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江門市農村聯誼會為考察對象
摘要：推進村民自治，必須倡導并全面實施多元精英合作治理。這種治理模式將成為我國農村社區治理現代化的新趨向。江門市農村聯誼會成功搭建了多元精英合作治理平臺，并取得了明顯成效。它有其合理的內在運作邏輯，并已形成科學規范的運行模式。實踐證明，多元精英合作治理可有效吸納體制外精英，促進農村基層民主發展，推動農村治理現代化。農村基層須不斷推動多元精英合作治理體系現代化，促進多元精英合作治理能力現代化，以逐步推進多元精英合作治理的可持續發展。
關鍵詞：治理現代化；精英；合作治理；農村聯誼會
在治理現代化的時代背景下，創新農村社區治理模式具有較強的理論意義和現實價值。
一、農村治理模式變遷：體制內精英治理到多元精英合作治理
在應然的村民自治模式下，農村治理事務應有全體村民廣泛參與并由村民主導，真正實現選舉、決策、管理、監督各方面的民主治理，形成參與度高、自主性強的良好治理局面。然而，在實然層面上，我國大多數村莊的治理權力由農村精英掌握，即農村精英治理現象普遍存在。
（一）體制內精英治理：當代農村治理主導模式
精英治理，是指少數精英在農村公共權力結構中處于支配性地位，主導和控制農村治理的運作過程，而廣大普通村民參與的廣度、深度、效度和積極性比較低的一種模式?，F代農村精英可分為體制內精英與體制外精英。我國農村目前最主要的兩種治理類型是體制外精英流失狀態下的干部主導型治理和權勢精英主導的群體型治理。嚴格來說，這兩種都屬于體制內精英治理模式。該模式簡單高效，決策、管理的成本低，實現了農村社會與國家的有效對接，能有效提供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維護農村社會治安和穩定。但是，體制內精英的治理權力過于集中，而體制外精英和普通村民由于參與社區治理的渠道有限，參與平臺缺乏，故參與程度底，基本無實質性參與；村民自治只保證了民主選舉，而民主管理、民主決策和民主監督沒有得到真正體現，精英權力失控等現象比較普遍，與村民自治的民主取向明顯背離。所以，如何改良創新現有的農村精英治理模式，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
（二）多元精英合作治理：農村治理現代化新趨向
建國以來，我國的農村治理“正沿著國家主導——社區精英主導——村民主導的軌跡運行”。在村民主導型治理模式形成之前，村民自治還沒有真正實現。從目前的社區精英主導型治理達成理想的村民自治，是一個漫長的演進過程，其演進邏輯軌跡為：體制內精英主導型——多元精英合作型——村民主導型。村民主導型治理是村民自治真正實現的理想標志。
要穩步推進村民自治，我國當前必須推動體制外精英有效參與農村治理，提高廣大村民的民主參與度，增強體制內精英治理過程的監督制約，倡導并全面實施一種新型治理模式——多元精英合作治理。目前，某些農村社區權勢精英主導的群體型治理，雖已具備多元精英合作治理的痕跡和基礎，但尚未形成真正的多元精英合作治理的均衡格局。
多元精英合作治理，是指掌握社區公共權力且擁有權力影響力的體制內精英，與擁有較多經濟社會資源且在當地擁有較大的非權力影響力的體制外精英，協同合作優勢互補，共同治理社區公共事務。它是精英治理走向民主治理的中間狀態，將成為我國農村社區治理現代化的新趨向。其原因在于：
一是精英治理現實需求。我國農村治理的歷史文化背景決定了我國農民的公民精神和民主意識還相對缺失。而缺乏文化與精神信念的支撐，過早模仿西方的基層民主全面推行村民自治則有違發展規律，結果將適得其反。我國傳統社會的農村鄉紳治理和建國之后的農村精英治理，使廣大農民基本形成了依賴精英的心理特征，現階段的體制內精英治理正是契合了農民的這一心理需求。
二是精英合作趨勢使然。達爾的多元民主理論認為：多元社會中的現實民主是多重少數人的統治，是多元性、參與式的社會民主。隨著我國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多元社會逐步形成。利益的多元推動群體分化；意見的多元呼喚群體精英。各類群體的精英都來自于村民，他們本身是各群體的利益代表，其中體制內精英具有政治合法性，他們是村民的集體利益代表。沖突的多元和多元利益的整合需求推動多元精英的合作治理，形成村民權力委托基礎上的少數人合作共治。
三是精英合作治理指向村民自治。多元精英合作治理是村民自治的初級階段。村民自治這種理想的民主治理制度，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實際生活中與農村固有的歷史文化傳統慢慢磨合，在實踐中檢驗，在檢驗中改善，在改善中形朔，循序漸進才能達到理想的自治效果。多元精英合作治理實質上是村民自治進程中必經的初級階段。在此階段，精英引領普通村民積極參與農村治理，村民的公民精神、參與意識和治理能力逐漸增強，積跬步以至邁向真正的村民自治。多元精英合作治理可以說是精英層面的村民自治，能將村民自治逐步推向深入。這種模式既是對傳統精英治理模式的歷史繼承，又是推進村民自治的理性選擇。
農村社區治理現代化最顯著的特征是農村治理主體多元化，其實質是要實現農村多元精英合作共治，形成多元互動的善治格局。目前亟需搭建農村多元精英合作治理平臺，聯結農村社區各類組織，推動農村各類精英的互動合作。
二、案例呈現：江門市農村聯誼會的精英合作
近十年來，江門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視基層民主治理創新，各級各部門積極投身于治理創新之中。2010年，江門市委統戰部創造性地提出了“搭建農村聯誼會，推動基層民主發展”的設想。經過七年的探索實踐，農村聯誼會的成效日益明顯，為農村社區治理現代化提供了強大推力。
（一）農村聯誼會的源起
江門市地處珠三角西部，是“中國第一僑鄉”，境外僑民達400萬。江門農村人口比例大，約占常住人口的62.3%，在城鎮化和新農村建設進程中，社會沖突越來越多，不穩定因素明顯增加。其一是農民利益分化加劇。各類利益主體常因爭奪土地、路礦等有形資源和權力、市場等無形資源發生沖突，農村的利益整合難度逐步增大。其二是農民民主權益常被漠視。作為僑鄉的江門受海外文化影響大，農民的民主意識更強，對自身權益保護更為重視，而有些村干部民主意識淡薄，重大決策不民主，村務財務不公開，喜歡獨斷專行、包辦包攬、替民作主；基層干部法治意識不強，習慣于強制命令，尤其是征地拆遷過程中常有違法暴力強拆、暗箱操作現象，村民權益明顯受損。其三是村民訴求渠道不暢。有些鄉村的村民利益訴求實體平臺，要么尚未組建，要么建成未啟用，形同虛設，形式主義嚴重；而虛擬訴求平臺，村民很少用或不會用。渠道不暢進而導致農民訴求難以回應，利益無法滿足，權利得不到保障，不穩定因素自然增加。
不穩定因素激發村民之間、村民與村兩委及基層政府之間矛盾重重，糾紛不斷，沖突不止。江門市委統戰部敏銳地發現了農村的突出問題。他們深入農村，積極探索疏導民意的渠道，尋求沖突解決的途徑。2010年，在下轄的鶴山市宅梧鎮靖村等7個村試點成立了“農村聯誼會”。隨著農村聯誼會的進一步推進，其功能逐步拓寬，由原來設想的調解矛盾、維護穩定拓展到后來的民主協商、民主監督、調解矛盾、公益慈善、社區聯誼、弘揚文化等六大功能；其數量也逐年增加，由2010的7個試點發展到2016年的540個行政村（占全市的51.4%）。
（二）農村聯誼會的精英構成
農村聯誼會注重成員的廣泛性和代表性，會員從剛開始成立時的“六方代表”，發展到現在的“八大精英”。所謂“六方代表”是指：村黨組織負責人，外出經商或在村投資辦實業的民營企業家代表，僑領、僑眷代表，致富能手、專業協會帶頭人，宗教代表，統戰志愿者。所謂“八大精英”是指：“仕、商、工、農、僑、儒、老、宗”等“八杰”。其中，“仕”是指本村在黨政部門任職有威信的公職人員代表；“商”是指本村具法人資格的非公有制企業主代表；“工”是指本村在外從事企業管理的優秀代表；“農”是指本村從事農業生產的杰出代表；“僑”是指本村旅居港澳臺和海外的杰出代表；“儒”是指本村的知識分子代表；“老”是指本村老黨員、老干部、老鄉賢代表；“宗”是指本村宗親代表和宗教界人士代表。
這些德高望重、實力雄厚、影響力強的精英人士，作為農村聯誼會的主體力量，在各類活動中能起主導性作用，成為農村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推動民主治理的重要力量。
（三）農村聯誼會的治理結構
江門的農村聯誼會設在行政村。每個聯誼會都在當地民政局登記注冊，取得了“社會團體法人登記證書”，并制定了“聯誼會章程”等相關規章制度。章程里明確規定：會員大會是農村聯誼會的最高權力機構和決策機構，理事會是會員大會的執行機構，監事會是聯誼會的監督機構；聯誼會一般設會長一名，副會長若干，原則上由群眾基礎好、社會信譽高的黨外人士擔任；理事長原則上由村黨組織負責人兼任。
農村聯誼會的會員大會由與本村相關的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社會精英代表組成。作為多元精英合作治理平臺的農村聯誼會，與當代農村各類組織有著緊密的合作關系，并匯集了各類組織中的相關精英。其中，農村基層黨政組織與聯誼會屬于指導與被指導關系，基層黨政機關的各村同鄉精英參與聯誼會運作；村兩委與聯誼會建立合作關系，兩委主要干部主導聯誼會運作；境內外同鄉商會、駐村企業與聯誼會形成合作關系，它們中的經濟精英成為聯誼會中的主要力量；社區社會組織、駐村事業單位和普通村民，與聯誼會同樣是合作關系，它們中的社會精英也是聯誼會的會員。
（四）農村聯誼會的主要工作及成效
作為新生事物的農村聯誼會，扎根在江門農村大地不久就得到了村民、社會和各級黨政的廣泛認同和肯定。2012年，江門“農村聯誼會”這一創舉榮獲了中央統戰部“2011年度全國統戰工作實踐創新成果獎”；2013年，獲得江門市政府的市直機關“管理創新獎”，并獲評優秀。
經過七年的探索實踐，江門農村聯誼會的工作內容逐步豐富，功能越趨完善，成效也日漸明顯。
1.調解矛盾糾紛，維護農村社會穩定。
農村聯誼會大部分會員分散在各村民小組中，村民角色為他們的工作提供了便利。他們日常與各利益主體接觸機會多，對其個人、家庭情況以及矛盾、紛爭的來龍去脈比較了解，所以對于一般的小矛盾，聯誼會會員可利用其擁有的社會資本、個人影響力、法規知識以及已掌握的相關信息，進行合理合法地調解；針對征地拆遷土地糾紛、宗族群體矛盾等較大沖突問題，聯誼會也可快速高效地了解實情，討論梳理各利益相關者的訴求，協助基層政府開展調解疏導工作，維護農村社會穩定。據調查，近三年，農村聯誼會自主調解或協助調解的沖突，調解成功率均達100%。
2.開展民主協商，為村莊治理建言獻策。
聯誼會是開展民主協商的重要平臺。農村聯誼會的“八杰”來自各個不同領域，都是各自領域中的精英。聯誼會為他們提供了一個互動交流的議事平臺。工作方式上，聯誼會實行平等參與、公開討論、規范協商、民主抉擇；協商內容上，涉及到村莊規劃、經濟發展、重大項目、社會問題；職能定位上，聯誼會形成議案為村“兩委”建言獻策，做到“議事謀事共話事，參政議政不代政”、“到位不越位，幫忙不添亂”。
3.參與民主監督，促進村莊治理規范公正。
村“兩委”定期向聯誼會通報村務工作情況，還要接受聯誼會成員的不定期質詢。尤其是村務公開、“三資”管理、重大項目，是聯誼會重點監督的內容。聯誼會各類精英參與監督，能及時發現并糾正村莊治理中的各類問題，推動村務工作的制度化和規范化，促進村莊治理的公開、公平、公正，提升了農村社區治理水平。
4.開展公益慈善，助力農村公益事業。
聯誼會號召其會員主動回饋社會，反哺家鄉，充分利用“僑、商”資源，捐募資金扶貧、濟困、助學、助殘、敬老，關愛弱勢群體，并助力建設基礎設施，支持家鄉公益項目。如恩平黎塘村的村集體年收入只有6500多元，而聯誼會每年捐助善款13000多元用于扶貧、濟困、助學、助殘、敬老；并已募集230多萬元用于建設碉樓文化廣場。
5.組織聯誼活動，弘揚優秀傳統文化。
農村聯誼會每年利用傳統節日舉行聚會，舉辦富有地方特色的文體娛樂活動。這些活動，強化了聯誼會“八杰”之間的團結合作，深化內外鄉親之間的情誼，同時豐富了村民的業余生活，引導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提高了村民的文明素養，并繼承弘揚優秀傳統文化，營造了良好的鄉村風氣。聯誼活動符合村民需求，村民參與的積極性較高，據調查，有73.8%的村民經常參加聯誼會舉辦的各類活動，80.6%的村民認為在活動中獲益很大，87.6%的村民很愿意繼續參與這些活動。
三、解析與啟示
（一）聯誼會精英合作治理邏輯
1.基層黨組織處于“元治理”地位。
農村聯誼會確立了農村基層黨組織在多元精英合作中的“元治理”地位。由于農村問題比較復雜，而村民參與社區治理的能力較弱，有效的利益整合機制尚未建成，所以，在農村的多元合作治理過程中有必要引入“元治理”。在我國，能擔負起農村“元治理”角色的當然是基層黨組織。農村聯誼會明確要求聯誼會的理事長由村黨組織負責人兼任。從聯誼會的八杰遴選、組織搭建、運作管理的制度建設及實施、組織活動的具體策劃及執行、各方利益需求的整合與協調，都離不開基層黨組織的主導。
2.各類精英能廣泛代表各階層利益。
農村聯誼會的“仕、商、工、農、僑、儒、老、宗”等八杰，廣泛代表農村各階層的利益。其中仕、農中的村兩委干部代表，屬于農村的政治精英；而工、商、僑等三杰屬于農村的經濟精英；儒、宗、老和農中的體制外精英，屬于農村的社會精英。這些精英代表能收集到農村各階層的信息，反映各階層的聲音，整合各階層的利益，推動階層之間達成共識。
3.多元精英各揚所長、協同合作。
農村聯誼會的各類精英都擁有一定的經濟資本、社會資本或智慧資本。基于親緣利他、地緣利他、互惠利他或純粹利他的觀念，各精英愿分享各類資本，發揚各自所長，在農村聯誼會這個平臺上協同合作，使更多的村民受惠，增進村民福利。當然，農村精英合作具有多元各異的誘因。各類精英可利用聯誼會合作平臺擴大自身的權力性或非權力性影響力，積累權力資源，實現權力再生產，獲取各種發展機會，應對各類挑戰；同時，精英也能獲得個人和家族的榮耀感和滿足感，或許還可得到更多的合作剩余。
（二）多元精英合作模式
農村聯誼會的實踐中，我們發現，多元精英的成功合作是有規律可循的。我們將其歸納為“多元精英合作模式”，該模式框架包括起始條件和合作過程兩部分。
起始條件是合作的起點，包括驅動力和先前關系。驅動力包括規約、召集人、誘因等因素。參與者至少受其中一個因素影響。合作需要有開放性與包容性的基本制度和規約，這是多元精英共同互動下的合作秩序。召集人須是有公信力的個人或機構，能把各類精英聚在一起，正如江門農村聯誼會的召集人——統戰部。誘因，涉及內部誘因（資源、利益、問題、依賴性）和外部誘因（危機形勢、外部威脅、機會、不確定性等等）。先前關系往往是精英評判合作伙伴的可靠性和合法性的標尺。精英之間正面的相互影響越多，信任度越高，成功合作的可能性越大。農村聯誼會的八杰都是本地鄉親，大部分相識相知，有的已有合作先例，相互之間信任度較高，這些都是八杰成功合作的有利條件。
合作過程是該模式的核心，它是一個循環不斷的過程。在安塞爾、埃莫森等人的研究基礎上，結合農村聯誼會的實踐，可將多元精英合作過程歸納為五個環節。一是有原則性地交流。精英之間的交流秉承開放、包容、公正、平衡的原則。交流貫穿整個合作過程，而前期交流注重公共問題的界定、合作規劃的制訂、共同使命感的激發。二是鞏固信任。成功合作需要精英之間持續的信任和穩定的關系，故信任關系需持續鞏固。三是構建優化領導團隊。領導團隊須有資源整合者、組織協調者、倡議者和維護者。農村聯誼會的正副會長是資源整合者和倡議者；正副理事長是組織協調者；而會長、理事長、監事長都是合作的維護者。四是搭建規范協商平臺。多元精英的可持續合作需要規范的協商平臺和科學的協商技術，促進精英內部相互理解和支持，促使精英與民眾關系和諧，規避內外部沖突。五是推進共治。達成共識、推動善治是多元精英合作治理的共同目標。以上五個環節構成的循環即形成多元精英的合作過程。
（三）多元精英合作的現實價值
1.推動農村治理現代化。
主體多元、廣泛參與是治理現代化的內在要求。農村聯誼會實行多元精英合作治理，強調參與者的代表性和廣泛性，同時主張各類精英深入聯系普通村民，在廣泛征集民意的基礎上理性討論、積極溝通，以達成共識、推進善治。穩定和有序是治理現代化的基本原則。農村聯誼會通過多元精英有效整合社會資源，調解各類社會矛盾，彌合社會分歧，有利于形成穩定有序的農村社區治理。
2.促進農村基層民主發展。
我國農村的民主社會發育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之一是社會組織化程度低。所以，在一個逐步理性的農村現代社會中，需要農村的社會組織將理性的社會成員組織起來，在規范的組織平臺上實現民主合作，推進共治。農村聯誼會作為農村的社會組織，為農村的多元精英提供了一個規范的合作平臺。通過這個平臺，各類精英可以在自由開放的氛圍下溝通對話、平等協商并解決農村發展中的問題。精英的有效合作，明顯提高了各類精英的參與能力和全體村民的民主參與意識，整體提升了農村的民主治理水平。
3.有效吸納體制外精英。
農村聯誼會的“八杰”中有大部分屬于經濟精英和社會精英。通過聯誼會這個治理平臺，吸納了一大批體制外精英參與農村社區治理，體制內、外精英建立了制度化的穩定關系，從而推動農村社區合作治理機制的形成，在體制上打破了體制外精英游離于農村社區治理體系之外的狀況，明顯增強了農村社區治理體系的合法性、權力性和影響力。
（四）多元精英合作治理的可持續發展
基于農村治理現代化的要求，需逐步完善農村多元精英合作治理體系，提升精英合作治理能力，以推動精英合作治理的可持續發展。
1.推動多元精英合作治理體系現代化。
多元精英合作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多元精英合作治理社區的制度體系。俞可平認為，評估治理體系是否現代化有五個標準：權力運行的制度化和規范化、民主化、法治、協調、效率。根據這些標準，農村聯誼會須構建耦合型協商治理體系，完善農村多元精英理事治理制度。一是根據《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理事會章程》及相關法律法規，健全聯誼會運作制度，并嚴格依法運作。二是根據各村具體情況合理確定精英標準，盡可能地提高代表數量。三是引進科學的社區協調技術，規范精英協商合作方式。四是擴充聯誼會協商內涵，擴大精英協調合作范圍。五是合理確定聯誼會協商頻度，逐步提高精英合作治理效率。
2.促進多元精英合作治理能力現代化。
多元精英合作治理能力就是各類精英實現社區治理目標的實際能力。精英合作治理能力現代化，是將精英治理相關制度轉化為精英合作治理社區的能力，不斷增強依法按制度治理社區的本領，使制度執行更加公平有效。農村基層黨政部門須引導并支持聯誼會精英的合作治理能力提升，尤其要重點培育聯誼會主要領導的合作戰略設計能力、合作伙伴選擇能力、合作關系處理能力、合作效能實現能力。同時農村基層政府須加大農村聯誼會的權威資源、信息資源和財政資源的支持力度。
四、結語
準確把握當前農村社區治理的困境和問題，有針對性地創新農村社區治理模式，穩步推動農村社區治理現代化，提升農村社區治理水平，是農村基層必須審慎面對的一個重大問題。江門農村聯誼會的成功運作，展示了農村多元精英合作治理平臺的魅力，突顯了平臺吸納體制外精英的巨大引力，在有序推進村民自治的征途上又跨進了一大步。農村聯誼會正如當地老百姓形容的“農村小政協”，凝聚了各界精英，推動了農村社區協商治理；其精英合作治理緊跟國家的基層治理導向，推進了農村社區治理現代化。作為多元精英合作治理的典型，農村聯誼會的成功經驗完全可在其它地方推而廣之，以提升我國農村社區的整體治理水平。
當然，推動多元精英合作治理，需要高度重視組織領導，加強頂層設計，加大相關資源支持力度，注重精英培育。同時，需積極引導農村多元主體參與社區治理，提高廣大村民的治理能力，以逐步推進村民自治。
作者簡介：胡炎平，五邑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講師；姜慶志，華中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譚海波，湖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學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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