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根本的就是調動好、保護好和發揮好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依靠市場自我調節和政府調控“兩只手”
■在手段上由事后調控向頂層設計、事前預案邁進，盡量減少對市場的直接干預
不久前，筆者到東北農村，一位玉米種植戶正盤算怎么調結構，是繼續種玉米還是改種點別的？談到這些年從種大豆、雜糧，到改種玉米的經歷，他用玩笑的口吻說了句：結構調整要是能一調到位就好了。
結構調整能一調到位嗎？這是個有趣而現實的問題。
說它有趣，是因為說這話的農民自己也覺得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并沒有把一調到位當真。在他的經歷中，多年來一直在調整種植結構。早年，當地的糧食作物主要是小麥，后來寒地水稻推廣了，又改種水稻。他畢業回家，主要種大豆、雜糧等，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是他熟悉的場景。但差不多10年左右的時間，他和周邊農戶幾乎都種玉米了，因為玉米有政策性托底收購，比種大豆效益有保障。“不過今年臨儲收購變了，看來得調調玉米。”
除了這位東北農民，其實各地的農戶幾乎都經歷過結構調整。跨度大的改棉花為水稻、改小麥為蔬菜、改油菜為大棚，跨度小的增加點大豆、減少點玉米，或者更換更換品種，改種一季為雙季，有的三五年一調，有的甚至一年一調。對農戶來說，種植結構調整是一個沒有止境的過程，既是順其自然，也有迫不得已，但調整總是不可避免的。
結構調整又是個現實問題。以這位東北農戶為例，今年國家要調整玉米收儲制度，改為市場化收購和補貼玉米生產者的新機制。過去他只要種玉米就不擔心收購價格，好歹都有政策價“托底”。但從今年以后玉米收購價格隨行就市，價格高還是低這位農民心里沒底。但他改種大豆或其他雜糧也有困難，大豆產量低不說，價格這幾年就沒上來過，其他雜糧從這些年的狀況看，更加沒底。
這位東北農戶的擔心，可以看做是所有農戶結構調整時面對的現實難題。從南到北，從種植戶到養殖戶，種什么、養什么，是一道永遠的選擇題。選對了，面對的是同樣的笑臉、同樣的歡樂；選錯了，則將面對不同的結果。
這就是說，結構調整對農民既是熟悉的，也是自然的，因為多年來大家就是這么過來的，結構調整永遠在路上。令人糾結猶豫的問題是，怎樣進行結構調整？過去這方面的經驗與教訓太多了。因此，在我們這樣一個人多地少、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的社會，如何引導農民調整種植養殖結構，就成為對農業農民發展至關重要的事情。
引導農民調整結構的主要手段，無外乎是發揮市場導向與政策導向“兩只手”的作用。從前些年我們引導農產品種植的實際情況看，有兩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一是政策導向中，市場出現了什么問題再去研究什么問題，哪個品種出現了問題就研究哪個品種。比如“蒜你狠”“姜你軍”“豆你玩”等，哪個環節矛盾多了，就臨時性出臺措施快速解決問題。但在這一思維下形成的政策體系缺乏整體性和前瞻性，難免按下葫蘆浮起瓢，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總是在“多了多了、少了少了”的圈子中循環反復。
另一個現象是在農產品調控體系中畸輕畸重的問題，一方面對果蔬奶等農產品缺乏調控的政策手段，僅靠市場這只手，常常出現某些產品價格上漲過快過高，面臨快漲高漲時又匆忙進行調控，使農產品總是在“漲了跌了”中交織；另一方面對一些主要農產品，政策調控的滯后性又比較明顯。比如這幾年我國玉米等農產品收購價格與市場價格偏離，庫存過高，原因之一在于調控措施相對滯后，淡化了市場這只手的調節作用。
因此，解決好農業結構調整的矛盾，從政策上要明確目標，就是確保糧食安全和主要農產品有效供給，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保護農民利益。在經濟新常態下實現這一目標，最根本的就是調動好、保護好和發揮好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依靠市場自我調節和政府調控“兩只手”，在手段上由事后調控向頂層設計、事前預案邁進，盡量減少對市場的直接干預。
只要讓“兩只手”發揮好作用，農民就會不斷增強對結構調整的信心與自覺。回過頭來看那位東北農戶的期望，其實他知道結構調整就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不可能一調到位、一勞永逸。他真正關心的是，種什么才能收益最大、風險最小。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東方城鄉報 2016年4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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