因是，二元經濟結構是發展中國家的一般國情，脫離這個理論原點是不可能科學認識貧困本質的。就像這三位諾獎得主研究貧困問題時所發現的一樣：貧困人口的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和富裕的階層和人口是不一樣的，而這就是典型的二元結構。
我們黨開創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把農民組織起來，改變中國貧窮面貌，就是建立在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即二元結構的理論基礎之上的。
新中國成立70年來經濟發展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其中一個理論基礎仍是城鄉二元結構。隨著中國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也形成了國民經濟的基本格局，建立了工業化體系，農業、農村、農民也進入了現代化進程。改革開放以后，中國進入了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階段。在此之后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
實踐證明新型農村合作體系行之有效
6年前，習近平總書記在湖南湘西十八洞村考察調研時，首次提出“精準扶貧”理念。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鄉村全面振興，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實現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推動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要尊重廣大農民意愿，激發廣大農民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激活鄉村振興內生動力，讓廣大農民在鄉村振興中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堅持以實干促振興，遵循鄉村發展規律，規劃先行，分類推進，加大投入，扎實苦干，推動鄉村振興不斷取得新成效。
相比之下，諾獎新科得主雖然也意識到了窮人相互幫助的重要性，但沒有提出將貧困人口組織起來這個命題，因為他們不知道，這是從微觀層面改造二元結構的有效途徑和手段。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強調把農民組織起來，是為了增強他們進入市場的競爭力。和諾獎新科得主的實驗相比，中國的做法更高明、更有利于農民，而且能夠立竿見影解決貧困問題。
按照 “三位一體”的新型農民合作社體系，首先是生產合作，即技術人員指導農民搞生產，使科學技術得到推廣；其次是供銷合作，購買生產資料，銷售農產品；最后是信用合作，把專業合作、供銷合作、信用合作這三類涉農服務部門整合起來，為小農戶提供生產生活全方位的社會化服務。
在這樣一個體系下，凡是農民的交易行為，包括購買、銷售、金融保險等，小農戶只要參與進去就是對經濟發展的貢獻，而且各個生產經營環節上產生的利潤通通都歸農民，尤其是歸種田的農民分享。在這個體系中，企業其實是由農民構建的，所以這個體制完全建立起來之后，其中的技術人員、購買人員、銷售人員、金融保險人員，都屬于農民范疇。這樣農民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都能得到利益。
這種合作社架構，其科學性就在于農民手里剩余資金雖少，但窮人多，積少成多。資金表現在現實中就是，窮人手里的存款余額如果能夠完全滿足于人民的貸款需求，而且還有剩余，那窮人就可以通過組成合作社掌握金融資本，其產生的利差也都歸在合作社社員分享，尤其讓貸款的社員分享，這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清遠農村綜合改革具有里程碑意義
2018年10月23日，習近平總書記來到清遠市所轄英德市電子商務產業園和連樟村視察調研，聽取廣東省推動粵東粵西粵北脫貧攻堅和清遠市農村綜合改革工作匯報，對當地的做法表示肯定。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城鄉區域發展不平衡是廣東高質量發展的最大短板。要下功夫解決城鄉二元結構問題，力度要更大一些，措施要更精準一些，久久為功。
首先，我認為清遠農村的綜合改革，在中國的農村改革中具有里程碑意義。新中國成立之后確立了土地集體所有制，但是土地集體所有制當年是以“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其土地產權是有欠清晰的。
清遠農村綜合改革的基本經驗是在行政村和村民小組之間明晰土地產權，把土地所有權明確界定為在村民小組，同時在村民允許的前提下允許個別村的土地歸行政村，從而解決了農村改革以來土地產權不清晰的問題，利用土地集體所有制優勢把農民有效地組織起來，有力地推動了脫貧攻堅。
由此，貧困問題一下子就解決了，清遠的貧困村也得到較好的發展。曾經的廣東省定貧困村葉屋村，從2009年開始改革，從整治承包地細碎化入手，完善統分結合的土地承包制度，從之前人均收入3000塊錢不到，2010年當年就變為收入過萬，到2015年人均收入已達到2.5萬元左右。
在金融方面，我曾在2013年底時建議清遠佛岡縣龍塘村從信用合作起步，解決農民貸款難問題。即把本村農民的資金由干部帶頭存到信用合作部里，然后在本村發放貸款。在這樣的熟人社會里，信息充分對稱，能有效防范不良債權債務問題。實踐證明，該村這么多年來還沒有壞賬問題，同時農民貸款難的問題也解決了，更重要的是其中的利差也都由農民分享。
從以上的案例可以看出，中國在解決貧困方面有著非常豐富的理論和制度創新成果。在新時代，如果要進一步把農民組織起來，就要用以上所講的合作社等方式。但今年的諾獎得主所提出的理論，無法把窮人組織起來參與市場競爭，從而跟城市資本形成平等的競爭格局。
所以我認為，這三位諾獎得主對于如何破解發展中國家的二元結構，首先忽視了基礎理論，在發現了一些具體現象后，也并沒有形成把窮人組織起來從而消除這些不合理現象的思路，而是以城里人的角度進行居高臨下的指導，這將導致資源配置效率較低，并且成本很高。
作者系中央黨校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方經濟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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