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前的熱門話題，在農業方面，我們需要回答三個具體問題。
第一， 什么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第二， 為什么要推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第三， 如何進行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我想就這三個問題簡單談談看法。
農業供給側改革應著力于提高效益和國際競爭力
今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湖南代表團審議時強調，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高農業綜合效益和競爭力，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農業政策改革和完善的主要方向，這就點明了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內涵。
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農業生產結構的調整，兩者既有內在的聯系，也有區別。從內在聯系看，兩者都涉及農作物的區域布局、各類農產品(000061,股吧)播種面積以及產量變化等。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然也包括這一內容——對一部分供過于求的產品適當調減面積，減少產量；而對供不應求的產品則要擴大生產，增加供給力度——這是兩者都要解決的問題。
但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著力于提高農業效益和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這是我們當前要認真解決的問題。圍繞效益和競爭力的目標，來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雖然涉及數量的調整，更重要的是要加快農業科技進步和農業體制創新，即科技和體制創新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本質。如果忽視了這兩點，僅僅注重農作物播種面積和產量的調整，我們還是走不出目前的困境。
效益和競爭力低是我國農業供給側最突出的問題
為什么現在要提出加快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和我們當前面臨的形勢有很大關系。
從國內來看，過去12年糧食連續增產，糧食總產量從2003年的8614億斤增加到2015年的12429億斤，也就是說年度產量在12年中提高了3815億斤。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然而糧食的產量、進口量和庫存近幾年都在持續增長，也表明我們面臨著新情況、新問題。
今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提到，新形勢下農業的主要矛盾已經由總量不足轉變為結構性矛盾。回顧近年來農業的快速發展，一方面，我們要充分肯定這是多方面作用的成果，特別是政策對農業的大力扶持，以及農業科技人員及農民的共同努力。另外，我們也要看到過去的增長方式存在不少問題，其中最突出的兩個問題，一是農業效益不高，二是農業競爭力不強。這兩個致命傷對下一步農業發展形成了很大的制約。
總書記今年4月25日在安徽鳳陽小崗村的講話中提到，今后誰來種地，這不是杞人憂天，而是很現實的問題。這段話背后的含義就是，在目前的狀態下農業效益不高。2015年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11422元，人均純收入為10772元。大體來看，農民的收入結構中，40%來自家庭經營性收入，40%來自外出務工的工資性收入，17%左右來自轉移性收入，剩下2%左右來自財產性收入。只占總收入40%的家庭經營性收入（4000多元），還需要扣除林業、牧業、漁業、家庭手工業、家庭服務業等收入，如此計算后，農民真正從土地上獲得的經營性收入為3000多元。從去年公布的數據來看，農民工人均月收入為3072元，而一個家庭耕種5-6畝地，每年從土地上獲得的收益為3000多元，平均每畝地收入為600-700元，辛苦耕作一年的收益只相當于外出務工一個月的收入。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面臨一個嚴酷的現實——將來誰來種地？如果農業效益不高，將沒有人愿意繼續從事農業生產。近年來一些地方通過改革獲得了成效，比如上海市松江區的重要衡量標準就是，家庭農場人均純收入不低于當地城鎮市民（上海城鎮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約為5萬左右）。如果能讓農民收入不低于城鎮市民，那么就能吸引到愿意從事農業的生產者。這就需要我們進行一系列的科技和制度創新。
我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不強，表現在很多重要的農產品上，比如糧、棉、油、糖、肉、奶，甚至包括牧草、羊毛、天然橡膠、木材等等，無一不進口。這其中不全是我們自己生產不出來，而是我們生產的同類農產品價格遠遠高于國際市場，這是我們面臨的嚴峻挑戰。比如，谷物和大豆的平均價格比國際市場高出30%-50%，如果沒有關稅配額制度保護，我們早就競爭不過進口谷物。因此，當前中國農產品面臨的嚴峻現實是，我們種植的糧食由于價格過高而無人購買，甚至出現了“國產糧食進倉庫，進口糧食上市場”的局面。
正是由于出現了上述情況，中央認為，當前農業的發展要從增強農業的內生動力著手，從科技進步、體制創新方面找到新出路，才能使得中國農業在未來的發展中煥發活力，使農民獲得更高的收入，并在國際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
加快制定符合中國農業特點的政策
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們應該做些什么？我認為有以下幾件事是必須要做的。
第一，必須恢復市場機制在農產品定價中的基礎性作用，通過價格引領農業生產逐步形成合理結構。
目前我國農產品出現的最大問題是，玉米產量嚴重過剩，大豆嚴重不足。造成這種結構失衡的原因很復雜，定價機制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在這次玉米定價機制改革之前，2014年底國家在東北四省區收購玉米的價格是1.12元/斤，即政府從農民手中收購的玉米價格已經達到2240元/噸。但是近期玉米的進口到岸價格加上1%關稅之后的完稅價格才約為1500-1600元/噸。國產玉米比進口玉米每噸貴500-600元，國產玉米自然賣不出去。于是，玉米庫存不斷增長，目前我們的庫存玉米約有5000億斤，已經超過了2015年的玉米產量（接近4500億斤）。這和政府的定價機制有很大的關系。
眾所周知，中國是大豆的故鄉，大豆產量、出口量歷來位居世界第一，但是這個局面從世紀之交時開始改變。中國大豆產量的世界排名越來越低，現在我們已經變成世界第四，位居巴西、美國、阿根廷之后。2015年我國的大豆產量約234億斤，但是進口量已經達到1634億斤，比整個黑龍江省的糧食產量還多。目前我國國內對大豆的需求有80%以上依賴于國際市場，這其中也有價格因素。我國實行目標價格改革之后，東北四省區的大豆目標價格為2.4元/斤，合4800元/噸，但是進口大豆的價格目前約3500元/噸，比國產大豆便宜1300元/噸。所以國產大豆依舊沒有市場，而且農民也不認可這個價格。目前全國大豆畝產量不足250斤，按2.4元/斤的價格計算，一畝地的產值才600元。如果種植玉米的話，按畝產1200斤、1.12元/斤的價格算，玉米的畝產值接近1300-1400元，是種大豆的兩倍，所以農民不愿意種植大豆，大豆的供需缺口將會越來越大。
因此，讓市場價格發揮作用，不僅需要考慮國內的農產品價格體系，還需要考慮我們是開放的國家，國內農產品價格也要和國際市場比，形成競爭力。2015年9月，國務院出臺了對東北四省區的玉米收儲制度改革方案，形成市場定價、價補分離的改革政策。雖然農民還不能預測玉米的價格，但是大家都預感，即使價格從1.12元下降到1元，市場還是無法維持，因為進口到岸的價格大約是0.75元/斤，如果我們的玉米價格高于國際市場，必然是有價無市，只有向國際市場看齊，玉米才可能賣得出去。基于這樣的考慮，2016年春播時，東北四省區的玉米播種面積調減了3000多萬畝（2015年的播種面積大約是2.1億畝），大約調減了13%-14%。由此可見，市場信號一旦放出，便會立即發揮作用——不適宜種植玉米的地區很快退出了玉米種植。因此，讓市場價格機制發揮作用非常重要。
第二，加快農業科技進步，提高生產過程中的科技含量。1956年全國人大通過了《中國農業發展綱要》，提出了10年后我國的糧食單位面積產量目標，黃河以北達到400斤/畝，黃河以南到長江以北地區達到500斤/畝，長江以南地區達到800斤/畝；大豆的目標是達到260斤/畝。現在我們的稻谷、小麥、玉米畝產量可以輕易達到1000斤，玉米產量高的地區可以達到1500斤/畝。但是從《綱要》發布至今，已經整整60年了，大豆畝產仍不足250斤，這充分說明了我們對大豆的科研投入嚴重不足。據了解，全球的大豆畝產量是370斤，我們現在是247斤。所以，如果大豆達不到畝產400斤，就會被其他農作物代替。不難看出某一產品的科技含量不高，就會被市場淘汰。從這個意義上講，農業的方方面面——從科學研究到種植管理，再到收獲、倉儲、流通、加工——都應該增加科技的含量，只有科技進步，才能獲得更高的效益。
第三，加快培育新型農業經營和社會化服務的主體，加快農業經營體系創新。這幾年來，中央一直強調農村土地的三權分置，即清晰的所有權、穩定的承包權和活躍的經營權。我們不少人原來都認為，只要把經營權流轉搞活，效益就會提升。但是現在情況變得更加復雜，糧價下跌將直接打擊種植大戶。原因就出在地租上。因為地租價格非常堅挺，一旦農產品價格下跌，租地的農業經營者就會賠本。我去全國第二大糧食生產縣吉林農安縣調查時發現，農安縣一年的糧食產量65億斤，農民租用價格中等的土地來種植玉米，一公頃的地租是1萬元，每公頃玉米每年能收成2萬斤，按1元/斤的價格計算，毛收入可達2萬。除去地租1萬，購買種子、化肥、農藥、機具等生產成本大約為7000元，因此農民一畝地的凈收入為3000元，每畝地可凈收入200元。如果玉米的市場價格跌到0.8元/斤，去掉1萬元地租，剩余的收入不足以抵消7000元成本，種地就會虧損，無法繼續種植玉米。可見，如果控制農民的地租收入，與我們強調的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的說法相悖；如果讓地租繼續保持高位，則會讓經營者無法持續。
為了在土地承包者和經營者之間消化地租，形成風險共擔、利益均沾的機制，農民們進行了創新，比如土地入股的農民股份合作社、代耕代種、土地托管等等。但最重要的是，擴大經營規模，形成規模經濟——一種方式是經營主體不斷地租地使自己經營的土地規模越來越大；另一種是擴大農業的服務規模，比如擴大農業機械服務的農戶數量。后一種規模經營方式日益受到農民的重視和歡迎，因為其避開了地租問題，也與中國農村將在長期內保留相當數量農村人口的事實相適應。總之，培育新型農民，加快農業經營體系的創新還有很大的潛力可以挖掘。
第四，營造適合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經濟和社會環境，涉及的問題非常廣。以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問題為例，只有讓更多人真正離開農村，才能提高留在農村種地農民的收益。但是現在有2億多農民進城務工，真正落戶的卻很少。2015年我國城鎮化率提高了1個多百分點，新增城鎮人口主要有兩批：一批是大學生落戶；另一批是行政區劃變動（縣改區及鄉改鎮）帶來的戶籍變化，而實際進城落戶的農民卻寥寥無幾。
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覺得需要重視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問題，這條路要堅持走下去。但是地方政府對此并不積極，原因有很多。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提到，即使未來城鎮化率達到70%，農村人口仍占30%，即我們大約還有4億多人口生活在農村。1949年的人口統計資料顯示，當時的農村人口為4.84億。2015年我國的農村人口是6.03億，這個數字和1966年的人口統計數字相當。由此看來，中國減少農民數量的進程要不斷推進，但是在時間上不能抱有過高的期望，不要不切實際地認為中國的農民數量會在短期內迅速減少。
第五，切實貫徹中央要求，大力發展農村新產業，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在農村中創造更多的非農產業就業崗位，讓農民更多地從農村的非農產業中增收，減輕農民僅僅靠土地增加收入的壓力。
第六，加快形成既符合國際規則又適應中國特點的農業支持保護體系。這點非常重要，去年有專家學者提出，既然中國的糧食生產成本高，國家還要提供數額不低的補貼，農民獲得的利潤也很低，糧食售價還比國際市場高出很多。我們何必要種那么多糧食，可以擴大進口。這當然是一個思路，但一個現實問題是，這樣就必須破除入世談判中千辛萬苦達成的關稅配額保護協議。當時的談判結果是，糧食進口關稅配額量，小麥為963.6萬噸、玉米為720萬噸、大米為532萬噸。如果進口量沒有超過上述數字，按1%征收關稅；如果超過了規定的配額，就要實行65%的高關稅。據我了解，現在日本進口大米的關稅是341日元/公斤，約合22元人民幣，即對進口一斤大米征收11元關稅。連日本都在保護本國農業，我們為什么要這么早放棄？
所以，我們應該把努力爭取來的國際規則用好，并且要形成自己的特色。中國最大的特點就是農戶數量多、經營規模小、經營分散。基于這些特點，我們要在財政、金融、科技等方方面面，加快制定符合中國農業現代化特點的支持保護政策。
金融在農業發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金融在未來的農業發展中會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剛才提到的第一項工作是充分發揮市場在產品定價中的作用。我反復思考后認為，問題的關鍵就在于金融。
從2004年實施糧食最低價格收購和臨時收儲制度至今，農發行只向中儲糧系統放貸，且統貸統還，以至于非國有系統、非中儲糧系統的糧商拿不到貸款，他們就只有退出市場。要形成市場價格，得先有市場；要有市場，得先有市場主體；要有市場主體，得保證其能拿到貸款。如果在秋收之前不能解決金融機構如何向有資質、有意愿的糧食收儲市場主體提供貸款的問題，那么今年所謂的“市場定價、價補分離”改革或許就會落空。
中國農業當前面臨的種種難題，需要社會各界齊心協力、群策群力，才能得到解決。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微信號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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