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概念大約是在1986年由中國政府正式提出的。1994年我國提出“八七”脫貧攻堅計劃，準備用7年時間解決8千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開發式扶貧”概念就是當時提出來的，即用經濟發展解決貧困問題，實現扶貧開發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的有效銜接，把扶貧作為主要路徑，鼓勵和幫助有勞動能力的扶貧對象，通過自身努力擺脫貧困；把社會保障作為解決溫飽問題的基本手段，逐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
從“整村開發”到精準扶貧
“八七”脫貧攻堅計劃之后，“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提出逐步改變貧困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的落后狀況，為達到小康水平創造條件。2011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出臺。它的原則目標就是“兩不愁，三保障”。另外，在實踐中，我們認識到貧困地區有區域性特征，區域跟地理、區位、地理自然條件關系密切。因此有了連片貧困區的概念（14個片區涵蓋全國680個縣，這些縣被稱為國家扶貧開發重點縣），有了“以區域發展促進扶貧開發，因扶貧開發促進區域發展”這個指導思想。
十八大之后，整個扶貧工作的指導思想發生重要變化。2013年11月，習近平到湖南湘西考察時首次作出了“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扶貧”的重要指示。以前的扶貧叫“整村開發”。精準扶貧，是要防止大水漫灌，并演化出一系列細化的提法：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精準考核等等。國家干部對于貧困戶直接幫扶的模式，這是我們精準扶貧當中基本的模式。全國對貧困村大概派出79萬干部組成工作組，常年駐村。這一點其他國家是無法做得到的。
從貧困線的角度看，1990年是500元，2010年是2300元，2020年在4000元左右。十九報告提出，確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做到脫真貧、真脫貧。在考察中發現的一些問題必須引起重視：
扶貧須同扶志、扶智相結合
比如，教育農民的問題。到現在為止，我們的政策概括起來是富裕農民，但是不教育農民。這個思路是不是對？教育農民從孔夫子就開始講，《論語》中記載，冉有問孔子，老百姓現在多了，該怎么辦？孔子的回答是“富之”，“教之”。脫貧攻堅，不光是完成脫貧目標，十九大報告提出鄉鎮振興戰略，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共產黨歷來是強調教育農民的，因為靠農民自發，是無法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現在扶貧工作很重要的一項內容叫扶貧先扶志，注重扶貧同扶志、扶智相結合，這個跟長期以來農民的去組織化，和只富裕農民，教育農民有關。如果農民就是躺在國家政策上，跟我們非貧困地區征地拆遷一樣，所有的利益都在跟政府的博弈當中完成的話，脫貧攻堅就很難完成。貧困現象的最后是體現在人的素質和能力上面。
比如，社會與文化性貧困問題。對涼山彝族自治州調研以后，我們發現，經濟性貧困以外，還有社會跟文化性貧困。涼山從奴隸社會的后期進行民主改革，進入社會主義的。那個地方的自然條件不算太差，但是整個的生活和生產模式，帶有文化和社會性貧困的因素。由于交通不便，養豬不是為了賣，而是過年殺；養羊，用羊毛做羊氈；養雞是換鹽巴。然后他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這么一種生活模式。我們用漢族的幸福指數和小康目標衡量他們，之間就出現一個很大的落差。用給錢、幫生產解決不了這種貧。這對我們整個農村的體制改革和扶貧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戰。當地提出的口號是“住上好房子，過上好日子，養成好習慣，形成好風氣。”這種過程的艱難出乎我們的想象，有一個教化過程。
警惕制度性的貧困陷井
再如，深度貧困地區的體制性根源。上世紀80、90年代，考核GDP，有一個詞叫鞭打快牛。這是一種體制現象。它其實有一點像貧困陷井，就是一個制度性的陷井。我們的建設機制是全國上下同一個目標，或者同一個標準進行建設，國家有一部分投入，然后要地方配套。
舉個例子，建一條高速公路一般一公里的成本是1.2個億。但是到了深度貧困地區都是3億，因為隧洞和橋梁比要占70%，所以成本就高達1.8億到2個億。第一，中央給的補助遠遠不夠，第二地方沒有錢配套。由此形成一個惡性循環，你給我多少錢我就用多少錢修，路的質量很差。客觀因素，主觀因素，再加上體制性的因素。所以一定會形成一個漏斗，貧困地區的漏斗。這個漏斗在公共服務和設施上的欠帳，最后變成貧困的積累。這個問題我倒覺得是值得去把它作為一個理論化的問題。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上海社科院智庫研究中心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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