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英洪：今天下午我們舉辦第四期農研智庫大講堂。今天是一個很重要的日子，有兩個最重要的演講，上午有蔡英文演講，下午聽魏后凱演講。今天我們很榮幸請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魏后凱研究員，魏所長以前在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工作，也在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工作過，既研究城市，又研究農村，既研究工業，又研究農業，所以他講城鄉一體化是最合適不過的。
他今天報告的題目是《新常態下中國城鄉一體化格局及推進戰略》，魏所長是全國著名學者，除了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外，還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西部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中國區域科學協會理事長，中國區域經濟學會、中國城市經濟學會副會長，國際區域研究協會中國分會副理事長，國家民政部、國家民委、北京市、山西省等決策咨詢委員，也是十幾個大學的兼職教授，主要從事區域經濟、產業經濟、資源與環境經濟、城鎮化研究，公開出版著作14部，發表論文400多篇，2001年就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下面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魏所長給我們作報告！
魏后凱：今天很高興再次來到我們北京市農研中心。以前我在中國社科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工作的時候，和北京市農研中心有過一些合作，到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工作以后開始轉向農村研究。最近一段時間，我研究新型城鎮化、城鄉一體化比較多。今天我們所里通知下禮拜一要討論中央一號文件的第三方評估問題，我們現在也在開展中央一號文件的研究，8月份就要完成了，主要是穩定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的問題。
今天主要談一下中國城鄉一體化格局及推進戰略。我想講三方面的問題，一是新常態下中國城鄉一體化的格局與趨勢，二是在新常態下新農村建設的若干問題，三是新常態下推進城鄉一體化的總體戰略。最后一個問題我就點點題，要把這個問題講透的話，要涉及到中國體制改革方方面面，是一個很龐大的問題。最后一個問題，我們與王偉光寫了《新型城鎮化與城鄉發展一體化》一本書，里面專門探討這個問題。
一、新常態下中國城鄉一體化的格局與趨勢
什么是新常態？我的理解是，新常態實際就是一個發展轉型的問題。我認為，現在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城市與鄉村全面轉型的新階段。我記得很多年以前，我就提出來沿海地區要轉型，后來我們提出來城市要轉型，專門研究城市轉型的問題。我還記得曾經在清華大學組織研究了一個專題，就是城市轉型問題。現在京津冀、珠三角、長三角的鄉村已經進入了一個全面轉型的新階段。現在有些學者在研究轉型問題，但是對中國的鄉村怎么全面轉型還沒有搞得很透。我們農研中心可以就這個選題進行研究。為什么說現在城鄉發展進入了一個全面轉型的新階段？我想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看。
第一，從發展水平來看，我們去年人均GDP是8千美元左右，北京人均GDP是1.6萬美元左右。按照世界的標準，應該是邁入了中等偏上收入的行列。我們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很多城市的人均GDP都在1.3萬到1.5萬美元之間。
第二，從工業化階段來看，全國已經進入了工業化的后期階段。京津冀、珠三角、長三角發展階段還要高一點。未來全國工業化任務主要是全面提高工業化的質量，我們的工業也有一個轉型升級的問題。很多年以前，我們做過一個北京市的課題，用147個國家和北京的差不多一百多年的數據，做了一個分析，結果發現一個什么情況呢？在人均GDP為5千美元以下的時候，工業增加值的比重、工業就業的比重都是不斷提高的。在人均GDP為5千到1.2萬美元的時候，這兩個比重保持穩定。在人均GDP超過1.2萬美元以上的時候，工業增加值和工業就業的比重都是下降的，是倒U型的。往后走，重點是提高工業化的質量。
第三，從城鎮化階段來看，城市化率在30%-70%區間是城鎮化發展的快速階段。《城市地理學》那本書中，把城市化率在30%-70%區間寫成城鎮化加速階段，是寫錯了，實際是一個快速階段。50%的城鎮化率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處于30%-50%的城鎮化率是城市化的加速階段，處于50-70%的城鎮化率是城市化的減速階段。這是我們跟周一星探討過的，周一星和他的學生測算，50%的城鎮化率就是城鎮化由加速向減速轉變的一個拐點。2012年，我們的城鎮化率超過50%，去年是56.1%，我們已經越過了城鎮化率50%的拐點，也就是說中國城鎮化已經進入了城鎮化中期快速推進的減速階段。我們未來的城鎮化重點就是全面提高城鎮化的質量，核心就是推進農業人口的市民化。北京推進農業人口市民化的任務很重，既包括外來農民工的市民化，也包括本地農民市民化，現在北京在外來農民工市民化上推進得很慢。市民化是未來我們提高城鎮化質量一個很重要的方面。
在這么一個轉型的階段，我們說新常態，可以歸納有四個方面的特點：一是增加速度減緩，二是結構優化，三是動力多元，四是質量提升。現在中央也在說我們由高速增長到中高速增長，這是從全國來講，但是從每個地區來看，未來不一定都是中高速增長。有些地區是中高速增長，有些地區可能是中速增長。北京往后可能不是中高速增長，有可能是中速增長，因為基數越來越高，發展水平越來越高。到美國這么一個發展階段你還能保持6%-8%的中高速增長嗎？難度很大。但是我國中西部的落后地區有可能就是高速增長，甚至是超高速增長。總體來看，全國是一個中高速增長階段，但它的增長速度是要減緩的。
對于新常態下中國城鄉一體化發展趨勢的判斷，我想講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在新常態下城鎮化增速減緩
首先是減速的趨勢，這里面已經講了，實際上這些年來中國城鎮化的速度已經在減緩。我們看一看，2006年到2010年，全國城鎮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39個百分點，“十二五”前四年平均每年提高1.21個百分點。從東部地區來看，2006年到2010年城鎮化率平均每年提高1.58個百分點，“十二五”前四年下降到平均每年只提高0.98個百分點，速度在下降。我們也看到中西部地區到目前為止還在加速，但是我們從這張圖可以看出，2014年中部地區城鎮化率是49%，接近50%，西部地區低一點，47%，也快接近50%。到“十三五”時期，中西部地區的城鎮化往后走也會逐步減速。從發展的眼光來看，未來我國城鎮化的速度要下降，全面提高城鎮化的質量將是未來中國城鎮化的一種新常態。這叫城鎮化轉型。我在很多地方講課，講中國的轉型問題是一個城鎮化的轉型問題。
我們前年出了一本書叫《走中國特色的新型城鎮化道路》，那本書里面我們就采取三種方法預測中國城鎮化率，一個是經驗曲線法，一個是經濟模型法，一個是聯合國城鄉人口比例增長率法。我們先分別用三種方法測算，然后對三種方法測算的數據進行平均以后，這樣預測到2020年我國城鎮化率是60.3%，2030年是68.4%，2040年是75%，2050年中國城鎮化率是81.6%。這是我們前些年的一個預測。從現在情況來看，估計有點偏高，主要是2040年、2050年的估計有點偏高。再看聯合國這個預測也是這樣的，聯合國發布的一個英文報告叫《世界城鎮化展望》，對比2011年的版本和2014年的版本可以看出來，2030年預測沒有變化，但是把2040年預測調低了。從這張圖可以看出來，2011-2020年城鎮化率增速大概是1個百分點左右，2021-2030年這十年城鎮化率增速大概是0.8個百分點左右，所以我們過去說未來中國城鎮化的增速可能是0.8-1個百分點，這是我們的觀點。中科院地理所的研究說0.5-0.6個百分點比較合適，還有的專家說0.4個百分點。聯合國說是2020年以前是1.18個百分點，2021年到2030年是0.77個百分點。
這里面有一個問題需要探討，城鎮化率是越高越好嗎？我們認為，城鎮化率不是越高越好。只有像新加坡這樣很小的國家或者一個地區，才有可能達到100%，北京也不可能達到100%。從國家層面來看，未來中國的城鎮化天花板在哪里？我們估計中國城鎮化率的天花板可能是80%-85%左右，很難突破這么一個區間。也就是說在2050年中國的城鎮化幾乎就完成了，接近天花板了。城鎮化率為80%-85%，那就意味著未來我國的農村人口占15%-20%。所以到2050年的時候，我認為我國的人口結構、空間結構基本上就穩定下來了。這是我們一個基本的估計，當然也有學者不同意這種看法，比如原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說我國城鎮化率的天花板可能只有70%左右。還有學者說中國城鎮化率天花板不能突破65%，我覺得這可能低估了。
中國城鎮化減速的原因在哪？
一是我們已經進入了城鎮化快速推進的減速階段。無論是我們的測算，還是聯合國的測算，2030年中國的城鎮化率都在68%左右。這就意味著在2030年的前后，中國城鎮化率將達到70%左右。這是一個什么概念？也就是說未來中國城鎮化快速推進還有將近20年左右的時間。2030年中國城鎮化率將達到70%左右。城鎮化率為30%-70%是城鎮化快速推進的區間，所以我們還有15-20年的城鎮化快速推進的空間。但是這么一個快速推進是一個減速的推進，這是第一點。
二是我們發展理念和外部環境發生了變化。大家都知道“十三五”時期中央提出“五大理念”，其中很重要的就是綠色發展理念。過去中國的城鎮化是靠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低工資、低成本來支撐的。在新的發展理念下，從發展的眼光來看，這種低成本的支撐環境已經不復存在。比如我們的低工資，過去我們的工業化靠的是勞動力低工資、土地低價格。再一個就是農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我們沒有支付，沒有支付并不是說市民化的成本不要支付，只是延期支付。上一屆政府沒有支付，本屆政府、下一屆政府就應該支付，它是一種延期支付。還有就是資源價格扭曲，環境污染成本向社會轉嫁。比如北京的霧霾問題、空氣污染問題，過去沒有很好地解決環境污染成本，資源價格是扭曲的。我講一個簡單的例子，說北京缺水，主要是靠張家口調一部分水，更重要的是靠南水北調，調水成本是每立方八塊錢左右，但是調水成本并沒有在北京、天津居民用水價格上得到反映，是靠全國13億人口分攤的。我們資源的價格沒有把成本反映進來，所以我們講的城鎮化都是一種低成本的路子，這種低成本路子在新的發展理念下，未來可能會發生很大的變化。
三是我們城鎮就業的需求將會下降，就業崗位的增長速度也會下降。現在中央提出來要創新驅動，加上工資上漲得那么快，這兩個方面的原因，將會帶來很多企業采用機器人或者更多的資本來對勞動力進行替代，這樣我們對勞動力的需求會下降。我們第三產業比重提高，這也是一個因素。四是市民化的問題。剛才講了市民化成本被延遲支付，從中國的情況來看，我國的市民化跟城鎮化是分離的，是脫節的。西方發達國家都是同步進行的，市民化和城鎮化是同步的。現在我們農民工到了北京，到了其它大中城市，并沒有與城市的原居民一樣，在各個方面享受到同等的待遇。市民化的成本延期支付了，所以往下走，我們要補市民化的短板。我們曾經做過測算，全國市民化的成本，平均每個人是13萬元。北京更高，市民化的成本平均每人20萬以上。假如我們要考慮市民化的成本，我們未來的城鎮化不可能推進得太快。
這里面我想再講一個觀點，現在我們學術界還有很多的學者都說現在的城鎮化嚴重滯后于工業化，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實際上，我覺得這個觀點已經不太成立了。上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時候，我們確實城鎮化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但是這些年來尤其是1996年以來，我們的城鎮化快速推進。不能再說城鎮化嚴重滯后。我這里有一個數據，2012年我國城鎮化率是52.6%，世界平均水平是52.5%，我們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反映經濟發展水平的一個綜合指標人均國民總收入只相當于世界平均水平的57.3%，不到60%。在這種情況下，你還能說我們的城鎮化嚴重滯后于經濟發展水平嗎？現在中國面臨的城鎮化問題，不是說它的水平低還是高的問題，不是它的速度問題，而是它的質量太低，就是我們現在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差距太大，這是一個關鍵的問題。這是我想講的第一個方面的趨勢。
第二，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下降
國家統計局系統搞了一些調查，2014年以來，許多地區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意愿較低，通常只有30%—50%。這帶來一個什么問題呢？就是過去城鄉二元結構下，由于城鄉福利差異很大，農民強烈希望進城，但是由于體制政策方面的原因，農民進不來。農民想進城，但是我們的體制政策是限制他的。但現在這些年來中央是要加快戶籍制度改革的，很多城市把農業戶口、非農業戶口區別都取消了。中小城市是全部放開了，鼓勵農民進城，但現在農民的市民化意愿大大下降，農民不太愿意進城。前幾天，我到浙江湖州去，說是城里人想把城市戶口轉為農村戶口的，比農村人想轉為城市戶口的還要多，倒過來了，農民的意愿跟政府的導向出現了一種背離。過去農民想進城，政府不讓他進城。現在政府鼓勵他進城，農民不想進城，意愿下降。
市民化意愿下降，原因在哪？我覺得主要原因就在于農民感覺到他的發展機會增多，他的預期發生了變化。一是現在中央明確賦予農民更多的財產權，尤其是發達地區很明顯。要是把各種各樣的農村資源，農民享受資源的權利轉化為資本，資本抵押形成資金的話，北京郊區的農民一夜之間就是千萬富翁、億萬富翁。土地就是最大的財富。二是公共財政向“三農”傾斜。這些年來，包括北京在內，我們的投資，我們的公共財政相當一部分都是向農村傾斜，我們農村的公共服務水平在不斷提高。農民確實也感覺到這種好處。三是農民的預期在不斷的增加，他感覺到未來發展選擇的機會也在增加。從發展的機會，從預期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農民市民化的意愿在下降。這是第二個方面的趨勢。
第三，城鄉收入差距呈現出持續縮小的態勢
從這張圖可以看出，城鄉收入差距過去有一些波動。2009年以后城鄉收入差距在不斷地下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比，2009年是3.33，到2014年是2.97，城鄉收入比在不斷地下降。這里面大家可能會問一個問題，這些年我們城鄉收入差距縮小是一種長期的趨勢還是短期的趨勢？過去我們認為城鄉收入差距的變動跟經濟發展水平是一種倒U型的關系。最初還沒有城市的時候，收入很均勻，城鄉收入差距比較小，后來城鎮化一推進，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然后穩定，然后縮小。你看歐美國家農村居民的收入都要高于城市，農村沒有貧困人口，貧困都在城市里。但我們現在的城鄉收入差距跟國外比，差距很大。我不知道北京是多少，我們到浙江湖州、寧波，他們很多都是1：1.7到1：1.8左右，我不知道北京是不是下降到1：2，但是1：1.7跟國際比也是有很大的差距，要看全國就更高了。我們要探討，現在是不是越過了這個拐點？這種下降是一種短期的趨勢還是一種長期的趨勢？我們認為未來中國的城鄉收入差距已經越過了這個拐點，越過了這個轉折點。這種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是一種長期的趨勢，所以我們說未來中國進入了一個城鄉收入差距穩定縮小的新時期。
為什么說未來城鄉收入差距穩定縮小？我想跟我們的發展階段是聯系在一起的。一是現在我們的工業化進入了后期階段，我們過去以城市為導向的工業增長，對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將會下降。未來我國的小城市、小城鎮、農村地區將顯現出巨大的發展潛力。二是這些年來大規模的農業人口向城市轉移，有利于我們農村地區開展適度規模經營，也有利于農民增收。你想一想我們農民要增收，要解決“三農”的問題，就是要減少農民，農民不減少，想要解決“三農”問題難度很大。減少農民不就是城鎮化嗎？三是在新的階段，中央、地方政府有能力將更多的資源，尤其是公共資源投向“三農”領域。我們說下一步往后走，我們城鄉收入差距的縮小是保證中國經濟長期穩定、中高速增長的一個重要前提條件。這是講的第三個方面的趨勢。
第四，農民增收的難度在不斷地加大
從這張圖我們可以看出來，城鄉收入差距要縮小，不是說要去壓低城市居民的收入，而是要想辦法加快農民收入增長的速度，主要是靠農民增收。2009年以后，我國農村居民收入的增長都超過了城市，城鄉收入差距在不斷縮小。但是仔細分析一下，這些年來我們農民收入的增長面臨著一個大的問題，就是我們農民增收是高度依賴工資性收入的。我們做了一個簡單的測算，工資性收入占農民家庭收入的比重，1990年的時候只有20.2%，2013年提高到45.3%；家庭經營性收入大幅下降，由1990年的75.6%下降到2013年的42.6%。
從農民增收的貢獻來源看，也可以看出，工資性收入對增收的貢獻率大幅提高。1991年到1997年的時候，工資性收入增長貢獻率只有26.8%，2010年到2013年提高到52.5%，家庭經營性收入增長貢獻率由68%下降到33.8%。可以很清楚看到，工資性收入的比重在不斷提高，它對農民增收的貢獻越來越大；家庭經營性收入的比重越來越低，它對農民增收的貢獻越來越低，要是計算家庭經營性收入中的種植業凈收入，比重更低，占家庭收入的比重更低。從2014年的情況來看，2014年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有47.2%來源于工資性收入，21.7%來源于轉移性收入。
而且我們還可以看到，從比重來看，工資性收入比重還在提高，轉移性收入的比重也在提高，經營性收入的比重在下降。從去年我們4月份發布的材料情況看，去年我國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人均工資性收入增長10.8%，占可支配收入比重是40.3%，對農民增收的貢獻率是48%，這個比重是很高的。經營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是39.4%，對農民增收的貢獻率只有28.5%。種植業凈收入增長4.6%。農民收入是高度依賴于工資性收入，農業對農民增收的貢獻是越來越小，比重越來越低。這實際上是不正常的一種情況。
未來隨著城鎮化的推進、市民化的加快，農民增收的難度是越來越大。原因在哪呢？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市民化后收入的計算問題。我們都在講中央要把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過去這些人到城里打工，把工資弄到農村去了，相當一部分的工資性收入是算在農民的工資性收入。把他統計為城鎮居民人口以后，從統計上看，他的收入是作為城市居民收入一部分了，而不是作為農民的工資性收入了。這樣的話，工資性收入對農民增收的貢獻將會出現下降。農民增收將要更多地依靠經營性收入、財產性收入。二是農業的盈利空間問題。從家庭經營性收入來看，價格有一個天花板，成本有一個地板，成本在不斷上漲，現在相當一部分國內農產品的價格都超過國際市場價格。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農產品漲價，農產品盈利的空間受到限制。我提供一個數字，從2004年到2014年，中國三種主要的糧食，稻谷、小麥、玉米生產總成本平均每年增長10.5%，比GDP的增長速度還要快，其中物質與服務費用年均增長7.6%，人工成本年均增長12.2%，土地成本年均增長14.2%。我們大量調查，現在土地流轉成本大約在是800-1200元/畝/年。種糧食一年的收入才幾百塊錢，成本上漲很快，我們測算了一下，在十多年農業生產總成本的上漲中45.5%來自于人工成本，32.4%來自物質與服務費用，22.2%來自土地成本。這是我講的第四個方面的趨勢。
第五，要素從單向流動轉向雙向互動
過去我們的人口、資金、技術都是由農村流向城市，現在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
一是我們由農村往城里遷移出現了速度減緩的趨勢。我們做了一個測算，2001-2002年我國外出農民工數量平均每年增加1311萬，2003-2012年外出農民工數量平均每年增加587萬，2013-2015年外出農民工數量平均每年增加183萬，不到200萬。外出農民工規模增速在下降。
二是從發展的眼光來看，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將逐步放緩。雖然從目前來看，還在加速，我們測算了一下，2001年到2005年每年下降1.04個百分點，2006年到2010年每年下降1.62個百分點，2011年到2014年每年下降1.8個百分點。這種加速下降的態勢是不可持續的，導致這種加速下降的原因有兩方面，一是現在農業勞動力就業的比重基數是越來越低，2014年已經在30%以下了；二是外出農民工轉移的速度也在下降，城鎮化的速度也在減速，未來勞動力轉移的速度也會下降。我們估計，在未來15-20年內，農業勞動力轉移速度將逐步放緩，預計到2030年中國農業就業比重將下降到12%左右。
三是資本下鄉、技術下鄉、人才下鄉的速度在加快。所以未來我們的城鄉一體化是一種雙向城鄉一體化，實際上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發達地區已經進入了雙向城鄉一體化的新階段。
在這個問題中，我們要研究一個大的問題，現在限制城里人變為農村人，不能永遠這樣。未來我們需要探索，允許城市居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選擇到農村居住和生活。他到城市也可以，到農村也可以，是他作為居民的一種權利。但是怎么來保障？怎么來實現？可能我們需要進行探討，包括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包括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問題，包括城鄉體制接軌的問題。
第六，農村人口老齡化和弱質化加劇
我不展開，這里我們測算了一下，可以看出，鄉村60歲以上、6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比重要遠遠高于城市。由于青壯年都跑到城里來打工了，農村留下來的老人占的比重很高。這可能是下一步我們需要關注的，包括農村的“三留守”人員的問題，關愛服務體系的問題，是需要研究的一個大問題。
這是重點講的第一部分內容。
二、新常態下推進新農村建設的若干問題
我們在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來新農村建設方針，總共20個字，即“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可以概括為新農村建設1.0版。應該說，新農村建設1.0版對推進新農村建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我們的新農村建設也取得了積極的成效。但是隨著新常態的到來，中國城鄉發展不斷轉型，不斷變化，我認為現在這個提法已經不再能夠適應新農村建設的需要了。尤其在北京地區還按這20個字來發展，不適應了。
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是新農村建設怎么轉型升級？怎么從新農村建設1.0版轉型升級到2.0版。現在我們都在探討研究這個問題，但是誰也沒有拿出一個很好的思路。未來我們新農村2.0版，比如到2020年，到2025年，新農村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我們也在思考。
我想可以從三個視角來進行考慮：第一個視角是總書記強調的強、富、美的思路，農業要強、農民要富、農村要美。這是一個視角，但是仔細想，完全按這個視角，新農村2.0版未必可行。因為要實現強、富、美的思路，不是三、五年馬上就能達到，要一步一步的。尤其是農業，現在中國的農業國際競爭力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第二個視角是總書記剛講到的城鄉一體化的思路，我覺得“五個化”概括得很好。他講的是城鄉一體化，并不是講新農村。我們想能不能把這個思路沿用到新農村上來，城鄉居民基本權益平等化、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城鄉居民收入均衡化、城鄉要素配置合理化、城鄉產業發展融合化。有一點可以肯定，未來我們的新農村建設一定要在城鄉一體化的大框架下來推進。但是想要實現總書記提出的“五化”要求，也不是三、五年馬上就能實現的。
第三個視角是全面小康的思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農村是一個短板，北京的標準要更高一點。我覺得未來的新農村到底怎么來表述，這三個視角都是很好的思路，可以考慮。也許未來我們需要提出來一種綜合性的，把這三個不同的視角都吸收進來的思路，一個是強、富、美，一個是城鄉一體化，一個是全面小康，最后我們歸納出一個新的思路。這是我們現在需要探索的，尤其是我們北京這些發達地區需要超前探索的，因為北京發展水平比較高，要考慮新農村2.0版這個問題。
這里面有幾個問題需要考慮。
第一，要在城鄉發展一體化的背景下，把新型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統籌起來考慮，要把二者有機結合起來。
剛才，我在前面講了很多有關人口變化的趨勢、城鎮化的趨勢、市民化的趨勢。比如你要在農村搞基礎設施建設，搞公共服務建設，不能說把基礎設施、公共服務都建好了，農村沒人了，都跑到城里來了，這不行的，一定要考慮這個問題。基礎設施是為人服務的，人都走了，還有什么用？所以要把新型城鎮化與新農村建設有機地結合起來。我們農村基礎設施的布局、公共服務的布局，一定要考慮到人口城鎮化的趨勢，一定要考慮到農民進城的因素。
我們要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包括三個方面，城鄉均等化、地區均等化、居民家庭均等化。從城鄉均等化來看，我們認為城鄉公共資源的均衡配置只是一種相對的均衡，而不是絕對的均衡。怎么叫相對的均衡呢？一是現在城鎮化在快速地推進，農村人口越來越少，基礎設施的布局、公共服務的布局都要考慮到人口遷移的因素。這種布局要跟未來城鄉人口的格局相匹配、相協調、相適應。二是要考慮到很多農村人口雖然住在農村，但是把一些公共服務的消費放在城市里，比如醫療、教育、文化，一定要考慮到這一點，這個在很多地方是很普遍的，尤其是交通發達以后，城鄉一體化以后，農村人口很快就進入城鎮了。我們講的均等化只能是一種相對的均衡，這樣的話，我們公共資源配置的難度也在加大。
第二，新農村建設要重視產業的支撐作用，要有利于農民增收，把農民增收、人居環境改善和幸福指數提升作為根本目標。
我們去調查，有些地區搞新農村建設，搞了半天，農村沒有產業支撐，人都到城市里面打工，這是我們所要的新農村嗎？不是。現在中央提出來，當前農村發展三大任務：發展現代農業、增加農民收入、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我們不能把這三項任務分割開來，割裂開來，這三項任務是緊密相聯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沒有現代農業，沒有產業支撐，這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嗎？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農民的收入不高，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嗎？肯定不是。我覺得我們應該思考，未來我們到底需要一個什么樣的新農村？
我記得幾年前在中央黨校上課期間，去參觀北京市搞文化娛樂的一個地方，說是參觀社會主義新農村，農民都上樓了，看過以后，我就問，這到底是社會主義新農村，還是社會主義新城市？你不能說因為戶籍制度沒改革，還保留著過去的農業戶口，就是社會主義新農村，我覺得這就走偏了。實際上它已經是一個城市化地區，已經是社會主義新城市的一部分，所以我覺得新農村首先應該是一個農村，而不是一個城市。你不能說搞社會主義新農村，結果搞成了社會主義城市化地區了，那我們就走歪了。農村就是農村，城市就是城市。過去我們到珠三角、長三角，說笑話：搞的農村不像農村，城市不像城市，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市，城鎮像農村。
城鄉一體化不是城鄉一樣化，城鄉必須差別發展。我們要建的是城市更像城市，農村更像農村。農村應該有青山綠水、有鄉愁、環境優美，而不是大片的工廠、大片的水泥森林，這是農村嗎？這是城市。新農村要有穩定的產業支撐，要有來源穩定的農民增收渠道。你不能說你搞新農村，結果搞的產業不是農村的產業，那些產業都是集中在開發區的，集中在城市里面的那些產業，這個做法不是新農村了。搞一個開發項目，最后的結果是產城互動，最后又是一個新城市，又成為城市的一部分。你也不能說新農村沒有產業支撐、沒有增收的渠道，農民都到北京、上海打工，這是新農村嗎？不穩定，它沒有來源于本地的農民增收渠道。所以，我們覺得高度依賴外出打工和大規模工業化開發支撐的農民增收模式，不是我們所需要的新農村。這是過去市民化不徹底、城鎮化不徹底帶來的一種結果。
我想，未來農民的增收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發展現代農業。發展現代農業以后，適度規模經營以后，農業生產率、農業競爭力就會不斷提高，會帶來一些規模效益。二是農村一二三產融合發展。這樣我們農民增收的渠道就增加了。我認為，北京現在搞了過多低檔次的農家樂，未來應該是向一二三產融合的休閑農莊方向發展，這是我個人看法，不一定準確。我可以講一個臺灣農莊的例子，我認為就是一二三產融合。在臺北南部的一個農莊，過去那個地方水草比較多，水草成了一種禍害。后來農民養水草，把水草開發出來，還搞餐飲。水草本身可以看、可以吃，就有餐飲、有住宿了，再一個就是把水草開發成各種各樣的工藝品，水晶球里面有海水、有水草，很漂亮，價格還很貴，有很多賣到大陸來。水草是一產，搞工藝品是二產，搞餐飲、住宿是三產，這個農莊的一二三產就融合了，面積不是很大，收入水平很高。三是農村產權制度改革。要全面加快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包括未來小產權房也要有出路，這里就不展開了。
第三，推進新農村建設，一定要樹立“全域”的理念，從區情出發，突出特色，走多元化的道路。
我覺得要樹立“4+1”的全域理念，過去我參與了國家主體功能區規劃，實際上就是國土規劃。為什么叫主體功能區規劃？過去，國土規劃由住房和城鄉建設部轉到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不重視，后來轉到國土資源部了。當時的發改委秘書長楊偉民帶著人到歐洲訪問以后，感覺空間規劃相當重要，所以他就搞了這么一個規劃，實際就是國土規劃，但是這個職能不在國家發改委，他就想了一個名字叫主體功能區規劃，這是一個很好的思路，明確每個地區哪些該優化開發、重點開發、禁止開發、限制開發。
但是在國家、省級兩個層面搞主體功能區規劃，很難落地。我們地域單元是以縣為單元，一個縣那么大，比歐洲一個國家還大，你說這個縣就是重點開發，這個縣就是禁止開發，很難。實際上，最適合搞主體功能區規劃的就是地級市層面，地域單元就是地塊，哪個地塊該保護，哪個地塊該開發，哪個地塊該整治，是最好規劃的。比如我們北京過去搞的四個功能區，我覺得有點太粗，落地很困難，要進一步細化，哪個區、哪個縣、哪個地塊搞？該開發的開發、該限制的限制、該禁止的禁止。應該在縣域層面樹立“4+1”的全域理念，什么叫“4+1”？就是全域規劃、全域保護、全域管理、全域服務。全域就是城鄉統籌，不分城、不分鄉。規劃哪能分城鄉？保護也不能分城鄉，管理服務也不能分城鄉，都必須是城鄉統籌的。過去我們有一個誤區，要城鄉統籌，結果我們地方政府就搞一個城鄉統籌的辦公室。城鄉統籌是一種理念，方方面面都涉及到。你一個部門怎么統籌起來？很困難的。
我們必須樹立一種全域規劃、全域保護、全域管理、全域服務的理念，最后就是一個全域旅游，把整個全域都作為一個大景區來打造。當然全域旅游不是每個縣、每個區都能搞的。新農村建設應該是一種標準化和特色化的有機統一，標準化對象就是公共服務、公共設施，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應該按標準來推進。沒有標準就不可能均等化，城鄉公共服務不可能等同化，城市的公共服務肯定比農村高。再一個就是特色化，每個地區的風貌不一樣，每個地區的發展階段是不一樣的，我們的產業發展、地方文化、村莊風格、建筑風格都應該有特色，是不一樣的。
從這點來看，我們的新農村建設模式應該是要突出特色，應該是一種多元化的道路。你要想全國搞一個新農村建設模板，一種模式，不可能的，它應該是特色化的。比如我講一個成都的例子，成都依靠災后重建提出了一種新型的鄉村形態，總結為新村建設模式。從新村建設規劃的角度來看，叫“小規模、組團式、微田園、生態化”。一是“小規模”。現在京津冀說“微中心”，河北把“微中心”理解錯了，把一個地級市叫作一個“微中心”。“微中心”應該相當于一個很小的建制鎮，而不是一個地級市叫“微中心”。地級市怎么能叫“微中心”呢？成都提出來叫“微田園”。“微田園”是一個田園，小規模的，就是小規模聚居的形態。農村這種建筑搞聯排別墅，搞獨棟別墅是可以的。我們研究測算了一下，通過宅基地的整理，能夠節省土地20%-30%。把宅基地集中一下，把一戶多宅的整理出來，都搞成別墅化的、田園式的、聯排的，不一定非要搞那么多高樓大廈。我覺得小規模的聚居、田園式的這種村莊很好。二是“組團式”。這個是平原地區，他們就是組團式的布局。三是“微田園”。成都、長三角很多地區都是搞這種田園經濟。他們對“微田園”進行評比，給它掛牌，每家都很有積極性。成都叫“微田園”，實際上就是一種庭院的生態系統。我覺得這個是值得倡導的。四是生態化。尊重自然、順應自然。有一定的規模，有基本的公共服務，能打造得好一點，山清水秀，這是新農村。
再講一個湖州的例子。這個月剛去的湖州安吉魯家村。現在安吉家庭農場發展得很快，安吉魯家村提出來要打造中國第一個家庭農莊集聚區和示范區。這是村莊集聚區的一個規劃，就是“公司+村+家庭農場”一種模式，原則就是“三統三共”，“三統”就是統一規劃、統一平臺、統一品牌。“三共”就是共建共營、共營共享、共享共贏。過去我們提出的雙重經營這種概念還對嗎？我們在研究這個問題。現在合作組織發展那么快，公司合作組織也有一部分統的功能，雙重經營這種概念還對嗎？未必就對。可能明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就要探索，考慮這些問題。我們剛才講了這種“公司+村+家庭農場”模式，公司老板搞了一個小火車，把十八個家庭農場連起來，搞一二三產融合。他是在一個村的范圍內搞一二三產融合，有些單個家庭農場內部也搞一二三產融合。每個點就是一個農場，連接起來，文化旅游的因素融合到里面去。村里面搞了十八個家庭農場，這十八個家庭農場都不一樣，都是通過土地流轉以后搞的家庭農場集聚區。我覺得搞家庭農場集聚區，再跟旅游觀光結合起來，是一個創新。在安吉魯家村合作模式中，主要是由一個公司向魯家村投入了好幾千萬，接近一個億，股份是由公司控股。當時我們問了為什么一定要讓公司來控股？他們說主要理由是現在這個村長很能干，是能人，他不能一輩子干下去。這個村長不干了怎么辦？下一個村長不行怎么辦？只有通過股份化形式，控股權由公司掌握。
三、新常態下推進城鄉一體化的總體戰略
最后一點我不展開講，因為這個問題很大。我想主要談一點思路，在新常態下、新形勢下，我認為現在新農村也好，農村也好，城鄉一體化已經進入了一個綜合配套改革新時期。我們現在不能再采取零敲碎打的方式，要采取一攬子的方案，采取綜合配套改革的方案。
我們提出來“六統一”的四項制度、兩大體系，就是要全面深化城鄉綜合配套體制改革。城鄉統一的四項制度包括建立城鄉統一的戶籍登記制度、建立城鄉統一的土地管理制度、建立城鄉統一的就業管理制度、建立城鄉統一社會保障制度，兩大體系包括建立城鄉統一的公共服務體系、建立城鄉統一的社會治理體系。這里面的內容很多，不展開講了。由于時間的限制，今天就講到這里。謝謝大家！
張英洪：大家可以提問。今天參加我們這個大講堂不但有我們中心的領導班子成員和各處室、單位干部職工，還有一些外單位的同志對我們這個講座也很感興趣，河南周口市農業局的史局長也趕過來聽這個報告。所以這個機會非常難得，希望大家珍惜大講堂的學習機會。
剛才聽了魏所長給大家作的精彩報告以后，我感到受益匪淺。魏所長從城鎮化這個角度入手，分析了城鎮化發展的趨勢，分析了新農村建設新的要求，提出來城鄉一體化發展的總體思路。這是在新常態背景下分析的。聽完以后，我覺得有三個明顯的特點。
第一，魏所長的報告具有寬廣的學術視野。他從國際到國內，從城市到農村，從市民到農民，都做了寬廣的分析，立意非常高遠。
第二，魏所長的報告具有扎實的數據支撐。馬克思說過，一切科學只有用數據表述的時候，才是真正的科學。魏所長就用扎實的數據進行分析，而不是空對空。我們作政策研究就需要用數據說話。我們中心有很好的數據資源優勢，有大量的統計數據可以挖掘分析，研究潛力很大。
第三，魏所長具有自己的獨立思考。作為一個學者，魏所長不是人云亦云，而是通過自己的扎實研究，立志于以學術報國，立志于解決農村問題、城市問題，這是一個學者應當具備的基本素質和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5月17日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講過：“自古以來，我國知識分子就有‘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天平’的志向和傳統。一切有理想、有抱負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都應該立時代之潮頭、通古今之變化、發思想之先聲，積極為黨和人民述學立論、建言獻策，擔負起歷史賦予的光榮使命”。我覺得這個要求講得非常好，魏所長就是這樣的典范。
我們中心今年以來根據“十三五”調研工作規劃的要求，創辦了農研智庫大講堂。郭主任非常重視，去年他就讓我們創辦農研智庫大講堂，提高農研中心的研究水平。2010年以來，郭主任帶著我們大家做了很多研究，我們在城鎮化、城鄉一體化研究方面走在全國前列，我們中心上世紀90年代就研究城鄉一體化，反響很大。我們通過創辦這個大講堂，邀請全國一流的學者到我們中心與大家面對面交流，目的就是不斷提高農研中心的政策研究水平，更好服務首都“三農”發展。我們利用這個寶貴的機會，每個月辦一到兩期大講堂，請全國各行各業的學者與大家交流，這個機會非常難得、非常寶貴，希望大家重視。
最后，讓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感謝魏所長的精彩報告，也希望魏所長像張曉山所長一樣，繼續大力支持我們的工作。今天大講堂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市農村經濟研究中心農主辦的研智庫大講堂的專題報告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京農經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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