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不同的社會環境造就中國農村家戶制的不同特點，分析家戶結構是理解中國農村、農民的突破口。現代社會環境中，中國農村家戶開始呈現結構規模縮小、人情關系淡化以及經濟結構專業化的特點。要推動中國農村社會的持續發展和城鎮化建設，就必須在尊重農民理性的基礎上，正確認識當前農村家戶制特點，利用其優點形成合力，針對其重點問題實現突破。
關鍵詞:農村；家戶特征；成因分析；反作用
中國幾千年的農業發展歷史中，家戶始終是農村社會的基本單元，“以強大的習俗為支撐的完整的家庭制度和以強大的國家行政為支撐的完整的戶籍制度共同構成的家戶制，是中國農村社會的基礎性制度或本源型傳統”。雖然新中國成立后，經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徹底打破了中國農村家戶制的結構，但隨之而來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又促使農村家戶制得以回歸。家戶制仍然是現代中國農村社會的主要結構形式，但較之傳統農村社會，現代農村家戶制具有明顯的不同。
一、小農經濟形態下的中國農村家戶制傳統
自古以來，農民一直是中國社會的構成主體，傳統中國農村社會以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為社會經濟的基本組織形式，小農經濟支撐中國傳統社會走過了幾千年的風雨歷程，以小農經濟為基礎形成的農村家戶制結構也成為傳統中國農村社會的主要構成形式。自給自足的家庭單元構成了整個傳統社會的牢固根基，家戶在傳統中國社會中的根本性作用主要表現在幾個方面：一是以家戶為單元的稅收支撐著國家財政的運行；二是以家戶為基礎的征役維持著國家的安全防衛；三是家戶內部嚴格的等級關系以及自我管理是國家政治統治秩序實現的基礎。可以說，家戶是傳統中國經濟、軍事與政治統治力量再生的最小單元。總體來看，傳統中國農村家戶制主要具有以下特點：
（一）農業生產是家戶制經濟的根本
自給自足、男耕女織的小農經濟的穩定不僅是政治安定的前提，而且是家戶制經濟的支柱。孟子說“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樂歲終身飽，兇年免于死亡”，務農收入是家戶經濟得以維系的主要來源，農業尤其以糧食種植為主業，遇豐年則家戶富足，遇災年則家有餓殍。“以農為本”的政治思想不僅在于農業為國家提供源源不斷的財政來源，還在于農業為家戶提供了賴以生活的經濟來源，為國家穩定奠定了基礎。
傳統中國社會土地實行私有制，農業種植是整個家戶生存的依靠，即使經商而富的大家族仍大量購進土地作為不動產，以農業為根本。“重農抑商”的國家政策出現的依據在于農業活動將全國多數人口緊緊地束縛在土地上，可以有效地維護家戶穩定，降低流動性，便于帝國統治。農業種植是家與國聯系最為緊密的方面，除去交糧納稅、抗旱救災，國家與農村社會基本處于相互隔離的狀態，國家的強大機器并沒有深入鄉村內部，農業收成是一家一戶關注的核心，砂礫般零散的家戶構成了帝國的根基，因而十分的散漫而不牢固。
（二）家戶制結構是以一核心家庭擴大而形成的龐大體系并有一套嚴格的等級秩序
受生產工具、技術等的束縛，小農經濟收入的增加只能依靠勞動力的不斷投入，因而勞動力是家族富裕的重要保障，“多子多福”的觀念與國家的稅收政策、勞動力的重要性不無關系。傳統農村生活成本極低，維持溫飽即是美好生活的標準，多生養意味著有充足的勞動力來從事農業生產，維持全家的溫飽，因而，傳統中國家戶結構是一個人口龐大的體系，在這個龐大體系中，始終有一個核心家庭作為整個家戶體系的中心。中國鄉土社會是一種差序格局，而中國傳統結構的差序格局具有一種伸縮能力，社會關系是私人聯系的增加，家戶經濟狀態越好，家族體系愈龐大，社會關系網絡也越長。無論家族大小，輩分最高的男性大家長是整個家族的絕對權威，血緣關系將同一血脈的小家連成一條紐帶，多個家庭構成家族，以夫妻關系組成的小家基本消融于更為龐大的家族內部，宗族權威具有無限權力。
家族統治的秩序則是一套圍繞那個核心家庭而展開的具有嚴格等級的制度，即宗法制。在宗法制下核心家庭的家長也是家戶的大家長，掌握著家戶的財政及話語權，夫妻構成的小家只是家戶體系的一個小小分支，全然接受宗法制度的約束。層層等級的嚴格秩序形成了一個龐大而復雜的結構體系，每個人都可以在這個龐大的家戶結構中尋找到自己的位置，并按照與職位相對應的行為標準按部就班地生活。家戶是一個巨大的結構體系，而單獨個人僅是這個體系中的小結點。
二、中國農村家戶制的時代特征
受傳統社會條件的限制，小農經濟狀態下農村家戶制保持著穩定形態。進入當代社會，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由于政治、經濟體制的變革，傳統社會結構被打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得以確立，在這種社會環境下，農村的家戶制結構開始呈現新的特點。
（一）農村家戶結構規模縮小并呈現雙核或多核心形態
新中國建立以來，伴隨著計劃生育政策的實施以及人民思想觀念的轉變、生活成本的上升，人口數量的擴張速度已經大幅降低。農村作為相對落后地區，人口數量雖未達到城市縮減效率，但相較于傳統中國，家戶人口的規模著實縮小了很多。此外，戶籍制度建立以后，大部分農村子女成婚后便脫離原來的家庭結構另立門戶，家戶范圍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收縮。家戶結構以三代以內作為主要構成部分并各自以子女數量及婚否情況呈現出雙核或多核狀態，家長所在的核心家庭不再是家族的唯一中心，開始以夫妻關系為軸心獨自掌管家戶各項管理權利，當代農村家戶結構呈現出小規模、多核心并存的形態。此外，與中國經濟騰飛如影隨形，農村開始出現空心化、留守兒童等問題，中國農村社會的家庭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出現大量的隔代或常年殘缺的家庭結構。
（二）農村家戶之間血緣關系松動人情趨于冷漠
農村經過改革開放后的迅速發展開始進入問題暴露期，“三農”問題早已成為國家工作的重點內容，中國農民理性創造了中國奇跡，而現今農民的某些理性卻也在制造一些問題，其中經濟理性是最為突出的一點。經濟的發展為農民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而生產水平的提高將勞動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農民在經濟理性的驅動下開始走出農村，奔赴全國各地爭取更好的收入，時間、空間距離阻隔了感情的培養、傳遞，農村社會的家戶之間開始變得冷漠而缺少溫情。“當代中國家庭結構的進一步變動是在少生和獨生現象相對普遍的環境下進行的，家庭可資利用的成員關系資源也在縮小。”家戶結構的縮小，血緣脈絡延伸變短，市場經濟的功利主義風氣也因農村社會的不斷開放而蔓延，人情功效在利益面前逐漸減弱，“分”的特征在農村家戶制中越來越突出，互助合作的范圍由宗族開始逐漸縮小至核心家庭以內。
（三）農村家戶經濟結構中農業的地位開始走向衰落且農工商職業分類日益明顯
新中國成立后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開始由傳統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現代化進程的加快為農民提供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以后，農村出現大量剩余勞動力，城鄉收入預期的巨大差距不斷吸引農民游離出世居的村落進入城市謀求更高的經濟收入。2015年筆者曾進入廣西山區開展過一次調研，該地區屬于傳統農業種植區，而調查結果卻顯示大部分村民務工收入占據了家戶收入的最高比例，農業早已淪落至家戶經濟的附屬地位。農村家戶作為一個獨立經濟體，與農業收入相比，現今外出務工的勞動報酬占農村家庭收入結構的比率正在不斷上升，而且越是偏遠地區這種特征越是明顯，農業種植在家戶經濟收入中的地位開始呈現衰落的趨勢。與農業在家戶經濟結構中的衰落地位相伴隨，農村家戶主收入呈現出幾種明確的差異類型，概括為務工型、土地承包型、商業經營型、混合型，其中尤其以務工型與土地承包型居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以來，工商活動空間日益放寬，城鎮化速度不斷加快的同時對農村的輻射作用也在增強，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村家戶經濟收入專業分化越來越明顯。
三、當前中國農村家戶制特征的成因分析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特色，現代農村家戶制特點的形成得益于政治、經濟、社會等多方因素的影響，但歸結起來以下幾個方面是主要的。
（一）農民理性的現實驅動
農民理性的現實驅動是現代家戶制特征形成的根本原因。農民是擁有完全理性的行為主體，會根據社會的整體環境做出最有利的行為選擇。農民是農村家戶構成的主體，也是家戶行動的主體，農村家戶的最終形態只決定于農民的微觀個人行為狀態，而行為是理性的外在表現形式，理性起著最終支配作用。人的理性行為分為三個層次，即生存理性、經濟理性和社會理性，農村家戶制的特點是在農民生存理性、經濟理性和社會理性的綜合驅動下促成的。
傳統農村社會農民同樣具有理性，而農民也是在傳統技術狀態下最大限度地利用了有利可圖的生產機會和資源的人，是貧窮而有效率的，是理性的經濟人。具有同樣理性的農民構成全然不同的家戶制類型，其關鍵在于所處的政治、經濟、社會環境存在根本區別。其一，在生存理性驅動下，面對子女上學、結婚買房等各方面的生活壓力，農業種植收入實際難以為現實支出買單，因而只能拋棄農業生計而進城務工，這也是大部分農民工進城的主要原因。其二，農民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參與的主體之一，作為參與者，農民從來都具有“經濟人”理性，能夠對各種可行方案的成本和收益進行比較，選擇出符合自己利益最大化要求的那種方案，是“很會盤算的”理性經濟人。相對于農產品價格的低迷，出賣勞動力顯然更合算，既不需要任何成本、不承擔任何經濟風險還具有更高的收入預期。生存理性和經濟理性是農村家戶經濟中農業地位衰落的根本原因。
進入21世紀以來，農民溫飽問題基本解決，督促農村家戶特點進一步改變的原因即是農民的社會理性。城市生活的價值觀念、精神理念伴隨著農民工進城以及電視、網絡的普及開始滲入農村社會，不斷吸引農民接受城市理念，不僅農民的生育觀念、教育理念愈來愈接近城市，甚至寧愿忍受現實的某些不順而追求城市文明。與此相伴隨，傳統農村社會原本濃濃的人情味、剪不斷的血脈聯系也開始逐漸變淡，并蒙上了功利的色彩。總而言之，現代農村社會家戶特點的形成主要是農民理性作用的結果。
（二）國家政策環境因素
國家政策環境是現代農村家戶特點形成的重要影響因素。家戶作為國家整體的一個組成部分，其形態必然受到整個國家政策環境的影響，新中國建立后的人民公社化運動徹底打破了農村原有的家戶樣態，家戶不僅呈現極不穩定的特點而且一度失去了相當部分功能，強行政政策能夠對家戶產生最為激烈而迅速的塑造作用。20世紀80年代以后，人民公社模式徹底瓦解，村民委員會取而代之成為國家政策在農村社會貫徹的執行機構，國家政策權力從未真正離開過農村。計劃生育政策、戶籍制度的建立是造成農村家戶結構縮小最為直接的因素，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等經濟政策的實施，則是農民能夠游離出土地且實現收入類型多樣化的先決條件，家戶經濟結構因此得到了相當程度的調整。家戶間血緣關系的松動也是國家政策刺激農村社會環境變化所引起的“后遺癥”，國家政策對農村社會的開發在促進經濟、社會、文化進步的同時，也一定程度造成了農村社會家戶之間的隔離。一方面國家各項政策的實施推動了農村經濟的發展，閉塞的農村環境被打破，不僅農村內部的經濟形態發生了變化，而且外來價值理念也開始充斥農村社會，人情關系開始逐漸退出農村社會，家戶之間農忙時的互幫互助正在逐步演變為雇傭關系，互惠理性正在淡化，代之以市場經濟理性。另一方面，在現今國家政策環境下，農民的流動性大大增強，農村不再是一個封閉的熟人社會，農民尤其是年輕一代一般不會選擇留守村莊，長期時空隔離阻礙了感情的建立與延續，家戶間人情關系的冷淡是國家政策推動農村社會發展的一種順應結果。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是現代農村家戶特點形成的直接原因。傳統中國農村家戶特點之所以幾千年時間未發生大的變動，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自給自足小農經濟形態的相對穩定。農業生產是市場三大產業之一，家戶作為農業生產的理性單元必然根據市場的變化調整經濟結構，面對市場的種種特征家戶做出相應反應。市場環境下農村家戶特征所受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來自主觀價值層面的改變，市場經濟容易滋生利己主義觀念，市場中人們更愿意用既得利益而非人情來衡量行為的價值；其二來自客觀條件的影響，在市場提供的相對自由的經濟環境中，農民更容易根據自己的能力合理規劃家戶經濟結構。現代農村家戶特征的變遷是與市場經濟逐漸深入相伴隨的，市場是除國家政策以外對農村社會影響最為廣泛、深遠的一個要素，多數國家政策對農村家戶的影響要通過不同的實施對象而間接發揮作用，相比之下市場經濟對家戶特征的塑造有著更為直接的作用。
總而言之，現代農村社會家戶的特征是與社會變遷相一致的，隨著時代特征的變化農村家戶也會發生相應改變，我們只能對某一階段的農村家戶特點做出階段性總結。
四、農村家戶制發展的社會影響
家戶是社會的基本構成單元，農村家戶的模式特征又會反過來對社會產生持續的刺激作用，家戶與社會就是在這種刺激與反刺激的作用中共同進步。現代農村家戶特征是社會各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反之家戶對農村社會發展的影響也是全方位的，涉及經濟、政治、文化三個大方面。
（一）推動農村經濟形態的變遷并加速城鎮化進程
家戶特征對農村經濟發展的作用得益于兩點：一方面，伴隨著農業種植在家戶經濟中地位的衰落，外出務工人員的增多大量減少了農村勞動力的數量，農村不僅開始出現部分土地被拋荒的情況，而且家戶經濟的這種特征還推動了農地的集中。中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將農地使用權交給農民個人，土地使用權可以在農戶之間自由的轉讓、出租，在這種背景下，外出務工、棄農經商的農民將土地以低廉價格承包給愿意耕種者，土地開始集中，部分農村土地呈現出一定的規模化經營形態。值得注意的是，農地的集中多以親屬、鄰里及同村人間的橫向流動為主，以家庭為核心的土地經營規模一般較小。家戶是一個生產經營單元，家戶結構縮小而經營規模擴大必然需要借助外力的幫扶，人情關系的冷漠使得親屬、鄰里間的互助、合作行為日益稀少，因而家戶經營生產開始不得不借助于雇傭勞動或機械化生產方式，市場生產關系不斷出現在農村經濟生產中。經濟形態的變遷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外力的激勵作用可能是必要的，但內發動力是根本的。土地經營是農村經濟形態的“根”，家戶經濟結構的變動有利于農地的規模化經營，進而推動農村經濟形態的緩慢變遷。另一方面，農業在家戶經濟地位的下降有利于促進農村工農商職業分類，實現以工促農、以城帶鄉。農村家戶主要經濟類型的多樣化強化了農村經濟生態系統的復雜性，復雜程度的加深不僅有利于增強農村經濟的穩定性，而且能夠產生聚合效應，實現多種經濟的共同增長，經濟的發展帶動小城鎮數量的增加，城鎮化速度加快。此外，20世紀80年代以后，國家對農村社會的控制逐漸放緩，國家行政權力收縮至鄉鎮一級，相對于城市社區而言，農村社區更是一個自由散漫的社會空間，作為理性行為主體的農民，面對日益增加的“貨幣壓力”開始向城市轉移，而規模縮小的家戶更容易實現地區間轉移，一旦家庭成員在城市扎穩腳跟，尤其是年輕一代家庭就會舉家搬遷，家戶結構的縮小降低了農民向城市轉移的現實阻力，加速了城市化步伐。
（二）打破了傳統權威秩序并開始重構村莊治理體系
一方面，家戶結構的縮小及人情的冷漠化趨勢正在逐漸消解傳統約束力量，村莊利益分化日益明顯，矛盾糾紛化解難度加大。傳統農村社會的家族大家長、村約民俗、宗族權威對農村社會公共秩序的維系有著極強的約束力。進入21世紀以來，家戶之間溫情脈脈的關系正因各種原因而逐漸趨于淡化，家戶單位也越分越小，宗族意識、家族觀念趨于消退，傳統農村社會治理只需與家族大家長搞好關系即可。20世紀80年代農村社會治理開始借助于村民自治組織，村民自治是向家戶自治傳統的復歸，實際上是以家戶為基礎的自治，村委會正式直接面對日益分化、數量眾多的家戶，利益糾紛更多，利益分化也更加突出，家戶之間卻因為人情關系的淡化，傳統權威喪失，家戶矛盾依靠傳統力量不再容易化解，問題解決的難度也更大。此外，農業地位衰落，人員流動數量的增加打破了鄉村封閉隔離的狀態，原有的社區認同伴隨著開放狀態的擴張也正在逐漸解體，現今中國農村政治處于傳統權威消減而新的治理體系尚未完善的階段。另一方面，推動了村莊治理體系的重構。家戶結構縮小，人情關系淡化促使傳統宗族、權威力量式微，村莊權力主體被重新洗牌，雖然家戶經濟中農業主體地位逐漸喪失導致外流人員數量呈現逐年增多的趨勢，空心村、留守問題層出不窮，但不可否認，農村經濟發展的同時也涌現出大量率先致富的經濟能人，傳統權威、經濟能人、政治精英等多元主體開始廣泛參與村莊治理，權力結構復雜程度加深，農村治理體系正處于重新構建之中。
（三）推動農村社會文明的消退及現代文明價值觀念的散播
傳統小農經濟形態下，中國農民普遍具有小農意識，其思想特點是保守主義的、個體的、封閉的，同時也具有軟弱性，只要不危及生存，農民一般不選擇群起反抗。進入現代社會，伴隨家戶結構縮小，經濟收入來源擴展，農村不僅人地矛盾問題有所緩解，社會的生存壓力也大大減輕，農民在滿足基本生存需求之后開始追求更高層次的自我滿足。電視、電話、網絡大規模進入農村，信息化傳播技術的改進以及農村社會封閉狀態的打破，現代社會文明開始涌入農村社會領域，農民思想的保守、封閉性逐漸消退，農民不再是社會的軟弱階層，開始逐漸形成本階級獨特的利益訴求，農村原有的習俗、觀念、慣例也不斷遭受新社會文明的洗禮，現今僅有少數傳統農村社會文明被保留下來。現代農村社會文明正處于傳統與現代混合共存的階段，而在兩者的博弈過程中，現代社會文明力量正在迅速增強，傳統的小農意識文明力量逐漸減弱。
此外，“城市化不僅僅是城市地盤的擴展，同時也是城市生活方式的擴張——它把農村生活方式視為‘前現代的’或‘落后的’，并試圖取代傳統的農村生活方式。”伴隨農村家戶特征的變遷，農村生活方式早已發生深刻變革，農村與城市社會文明之間的差異正在逐步縮小，兩種文明軌道逐漸趨于合并。
五、結論
家是中國一切社會活動的起點，家戶形態在與社會的互動中不斷改變，特定的社會環境塑造特殊的家戶狀態，一個時代的家戶特點又在推動社會的前進。不管歷史如何演變，家戶是我們解讀社會的根本著眼點。現代中國農村家戶特征的形成，有國家政策、經濟環境影響的作用，更有中國農民理性的影子。無論何時，中國農民身上都帶有屬于那個時代的特征。理解中國社會離不開對農民這個大群體的剖析，而要認識中國農民，就必須慎重解讀家戶這個核心概念，中國農村社會的改革也應在充分尊重農民理性的基礎上，正確認識現代農村家戶特點，利用家戶優點形成合力，針對突出問題實現重點突破。
原載于：《青海社會科學》2016年第4期，第128-133頁
作者簡介：孫宏偉，東北大學文法學院講師；唐京華，東北大學文法學院碩士研究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學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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