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熟，天下足”是清乾隆皇帝在一份奏折上的御批，它是從“湖廣熟，天下足”的諺語演變而來的。
“湖廣熟，天下足”首見于明代弘治年間（1488—1505）何孟春輯錄舊作成《余冬序錄》一書，其中《送大參曹公之任湖藩序》一篇寫道：“今京箋外，郡縣分隸于十二省，而湖藩轄府十四、州十七、縣一百四。其地視諸省為最巨，其郡縣賦稅視江南、西諸郡所入差不及，而‘湖廣熟，天下足’之謠，天下信之，地蓋有余利也。”
明末清初李釜源撰《地圖綜要》內卷湖廣部分亦云：“楚故澤國，耕稔甚饒。一歲再獲，柴桑、吳越多仰給焉。諺曰‘湖廣熟，天下足。’”歷史學家劉泱泱又從《清實錄·高宗實錄》中查到，乾隆二年（1737）十一月，湖南巡撫高其倬奏報湖南糧食豐收，乾隆帝覽奏后十分高興，批示說：“語云：‘湖南熟，天下足。’朕惟有額手稱慶耳。”諺語新的內涵，意味著湖北與湖南糧食生產地位逐漸發生了變化，從乾隆時起，湖南的糧食生產水平已趕上、超過了湖北。
長沙地區糧食生產的發達可追溯到戰國時期。《史記·越世家》載，楚懷王時，齊國使者游說越王，稱“復讎、龐、長沙，楚之粟也”。粟是南方對稻的稱呼，說明這3處地方是楚國稻谷的主要產地。漢代幾百年間，長沙地區在“楚之粟也”的基礎上，農業生產又不斷發展，逐漸成為全國重要的糧食基地之一。由于農業的發展，東漢時期，湖南糧食開始有外調。《后漢書·安帝紀》載，安帝永初七年（113年9月），“調零陵、桂陽……租米，賑給南陽、廣陵、下邳、彭城、山陽、廬江、九江饑民”。這是湖南糧食外調最早的文獻記載。作為湖南主要產糧區的長沙地區，楚時已是重要糧食基地，到兩漢成為糧倉應沒有疑問了。
三國時，魏文帝曹丕在《與朝臣書》中曾這樣說道：“江表惟聞長沙名，有好米，上風炊之，五里聞香。”并把長沙米與鄴城附近的“新城梗稻”比較優劣。這表明“長沙好米”在六朝之初就已流傳于北方和中原地區。
三國時，長沙屬吳國。1996年出土的長沙走馬樓吳簡中有一枚“督軍糧都尉簡”重現了孫吳的軍糧運輸體系，證明長沙是當時的軍糧供應地之一。吳黃龍三年至嘉禾三年（231—234），因武陵五溪蠻叛亂，孫權任太常潘溶為主帥，并派鎮南將軍呂岱率朱績、呂據一并在長沙西北扎營，督軍5萬人討伐五溪蠻夷。吳簡中記載了這次戰爭中長沙不斷進行軍糧補給的情況。從三州倉到州中倉兩倉庫之間一次運輸就運了1800斛的稅米，相當于現在的29.87噸。
湖南米不僅質優，而且產量也大。從六朝開始，湖南開始有大量糧食外運。蕭梁時的庾肩吾在《謝湘東王賚米啟》中說：“味重新城，香逾澇水，連舟入浦，似彥伯之南歸；積地為山，疑馬援之西至。”“湘州七郡，大艑所出，皆受萬斛”。可見六朝時以長沙為州治的湘州已成為全國重要的糧食生產地和供應地，也是當時軍糧的主要來源之一。
到唐中葉，湖南已成為唐王朝的主要糧食供應地，每年都有大量的糧食北運，故《舊唐書?劉晏傳》有這樣的記載：“潭、衡、桂陽，必多積谷。關輔汲汲，只緣兵糧。漕引瀟湘、洞庭，萬里幾日，淪波掛席，西指長安，三秦之人待此而飽，六軍之眾待此而強。”這是隋唐時期長沙農業發達，乃至整個社會經濟升平的最好寫照，說明湖南潭州（長沙地區）、衡州（衡陽地區）等地的糧食供應在唐王朝中占有很大比重，對全國經濟的影響舉足輕重。
五代十國時，馬氏楚國以長沙為國都。馬楚政權大力發展農業，以水稻為主的糧食種植業已形成。據《九國志》，即使在比較落后的獎州（今湖南芷江），在石處溫任刺史時，“常積谷數十萬石，俞后累獻軍糧二十余萬石”。馬楚統治時期，注重水利建設。《宋史·食貨志·農田》載:“初，五代馬氏于潭州東二十里，因諸山之泉，筑堤潴水，號曰龜塘，溉田萬頃。”龜塘即長沙今雨花區之圭塘。馬楚在長沙市今芙蓉區東湖街道（原東岸鄉東湖村）建有大型常平倉，名“常豐倉”。宋初，原馬楚政權在今長沙縣黃興鎮鹿芝嶺所置的龍喜縣遷至東湖村，利用常豐倉舊址改建為縣城，名“常豐縣”，今遺跡尚存。
宋代長沙仍舊是南方著名的米市。當時，湖南的農業、手工業又有了新的發展，特別是糧食生產位居全國前列。宋代長沙農業的發展主要表現在：第一，糧食生產大幅度增長，包括長沙在內的湖南地區已成為全國的重要產糧基地之一。北宋時，朝廷每年從湖南地區調運大批糧食，以供應京師和北方食用。宋神宗時，每年從荊湖南路北運漕米65萬石，北路35萬石。張師正《倦游雜錄》記載，當時湘中糧食大量外運，潭州以“巨艦漕米，一載萬石”，為“天下不可及”。南宋時，湖南更是成為朝廷的主要糧食供應地。其時，荊南駐軍每年用米9.6萬石，由潭州等地“科撥”。第二，農作物品種開始改良。最值得一提的是優良稻種—占城稻的傳入。所謂“占城稻”，原種植于越南，大約五代時傳入福建。據元代王禎《農書》載：“其米粒大且甘，為旱稻種甚佳。”宋真宗時，江淮、兩浙大旱，官府派人到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民間種蒔，并雕板印刷其種法，“揭榜于民”。湖南地區種植占城稻大致也從這時開始。當得其種后，又不斷加以改良，培育了“象牙占”、“藍田占”、“百日占”等新品種，并有早熟者和別種，今統稱之為粘稻，即粳稻。南宋葉適《水心文集》說：湖南“地之所產，米最盛，民計種食之外，余米盡以貿易”。
明代長沙米市比宋元時更為龐大，商品交易量和販運距離都大大超過前朝。當時整個湘北地區已是全國重要的糧食產地。長沙米市漸與九江、蕪湖、無錫米市齊名。明包汝楫《南中紀聞》中說“楚中谷米之利……散給天下幾遍”，長沙城實際已是遠近聞名的大米市，圍繞長沙還有靖港、易俗河、鐵角嘴等許多小米市。明張萱《西園聞見錄》載，宣德(1426—1435)年間，蘇州、松江一帶發生災荒，而湖南糧食卻大豐收，浙江、湖廣等地的大商人云集長沙，坐莊收購大米，販運至蘇、松等地，湘江河上運糧船只“數百艘一時俱集”。明顧起云《客座贅語》說，南京是人口稠密的工商城市，民米亦仰仗于湖廣、江西，若“湖廣、江西亦荒，米客不至，則谷價驟踴，而人情嗷嗷矣”。可見湖廣稻米的豐歉已起著調劑市場米價的作用。
宋元時期，湖南的糧食生產雖有很大發展，但全國糧食產銷中心仍在江浙一帶，民間流傳有“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到明清時期江浙農村轉種棉花，成為全國棉紡織業中心，江浙糧食已不能自給，需從湖廣一帶輸入，“蘇湖熟，天下足”的諺語遂演變為“湖廣熟，天下足”的諺語，湖南地區的糧食產量有很大的增長。明代湖南糧食外運數量相當大，《明史·食貨志三》載，宣德四年（1429），“復支運法，乃令江西、湖廣、浙江民運糧二百二十萬石于淮安倉”。又載，成化八年（1472），定全國運京師糧共400萬石，其中湖廣、江西等地“南糧”324萬多石，占絕大部分。到明代后期長江下游的糧食多依靠湖廣等地供應，正如明學者吳應箕在《樓山堂集·江南平物價議》中所說，安徽的徽州糧食“大半取于江西、湖廣稻以足食用也”。
糧食產量的增加，為糧食生產的商品化提供了前提條件。明初由于政府采取了招撫流亡、放還奴隸、勸課農桑等有利于經濟恢復的政策，全國人口迅速上升。由于人口的增長，城市就業人數（工商業者）的擴大，要求農村提供更多的與城市人口增長比例相一致的商品糧。有不少地區特別是蘇州一帶人口密集地區出現了“本地所產米谷，不足供食用”的局面，不得不依靠商人從外地販運糧食來接濟。據《清史稿》記載，乾隆四十年（1775）僅崇明一個縣就從外地運進糧食30余萬石。因而長途販運糧食量劇增，全國各地之間形成了固定的糧食供應關系，出現了許多著名的糧食市場，長沙便是著稱于全國的米市。當時浙江、江蘇的糧食多仰給予江西、湖南、湖北等地。據清嘉慶《長沙縣志》記載，早在康熙（1662—1722）末年，“浙江及江南蘇松等府地窄人稠，即在豐收之年，亦即仰食于湖廣”。其時，湘米年輸出在500萬石左右，故“湖廣熟，天下足”又逐漸演變成“湖南熟，天下足”，為全國人民所樂道。
同時，明清時期兩湖糧食的外運是中央朝廷和地方政府的一項重要任務，受到上至皇帝下至封疆大臣的高度重視。從明清《實錄》中查得兩朝共86年次的外運記載，涉及14個省區，計有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東、廣西、貴州、河南、陜西、甘肅、四川、江西及京城，也就是說內地絕大部分地區與兩湖形成了糧食供銷關系。其中以長江下游江蘇、浙江、安徽等地區對兩湖糧食的依賴性最強，在86年次中占33年次，其次是貴州占15年次，再次是兩廣、福建占11年次。長沙在兩湖糧食供應中又占有重要地位。為了平糶和賑災，湖南府縣兩級普遍設立了常平倉，并規定了定額，據嘉慶《長沙府志》記載，乾隆二十九年（1765）長沙府儲谷量達62359石，定額為12000石，溢額率達419.7%，是湖南省最高的。長沙府所轄各縣儲谷也達4.1—7.8萬石，在縣級常平倉中也是最多的。
湘米的大量外銷，長沙米市的興旺，是建立在農業生產發展的基礎上的。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都經歷了從農田荒廢到復耕中興的過程。據《續文獻通考·田賦二》載，洪武元年（1368），明政府詔令“許民墾辟為己業，免徭役三年”；洪武二十八年（1395）又詔令凡“洪武二十七年以后新墾田地，不論多寡，俱不起科”；宣宗（1426－1435）時更規定“墾荒田永不起科”。長沙府十二州縣的地方官吏忠實執行了這一政策。如清光緒刊《湖南通志》載，洪武中，湘潭知縣王叔“政務休養，勸民耕種，不數年麻菽遍野，戶口倍增”；醴陵知縣黃彥正修舉廢墜，綜理合宜，招撫流移于列邑”；以致長沙地區農業生產恢復甚快并得到大規模發展。明嘉靖《長沙府志》載，洪武二十四年（1391）長沙全府已有官民田地、山塘共3.209萬頃64畝。
明末清初又重復了元末明初的情況。從明末清初戰亂到清康熙初年“三藩”叛亂，湖南土地大批拋荒。清政府自康熙開始采取封官的方法大力獎勵墾荒，據《清文獻通考·田賦考二》記載，當時規定：“貢監生員民人墾地十二頃以上，試其文義通順者，以縣遠用；不能通曉者，以百總用。……一百頃以上，文義通順者，以知縣用，不能通曉者，以守備用”。對地方官吏則實行“有田功者升，無田功者黜”的政策。康熙四年（1665），湖南長沙、衡州等屬，墾田3133頃16676畝，1667年增至3190頃50畝。上升趨勢一直延續到乾隆（1736－1795）年間。如康熙二十四年（1685），湖南田地共13.8923萬頃81畝，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增為31.2287萬頃98畝，81年間增加了一倍以上。
明清時期，湖南各地農村的農田水利建設和農業生產技術都有所發展。明洪武間開筑大石壩，溉田數千畝；萬歷間善化知縣唐源修浚龜塘，袤延20余里，蔭田數千畝；隨后知縣胡鋒又開筑塞塘、蓉塘、車戎塘、谷塘等。成化（1465－1487）年間，寧鄉縣民謝宗璽等還捐資修筑大陽壩，可灌田1萬頃。到清代長沙府的農田水利建設又有發展，舊志多有記載，如順治元年（1644），寧鄉縣雙江口、泉塘等地開始筑堤建垸，先后建成同心圍、徐家洲等16垸；康熙五十九年（1720），善化縣修筑象鼻壩，可蔭田3千余畝。又如寧鄉縣自乾隆以后，大力“鑿井挑塘，筑壩蓄水，點滴不肯輕泄；沿河兩岸橫江累壩，架筒車汲灌”。耕作、施肥等農業技術也大有長進，水田、旱田各不相同。如水田施肥方法是“薅草坯燒火士，來青草拾牛豬狗糞，漚田池。栽插后，用石灰散布田中，能殺蟲、肥土。又或用棉枯、桐枯、菜枯及牛骨灰者。秋獲甫畢，即犁田蓄水，曰打白水，以七、八月為美，九、十月次之，有‘七金、八銀、九銅、十鐵’之諺”，以致“稻粳無滯穗，萑葦（野草）半歿枯”。山區旱田的施肥方法則是“三伏以鋤轉土覆蓋草于下，候雨過炎蒸腐之，以美疆土。一歲種菸，再歲種薯、蕎、粱、粟，三歲種芝麻”。從上述記載可以看出，長沙地區農村在清前中期，非常重視水利建設，施肥、保持土地肥力和山地輪作技術已相當先進，單位面積的糧食產量必然大大提高，高的可達“畝歲三石”。
直到民國時期，湖南仍是產糧大省，長沙成為全國四大米市之冠。長沙沿湘江東岸西湖橋、大西門、潮宗街一帶形成了多處糧運專用碼頭。據長沙市碾米同業公會資料記載，民國初中期每年湘米輸出在300萬石左右。從長沙口岸出口的農產品中，谷米占了大頭。據長沙海關統計，1905—1934年共出口谷米1825．5萬石，年均58．9萬石，占全省的84．56％。1919年長沙曾應英、葡駐華公使請求，向港澳大批量出口大米；到1937年長沙出口大米價值達900多萬元。長沙谷米主要來自濱湖的南縣、華容、澧縣、安鄉、沅江、漢壽、湘陰等縣，占60％以上。從1931年到1934年輸入糧食300萬石，年均75萬石；輸出糧食100萬石，年均25萬石，進出之差額部分幾乎被長沙數十萬市民消費掉。
長沙米市的興旺，除了長沙特殊的地理、經濟地位外，更主要是建立在湖南全省糧食生產相對發達的基礎上的。1929—1947年，全省糧食種植面積在3500—5424萬畝之間波動，產量在103—217億斤之間起落。糧食產量雖不穩定，但總產量在全國糧食生產中占有重要地位。當時湖南糧食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11％，居全國第三位，僅次于廣東（15．23％）和四川（14．8％）。20世紀30年代長沙糧食市場曾一度遭受洋面粉和洋米的沖擊。外國糧食在湖南的傾銷，致使30年代初期湘米銷價跌到每石5元以下，而每石生產成本都在10元左右，造成谷賤傷農。1934年3月《銀行周報》指出：湘省近年豐收，卻“有大宗洋米運華傾銷，致湘米頓失市場。國儲既富，價格低賤，不僅農村經濟陷于絕境，市面金融亦大受打擊。”湘米敵不過洋米，主要是國產品種陳舊，種子靠農民自選自繁，逐漸混雜退化，影響大米品質的提高。一些愛國知識分子面對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決心投身農業技術改造，以達到救亡圖存的目的。政府也在農業技術推廣上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如頒布一些獎勵農業生產的辦法，貸放良種，發放農業貸款，還先后成立了湖南農事實驗場、湘米改進委員會和湖南農業改進所等機構，從事水稻等農作物的新品種選育和良種推廣工作，這些農業科研單位先后向省內征集178個稻種，向外省征集50個稻種，從日本、安南（今越南）、緬甸購進17個稻種，進行穗選和培育，鑒定出“選粘一號”、“帽子頭”、“菜子粘”、“改良餡玉”等良種，并在局部地區推廣，取得初步成效。
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洋米賤農的局面很快被扭轉。1936年湖南糧食豐收，全省糧食總產186億斤，達戰前最好水平。加之粵漢鐵路全線通車，長沙米市進入鼎盛時期。省府在長沙成立湘米銷粵介紹處，設代辦事務、介紹押款、情報3個組，更加促進了湘米的輸出。當年長沙輸往省外的大米占全國流通總量的8．2％。1937年湘米大量銷于穗，僅3月一個月運粵湘米就達4070萬斤，一時壓倒洋米市場，至今傳為佳話。其時長沙米市經營糧食集中在沿湘江3片：西湖橋一帶稱上關，經營湘江上游各縣運來的谷米；大西門一帶為中關，經營湖北江漢平原運來的豆麥等雜糧；潮宗街一帶為下關，經營瀏陽、寧鄉和濱湖各縣運來的谷米。本地糧商不但大量開設糧行，而且遠至兩廣、漢口、江浙、鄭州等地開設分號，粵、滬、津及浙江、江蘇、河南等地糧商也到長沙開設米廠、糧棧。長沙米市成為名符其實的自由貿易中心和價格、信息輻射中心。
抗日戰爭時期湖南支援前線的糧食超過5000萬擔，與四川、河南同列為全國貢獻糧食最多的省份。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文史拾遺》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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