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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剛:為鄉村振興奠定堅實的制度基礎

[ 作者:徐剛  文章來源:中國鄉村發現  點擊數: 更新時間:2018-03-02 錄入:王惠敏 ]

——全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綜述

    “股改剛啟動時,沒人當回事,后來通知領錢了,家家戶戶才翻箱倒柜找股權證。去年村里分了30萬元,每人領了100元。不在于錢多少,關鍵是大家看到了權益,積極性就高了。”安徽天長市楊村鎮光華村村民王玉忠的描述,是各地農村集體產權改革的一個縮影。

  近年來,中央高度重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工作。2016 年底,中共中央、國務院出臺《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對推進改革進行了全面部署。黨的十九大進一步強調,“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保障農民財產權益,壯大集體經濟”。習近平總書記先后多次主持召開會議研究這項改革,對改革的目標、原則、任務作出重要指示,強調這是中央推出的一項重要改革,對推動農村發展、完善農村治理、保障農民權益,對探索形成農村集體經濟新的實現形式和運行機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一定要抓好。

  隨著試點推進,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正為各地農業農村發展增添無窮的動力動能,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堅實的制度支撐。

    量化股權按股分紅  農民增收有了新通道

    長期以來,農村集體資產有多少、收益如何、怎樣分配,農民并不很清楚,集體資產看上去“人人所有”,實際上“個個無份”。

  群眾的訴求,就是中央的關切。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2014年,黨中央、國務院審議通過了農村集體資產股份權能改革試點方案,2015年確定在全國29個縣(市、區)開展試點。2017年,農業部、中央農辦又確定100個縣(市、區)開展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試點。

  農業部部長韓長賦在解讀《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時指出:“這項改革重要的目標就是要保障農民的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農民作為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權利很多,最重要的是兩方面:一是財產權利,包括集體土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和集體收益分配權;二是民主權利,包括對集體經濟活動的民主管理權利,比如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等。這一次改革要使廣大農民在物質利益和民主權利兩個方面都有獲得感。”

  “股權改革為農民,家家戶戶把股配,每年紅利賬上匯,心已醉!”湖北京山縣是首批29個試點縣之一,該縣新市鎮城畈村農民用三句半生動描述此項改革。城畈村2015年啟動改革,共確認集體成員655戶、1815人,2016年底首次分紅,1815名股東分享了460萬元紅利。

  據京山縣縣長魏明超介紹,2017年,全縣村級集體經濟收入11647萬元,累計分紅5090.4萬元,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8203元,比改革前增長40.1%。

  提升農民獲得感是改革的主旨,獲得感的最顯著標志就是分紅。據統計,全國已有6.7萬個村和6萬個組完成了改革,量化集體資產8528億元,累計股金分紅2840億元。

    因地制宜民主決策  鄉村治理有了新載體

    農村集體產權改革是集體資產管理方式和分配方式的重大變革,堪稱農村改革的“深水區”和“硬骨頭”,且各村情況千差萬別,如何確保改革順利推進?各地堅持因地制宜分類推進、充分尊重農民意愿,把選擇權交給農民。

  “荒山禿嶺還能確權到戶、折股量化?”“啥叫個股份權能改革?”“為啥要改?”試點之初,山西潞城市翟店鎮小天貢村的多數老百姓不了解政策,還有人說風涼話。直到《致全體社員的一封信》發到家里,“資產變股權、社員當股東”的標語貼到墻上,各級干部進家入戶講解改革的好處,老百姓才漸漸明白“原來這個事和咱的利益密切掛鉤呢,弄好了,咱的日子就越來越好過了”,這才動了心。

  隨后,成員咋界定?股權咋設置?成了村民們關注的重點。村里前后共開了八次會,共同商議怎么確定成員、怎么劃分股權。確定成員身份的紅榜張貼了三次,劃分股權的方法“三上三下”,最終確定“原始股——尊重歷史,基本股——照顧現實,勞齡股——考慮貢獻,村齡股——政策普惠,特色股——兼顧公平”的原則,老百姓心服口服。目前,潞城市204個村全部啟動改制,203個村完成了成員身份確認,200個村完成了清產核資,195個村進行了折股量化,19個有經營性資產村實行了收益分紅。

  “群眾的事群眾說了算!”山東昌樂縣農村經管局局長黃軍清也說。據他介紹,昌樂確立了“有法依法、有規依規、無規依民”原則,除法律有明確規定的外,重大問題和有爭議事項一律經過民主表決、三榜公示,還必須經所有戶代表簽字。

  位于昌樂縣開發區的西尖村,通過清產核資,確定經營性資產3664.5萬元。但是全村1128名村民,究竟多少人符合集體成員身份懸而不決。因為這個問題,村里建成10年的居民小區,一直未能分配。走群眾路線,讓這一復雜問題迎刃而解。每戶推選一名代表,再推選出24人組成的成員認定小組和9人組成的清產核資小組。兩個小組逐戶反復征求意見,最終認定81名戶口遷至本村的外來務工人員和退休教師屬于“空掛戶”,集體成員確定為1047人。全村經營性資產按照一人一股配置,每股35000元。成員認定明晰后,空置多年的居民小區也順利分配到戶。

  股改后集體資產如何管理?據農業部經管司有關負責人介紹,各試點縣都指導改革后的村( 組) 成立經濟合作社或股份經濟合作社,并建立了股東(代表)大會、理事會、監事會“三會”分設的管理體制。廣東南海、江蘇吳中、山西潞城等地還探索開展了政經分離,實行經濟合作社與村委會分開管理。

  63歲的王進是安徽天長光華村股份合作社監事,他告訴記者:“現在老百姓對村集體很關注,沒事就去村部轉轉,看看有啥新消息。作為監事,我也經常收集群眾的意見,隨時跟理事會反映。”

  “集體資產量化到戶后,農民與集體之間真正建起了利益聯結機制,農民的主人翁意識和參與積極性得到有效調動,這為規范集體資產管理、創新鄉村治理體系打下了扎實基礎”,專家表示。

創新機制激活要素  農村經濟有了新動能

地處湖南省資興市三都鎮的辰南村,如今已是省級美麗鄉村示范村,每年吸引10余萬游客前來觀光。而三年前,該村也像很多空心村一樣,大量耕地拋荒,產業匱乏,大片古民居成了“沉睡資產”。

  “這主要是股權改革搞得好”,村委會主任袁華平介紹,辰南村組建了股份合作社,并借此成立了土地合作社,全村15個組共1446.65畝耕地全部入股。合作社把土地統一流轉給綠輝農業公司,建成了一個1200畝的荷花觀光園,帶動了旅游和相關產業,解決當地村民就業100余人,老百姓錢包也開始鼓了起來。

  類似的轉變,也發生在諸多開展改革的村莊。河南濟源花石村2015年引進滑雪場,村集體入股10萬元,占資10%,當年即掙了110萬,每位村民收益6000元。湖北京山縣錢場鎮荊條村集體和321戶農戶,分別以250畝集體堰塘和5350畝承包地入股,與盛老漢家庭農場共同組建盛老漢土地股份合作社,建稻漁綜合種養示范園,畝均年收益在2萬元以上,2017年村集體獲得租金及分紅達到12.5萬元,農戶每畝(每股)獲得分紅158元。

  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絕非僅僅是量化股份,有的村因為沒什么積累還認為“搞改革就是瞎折騰”。事實上,探索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發展壯大集體經濟,也是改革的重頭戲。特別是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如何激活集體資源資產,打通城鄉要素通道,產權改革意義非凡。

  浙江德清即為典型。據德清縣委書記項樂明介紹,該縣引導村集體以資產資源作價入股,吸引工商資本共同投資,積極發展鄉村旅游、田園綜合體等新業態,有效推動了農村發展和集體經濟壯大。2013年至2016年,全縣村集體經營性收入從8560萬元增加到1.25億元,增長46%;股金分紅從7個村分紅181萬元提高至32個村分紅830萬元,增長358%。

  按照中央統一部署,今年,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整省試點將在個別條件成熟的省率先探索,同時選擇50個地市開展整市試點,并將試點縣市區擴大到300個。

  改革號角催奮進,戰鼓催征踏征程。只要深入貫徹中央部署,堅持廣泛發動群眾,著力完善相關制度,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就一定能順利推進,也一定能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偉大征程中寫就壯麗篇章。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經營管理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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