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加快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要把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農業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之所以提出這樣的要求，是因為在當前的新形勢下，我國農業的主要矛盾已經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盾，主要表現為階段性的供過于求和供不應求并存。
當前我國農業的突出問題是效益不高和競爭力不強
我國糧食產量連續12年增長，從2003年的8614億斤增加到2015年的12429億斤，提高了3815億斤，平均每年提高318億斤，這確實是了不起的成就。就我國糧食的供求總量而言，目前還存在500億斤左右的缺口，需要從國際市場進口加以彌補。但是，我國2015年進口糧食總量達到2495.5億斤（12477.5萬噸），比彌補國內的供求缺口多進口了近2000億斤。原因何在？首先是國內糧食品種的供給結構不適應需求結構。2015年進口的糧食中，大豆占了65.5%（8169.2萬噸，1633.8億斤），是國內大豆產量的近7倍，可見國內大豆產量明顯供不應求；而進口大豆比國內糧食供求的總缺口還多出2倍多，這反過來又表明，其他的糧食品種存在一定的供過于求現象。
進口這么多糧食的第二個原因是我國農業尤其是糧食生產的成本高、效益低，價格缺乏國際競爭力。2015年的糧食進口，除了大豆之外，還有八九百億斤的其他品種。其中小麥、稻谷（大米）合計進口不到130億斤，可以看作主要是為了品種調劑。但在我國玉米產量總體上已經供過于求的背景下，除了進口近95億斤玉米，還進口了大麥、高粱、木薯干（粉）、玉米干酒糟等玉米替代品合計約750億斤，這顯然就不是供求問題，而是價格問題。由于國內尤其是東北生產的玉米價格明顯高于國際市場，因此就陷入了產得出來卻賣不出去的窘境，市場被進口的玉米及其替代品奪走，自己生產的玉米只能轉為庫存。由此便出現了近年來我國糧食的產量、進口量、庫存量“三量齊增”的反常現象。
確保我國糧食安全的弦始終不能松
面對我國糧食生產和市場目前所出現的復雜情況，有一種意見認為，既然我國自己生產糧食在經濟上并不劃算，何不減少自己生產增加進口？這種看法值得商榷。
1、當前糧食問題的復雜性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1）多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帶動了土地、資金、勞動力等要素價格的快速上漲，導致農業生產成本持續攀高。為了保障農民種糧的合理收益，政府不得不在2008—2014年不斷提高糧食的最低收購價格和臨時收儲價格。7年間，小麥和玉米的價格提高了60%以上，稻谷的價格提高了90%以上，國內價格由此逐步高于國際市場價格。
（2）受全球經濟復蘇緩慢的影響，自2012年年底起，國際市場的糧價開始持續下跌。到2015年年底，以美元計價的國際市場各類主要糧食品種的價格已下跌30%~45%。可以說，目前的狀況使全球的糧農都在受煎熬。
（3）受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影響。與2004年相比，2015年人民幣對美元的年平均匯價（中間價）已升值24.75%。
（4）由于全球能源價格暴跌，導致全球海運價格明顯下跌，也直接降低了國際市場糧食運抵我國的到岸價格。
上述各種因素，有的可能長期存在，而有的則可能只在短期內起作用，因此不能簡單地認為我國自己生產糧食就必然在經濟上不劃算。更須考慮的是，世界人口還在增長，而目前全球每年可進入國際貿易的谷物僅為3億多噸。把我國十幾億人口的吃飯問題押在國際貿易上，風險可想而知。
2、要客觀分析我國糧價高于國際市場的實際狀況
在世界貿易組織的相關規則下，國內外的糧價比較，需考慮關稅配額制度所帶來的不同情況。入世談判時，我國提出的對主要糧食品種實行進口關稅配額管理的要求，得到了世貿組織各方的認可。我國承諾關稅配額內每年進口糧食的最高數量為小麥963.6萬噸、玉米720萬噸、大米532萬噸，這些數量合計為2200多萬噸，只相當于我國目前糧食總產量的3%~4%。目前在關稅配額內進口的糧食數量，尚不足我國承諾數量的50%。在關稅配額數量內進口的糧食，實行1%的關稅；但超過關稅配額數量的進口，則須征收65%的關稅。說目前國內糧價高于國際市場，是在與關稅配額內進口的糧食作比較。顯然，如果出現超過我國關稅配額數量的糧食進口，在征收65%的關稅后，情況就會大不一樣。
當前的突出問題，在于玉米有多種替代品，可以繞過關稅配額的管理，且進口的關稅稅率均很低，因此國內的玉米市場受到了嚴重沖擊。2016年國家明確對玉米實行“市場定價，價補分離”的新政策后，東北玉米的播種面積已有明顯調減，市場價格也正在回落。因此，在糧食生產問題上，我們沒有理由妄自菲薄。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保障糧食安全是農業結構性改革的基本底線。要確保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候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中國人的飯碗應該主要裝中國糧，必須堅持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的國家糧食安全戰略，實現藏糧于地、藏糧于技，確保谷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因此，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絕不能放松國家糧食安全這根弦。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突出重點、多措并舉
綜合效益不高、國際競爭力不足，是我國農業的軟肋。其主要原因是農業科技含量不高，農業產業體系不完善，農業經營分散、粗放等，而人口城鎮化不足、農業人口比重偏高則是產生諸多矛盾的根源。因此，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突出重點、多措并舉。當前主要應抓好以下幾個方面工作。
（1）恢復市場機制在農產品價格形成中的基礎性作用，通過價格引領農業生產結構的調整。落實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的要求，按照市場定價、價補分離的原則，積極穩妥推進玉米收儲制度改革，在使玉米價格反映市場供求關系的同時，綜合考慮農民合理收益、財政承受能力、產業鏈協調發展等因素，建立玉米生產者補貼制度。
（2）加大科技興農的力度。盡管我國農業科技進步的貢獻率已經超過56%，但總體而言，與農業發達國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以大豆為例，我國大豆平均畝產長期徘徊在250斤以下，僅為世界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二。這不僅導致我國的大豆價格缺乏國際競爭力，也使得我國農民種植大豆的意向不斷減退，大豆的播種面積和產量持續下滑。可見農業也與其他產業一樣，缺乏了科技這個核心競爭力，就必然會危及整個產業的安全。提高我國農業的科技含量，不僅要重視良種、設施、裝備、種養技術等物質性因素，更要高度重視培養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只有培養現代化的農民，才能真正發展現代農業。
（3）加快培育新型農業經營體系。改變我國農業分散、粗放的經營方式需要時間和條件，必須有足夠的歷史耐心。中央已經明確，為順應農民保留土地承包權、流轉土地經營權的意愿，把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分為承包權和經營權，實現承包權和經營權分置并行。這樣，農戶可以經營自己的承包地，也可以將承包土地的經營權出租、入股，還可以向社會化服務組織托管或請人代耕自己的承包耕地，等等。總之，在這一重大制度創新下，我國的農業經營將在穩定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創造豐富多彩的適度規模經營形式。
（4）加快形成既符合國際規則又具有中國特點的農業支持保護體系。我國對農業實行支持保護的時間并不長，可以說尚處于探索階段。當前我國農業補貼的辦法還主要集中在世貿組織規定的“黃箱”范圍內，不僅增加的空間有限，且易引發貿易糾紛。應當著力開拓“綠箱”政策加大對農業支持保護力度的空間，使我國對農業的支持保護在合理的范圍內實現可持續。
（5）發展農村新產業，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我國農業效益低的根本原因在于農民轉移就業難。但是，大規模的農業人口城鎮化在短時期內難以一蹴而就。因此，結合城鄉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基本公共服務向農村延伸和加強新農村建設，積極發展農村新產業、新業態，通過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為農村勞動力就地、就近就業創造更多機會，將成為較長時期內解決我國農村勞動力充分就業的現實途徑。近幾年來，鄉村旅游、農村電商、農副產品加工業等快速發展，證明了努力發揮農業多種功能，挖掘農村多樣化的自然景觀和人文歷史資源，不僅將成為農民擴大就業、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徑，而且將為促進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發展創造必要條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 清華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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