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大立足于“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戰略目標，提出了“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一方面，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另一方面，中國鄉村一直以來都是維護中華文化傳承不輟的“超級穩定器”。如何在融入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同時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建設美麗鄉村，也是我國文化現代化過程中必須要面對的重大現實問題。
自2012年以來，武漢大學課題組對全國農村文化發展狀況進行了持續調查。筆者認為，鄉村重建必須要確立村莊經濟共同體與文化共同體協同共建的戰略思路，借助于鄉村文化共同體形成鄉村重建過程中的內生動力。
一、農村人口向城鎮大規模和持續性遷移，影響傳統村莊經濟結構和文化認同。農村人口向城鎮大規模和持續性遷移，是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的結構性運動，具有不可逆性。2016年寒假期間，武漢大學課題組對全國19個省（直轄市、自治區）的33個行政村的調查表明，當前由鄉村遷居城鎮呈快速增長的趨勢，從2011年平均遷出19戶增長到2015年的平均36戶。國家統計局的統計數據也表明了這一趨勢。數據顯示，2006—2015年間，我國鄉村人口從2006年的73160萬（55.7%）下降到2015年的60346萬（43.9%）。持續觀察表明，這一趨勢仍在加快。
農村人口向城市大規模轉移和跨區域流動，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傳統農村社會的經濟結構和以血緣、地緣關系為基礎的文化共同體。調查發現，有知識技能的勞動力和文化能人等農村精英群體，成為最先遷入城市的主體。農村精英遷入城市，客觀上造成農村文化支柱力量的抽離，改變了基層農村傳統的常態性社會關系結構。
二、從村莊文化共同體建設入手，經濟共同體與文化共同體共生互濟，是當前鄉村建設的有效模式。從2012年11月開始，課題組對湖北省廣水市桃園村、谷城縣堰河村、鄖縣櫻桃溝村、南漳縣漫云村、新州區徐治塆村和河南省信陽市郝堂村等進行了持續跟蹤觀察表明，當代中國鄉村的復興須走“文化與經濟互洽互濟”道路。
1.重建村莊文化認同，形成村莊重建的啟動力量。
村莊是熟人社會，可通過設立村莊共同目標，設計義務勞動項目的途徑，激發村民參與村莊建設的責任感和主人翁意識，引導村民重建合作理念和村莊文化認同。
由研究機構、民間文化組織、志愿者組成的非營利機構具有專業知識和發展理念上的優勢，可通過引入其承擔鄉村規劃，助推村莊文化重建。例如，2003年9月，襄樊市政府邀請了一個民間環保組織進入谷城縣五山鎮堰河村，進行生態文化建設試點。同年12月，該組織啟動了堰河村的生態文化建設規劃和村民的培訓工作。2004年3月，堰河村開始實施垃圾分類。2005年，堰河村榮獲“襄樊市環保第一村”。在這一過程中，村民的文化認同逐漸加強。目前，該村經濟發展、文化繁榮。
調查還發現，村莊重建還可從村莊清潔、村環境整治入手，重建村民對村莊的集體認同。武漢新洲區徐治塆村曾經是一個“破壞、破敗、破落”的傳統村落，廁所“圍村”，垃圾遍布。2013年，該村動員村莊年輕人利用周末組織返鄉義務勞動，打掃村莊衛生。一個月后，義務勞動隊伍逐步由原來的3—5人發展到30多人。村莊集體認同逐步恢復，解決了長期難以拆除的“旱廁圍村”的頑疾。隨后，徐治塆村通過設立愛心基金和敬老食堂，進一步加強了村民的集體認同。
2.科學規劃設計鄉村特色產業鏈，成立村民經濟合作組織，形成村莊經濟與文化互洽互濟的可持續發展機制。
調查發現，鄉村旅游、特色農業、“農家樂”等，已成為當前鄉村產業的新業態，線上線下結合成為鄉村產業的新渠道。專業合作社、鄉村眾籌等新模式，在鄉村建設的實踐中得以應用，并取得了明顯成效。村莊經濟共同體的有效運轉，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撐了村莊自治組織模式。
農業特色產業鏈是村莊經濟支柱。湖北谷城堰河村建立了茶葉產業合作社，打造茶葉和特色種植產業鏈，確立了“種養結合”的循環經濟模式，實現了村里有產業、戶戶有項目、人人有事干、家家有收入。徐治塆村則在專家和新鄉賢的主導下，采取“三眾籌，四入股”的方式組建農民合作社。所謂“三眾籌”即“農業、農民和農村眾籌”；“四入股”，即“現金、房子、承包地和勞動力四種方式入股”。村民可根據自身實際，選擇一種或多種方式入股，加入集體成立的“武漢市八巷九弄鄉村旅游專業合作社”，將分散的資源整合重組進行規模化利用，用于村莊的改造和特色鄉村旅游產業鏈建設。
3.完善以新鄉賢為核心的鄉村自治組織，重建村莊管理秩序。
鄉賢之所以成為中國獨特的鄉村治理主體，不僅是因為鄉賢了解鄉村，還在于其自身的利益與鄉村捆綁在一起。作為鄉土社會的本地精英，他們在新一輪鄉村建設中也起到“帶頭人”、“領路者”、“規劃師”的作用。
徐治塆村就是在鄉賢的主導下逐步走上村莊復興道路的。他們通過召集村民會議、講解項目規劃和村莊發展愿景，引導村民逐漸轉變觀念，使其由懷疑、半信半疑到最終相信并投入建設實踐中。同時，鄉賢作為村民代表，利用其廣泛的人脈關系，聘請規劃設計師為徐治塆項目進行規劃設計。隨后，還引入武漢大學、華中科技大學等高等院校的志愿者，對徐治塆村民進行知識技能培訓，開展項目活動宣傳，協助制定實施方案等。
持續的調查表明，對村莊集體文化認同的重建，是村莊重建的先導性力量；通過培育新鄉賢并建立以其為核心的村莊自組織和特色產業鏈，是村莊復興的物質基礎；而市場收益預期和地方政府統籌資金投入，則是外部性激勵力量。村莊文化共同體和經濟共同體的建立和互洽、激勵機制創新，共同構成村莊發展的內生動力。
三、重視當前鄉村重建中的文化戰略管理，國家要從宏觀上建立分類管理策略。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提出的“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總要求，重建“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美麗鄉村，既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在要求，又是實現中華優秀文化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現實路徑。貫徹落實《關于實施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發展工程的意見》，必須認清中國社會大轉型對鄉村社會的深刻影響，創新鄉村文化建設模式，確立“村莊文化共同體與經濟共同體建設協同推進，文化與經濟自洽互濟”的戰略思路。
國家要從宏觀層面上建立分類管理策略。調查表明，僅有部分村莊由于擁有良好的文化遺產資源或區位條件，擁有與城市生活方式“反向互補”的價值形態，因而具有建成“風貌古樸、功能現代、產業特色、文化復歸”的現代鄉村的潛質。而大部分缺乏獨特資源稟賦和新鄉賢的村莊，將會隨著城鎮化的進程、村莊人口進入城鎮而逐步“空心化”并最終消失。并且這一過程在2030年我國基本實現城鄉一體化經濟結構之前，都不會停止。因此，凡是按照行政村標準化配置公共文化設施及實施格式化管理的政策措施，都應當謹慎對待和實施。現階段應綜合評價村莊的環境和文化資源背景、經濟基礎和區位特征，預測村莊的發展趨勢，由此設立公共政策基準，實施分類管理，即要針對現代功能型、傳統資源型和潛在消失型村莊，確立不同的政策類型。同時，作為扶持政策措施，政府應加大向非營利性文化組織購買公共服務的力度，可向上述專業性文化組織開放公共資金、專業數據和專項規劃等公共資源。
總之，順應鄉村的發展趨勢，落實黨的十九大提出的“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創新新時代鄉村治理模式，是推進當代中國鄉村現代化的高效之路。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國家文化發展研究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2017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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