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長三角四市的調查分析
摘要：在移動互聯網不斷發展的今天，新媒體通過改變農民工的社交范圍和獲取信息的途徑影響其城市融入進程。本文利用長三角4市的686份農民工調查數據，采用多元回歸模型分析了新媒體使用對農民工工作搜尋時間的影響及其在不同群體上的差異表現。結果顯示，新媒體會通過社會資本和信息兩種渠道改變農民工的工作搜尋天數。同時，新媒體對工作搜尋的影響呈現出明顯的代際差異和性別差異。新媒體使用的影響更加突出地表現在新生代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女性農民工身上，顯著縮短了其工作搜尋時間。政府應當充分利用新媒體加強就業市場信息發布，提升農民工的新媒介素養，加快其城市融入進程。
關鍵詞：新媒體；社會資本；農民工；工作搜尋；群體差異
一、問題的提出
隨著城鄉間人口流動的不斷加快，農民工的城市融入進程也在進一步加深。特別是當前新生代農民工人數的不斷增多，使得這部分人群的城市融入問題成為關注的焦點。調查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已達到5.94億。智能手機的上網使用率高達88.9%，已經占據上網的主導地位。智能手機已經成為人們聯結網絡的首選設備，越來越多的人群開始借助各類應用平臺獲取信息和結識朋友，以此來擴大自己的信息和社交范圍，其中20~29歲的年輕人成為社交網民的主要構成群體。有研究認為，借助新媒體人們不僅可以直接獲取信息和社交機會，同時也可以從不斷擴大的社會關系中獲益。因此，探討新媒體使用在農民工城市融入進程中可能的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農民工的城市融入進程中，工作搜尋是勞動者首要的經濟行為，是提高農民工就業率的關鍵。在傳統的勞動力市場中，農民工呈現出來的弱談判能力、弱對話能力以及弱交易能力等歸根結底都是其背后的弱信息能力所導致的。同時由于受文化和技術水平的限制使得農民工自身搜尋工作信息能力較弱，大多數農民工仍舊依靠自己和以“血緣、地緣、人緣”為主的強關系社會資本搜尋工作。這就使得獲取就業的途徑只能通過非正式信息渠道，所依賴的社會關系也多存在于親戚和同鄉之間。但已有研究證實，人際關系網絡的規模和質量對于勞動力工作搜尋來說是其主要的影響因素，并且提升擁有異質性程度更高的社會網絡范圍也可以降低個人搜尋工作的成本，提升獲得工作的概率。隨著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到來，農民工的工作搜尋方式也將發生深刻的變化。然而，現有研究中有關新媒體如何通過改變農民工社會資本，進而對其工作搜尋產生影響的文獻還很少見。
那么，在移動互聯網背景下新媒體使用是否會通過社會資本和信息兩種渠道對農民工工作搜尋產生影響?這種影響又是否會突出地表現在新生代特別是新生代女性農民工身上?本文利用長三角4市的686份農民工調查數據，運用回歸分析方法探究新媒體使用對農民工工作搜尋時間的影響，同時，基于代際和性別差異的視角考察新媒體的影響在不同群體之間是否存在差異，并據此尋求政府信息化公共服務的相關政策啟示。
二、分析框架與研究假說
國外研究已證實城鄉居民借助于新媒體的使用使得他們有了對工作更具體的認識，從而獲得了更好的工作環境和更高的收入水平。對于農民工來說，隨著在城市工作時間和生活經歷的不斷增加，在工作搜尋過程中，越來越多的農民工開始利用網絡或新媒體獲取城市積累的社會資源，這些資源改變了農民工的工作搜尋方式，也使得相當一部分農民工試圖借助網絡形成的弱關系社會資本尋找工作。已有研究發現，求職者人際關系網絡規模和構成與求職概率之間的關系表現在求職者的社會關系網絡越大，其獲得工作的可能性也越大。新媒體不僅成為農民工的新型交流工具，同時也是其維持已形成社會關系網的工具。更有研究指出工作搜尋時間并不是隨著社會資本數量的不斷增多而線性增長，而是會呈現先增長后降低的趨勢。由此，提出了本文的第一個研究假說：
假說1：新媒體會通過社會資本起作用影響農民工的工作搜尋時間且這種影響是非線性的。
在搜尋工作的過程中，農民工群體內部不同組別之間在新媒體的使用頻率和內容上存在差異。從代際比較來看，新媒體所帶來的即時通信功能已經成為新生代農民工普遍的信息交流方式。由于新生代農民工表現出對新媒體使用的更大傾向，使得其社交范圍不斷擴大，提升了自己社交圈的異質性水平，間接擴大了其信息獲取渠道，縮短了其工作搜尋時間。
從性別比較來看，由于在傳統社會中家庭分工的不同，女性天然地在社會資本的積累上處于劣勢，而新媒體的出現在一定程度上恰好彌補了這一劣勢，拓展了女性積累社會資本的網絡途徑，從而縮小與男性農民工在積累社會資本上的差距；同時，新老兩代女性農民工在新媒體的接受度和使用上也存在差異，新生代女性農民工對于新媒體更多的使用，使得其獲得新媒體帶來的更大好處。由此，提出了本文的第二個研究假說：
假說2：新媒體使用對工作搜尋的影響突出表現在新生代，特別是女性農民工的身上。
由于我國勞動力市場發育尚不完善，大量的勞動力供給需求信息仍處于非制度化或半制度化階段，缺乏公開性和易得性。二元分割下的勞動力市場壓縮了農民工的就業選擇空間，閉塞的工作搜尋渠道加劇了農民工群體之間的競爭，從而導致了農民工頻繁更換工作的現狀。市場信息的不完備性以及農民工獲取信息方面的劣勢，使得農民工一直處于信息弱勢地位。閉塞的工作搜尋渠道以及非正規渠道的信息獲取渠道都成為阻礙農民工順利就業的重要因素，也是其是否能夠更好地快速進入一個行業的重要影響因素。在調研中發現新媒體作為新型的信息傳播載體，不僅可以幫助農民工直接從網絡獲取信息，同時還可以幫助其從更多的人際關系獲取更詳細的勞動力市場信息，了解用工單位的具體需求，減少自身以“試錯”為方式的工作流動性，縮短搜尋工作的時間。由此，提出了本文的第三個研究假說：
假說3：新媒體使用會通過擴大信息獲取渠道改變農民工工作搜尋方式，降低其工作搜尋的時間。
三、研究數據與變量選擇
（一）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研究數據來自于課題組于2016年7—8月在江蘇省江陰市和南京市、安徽省滁州市以及上海市等地的問卷調查。江蘇省江陰市和南京市的樣本代表了制造業相對發達以及農民工異地轉移地區；安徽省滁州市的樣本代表了農民工選取以就近方式進行勞動力轉移的中等經濟發展水平地區；上海市的樣本代表了從事服務業農民工群體較為集中的地區。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800份，其中有效問卷686份，問卷有效率為86%。
（二）樣本情況描述
1.農民工基本情況。老一代農民工當中以已婚者為主，而新生代農民工中未婚的比例較高；新生代農民工的受教育水平有了顯著提高；從居住條件上來看，在租房和單位提供住房方面新生代農民工都有較大的改善；從工資收入水平上來看，各地的工資水平也表現出顯著的地區差異和代際差異，總的來看新生代農民工的工資要普遍高于老一代農民工。
2.農民工新媒體使用情況。在使用時間、月花費、APP種類及數量上新生代農民工，特別是新生代女性農民工都表現出更多的使用趨勢。與老一代女性農民工相比，新生代女性農民工更傾向于使用新媒體獲取各種信息，同時對社交媒體使用率更高，在使用時間上也超過了老一代女性農民工；在獲取信息途徑上，新生代女性農民工更傾向于利用新媒體獲取信息；從APP使用內容上來看，女性農民工在社交類APP應用上表現出更多的使用頻次，具體如表1所示：
3.農民工工作搜尋時間情況。表2顯示，從整體上來看新生代農民工工作搜尋時間要短于老一代農民工；老一代女性農民工的工作搜尋時間要長于男性農民工，特別是工作搜尋時間在5天之內的人群比例要低于男性農民工1.1個百分點。雖然新生代女性農民工的工作搜尋時間依然在整體上長于新生代男性農民工，但與老一代女性農民工相比其工作搜尋時間還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這表現在工作搜尋時間為10天的時間段內新生代女性農民工的比例在上升。
（三）變量選取
根據本文所要定量分析的內容，表3和表4分別顯示了需要考察的主要指標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將社交媒體使用時間和APP種類的下載數量作為新媒體使用的代理變量，其中社交媒體使用時間代表了新媒體使用的深度，而APP種類的下載數量則代表了新媒體使用的廣度。所有需要考察的主要統計指標均按照年齡和性別對農民工分組，并進行差異性檢驗：
四、實證方法與結果分析
（一）實證方法的選擇
基于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說，本文采用多元回歸模型來分析新媒體使用對于農民工工作搜尋時間的影響，具體模型如下：
Y=α0X1+α2X2+ε
其中，Y表示農民工的工作搜尋天數（因變量），X1為一組控制變量，包括農民工的人口統計學特征（性別、年齡、婚姻狀況、受教育程度等），在流入地的家庭特征（家庭規模），務工城市（控制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X2為一組代表新媒體使用特征的變量，主要包括每天使用社交媒體時間、使用時間的平方項以及下載APP應用的種類數量及平方項；其中α為新媒體解釋變量的回歸系數，通過系數的符號和數值來判斷對于工作搜尋天數的影響方向和大小。
（二）結果分析
本文將構建新媒體使用對工作搜尋時間影響的模型。第一步先整體估計，觀察新媒體使用在整體上對農民工工作搜尋時間存在的影響；第二步分年齡和性別進行二次估計，進一步觀察在考慮到群體異質性后，新媒體使用對于新老兩代農民工，以及男女性農民工的影響是否存在差異；第三步同時控制樣本組的年齡和性別進行估計，分析新媒體使用所產生的影響是否在新生代女性農民工身上更為顯著。第一步和第二步的回歸結果具體如表5所示：
從整體回歸的結果中可以看出，總體上來說新媒體使用對于農民工工作搜尋時間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具體來說，社交媒體每天的使用小時數對農民工整體的工作搜尋時間產生影響，一次項系數為1.214且方向為正，二次項系數為0.155且方向為負，這說明社交媒體的使用時間在整體上對農民工的工作搜尋天數呈現出倒U型的影響趨勢，新媒體使用時間在達到一定時間和數量之后就會對農民工的工作搜尋天數產生負向的影響，即減少了農民工的工作搜尋時間。
從表5中還可以看出，與老一代相比新媒體使用在新生代農民工身上表現出了更為顯著的影響。其中，社交媒體使用時間一次項為正且系數為1.845，二次項為負系數為0.214，這表明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來說社交媒體使用時間對于其工作搜尋時間的影響不是單純的線性影響，而是先正向影響再負向影響的過程，呈現類似倒U型曲線的影響關系。即在最一開始社交媒體的使用時間越長越有可能對工作搜尋時間產生正向的影響，這是因為農民工需要不斷地從不同的好友處獲取信息以及社會關系，這可能會延長農民工最初的搜尋時間。但是當社交媒體使用時間達到臨界值并開始逐漸減少時，就會發現社交媒體的使用時間開始對工作搜尋時間產生負向的顯著影響，即會縮短農民工的工作搜尋時間。
而另一個代理變量APP下載種類數量在整體回歸上僅有一次項系數通過了顯著性檢驗，系數為0.074且方向為負，這說明隨著APP下載種類的增多，農民工會從各類新聞資訊APP中獲取更多的信息，從而降低農民工的工作搜尋時間。當按照年齡將農民工群體分成新老兩代時則會發現，新媒體使用的代理變量在新生代農民工這一組群身上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對于APP下載種類數量來說，它與農民工工作搜尋時間之間的關系呈現出了U型曲線的關系。這說明從整體上來看雖然APP下載的數量可以從一個側面反映出農民工個人使用APP內容的豐富性，但是數量的多少并不能完全代表在使用內容上的針對性，也就是說有些農民工雖然手機中下載了不少應用，但是超出了一定的范圍之后那些與找工作無關的應用便會增多，這些APP的使用并不必然帶來工作搜尋天數的減少，反而會擠占農民工真正用來搜尋工作信息的時間，對工作搜尋時間的縮短起到了反向作用。
同樣，隨著女性農民工數量的增加以及女性農民工在獲取信息和社會資源上的天然劣勢，新媒體使用對男女性農民工的工作搜尋天數也會有不同的影響。因此在第三步回歸中將按照性別對農民工整體進行劃分，考察新媒體使用對不同性別的農民工群體在工作搜尋時間上的影響是否也存在差異。
從表6的回歸結果中可以看出，對于女性農民工來說社交媒體使用時間一次項與二次項都在回歸中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對于女性農民工來說社交媒體的使用時間越長其工作搜尋的時間越短?？赡艿脑蚴窃趥鹘y社會中女性在獲取社會資本上具有天然的劣勢，而新媒體的出現彌補了女性農民工在獲取社會資源上的劣勢，為女性農民工提供了一個可以公平獲取社會資源的平臺。借助新媒體女性農民工不僅將原有的社會關系網在城市和鄉村之間搭起了橋梁，同時還可以幫助其在城市中通過與周圍的好友和同事互加微信建立新的弱關系社會資本。
同樣，APP下載種類數量的二次項也在對女性農民工的回歸中通過了顯著性檢驗。這說明對于女性農民工來說，APP種類下載數量越多越不利于女性農民工縮短搜尋工作天數。可能的原因是女性農民工為了尋找工作而下載不同種類APP應用時，為了尋找到更好的工作往往希望借助更多不同種類的APP應用軟件來搜索信息，雖然這樣在一定程度上擴大了信息的搜尋范圍，但是卻延長了APP的實際使用時間以及搜尋工作的時間。
為了更好地考察縱向代際之間的性別差異，更進一步地同時對性別和年齡進行分組回歸，具體結果如表7所示。從表7中以看出，考慮到不同年齡和不同性別的農民工群體，新媒體使用的影響則突出表現在新生代特別是新生代女性農民工身上,具體來說：
社交媒體使用時間（新媒體使用深度）。社交媒體使用時間的一次項系數為1.776，且一次項符號為正，二次項系數為0.201且符號為負，這說明社交媒體使用時間這一解釋變量與新生代女性農民工的工作搜尋時間有明顯的倒U型曲線的影響關系。同樣在回歸中也可以看到社交媒體的使用時間在其他組人群沒有表現出顯著的影響。可能的原因是對于老一代農民工來說，雖然老一代農民工主要依靠親戚和同鄉尋找工作，但是大多是通過線下的面對面接觸，特別是由于老一代農民工受教育水平較低使得他們在使用社交媒體時會受到限制，無法像新生代農民工那樣熟練地操作并使用社交媒體，因此新媒體的使用并沒有在老一代農民工身上表現出顯著的影響，對于老一代農民工的工作搜尋天數的減少并沒有帶來顯著的負向效應。
APP下載種類數量（新媒體使用廣度）。APP下載種類數量也在對新生代女性農民工回歸中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一次項系數為0.770且方向為負。這說明隨著APP下載種類數量的不斷增多，新生代女性農民工會受到新媒體使用的顯著影響。而對于老一代農民工群體來說APP下載種類的數量并未顯著影響到他們的工作搜尋天數?？赡艿脑蚴菍τ诶弦淮r民工來說利用新媒體來尋找工作的還屬少數，雖然老一代農民工也會使用新媒體，但是通過新媒體來搜尋工作的人卻不多，大多數的老一代農民工還是更愿意通過親戚或老鄉的介紹來獲取招工信息，尋找適合自己的工作。
（三）有關內生性問題的討論
在本研究的探討中，行動者在使用新媒體帶來的社會關系時可能會存在內生性問題，在現有文獻中也認為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對于勞動力市場的回報可能存在虛假的因果關系。但也有學者認為Mouw所提出的“擁有更好的社會關系的行動者更加傾向于使用關系”這一選擇過程，并非社會網絡和社會資本運作之中唯一導致內生性的選擇。在求職等行動中，行動者選擇使用或者不使用社會關系是一個復雜的過程，這個選擇函數不但與行動者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的質量和數量有關，還會受到與其運作相關聯的宏觀環境的影響，但并不會因為內生性的影響而使得二者之間存在虛假的因果聯系。
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在選擇調研對象時，選取了4個調研地中男女比例相當且同質的工廠進行調查取樣，這樣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由于不同的工種所造成的新媒體使用差異。同時，在回歸中將地區差異可能造成的社會資本原始差異也加入到控制變量中來，這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降低了本研究內生性的嚴重程度。為了使得本研究的結論更為嚴謹，本文采用傾向性評分匹配方法（PSM）來解決新媒體使用對于找工作影響中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并列舉了匹配前和匹配后的系數對比以及標準化偏差值，具體情況如表8所示： 從表8中的匹配結果可以看出，大多數代表新媒體使用核心解釋變量的標準化偏差都小于10%，只有是否使用微信好友的偏差為11.2%，并且大多數t檢驗的結果不拒絕處理組與控制組無系統差異的原假設，對比匹配前（U）的結果，大多數變量的標準化偏差均大幅縮小。這說明雖然之前的實證回歸中存在高估系數的可能性，但是新媒體使用的代理變量還是與農民工的勞動力市場行為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顯著影響關系，并不影響本文的研究結論。
五、結論及政策啟示
通過上述整體回歸和分組回歸發現，對于工作搜尋時間來說新媒體使用會通過改變農民工的社會資本和信息兩種路徑來對其產生影響，并且這種影響在不同的群體表現出不同的影響結果。當考慮到農民工內部的異質性群體差異之后，新媒體在新生代特別是新生代女性農民工表現出了對其工作搜尋時間的顯著正向影響。
本研究結論的政策啟示是：一是進一步發揮政府部門職能，加強招工用工信息基礎平臺建設，利用新媒體的力量有針對性地進行勞動力市場信息的發布，保障農民工群體信息傳播渠道的通暢；二是不斷降低智能手機的上網費用，開展手機使用培訓班，促進農民工新媒介素養的提升，引導農民工正確利用新媒體積極進行勞動與社會參與，不斷加快農民工的城市融入進程；三是應當重視在新老兩代農民工以及男女性農民工之間的群體特性，針對兩代農民工之間新媒體使用所產生的不同影響，有針對性地利用新媒體加強新生代女性農民工的職業培訓，降低職業流動率，減少摩擦性失業，促進其更好地參與勞動力市場。
作者簡介：黃昊舒，女，南京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生；何軍，男，南京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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