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黨的十九大會提出鄉村振興戰略，而不是城鎮化戰略？”這是黨的十九大之后有人提給全國人大代表陳錫文的問題。
和農業打了近50年交道，被稱為中國真懂農村的官員，陳錫文認為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是振聾發聵的。3月6日，在十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黑龍江代表團小組會議中，他說：“我國960多萬平方公里，城鎮占12萬平方公里，絕大部分是鄉村，如果只有城鎮化熱，農村卻是一片凋敝，后果不堪設想。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意義重大。”
“既要把握我國國情，也要摸準時代脈搏”
“我們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日子越來越近了，我們的城市很多都已經超過小康水平了，而農村還有相當大的距離。”陳錫文話畢，很多代表都點頭。
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在陳錫文看來是鄉村振興戰略及精準脫貧政策的出發點，也是我們與西方政黨的根本區別。
“‘小康不小康，關鍵看老鄉’是習近平總書記在調研時提出的，之后他又加了一句‘關鍵要看貧困地區，貧困人口是不是都脫貧了，貧困縣是不是都摘帽了’，如果我們把人民的福祉都當成我們的中心問題。我們的政績工程、半拉子工程、爛尾工程不知道會減少多少。”陳錫文說。
我國十八大以來取得的成就，在陳錫文看來，得益于我們清晰把握中國國情，既充分認識發展成就，看到美好未來，也牢記我國始終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中國脫貧攻堅設定的標準是根據我國實際情況設定的，不做實現不了的承諾。”陳錫文表示。
此外，陳錫文認為，要從實際出發，時刻把握發展階段基本特征，摸準時代脈搏，回答時代課題。“我國人多地少，資源短缺的國情始終沒有變，但每一個階段，農業技術進步會改變一些情況。我國糧食相對過剩，階段性供過于求交替出現，但糧食是重大戰略物資，從發展階段看，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農業要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糧食生產要從產量導向轉向提質導向，穩定優化糧食生產。”
跳出“三農”看“三農”，要有歷史耐心
過去五年，我國有8000萬農民進城，“8000萬相當于一個德國啊！”陳錫文感嘆道，“但即使城鎮化達到70%，我國農村還有4.5億人。”
鄉村和城鎮是什么關系？陳錫文認為，鄉村和城鎮的最大差別是功能不同。“城鎮是集聚人口、資金、技術的地方，是一個地域的經濟增長極，起到輻射帶動整個城市發展的作用；而鄉村則承擔著農產品的供給、生態環境的保護、傳統文化傳承的作用，從這個意義上講，農村永遠不能被消滅。”
“許多國家都經歷了城市發展、鄉村凋敝再振興鄉村的過程，如韓國的新村運動，日本的鄉村城建。我們解決鄉村問題，要跳出‘三農’看‘三農’，給世界貢獻中國智慧、中國方案。”陳錫文說。
在處理城鎮化和鄉村問題上，陳錫文認為有兩個“歷史耐心”十分關鍵。2013年12月1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提出，“關于人口城鎮化的問題，我們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陳錫文認為，對于中國來說，這句話分量非常重。推進中國的人口城鎮化，要經過長期艱苦的努力。在這個過程中，必須加大對農村公共資源的投入，該保障的都要保障，該提供的都要提供，這樣才能逐步讓農民在接受公共服務方面，逐步向城鎮的水平靠近。
“同時，習近平總書記也說過，改變粗放分散的農業經營方式，要放在大的歷史背景下去考慮，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陳錫文表示，農業規模化經營，一要依靠城鎮化推進，二要依靠科技進步，讓更少的人種更多的地，三要依靠農業現代化體系。
“鄉村振興，土地一定要用好”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關于鄉村振興有很大篇幅，其中土地的支撐作用必不可少。陳錫文認為，鄉村振興過程中，土地一定要用好。
對于農用地，陳錫文認為，小農經濟在中國歷史上創造過輝煌，中國不是所有地都適合搞規模經營，要強調因地制宜，宜大則大，宜小則小，小農戶要與現代農業發展相銜接，不要人為消滅，要通過體制創新讓它融入。
政府工作報告中寫到，今年將改進耕地占補平衡政策。陳錫文對此很關注：“耕地占補平衡大家都很贊成，誰占用、誰補充，今年將探索跨省域耕地占補平衡政策。”同時，他認為，耕地占補平衡與增減掛鉤的關系要厘清。占補平衡是從反面來約束耕地占用行為，增減掛鉤是從正面整理土地。增減掛鉤政策要和土地綜合整治結合起來，某些市縣城鎮對于增減掛鉤結余指標沒有嚴格按規劃管控合理利用，脫離法制軌道容易出問題。
談到正在進行中的“三塊地”改革，陳錫文表示，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與征地制度改革是一個硬幣的兩面，相輔相成。一定階段內，用地總量是穩定的，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多了，征地就會減少，要隨著改革試點的不斷探索進一步深化改革。(記者焦思穎)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國土資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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