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國農民收入持續快速增長，農民生產生活條件不斷改善，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但是，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和國內外農產品價格嚴重倒掛的持續，促進農民收入增長的內部動力和外部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農民增收形勢呈現出新的特點。
一是農民收入增速下降趨勢明顯。2015年第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全年以及2016年一季度、上半年、前三季度和全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實際增幅分別為8.9%、8.3%、8.1%、7.5%、7.0%、6.7%、6.5%和6.2%，增速逐季回落。從收入來源看，家庭經營收入和工資性收入是農民收入兩大支柱，近年來二者的增收貢獻雙雙走弱，對農民收入走勢產生了決定性影響。2004—2013年，家庭經營收入貢獻率從65%下降到27%，工資性收入貢獻率由26%上升到60%左右；2014—2016年，可支配收入中工資性收入貢獻率回落到46%左右，經營凈收入貢獻率仍保持在26%左右。
二是農民收入增長已經由高速轉為中高速。農民收入增長始終與國民經濟發展密切相關。上世紀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后期經濟增速明顯回落，農民收入增速也兩次急劇下降，并且低速增長都持續幾年時間。當前，我國經濟增速回落到7%以內，仍有進一步下行壓力。而且，現階段農民增收面臨的環境要比以往更加復雜，面臨國際農產品市場價格下降和國內農業生產成本上升“雙擠壓”、農民工外出就業規模和工資水平增速“雙下降”、經濟增速和財政收入增速“雙放緩”的局面。外部環境的復雜多變，新舊動能的對沖轉換，使得農民收入增速放緩的趨勢將持續一個階段。
三是農村地區群體間的收入日趨分化。由于各地的發展水平、產業基礎、資源稟賦、發展機會以及個人的家庭條件和發展能力等因素影響，我國不同地區、不同農民群體之間一直存在著比較明顯的收入差距。總體上，中西部地區、傳統農區、貧困地區農民收入水平偏低，增收渠道較少。2015年，農民收入水平最高的上海是最低的甘肅的3.35倍。全國有60%的農戶人均可支配收入沒有達到全國平均水平，貧困縣農民人均收入水平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63%。20%低收入農戶人均可支配收入僅為3086元，20%高收入農戶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6014元，前者不到后者的12%；2015年與2013年相比，前者增長7.2%，后者增長22.0%。據國家統計局測算，2016年我國基尼系數連年下降的勢頭再度發生變化，由上年的0.462上升到0.465，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部分種糧農民由于糧價下跌出現收入減少，加劇了收入分化。
四是農民增收工作的難度越來越大。過去，由于農產品市場和勞動力等要素市場還沒有完全放開，加之農產品總量需求依然旺盛，農村剩余勞動力總量依然充裕，直接調整收入分配的政策選項較多。例如通過提高收購價格和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就可以推動農民收入快速增長。而現階段的情況已經發生了明顯變化。農民收入由市場決定的程度越來越高，農業已經過了量價齊升的階段，農民工總量增長大幅降低，繼續提高最低收購價和最低工資標準，可以帶來一時的收入增長，但也會進一步加劇供求失衡，政策制定面臨的兩難選擇增多。在這種情況下，創設直接支持農民增收政策的難度在不斷增大。
總體上看，農民增收又到了爬坡過坎的關鍵節點，促進農民增收既是一場硬仗，也將是一場持久戰。做好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農民增收工作，一方面，要繼續在“面”上下功夫，進一步加大改革力度，完善政策體系，挖掘增收潛力，不斷提高農民收入總體水平。另一方面，要著力在“點”上做文章，根據農民增收面臨的階段性突出問題，調整工作思路和方式，聚焦重點難點，推進“五個轉變”。
一是在目標上，從促進農民收入快速增長向速度與質量并重轉變，更加注重提高增收穩定性。改革開放以來，農民收入增幅幾經起落，說明收入增長的脆弱性還沒有根本改變。在農民收入水平較低的情況下，增收工作的首要任務是“提速”，讓農民更快更多地分享改革發展成果；現階段，農民收入基數已經明顯提高，下一步工作應更加關注“提質”。在確保增速不突破底線的前提下，強化增收的可持續性和穩定性，避免出現大幅波動。為此，需要堅持市場化改革方向，穩定增收渠道，拓寬增收來源；同時，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健全風險防范機制，全面構建農民收入增長長效機制。
二是在對象上，從支持農村人口普惠增收向重點支持特定區域與特定群體增收轉變，更加注重普通農戶和貧困人口。現階段的農民收入支持政策中，普惠性政策多、投入大，差異性政策少、投入小，傳統農區和普通農戶特別是貧困地區和貧困農戶，由于歷史欠賬較多，基礎差、能力弱，增收面臨更大困難。下一步，應從完善財政政策、金融政策、產業政策和基本建設項目安排入手，采取更加有針對性的措施，將有限的政策資源更多地向增收困難區域、群體特別是糧棉油糖等重要農產品生產者傾斜，加快促進農村低收入人口收入的快速增長。
三是在手段上，從主要通過產業發展“帶增收”向兼顧利益聯結“共增收”轉變，更加注重各類主體平等分享發展成果。近年來，中央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培育壯大新型經營主體，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有力地推動了農業現代化建設。從完善政策的角度看，目前產業扶持政策對農民增收的貢獻更多地表現為產業發展后的“溢出效應”，農民一般只享有部分終端收益。下一步應把農民增收深度融入促進農業發展的政策體系，讓農民全程參與農業生產經營，合理分享各環節增值收益。為此，應從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完善支農資金投入使用方式、構建新型經營主體與普通農戶的利益聯結機制等方面入手，加快推進體制改革和機制創新，為農村生產要素獲得合理收益創造有利條件。
四是在渠道上，從主要挖掘傳統動能向同步培育增收新動能轉變，更加注重打好政策組合拳。目前，農業生產經營和勞動力轉移就業仍是農民增收的主渠道，傳統動能需要繼續挖掘潛力。近些年來，隨著各種新理念、新技術、新模式、新要素的不斷進入，農村新產業、新業態層出不窮，為農民增收創造了新的機會和空間，新動能需要加快培育做強。下一步，促進農民增收應在新舊動能兩端同步發力。為此，需要更加精準的制度設計，強化政策的協同配套。應加快制度創新，全面推進提升農村人力資本、優化農村就業創業環境、完善農業經營體制機制、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等各方面工作，加快傳統動能改造提升，促進新動能盡快成長，實現農民收入增長“多輪驅動”。
五是在制度上，從主要直接支持農民增收向同步提高農民社會保障水平轉變，更加注重全方位增強農民的獲得感。促進農民增收，出發點是要讓農民有更充分的生產生活保障，有更多的獲得感。在收入增速放緩的背景下，提高農民的社會保障水平，也可以讓農民得到實惠、增強獲得感。當前，農民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占有的份額依然較低，二次分配應當更加向農民傾斜。中央明確提出城鄉一體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從目前看，城鄉居民收入仍存在很大差距，農村居民社會保障水平也遠遠低于城鎮居民。為此，應按照中央決策部署，以實現城鄉社會保障一體化為目標，盡快建立起覆蓋全面、保障有力的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體系和基本公共服務供給體系，讓農民有穩定的生活預期，不致因收入波動而陷入困頓焦慮。
作者系農業部產業政策與法規司司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民日報 2017年0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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