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關于中國農業是否要發展規模經營，學界和政策部門爭論已久，卻至今難有定論。但細審各方的論據和邏輯卻可以發現，其實都有各執一端的偏誤。例如，主張中國農業需要發展規模經營的論者往往強調傳統農業的經營規模過小，不利于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技術進步，從而阻礙農業的現代化。他們認為，農業現代化必須靠發展公司制的大型農業組織。但這些論者大都忽略了一個普遍事實，即當代發達國家的農業中仍然以個體農戶為基本經營單位，大型生產組織的天地很有限。與之相反，對農業規模經營持懷疑和否定態度的論者則強調家庭經營在農業生產中的主導地位，直斥發展規模經營的主張不符合農業的產業特性。但他們也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即現代農業雖以家庭經營為主導，但現代家庭農場的生產規模卻一直在擴大，與傳統農戶早已不可同日而語。可見，在農業生產的組織方式上，將家庭經營與規模化經營視為彼此排斥的對立物并不符合現代農業實際，所謂現代農業其實是規模化經營的家庭農業。
深入地辨析爭論各方的理據，還能發現雙方的各執一詞中隱含著另一個更具根本性的認識歧異。主張中國農業發展規模經營的論者中有不少人是按團隊生產模式來理解農業規模化的。這類論者大多不關注農業的產業技術特性，好用工業中大生產優于小生產的經驗邏輯來推論農業生產方式的變化方向，因而在組織形式上傾心于依賴雇工的公司制生產組織。然而，團隊生產、集體勞動在農業中從無優勢可言，中外農業經濟史都證明，超出家庭成員范圍、依靠外雇勞力實現的規模化生產只在某些特定歷史環境中有效，長期來講，農業是一個天然適于個體勞動的產業。
而懷疑和否定農業規模化經營的論者都正視并強調農業生產所固有的“親單干”傾向，并在此基礎上斷定，在保障農產品供給和農業穩定上，單個農戶的小規模經營是最有效率從而最可取的生產方式。而且，這一看法還得到了國際農經界所謂“規模與效率間逆向關系論”的支持。這個論點最初由亞馬蒂亞?森于1962年提出。當時，森在分析印度的農業統計數據后提出，在農場規模（主要是耕地面積）與土地單產之間存在負相關性，即耕地規模越小的農戶，土地單產越高。這一論斷引起了國際農經界的廣泛關注，并引發了大范圍、多樣化的調查和驗證。隨著調查范圍的擴大，人們對農場規模與土地單產間關系的認識不斷加深，農場規模與農場效率間逆向關系說的可靠性開始動搖。有許多研究者觀察到了兩者間的正相關性、非相關性或非線性關聯性。進入80年代后，森及其合作者在總結印度學界對這一問題的諸多研究結果后承認，在農場規模和農場效率的關系上無法得出一種普適的法則。
更重要的是，即使小農場的土地產出率真高于大農場，其對于農戶的實際意義也與“規模和效率逆向關系說”的詮釋截然相反。根據這套“逆向關系說”，保護和鼓勵小規模農業的政策就成為提高農業效率、增加農業產出、促進農業發展的有效措施。然而，實際情況卻是，在傳統農業中，如果人地比率過高，又缺乏非農業收入機會，大量農業人口只能靠充分利用一切可用資源來提高土地耕種強度，以盡可能地增加有限土地的總產出量。在這種情況下，傳統小農業相對高的土地產出率并非小農優勢的體現，而是小農在經濟上和社會上居于劣勢和無助境地的反映。因為，傳統小農占用的土地總量太少，其土地產出率再高，所能提供的總收入卻很有限，難以保障小農家庭的基本生計。上世紀二十年代的俄羅斯農經學家恰亞諾夫稱小農的這種生產行為是“自我剝削”。當代的經濟史學家黃宗智稱此現象為農業“內卷化”或“過密化”。在他看來，過密化農業有增長但無發展，這種農業中的小農在生活上都長期徘徊于糊口水平。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西奧多?W.舒爾茨對傳統小農這一特征的概括是“有效率但貧窮”（efficient, but poor）。他認為，在傳統農業中，技術不變，所有的可用要素都得到了充分利用，資源配置達到最佳狀態，靠進一步改善既有生產要素配置所能增加的收入微不足道。然而，傳統小農的產出總量很小，不能滿足全家基本生活需要，因而他們雖有效率卻往往陷于貧窮。
顯然，這樣的傳統小農業不可能成為農業現代化的基石，它們只能是現代化的改造對象。而要改造這樣的傳統農業，根本途徑當然是打破技術不變的既有結構，改變農業生產方式，擴大農戶經營規模，增加單個農戶的總產出。以為靠小農“自我剝削”和農業“過密化”可以長期維持較高的土地產出率并保障國家的糧食供應和農業穩定，實屬不得要領。
二
對農業生產方式作跨國比較可以看出，發達農業和欠發達農業在生產組織方式上的突出區別就在于平均農場規模的顯著差異。如Robert Eastwood等人在2010年的《農業經濟學手冊》中指出的：“具有較高人均GDP的國家往往都有較大的平均農場規模。”
人們往往從規模經濟的角度來解釋現代農業的規模化經營趨勢。但實際上，源于投入要素不可分性的規模經濟在農業中只具有短期意義，從長期來講，所有農業投入要素——土地、建筑、灌溉系統、機械、畜群等等——都是可分的。而關于發達農業中農場規模與效率間關系的研究顯示，當從農場平均成本的角度來考察農場效率時，由于農場主可以根據其農場的特點選用生產技術，在很寬的農場規模區間內，農場效率（平均成本水平）并不因農場規模而有不同。因此，從長期來講，規模經濟并非推動農場規模持續擴大的主要因素。
大量發展研究證明，導致現代農業中農場規模不斷擴大的基本因素是社會普遍工資率隨經濟發展而上升的基本趨勢。如世界銀行2011年的一份研究報告所指出的：“在大多數工業化國家中，促使農場規模不斷增大的一個關鍵因素是非農業部門中上升的工資，它引導農場運營者們尋求種種途徑使自己的收入與他們能在其他經濟部門獲得的收入不相上下。正常情況下，這意味著用資本替代勞動，并隨時間推移，與工資率同步地擴大農場規模。”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農產品的需求彈性普遍偏小，農業技術進步和農業生產率提高的直接后果不是整個農業部門的收入大增，而是農產品的價格下跌和農業生產者的利潤率下降。在這種情況下，要想保持專業務農者的總收入不下降，只有減少農場數目，擴大單個農場的經營規模。美國農業效率委員會等機構在1975年的一份報告中就已指出過：“從歷史上來看，1910年以來農業的總產值增加了兩倍半，可是農場主凈收入的總額用不變美元來計算，現在比1910年高不了許多……。作為全部經濟的一個主要環節的農業，需要生產得更多才能維持現有的收入水平。……留在農業里面的人，他們的生活并不比那些不在農業里面的人壞，甚至還可能稍好一點，但這僅僅是因為近年來農場數目縮減很多使平均收入能夠增加。”
日本學者大冢敬二郎等人2016年發表的《亞洲小農場的未來》一文指出，小農場，必然是勞力密集型的，特別是低工資經濟體中的生計型農業。在那樣的經濟體中，工資率很低，小型農場占主導不會引起任何生產效率問題。然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工資率上升，勞力密集型的小規模農業體制變得昂貴。這時，農場規模必須擴大，以便導入節約勞力的生產方法，從而使高工資經濟中的農業在國際市場中具有競爭力。而日本、韓國和臺灣這三個東亞經濟體在戰后的發展中沒有隨經濟發展和社會工資水平上升放松對土地流轉的管制，導致農業經營規模過小，農業生產效率下降，農業喪失比較優勢。這幾位作者強調，在亞洲的高績效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中，擴大農場規模將成為一個嚴重問題。因為，在這些地區，農場規模歷來偏小，但眼前的社會工資率卻在顯著上升。如中國正面臨著這樣的問題。
由此來看，對于農業規模化經營的意義和必要性，僅從規模經濟這種技術經濟性角度來理解是遠遠不夠的。農業生產的規模化意味著在農業領域中通過全面的資本替代勞動，實現基于技術進步的生產率提高。而這需要一個條件，即大部分農村人口和農業勞力離開農業部門，轉入非農領域就業。如果不改變大量人口以農業為生的傳統產業結構，農業中的人地比率降不下來，農業規模化經營就無從談起。也就是說，農業規模化經營要求大力發展非農產業，加速城鎮化進程，促進土地流轉和集中，推進農業技術革新。它反映著國民經濟的整體結構轉換需要，它要求伴行種種重大的制度變革，它絕非一個純農業問題。
三
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問題自80年代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之后就被提了出來，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這個問題在中國越來越具有緊迫性。不解決好這個問題，會帶出三個棘手的長期性后果。第一，農業生產長期囿于偏小的經營規模，農業生產率提不高，農產品成本難以降低，中國農業將喪失國際競爭力。這對于已卷入全球競爭的中國農業來講實在是個生死攸關的事。第二，農業規模化經營推不開，務農收入上不去，城鄉之間、農業和非農業之間的收入差距將難以縮小。長此以往，農業人才持續流失，農村衰敗和農業萎縮將難以避免。第三，中國經濟已進入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國內民眾的農產品需求正在從求量型向求質型轉變，消費者在食品安全和食品質量方面的要求不斷提高，滿足這種需求會顯著加大農業生產者的成本，非規模化的傳統小農業完全無法適應。
自改革開放以來，農民的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但從這三十多年里農民增收的主要條件來看，非農產業的迅速發展和農業人口的城鎮化是推動農村人口脫貧致富的主要因素，農業本身早已不是多數農業人口的主要收入源。這是因為，依托家庭承包土地的個體農戶，經營規模過小，勞動生產率過低，生產成本居高不下，即使能在區區幾畝的承包地上繡出花來，也無法滿足農戶全家的日常生計需要，還難免虧損。在這種情況下，廣大農戶為了維持生計并謀求發展，將家庭主要勞力轉投于非農領域，或自營工商業，或進城打工，而承包的土地則留給家里的邊緣勞力粗放經營。所謂“老人農業”就是這種現狀的反映。中國農業已不再過密化，它淪為了多數農戶的家庭輔業，若不根本扭轉這一趨勢，農業中的技術創新、效率提高、品種改良全然無從談起。
這并非中國特有的奇異現象，而是世界各國農業在國民經濟的這一發展階段上都有過的共同征候。對這一問題的化解之道也很明確，就是加快農村勞力的非農化，為農業的規模化經營騰出土地空間。這是諸發達國家共同走過的農業轉型之路，也是一條普適的經濟現代化經驗。Douglas Gollin等人分析62個發展中國家1960～1990年間的發展數據后認為：“農業生產率增長，加上隨之而來的部門間就業轉移，是這些國家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源泉。”中國恐怕只有遵循這種經驗，走各國共通的農業轉型之路，才可能在經濟發展上保持增長勢頭，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在當代中國，一切維持或強化既有城鄉分割體制、將大量農業人口固定在農業中的發展戰略和政策思路都與農業現代化轉型的歷史要求背道而馳，不僅注定無功，而且將成為農業現代化和中國經濟轉型的障礙。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經濟學家茶座》20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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