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村莊共同體是英國鄉村社會的重要基層組織,其走向衰落應該是以村莊中公共權利全部喪失為標志的。而這種公共權利的喪失主要包括兩層含義:一方面是指,土地上公共權利的喪失,即未開墾的土地等集體財產權以及在開墾地上撿拾莊稼和公共放牧權利的喪失;另一方面是指,村民管理村莊事務的公共權利的喪失,即村民平等參與以及獨立管理村莊事務權利的喪失。前者是伴隨著公地制度的被破壞開始喪失的;后者則是隨著農民的分化以及民族國家的興起,村莊被納入到了國家(或者王權)的地方行政組織后喪失的。對于上述問題的探討,進一步明確了村莊共同體這一鄉村基層組織走向衰落的真正推動力,既不是圈地運動的結果,更不是資本家的掠奪所致,而是個體農民力量的普遍增長。
村莊共同體是英國鄉村社會的重要基層組織。無論是在漫長的中世紀, 還是在近代社會早期, 村莊共同體在組織農業生產、維護正常的生活秩序以及領導農民抵抗外來壓迫的過程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著名的歷史學家埃姆雷·德·阿弗萊所說:“村莊共同體它確保了鄉村的人們從遙遠的時代就開始擁有自由、平等和秩序。”[1](63)但是, 到了近現代社會, 在各種因素的沖擊下, 這一鄉村基層組織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一、國內外研究現狀
關于英國村莊共同體衰落的原因, 是一個復雜的研究課題, 國內外學者對此爭議較大。就國外學者而言, 大體上持這樣幾種觀點:一種是否定的, 代表人物是英國著名的歷史學家麥克法蘭。他否認村莊共同體存在的合法性并指出, “村莊共同體作為一個真實而有意義的實體, 從來就沒有在中世紀的英國存在過”[2](162-163)。他認為, 在13世紀以后的英國鄉村根本不存在什么共同體, 在那里是由一些個體小農持有土地的, 他們擺脫了家族和共同體關系的束縛, 在追求著一種原資本主義 (proto-capitalistic) 的生產方式[3](333-349)。既然沒有存在過, 那么又何談衰落呢?但麥克法蘭等人的觀點遭到了很多學者的批判。以拉夫提斯為代表的多倫多學派就堅持認為, 村莊共同體是真實存在的, 而且在黑死病以前還一度較為興盛, 但黑死病爆發后開始走向衰落。在他看來, 黑死病不僅讓許多的村民喪生, 而且還激起了幸存者一種極端的個人主義, 正是這種個人主義最終摧毀了村莊共同體[4]。達文特也贊同這一觀點。他認為黑死病之后, 村莊內部的公共關系開始變得微弱了, “由于個體的利益和活動大于集體, 因而導致了村莊原有的凝聚力, 人與人之間親密的關系以及鄉村生活中的互助關系都在逐漸的褪色”[5](274)。以希爾頓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學派也同樣認為, 英國村莊共同體的衰落是從黑死病之后開始的, 但他們認為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土地持有的不平等所致[6](20-36)。經濟—社會史學派的代表人物克里斯托夫·戴爾則認為, 英國的村莊共同體走向衰落的原因是由于農民的內部分裂所致[7](168-190)。“這種分裂發生在14世紀晚期以及15世紀, 并且當人口波動以及農業變革發生時, 這種分裂變得愈加的明顯。”[8]后者的觀點被看作是對中世紀鄉村社會的一種客觀反映, 主要流行于20世紀中后期。但這一觀點卻受到了著名學者布魯姆的挑戰。他認為, 英國村莊共同體的衰落原因是“源于18到19世紀政府所支持的對敞田的圈占, 這種圈占促進了公有地的瓜分。這些農業改革打擊了公共組織的基礎——集體所有制——由全體村民共同使用公共土地以及敞田制下的公共耕作”[9]。
國內學者對英國村莊共同體衰落的研究較少, 學術界關注的也不多。大體上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老一輩史學家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思想, 以公有制為衡量標準, 認為英國村莊共同體的衰落是從中世紀早期開始的。例如, 朱寰認為, 從6世紀以后, 日耳曼人的農村公社成員開始出現財產分化, “這種財產分化在6世紀以后開始轉為社會分化……自由人中間的社會分化不可避免地轉為階級分化, 形成新的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10]。尹曲也認為, 村莊共同體早在日耳曼人征服西羅馬帝國的過程中就走向了解體, 其原因是“日耳曼農村公社所固有的二重性導致私有制的因素逐漸擴大, 集體所有制的因素逐漸縮小”[11]。另一類是新一代的史學家。他們以新的史料和理論為基礎, 不斷提出新的觀點。例如, 趙文洪認為, 村莊共同體是與公地制度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據此, 他提出這種共同體應該是伴隨著圈地運動的開展而逐漸地走向了衰落。“該制度在18、19世紀大規模消失, 而其最后消失地是在法國, 時間為20世紀60年代。”[12]
對于英國村莊共同體衰落的研究之所以呈現出如此復雜的狀況, 其根本原因在于對村莊共同體基本特征的界定。如果以公有制成分的大小作為衡量村莊共同體存在的唯一標尺, 這顯然并不合適。因為村莊共同體本身就是典型的公有制和私有制相并存的所有制形式, “公社所有制僅僅表現為個人所有制的補充”[13](484);如果把公地制度作為村莊共同體的主要特征, 從而認為圈地運動是村莊共同體走向衰落的重要因素, 從這個角度來說, 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 公地制度是否就等同于村莊共同體呢?這也是有一定爭議的。因為在英國, 并非所有的村莊共同體都實行公地制度。因此, 筆者認為, 將公共權利作為村莊共同體的主要特征應該比較符合其內在含義。因為從具體的史實來看, 公共權利貫穿于村莊共同體的始終。它主要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指, 土地上的公共權利, 它既包括未開墾地也包括開墾地上的權利。前者是指全體成員共同享有的森林、牧場、荒地等集體財產權, 后者則是指在開墾地上公共放牧以及撿拾莊稼的權利。另一方面是指, 村民管理村莊事務的公共權利, 它是指全體村民共同管理 (強調它的平等性) 以及獨立管理 (強調它的自治性) 村莊事務的權利。這兩種公共權利共同構成了村莊共同體存在的基礎, 因此, 對于英國村莊共同體衰落原因的考察應該從這兩個方面入手來加以分析, 而不能單單以公有制或者公地制度的消失來作為其解體的標志。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上來看, 土地上公共權利的喪失是從公地制度的被破壞開始的;管理村莊事務公共權利的喪失, 則是隨著農民的分化以及民族國家的興起, 村莊被納入到了國家 (或者王權) 的地方行政組織后喪失的。
二、公地制度的瓦解與土地上公共權利的喪失
如前所述, 在中世紀英國村莊共同體中, 土地上的公共權利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指未開墾地上的權利, 即對村莊周圍的荒地、沼澤、森林以及礦藏等公有地的使用權;另一方面是指開墾地上 (敞田制下) 的權利, 如莊稼茬的放牧權以及拾穗權等。
首先, 我們來分析未開墾地上權利的喪失。未開墾地上公共權利的喪失是由兩個方面因素導致的。
第一, 圈地運動使得未開墾地變為了私有地, 從而剝奪了農民在其上的公共權利。國內外學術界對于圈地運動的研究已經十分充分, 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果。但這些研究的對象主要集中在開墾地上的圈地, 而對于未開墾地圈占的研究則涉及較少, 這里做一簡單介紹。按照慣例, “條田的耕作者擁有在公共牧場和荒地進行放牧以及撿拾木材、豌豆以及其他的一些物品如石頭和煤塊的權利”[14]。村民的這些公共權利是自古就有的, 并且一度所擁有的范圍很大, 盡管經過一段時間的慢慢侵蝕, 即使到了16世紀也并沒有完全消失[15](5-13)。最初是封建的領主將村莊周圍的森林、草地和荒地圈圍起來進行放牧, 這一做法遭到了村民的集體反對。于是他們采取了與村民協商的方式來加以解決, 最終把這些公共土地歸為己有, 這種圈占公地的方式被稱為“協議性圈地” (Enclosure by Agreement) 。例如, 很多貴族就是通過協議圈地來消除未開墾地的公共權利, 將公地的所有權完全收歸己有的[16]。之后, 很多農民也采取了這樣的方式, 他們“不斷擴大使用公共資源的權力, 甚至把公有地完全據為己有”[9]。例如, 在亞德利地區發生了3起關于推倒樹籬的起訴, 那些圈地的人都有普通的名字, 如愛德文的兒子理查德等。顯然, 他們都是將公地占為己有來擴大自己持有地的農民……這些顯然零星的關于剝奪放牧權的起訴, 明顯地反映出人們試圖保留許多當地人的公共權利, 原告們往往代表著支付律師費用的一群佃戶或是整個共同體[17](58-59)。對公共土地的圈占最初規模較小, 根據1517—1607年間英國政府土地調查委員會的資料統計, 1455—1607年在英格蘭中部、東部24個郡共圈地516 676英畝, 雖然規模不大, 只占土地總面積的2.76%[18], 但圈占的重點則是農民歷來所共有的森林、草地、池沼或荒地等集體財產。而且對未開墾地的圈占也得到了法律上的認可, 1235年的《麥爾頓法》和1285年的《威斯敏斯特法》都承認了領主圈占部分荒地的權利[19](198-211)。他們在這些未開墾地四周筑上了籬笆, 挖上了壕溝, 把原來集體公有的土地變成了私人土地, 從而導致了“私人的草地和牧場穩步增加, 而公共牧場則慢慢地被排除了”[20](369)。隨著這些公共土地的被圈占, 附著于未開墾地上的公共權利開始喪失。
第二, 公有地的出售或者出租, 也加快了農民在未開墾地上公共權利的喪失。中世紀晚期, 很多的村莊共同體出于公共的目的, 會把村莊的公有地出售、轉讓或者出租出去, 所得來的收入, 或者是放入公共的財政之中以備急用。例如, “有些地方以出賣公有地的所得來支付公路、學校和其他地方設施所需費用”[21](128)。有時, 村莊共同體還要出售一些公有地以便用來支付對領主、國家或者教會所欠的債務。15世紀以后, 由于村莊共同體連續不斷的訴訟以及慈善活動, 使得村莊的財政背負上了沉重的包袱。大量的訴訟使得村莊共同體的財政負擔加重, 迫使一些村莊共同體不得不出售或出租一些公有地, 這種情況在英國是比較普遍的。例如, 從1373年開始, 霍利威爾地區的公有地就出租給幾個村民長達20年, 其中托馬斯·亨廷頓、威廉·布朗寧以及約翰·特略各承租11英畝;布勞頓的慣例農集體承租了當地的沼澤地38英畝1羅德;伍德霍斯特的慣例農集體承租了當地的草地23英畝半羅德;斯利普的慣例農集體承租了29.5英畝半羅德的荒地[22](27)。隨著公有地的出售或出租, 大量的公有地逐漸地落入到私人手中, 成為了他們的私有財產。
無論是圈地運動的進行, 還是公有地的出售或出租, 都使得村莊周圍的公有地越來越少。這些原本全體村民共同享有的公共土地, 現在逐漸被私人所占有, 進而排除了共同體成員在未開墾地上撿拾與放牧的公共權利。
其次, 開墾地上公共權利的喪失。這種權利的喪失就是排除耕地上的“共權”而擴大私權的過程, 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
其一, 土地市場的形成。歷史學家認為, 東盎格魯地區可能是土地市場最早形成的地方。從最早的法庭卷檔中我們發現, “早在13世紀中期就有清晰的跡象表明, 那里有小塊土地的買賣”[23](145)。到了15世紀以后, 土地市場的規模越來越大, 土地的流轉也更加頻繁了。根據15世紀的亨伯里莊園法庭記載, 那里每次開庭時都會有4件土地交易的記錄, 而每年至少有16件, 這意味著每年要有10%的土地被交易[24](301)。更為重要的是, 這些土地的交易更多是在家庭之外完成的。在英國的東部和中部, “大量的農民把土地轉移給了沒有任何親屬關系的人, 他們有的交易1英畝、半英畝或者是四分之一英畝。在這些地區, 家庭成員內部的土地轉移僅占總交易額的19%左右”[25]。在海爾斯歐文地區, 從1430年開始, 大多數土地交易的雙方都已經沒有任何血緣關系, 即使那些親屬關系較遠的交易也沒有[26]。這種家庭之外的土地交易, 打破了以往家庭繼承的原則, 使得土地越來越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當然, “土地自由買賣的結果, 不是使土地愈加集中到封建領主手中, 也不是趨于越來越分散的小農經營, 就大多數情況來看, 是一般農戶, 尤其是經營不善或獲得了更適宜謀生出路的小農, 將土地出租或賣給有一定經濟實力且有較強經營能力的大農”[27](144-145)。例如, 在萊切斯特郡斯托頓莊園, “到15世紀后半葉, 一些佃農手中持有了2個或者3個維爾格特的土地, 換句話說, 他們手中有超過70英畝的土地”[28](5)。在貝特福德郡的黑靈頓, 有一個叫約翰·沃德的農民, 在1406—1450年間, 共進行了13次土地交易, 在1426年時就已經獲得了4維爾格特和12英畝的土地[29](205,210-211)。土地的自由買賣, 說明個體農民支配土地的權利增強了。他們打破原有的條田制, 把土地集中起來進行經營, 秋收之后, 耕地也不再向村民開放, 此時的土地已接近于私人的財產, 這必然要排除其原有的共權。“因為隨著市場交換的發展, 人們迫切要求將支離破碎的條田集中起來, 要求打破敞田制下的公權, 確立私權。”[30]原來在敞田制下所推行的莊稼茬放牧、撿拾莊稼等公共權利也因此被限制。
其二, 農業生產方式的變革。在舊有的農業體制下, 農民耕種土地時要受到傳統慣例的制約, 甚至連播種和休耕的時間也有嚴格的規定。“當別人耕種莊稼之時, 其他人也必須一起耕種, 當其他人按照古老的慣例進行休耕時, 他也必須休耕”;“任何人都不能在休耕地里播種莊稼, 否則將沒收其產品并處以半馬克罰金。”[31](24)這種規定的目的在于讓耕種者在休耕之時, 或者收獲之后把個人的土地向全體成員開放, 讓共同體成員受益。正如法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布洛赫所描述的那樣, 一旦收割完畢, 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所有權就開始“休息”了。但是到了16世紀以后, 英國的人口有了快速增長。據統計, 17世紀時英格蘭和威爾士的人口為550萬, 到18世紀末則為900萬, 人口增長了近一倍左右。人口的快速增長, 使得條田制、輪作制、強制共耕和休耕等傳統的耕作模式不再適合歐洲快速增長的人口需求, 因為這種農業生產方式并不能提供高效的農業經濟來供養當時的人口。在這種形勢下, 新的農業生產方式被引入敞田農業。例如, 在牛津郡大泰夫村中, 有60到80戶家庭, 經過長達5年之久的爭論后, 他們最終同意把耕地由三圃制變為9塊輪耕[32]。自由耕作促進了新品種的引進, 新農藝的實施和耕種方法的改進, 導致原有的三圃制或二圃制開始動搖, 休耕地逐漸減少。例如, “在沃里克郡的昆頓莊園, 那里從1495年以前的某個時期開始, 就采用了4圃制, 這導致了只有四分之一的土地休耕;還有些地區則干脆不再經常改變整個耕種面積——如將二圃制改成三圃制那樣——而是如搭個便車或者鉆個孔一樣, 即拿出部分休耕地的土地, 然后在上面種植莊稼”[17](62,78)。休耕地的減少, 加上土地上種植農作物的種類、時間也不盡相同, 使得莊稼的收獲時間也不再統一, 因而共耕共牧也難以進行, “作為敞田制核心內容的公共放牧權”[33](47)實際上已經逐漸被消除了。
面對土地上公共權利的喪失, 村莊共同體也作出了一些回應。例如, 在村民的一致請求下, 1517-1518年, 英國政府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 針對伯克郡、白金漢郡、萊斯特郡、北安普敦郡和沃里克郡的訴訟情況進行調查。他們紛紛請求保留村莊共同體中的公共牧場, 保留在公有地上撿拾和放牧的權利, 并強制要求人們用鐮刀來收割莊稼, 禁止私人的羊群, 保留公共的牧群等等。在18世紀的坎布里亞郡, 很多佃農堅決抵制領主削弱他們公共權利的企圖[34](33)。1772年, 索福克的一個農場主由于不讓窮人去他的地里撿拾莊稼, 結果他被撿拾者從馬上拉了下來, 并拖著過了一條河, 繼而又被懸掛起來曬干[35]。共同體成員的斗爭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 直到18世紀晚期, 在提姆沃斯堂區, 當地居民仍然可以在空地、收割后的莊稼茬、休耕地以及其他公共區域進行放牧[36]。這些都表明了尚未轉化的農民——這一前資本主義的社會階層所具有的反資本主義傾向, 也反映了已延續千百年的土地上的公共權利在經受資本主義經濟強有力的沖擊后, 已經江河日下、日漸衰落, 以至于迫使依賴于它的貧困農民, 為維護它的存在而不得不奮起斗爭。
總之, 到了16世紀以后, 隨著圈地運動的開展、土地私權的確立以及農業生產方式的變革, 使得共同體成員原來在土地上的公共權利遭到了破壞。此時的村莊共同體已經無法逆轉歷史發展的洪流, 盡管它也作出種種調整試圖按照舊有的方式去管理鄉村。但是, 由于村莊共同體所提倡的土地占有權和所有權相分離的原則受到了越來越多的挑戰, 從而使得共同體成員在土地上的公共權利步步萎縮。直到1788年, 英國的法律明確宣布土地上的公共使用權利不再合法時, 這種公共權利于是走到了歷史的盡頭。
三、管理村莊事務公共權利的喪失
如前所述, 管理村莊事務的公共權利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共同體成員共同管理村莊事務的公共權利 (強調其平等性) ;二是共同體成員獨立管理村莊事務的公共權利 (強調其自治性) 。
(一) 農民的分化與共同管理村莊事務權利的喪失
在中世紀的村莊共同體中, “由于共耕共牧習俗的存在, 再加上共同承擔來自領主或者國家的勞役以及共同反抗領主斗爭的需要, 使得共同體成員能夠緊密地團結在一起”[37](235-240)。他們一起參加村民大會, 共同管理村莊的有關事務。但是, 從中世紀晚期開始, 在各種因素的推動下, 英國村莊共同體的內部出現了分化——富裕農民作為一個群體開始興起[38-41]。正如侯建新所指出的那樣:“以農民群體物質和精神力量普遍發展為堅實基礎, 西歐農村分化出一批精英分子:富裕農民逐漸嶄露頭角, 到中世紀晚期, 作為一個穩定的階層脫穎而出。”[42](183)這些富裕的農民雇傭他們貧困的鄰居做日工或者長期的幫工和仆工, 還出租給他們一些畜力和農具以便他們能夠耕作自己的土地, 在食物短缺的時候還出售給窮人以糧食;他們經常出入市場, 出賣他們生產的農產品和畜牧產品, 因此, 在鄉村的經濟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拉茲通過對海爾斯歐文村莊的研究后指出:“不得不承認, 在黑死病后, 海爾斯歐文的貧困人口和富有人口之間的差距被不斷的拉大了。盡管平均的持有地大小以及牲畜的總頭數, 在黑死病之后都有所增長, 然而, 富裕農民的土地和收入的增長數額要遠遠的超過了那些較為貧困的農民。”[43]這些富裕農民是作為債權人、購買者、土地的承租人以及谷物和動產的販賣者等形象出現的, 作為雇主, 其實力也遠遠地超過了他們貧困的鄰居, 甚至村莊的啤酒制造也被富裕的農民所壟斷[43]。富裕農民的興起, 對村莊共同體的內在凝聚力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富裕農民掌握村莊經濟大權產生了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那就是他們開始主導村莊共同體的政治生活。正如希爾頓所指出的那樣:“介于領主和個體農民之間的是村莊共同體, 而實際上代表村莊共同體的都是鄉村的頭面人物;他們是富裕農民的杰出人物, 沒有他們的合作領主就很難進行管理。”[44](9)農民內部的經濟差異, 使得較為富有的農民能夠利用更大的經濟手段去控制他們貧窮的鄰居, 因此, 他們在村莊的政治生活中也占據了主導的地位。例如, “在特林 (Terling) 村莊, 富裕的約曼和手工業者占據了治安官、教堂看守人、濟貧員以及陪審員等職位, 那些較為貧困的村民則被‘有效地’排除在村官之外”[45](92)。在1279—1346年, 埃爾頓村莊中共有大約200多戶村民, 他們中有49戶曾擔任過村官, 這些人基本上是村莊中的精英分子。其中有8個家庭中的成員擔任了101次村官;有14個家庭中的成員擔任了39次村官;有21個家庭曾擔任過41次村官。只占村莊人口3.5%的這8個家庭, 他們的家庭成員所擔任的村官次數超過了全體村民一半以上[46](59-60)。這些人在村莊共同體中形成了寡頭政治:他們的意愿通常能夠左右村民大會甚至全體村民投票的結果;他們利用手中的權力可以得到更多的土地, 并逐步擴大他們使用村莊公共資源的權力, 甚至完全占有了公有地;他們還想方設法減少對領主和國家的義務, 避免軍役, 等等。例如, “在1334年, 當國王向共同體征收世俗補助金時, 村官們就轉移部分負擔給大部分人口——或許是一個地區的一半人口——這些人在原來的稅收體制下已經被豁免了”[47]。正如一位歷史學家所指出的那樣, “他們 (指富裕農民) 占據著村莊中這些職位的目的并不是因為他們有深深的責任感, 而是因為這些職位賦予了他們進一步實現其目的、強化其經濟支配地位的權力”[5](240-241)。“富裕農民主宰村莊共同體的局面最初受到了來自貧困農民的有力抵制”[32]。例如, 一些貧困的農民把富裕農民侵權的行為上訴到王室法庭, 力圖尋求司法的幫助, 控告他們獨占公共牧場或者在公有地上放牧綿羊的數量過多等等[48](116)。但是, 最終他們也不得不接受這樣的事實。
由此可見, 隨著村莊共同體內部的分化, 原來那種平等協商、共同參與管理村莊事務的情況已經不復存在;共同體的集體共識和集體行為, 逐漸被少數富裕農民的意志所取代;村莊共同體正在失去它原始的平等以及民主的因素, 貧困的成員逐漸地淪為了村莊中的二等公民, 他們逐步地失去了共同管理村莊事務的權利。
(二) 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獨立管理村莊事務權利的喪失
隨著英國社會的發展, 到了15世紀以后, 經過百年戰爭、胡斯戰爭、紅白玫瑰戰爭等一系列戰亂, 幾乎所有的人都渴望建立一種強大的政治秩序。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 加強君主在國家范圍內的權力, 使之能在整個社會生活中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 用國王的世俗統治替代羅馬教皇的精神統治, 就成為一種普遍的要求。因此, 在建立民族國家的過程中, 王權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它把民族與國家結合起來, 形成最早的“民族國家”。同時, 處于地方勢力和羅馬教皇雙重夾擊下的國王也迫切希望摧毀這兩種勢力, 來加強王權, 實現統一。因而民族國家的形成, 首先, 就是要摧毀民族國家建立道路上的最大障礙——羅馬教皇的權威;其次, 就是要確立國家的主權——“一種絕對的和永恒的國家權力”。具體到英國的歷史發展過程中, 前者是通過宗教改革的形式來實現的;后者則是通過以國家的權威直接控制地方基層組織來實現的。正如布魯姆所說, “由于國家介入領主與農民之間的問題, 從而把新的規定和需求引入到了鄉村”[9]。這就意味著村民獨立管理村莊事務的權利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而這種限制也最終使得村莊共同體走向了解體。
首先, 為了加強對鄉村組織的管理, 在村莊中實行選民制, 從而打破了以往全體村民獨立管理村莊事務的慣例。例如, “在20世紀早期, 在英國諾丁漢郡萊克斯頓的敞田制村莊, 那里的農民必須要在村莊中擁有一處‘住宅’, 一間房屋或者一塊土地, 他們才能擁有在休耕地和公有地上放牧家畜以及在村民大會上投票的權利, 一個村民可能擁有多處宅地, 那么每塊宅地都有一票”[49](8)。在同一時期的法國和德國也都出現了類似的現象。對選民資格的限制就意味著那些小土地所有者、茅舍農、無地的勞動者、寄宿者、仆工或者雇工等, 都被排除在管理村莊事務的公共權利之外, 這樣更有利于國家對地方事務的控制。
其次, 削弱村民大會的權力, 由政府所支持的村民委員會取代村民大會, 成為了村莊的真正權力核心, 進一步削弱了村民獨立管理村莊事務的公共權利。例如, 在14世紀的杜爾海姆修道院莊園, 一些村莊選舉了一個4—6人的村莊委員會。在這些委員中, 有一些人是自由農。委員會的主要職責就是在下次村民集會前起草村規[31](59)。此時的村民大會已經由村莊中最高權力的機構, 逐漸地變為了村民委員會的附屬機構。一些村莊中的重大事宜也不再由村民大會來處理, 它只負責一些無關痛癢的事務, 如負責選舉村莊的校長等;村民大會不再是村民之間平等協商的會議, 而轉變為少數村民替代其他村民行使權利的地方。由村民委員會來代替村民大會到底是歷史的進步還是倒退, 看法不一。有的人認為:“村民委員會的出現避免了頻繁地召開村民大會和長時間討論的必要。”[50](19)這是一種歷史的進步。當然, 也有眾多的反對意見, 這里我們不做進一步的探討。但是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 由國家所支持的村民委員會取代了村民大會, 剝奪了多數人直接管理村莊事務的權利, 從而進一步削弱了村莊共同體的獨立自治地位。
再次, 用普通法取代地方的慣例, 從法律上徹底消除村莊共同體的獨立性, 達到加強王權的目的。“在中世紀的英國, 每個村莊都是一個獨立的單位, 讓領主和他的管家痛苦的是, 每一個村莊的村民都制定了一些以他們公共利益為目的的村規。”[31](59)如此眾多的村規慣例不利于國家的統一以及王權的加強。因此, 利用普通法的權威代替地方的習慣法就成為了必要。例如, 按照中世紀的習慣法, 秋收之后, 村莊的所有土地都要對村民開放, 村民可以自由地撿拾莊稼。但是在1788年最高民事法庭審理有關撿拾權的訴訟中卻指出, 撿拾權是一個相當狹隘且有限的權利。因此, 法庭認定撿拾權只是一種“私權”, 不是“公權”。法庭最后判定:“按照普通法的規定, 自此以后, 如果撿拾者在沒有得到土地所有者同意之前就進入地里去撿拾莊稼, 將視為非法侵犯。”[35]盡管1788年的審判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對, 但它卻確立了一個重要的法律判例, 成為了后來英國法律詞典以及法律手冊中判例法的標準, 甚至1個世紀以后的法律匯編中還把它稱之為“最有影響力的撿拾案”[35]。通過對習慣法中公共權利的限制, 不僅提高了普通法在地方的影響力, 而且也有利于國家對地方事務的管理, 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村莊共同體獨立的法律地位。
通過上述的手段, 到了近代以后, 村莊共同體被逐步地納入到國家政府的軌道上來, 村民獨立管理村莊事務的公共權利徹底喪失, 村莊成為了地方的行政組織機構。
四、結語
隨著土地上的公共權利以及管理村莊事務公共權利的喪失, 到了近代早期, 英國村莊共同體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但這種衰落絕不是一兩個因素所造成的。公地制度的破壞只是村莊共同體走向瓦解的一個方面, 而且“村莊共同體通常是一個集體勞作與共同管理的單位, 但它也并不是一個以體系完整的公地制度為基礎的”[51](3)。就英國而言, 以公地制度為基礎的敞田制農業只是分布在中部地區, 而在東南部和東盎格利亞以及西部的康沃爾到湖泊等地區, 像中部地區那樣的典型村莊分布的則較少, 大多數人都是生活在分散的小村和農莊之中[52](1-31)。在這些分散的小村落中, 土地并沒有實行敞田經營, 但村民之間施行的也是一種合作經營的模式[53](108-112,269-272)。他們與相鄰的定居點之間共同分享著林地和牧場等公共資源, 集體服勞役以及交納租金, 共同承擔來自國家的義務。這顯然也是一種共同體組織。而這類共同體的解體則與鄉村工業的發展有關。從17世紀開始, 在這些分散的村莊之中發展起了鄉村工業, 從而使得鄉村中工業人口增長迅速。“這些工人盡管出身于農村, 但此時他們已不再關心有關農業以及村莊共同體的相關事宜了, 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古老的公共慣例的廢止以及村莊財產的分化。”[32]因此, 僅以土地制度的變革來解釋村莊共同體衰落的原因顯然并不全面。
筆者認為, 無論是圈地運動的開展, 還是民族國家的興起, 之所以能夠摧毀古老的村莊共同體組織, 其根本原因在于內因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只有共同體內部生長出足夠強大的個體力量, 而且這種個體力量的增長還要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時, 才會最終突破共同體的束縛。從物質層面而言, 這種個體農民力量的普遍增長離不開英國鄉村的“前原始積累”[42](34)。正是英國的農民經過漫長的物質積累, 到了中世紀晚期, 終于具備了足以沖破共同體束縛的強大經濟實力。就精神層面而言, 隨著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的進行, 人文主義思潮開始興起。他們強調私人財產權利的神圣性和排他性, 從而為打破公權、實現私權提供了法理上的依據。例如, 在1788年有關拾穗權的訴訟中, 土地所有者利用法律來削弱村民進行撿拾的公共權利, 實際上就與私人財產觀念的發展有著密切的關系[54](143-144)。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感召下, 到了中世紀晚期, 他們終于突破了村莊共同體的種種限制, 最終在工業革命到來之前, 完成了一次偉大的轉變。
綜上所述, 公共權利是村莊共同體的基石, 它的存在使村莊共同體能夠按照傳統農業社會沿襲下來的經濟平等原則在中世紀繼續存在。這種原則, 一方面限制富有者的發展, 另一方面為貧困農民提供基本的生活條件, 由此支撐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社會關系網絡, 維系著人人都有口飯吃, 但不一定人人都能吃飽的傳統農業社會。公共權利的喪失, 不僅意味著村莊共同體為農民提供的、可以依賴的經濟條件的減少, 同時也意味著農業社會的平均主義經濟準則的破壞和共同體約束力的衰落。當資本主義所倡導的經濟法則把一部分人引上富裕之路, 同時把另一部分人拋向破產的困境之時, 村莊共同體再也無力逆轉這一趨勢了。
作者單位：天津師范大學歐洲文明研究院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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