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說，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城鄉之間的對立是隨著野蠻向文明的過渡、部落制度向國家的過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過渡而開始的，它貫穿著全部文明的歷史并一直延續到現在。
我第一次真正理解這段話，還是原來在鄉鎮工作的時候。當時因為招商引資建工業園區，我們對兩個自然村進行了整體搬遷。為了把這件事辦好，我們在鎮上專門規劃了一個移民小區，然后多方籌措資金，按當時當地最高的標準建了起來，水、電、路，有線、電話、寬帶，綠化、美化、亮化，能做的事情都盡量做到位，最后讓每戶農民在這個小區里都分到了一幢漂亮的別墅。后來，我帶幾個人再去那里調研，看看農民們還有什么需求。結果，他們集中反應的訴求中，排在第一條的，竟然是請鎮里允許他們每戶在別墅的前面搭一個柴房后面搭一個豬圈。
當然，通過干部們做耐心細致的工作，這條要求最終沒有得到滿足。但這件事，第一次讓我對人的城鎮化有了深刻的認識。
近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我國城鎮化的進程大大加快。2014年，我國的城鎮化率按照常住人口統計為54.8%，按照戶籍人口統計是35.9%。2015年，我國城鎮常住人口達到7.7億人，城鎮化率達到56.1%，戶籍人口城鎮化率不到40%。根據《國家新型城鎮化規劃2014—2020年》提出的目標，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將達到60%左右，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將達到45%左右。這意味著，在未來的幾年里，會有幾千萬人在身份上從村民變成真正的市民。
經過多年的努力，浙江城鎮化率已經達到64%，走在了全國的前列。當前，全省已形成三大城市群（杭州灣、溫臺、浙中）、4大都市區（杭州、寧波、溫州、金華—義烏）、七個省域中心城市、六十個縣（市）域城市、幾百個省級中心鎮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良好格局。
在看到成績的同時，我們也看到，城鎮化的一系列問題還有待于我們去努力解決，其中比較突出的，就是城中村。由于村落制度的變遷往往滯后于城市化擴張的速度，這種滯后，會進一步導致城市化社會理性與農民個體非理性行動之間的矛盾和沖突，而城中村就是這種矛盾和沖突的異化物。解決好這個問題，要有歷史耐心，最重要的，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言，是要堅持“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在我看來，實現人的城鎮化，需要充分發揮政府的引導作用，推動實現“八大轉變”。
實現從物業經濟向商務經濟的轉變。由于征地拆遷等原因，城中村的物業經濟比較發達，不少村民甚至以此為生，出現了一批“租金食利階層”“啃屋族”。片面的依賴物業經濟，會帶來一系列的副面作用，為此，需要引導進行經濟轉型。當前，一方面要鼓勵發展壯大商務樓宇等集約新型經濟業態，探索組建物業管理公司或專門部門，推進物業專業化管理和規模化出租；另一方面，要鼓勵農村集體以土地、物業、資金等參股營利性公共項目和投資成長型企業，鼓勵發展服務型經濟，支持村集體因地制宜發展農貿市場、員工宿舍、酒店商務、餐飲娛樂、文體休閑等配套服務。同時，針對企業不同的用工需求，有關部門可以廣開渠道，讓村民與用工企業面對面。
實現從集體經濟到集團公司的轉變。通過集體土地征用和房屋拆遷，城中村的集體資產規模往往得到了顯著的擴大，一些地方所推行的以社區股份合作制改革為主要內容的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將村居集體經營性凈資產拆股量化給村居原住居民，讓本地居民持股進城，按股分享集體資產經營紅利；還有一些地方，則以集團公司的形式，運營集體資產，使其不斷保值增值，這樣不僅在經濟上可以解決村民市民化的后顧之憂，還可以在思想上幫助村民們對現代企業經營制度有新的認識。
實現從生存理性向經濟理性轉變。就農民而言，出于規避生活風險的需要，所謂的“生存理性”在他們之中會表現得更加突出，這種思維方式會對個人的、局部的、短期的利益更為關注，而對整體的、長遠的利益卻有所忽視。所以，我們經常看到，城中村的農民會創造出“一分地”奇跡，把自己的樓蓋的盡可能的高，而且從二層以上就盡可能的探出，形成“握手”樓。這樣做的結果，在使自己利益擴大的同時，降低了整個小區的品位，損害了整體利益。為此，需要加強對村民的引導，在生活保障水平提升的基礎上，使其具備相應的經濟理性，更重視長遠的、整體的利益。
實現從熟人社會向生人社會的轉變。和傳統的農村一樣，城中村里人與人之間普遍存在著一種私人關系，人與人通過這種關系聯系起來，構成一張張關系網。在這種情況下，責、權、利的界限較為模糊，關系、情感、偏好會取代規則、制度，導致管理的困難。實踐告訴我們，只有當一個社會成為一個“生人社會”的時候，社會的發展才能依賴于契約和制度，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才能通過制度和規則，建立起彼此的關系與信任。而這正是城鎮化所必須的要求。
實現從村落文化向都市文化的轉變。千百年來，村落文化為我們民族的奔跑前行提供了充足的能量，這種能量當前同樣發揮著巨大作用。但是，對于城市而言，由于格局的根本性變化，需要新的都市文化與之相匹配。這種文化，一方面會吸收傳統村落文化中的若干優點，另一方面，也自然地擁有了其自身的特點。開放、包容、個性、現代等元素，在都市文化中表現非常突出，但在村落文化中，卻往往有所欠缺。為此，我們在推進城中村民城鎮化的過程中，也要有序的推進其文化的都市化過程。
實現從約定治理向法定治理的轉變。按費孝通先生的觀點，村莊是“禮俗社會”而城市是“法理社會”。“在一個熟悉的社會中，我們會得到從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規矩不是法律，規矩是習出來的禮俗……從鄉土社會進入現在社會的過程中，我們在鄉土社會中所養成的生活方式處處產生了流弊。”在城市化的過程中，也需要我們進行引導，逐漸將所在區域內由禮俗社會的約定治理轉變為法理社會的法定治理。
實現從農耕技能向工商技能的轉變。對于典型的村民而言，其技能主要是基于耕種，那些較早參加其他非農活動的村民，也主要是從事一些技能要求相對較低的工作。而真正的成為一名市民，則要求他們要更多地掌握工商技能，否則，生產方式上不能城鎮化，就會導致融入城市的過程變得更加艱巨。日本當年有一個口號，說不能讓學生赤手空拳進入城市，對于當前的城中村改造工作來說，這句話可以換種說法，即不能讓村民赤手空拳進入城市。在村民全面進入城市之前，一定要培養他們融入城鎮的素質和能力，特別是良好的職業適應能力。只有掌握了相應的工商技能，村民們才能夠真正在城市里扎根，才能夠成為一名真正的市民。
實現從村民自治到社區自治的轉變。村委會的工作往往偏重于經濟方面，負責人會更加重視經濟工作，而把一些公共事務放在比較次要的位置，比如村務公開、教育事業等。村改居后，需要逐漸進行工作重心從發展經濟到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管理的轉變，例如社區共建。村委會的工作決策往往與村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村民和村委會之間的相互聯系比較頻繁，村民對村委會更具有依賴性。村改居后，社區居委會更多的把工作重心放在了環境衛生、文藝活動、計劃生育等事務上來，社區與居民的經濟利益關系削弱，同時由于社會保障的社會化，居民與社會有了更多的聯系，而對居委會的依賴性變小。
在城鎮化的過程當中，我們既要追求量，即城鎮化率，更要追求質，即城鎮化的健康水平。只有卓有成效地解決好人的城鎮化問題，城鎮化工作的量和質才會有真正的保證。通過科學的安排和扎實的工作，逐步推動實現每一個方面的轉變，人的城鎮化，也會最終得以實現。
(作者系浙江大學中國農村發展研究院博士，浙江大學現代農業與農業投資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杭州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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