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振興無疑是這段時間的一個熱詞，大家用不同的視角詮釋著它的內涵，可謂精彩紛呈。直到最近，一個權威的解釋給出了鄉村振興的五個方面內涵：即產業振興、人才振興，生態振興，文化振興和組織振興。在這五個“振興”中，“文化振興”的內涵最不好把握，因為實在是太抽象了，而且農耕文明在很長的時間里一直被當作是落后的代名詞，大多數人都認為應該以“工業文明”取而代之。然而，當我們說應該把鄉村建設成“看得見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時候，鄉土文化的傳承與發揚，又是繞不開的話題。
說起鄉土文化，就不得不想起費孝通先生的《鄉土中國》，在這本小冊子里，費老說中國社會是“鄉土性”的，是從“泥土”的基礎里長出來的與西方完全不同的特殊社會，這一點我信。所以在中國農村，鄉土沉淀下來的風俗、習慣、價值觀，對于鄉村治理起到的作用非常大。記得有一次在廣西農村調研，看見一個寫著“村規民約”的木牌子釘在村口路邊，上面一句話引起我極大的興趣，這句話的大致意思是：村民不許隨便丟垃圾，一旦被發現，將被禁止參加村里的紅白喜事。對于在城里習慣被罰款的我來說，這種辦法的確頗有新意，但是否管用呢？因為按照城里的習慣，住在門對門的鄰居數十年不認識也是常事，哪有參加別人紅白喜事的份呢，不讓參加那就不參加唄。可是當我進入村莊看到干凈的道路，擺放整齊的垃圾桶，開始相信這條村規民約的作用。村民說以前也是用罰款的辦法，但鄉里鄉親的，一旦有人違規，沒有人愿意上門收罰款，事情就會不了了之。后來村里宗族理事會決定頒布這條村規，之后就沒有人再亂丟垃圾。
為什么禁止參加村里紅白喜事的村規比罰款制度更管用？這就是鄉土文化的力量。中國的鄉土文化是從土地里生長出來的，我們知道，作為村民聚落的村莊，最開始都跟種族血緣有關，在生產力極其落后的時代，具有血緣關系的人們群居在一起，共同應對著環境的侵擾，形成一種誰也離不開誰的關系。隨著時間的推移，村落從蒙昧走來，締結著精神，形成統一村落的人們共同遵守的行為規范，這種行為規范的固化，成為村落獨立的價值觀體系。這種價值觀念成為人們評判事物的標尺，在這個共同標尺面前，個人就是渺小的，偏離這個價值觀的標尺，個體的生存就很困難。正因如此，在一個能夠保持傳統的村落中，這個統一的標尺就一直在調節著村民的行為，使之不至于偏離標尺太遠，否則就有孤立的可能。在很多村落里，村規民約就是這種價值觀的反映，或者說是這種價值觀的外在體現，因此能夠對所有在群落制約內的村民起到行為調節功能。反過來說，一種不被聚落村民共同認可的價值觀的植入，是很難起到對所有村民的行為約束作用的，比如罰款制度。從這個意義上說，村規民約發揮的是鄉土文化的力量，這種文化是歷史沉淀下來的，是深入到村民的骨髓之中的，深入骨髓之中的價值觀認同，當然會比任何植入的制度更有效。
生活中這種鄉土文化的作用是很常見的。我來到江蘇工作有一個發現，就是在我所指導的學生當中，80%以上農村學生是獨生子女，這與我之前生活和工作過的江西、四川、廣西及我的祖籍地廣東有著極大差別。在那些地方的農村家庭，只生一個孩子是難以想象的事情。盡管國家政策允許農村家庭生育兩個孩子，尤其如果第一胎是女孩的話，但事實上，這些地方的農村不管第一胎是男是女，生育第二胎甚至不管生多少胎，直到生出男孩為止的欲望都是極其強烈的，因此可以常常見到有三四個女孩加一個男孩的農村家庭。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農村重男輕女現象，可是為什么在江蘇就出現例外呢？起初以為是這里經濟發達之故，但去浙江、福建，情況也完全跟江蘇不一樣，廣東的經濟不比江蘇弱，農村家庭的生育欲望甚至超出其它各省，所以這種生育欲望可能不單單由經濟發展水平決定。一個偶然的發現是，到江蘇農村調研，很少發現有大姓村落，村落里也很少見到宗族祠堂，而這在上述的其它南方地區，宗族祠堂是很常見的。祠堂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文化建筑，這里既紀念過去，也左右未來。許多地方的農村都有一個不成文的風俗，不管哪家生了男丁，都會在本族祠堂舉行非常隆重的添燈儀式，表示添丁之喜。這種宗族力量極大地強化了村民的生育意愿，甚至可以抵制任何罰款規制。你會發現在宗族文化保留完善的農村，要么計劃生育管得比較松，因為大家有著共同的生育觀，能夠相互理解生育的需求；要么即便是扒房拆瓦，為了生小孩也會在所不惜，尤其是生男孩。我無意考證江蘇農村的宗族文化是如何被削弱的，更為關心的是，宗族文化強弱的差異對農村社會治理的影響。盡管從現在的角度來說，廣東、福建、江西、廣西等地農村當初在鄉土宗族文化影響下的強烈生育欲望，緩解了今天的人口老齡化程度，但就當初執行國家計劃生育政策而言，政府的制度與農村鄉土文化的沖突，顯然比江蘇要增添大量的制度執行成本，并嚴重影響到制度執行的效果，如果不是1998年的洪水，我們可能都不知道農村存在多少沒有戶口的所謂黑戶孩子，有調查稱，這些黑戶孩子農村居多，女性居多，超生不能上戶口是主要原因。即便是今天政府放開二孩政策，據2016年數據，江蘇的人口出生率（0.976%）也比廣東（1.185%），福建（1.45%），廣西（1.382%），江西（1.345%）等地低許多。
由此觀之，鄉土文化也是一把雙刃劍，如果鄉土文化與正式制度的目標函數是一致的，發揮鄉土文化的力量可以大大減輕正式制度的執行成本，而且治理的效果往往更明顯，比如用村規民約來治理村莊環境，就比罰款制度好用；相反，如果鄉土文化與正式制度的目標函數不一致，鄉土文化的力量本身就會成為國家政策執行的一種成本，大大降低正式制度執行效果，比如宗族文化對計劃生育政策實施的影響。現在我們講鄉村振興，顯然文化振興是其應有之義，并被看作是鄉村振興的靈魂，我們當然希望這種靈魂是高尚的，是文明的，是有利于社會進步的。那么，如何才能發揮鄉土文化這種文明靈魂作用，不讓其阻礙文明進步呢？我認為需要從三個方面著手：
一是要以“揚棄”的態度繼承與發展鄉土文化。我們應該承認，鄉土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根基與源頭，如果鄉土文化得不到尊重與發揚，那就等于我們的民族失去了根。一個民族沒有自己的根基文化，就很難形成凝聚力，社會也就必然一盤散沙。因此，我們必須反對一些人倡導的所謂移植西方文明的觀點，要注重弘揚鄉土文化，使我們的民族有得以繁衍與發展的精神寄托，這樣才能把大家的力量聚在一起。不過，哲學上說，一切要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歷史的車輪滾滾向前，環境在變化，人的視野在拓展，價值觀也會改變。傳統鄉土文化中原來合理的東西，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可能會變得不合時宜，若不加甄別地一概繼承，就會成為阻礙社會發展的力量。比如說，傳統鄉土社會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有著明顯的“差序格局”，是因為這種網絡關系在某種意義上決定著網絡中每一個人的生存與發展，具有典型的“工具型關系”特征，因為網絡里的人如果離開這個網絡，僅憑自己的力量，很難與外界環境相抗爭。但在今天，平等自由觀念深入人心，法制體系也不斷健全，每一個人需要在全社會共同的法制環境中平等地謀生與發展，社會才能和諧。如果仍然以傳統鄉土文化中的血緣、地緣網絡關系為邊界，凡事分出網絡內外，社會就會失去公平公正。現實中存在的宗族力量的復蘇，好的一面是它具有天然的凝聚力，可以通過這種力量把人聚在一起；不好的一面就是，這種聚在一起的力量如果成為社會發展的逆流，就會對社會文明進步帶來摧毀作用。因此，繼承與發揚鄉土文化，需要以“揚棄”的態度，而不是一味以復古為榮，這是當下十分值得重視的問題。
二是要以城鄉互動促進城鄉文化融合。我們常說，今天的發展不平衡是城鄉之間的不平衡，今天的發展不充分是農村發展的不充分。究其原因，則是幾十年來城鄉要素的單向流動所致。因此當我們今天說要振興鄉村的時候，許多人強調城鄉要素互動，實現城鄉的融合發展。不過，在人們的觀念中，要素主要指資金、技術、土地、勞動力。大多是期盼城市累積的富余的資金技術能夠下鄉，與農村富余的土地勞動力相結合，以實現城鄉產業的聯動融合發展。然而，在現實中我們發現，由于城鄉要素主體的價值觀不一樣，生產要素的融合往往顯得十分艱難。工業文明的理性與鄉土文明的感性形成的沖突，讓要素的融合變得貌合而神離，結果造成大量資源浪費，城鄉沖突不斷。在我看來，文化的融合是要素融合的前提，如果沒有一致的價值觀，要素的融合就很難成功，所謂“強扭的瓜不甜”就是這個道理。因此，在鄉土文化繼承與發揚的過程中，要注意城鄉文化的融合，而不是顧此失彼。現在的許多農村都力爭把村落歷史文化挖掘出來，吸引城市人的眼光，賺得人氣，帶來財氣。但鄉土文化的弘揚不能僅僅以此為目的，否則不僅不能把鄉土文化帶入文明，反而會走向庸俗化。我們需要在挖掘鄉土文化過程中，讓城市文化進入鄉村，讓城鄉文化在鄉村相得益彰，實現共同的文明進步。
三是要以人才回流夯實鄉土文化傳播基礎。鄉土文化的弘揚本身需要文化，這種文化不能離開農村，又不能僅僅依靠農村，這是一對矛盾。這個矛盾的制度基礎，是幾十年來我們的城鄉人才單向流動。農村的才子精英或通過考學，或通過參軍，或通過打工，想盡一切辦法留在城市。然而，這些留在城市的農村精英，由于沒有回流的渠道，一旦取得城市的身份，就永遠固定在城市，身后的故鄉在歲月的侵蝕下日漸模糊，因為他們知道，在現行制度下，返鄉僅僅只能成為一種情懷，是無法實現的夢。然而，在另一邊的農村，如今要振興鄉土文化，依靠幾經滌蕩留下的村民，不僅沒有財力，也沒有能力為鄉土文化的傳播提供一個更為有利的載體，文化的傳播依靠自然的適者生存法則，鄉土文化只能越來越式微。大家一定能夠看到如今的農村，不管東南西北，那種濃厚地方特色的建筑早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全國一樣的水泥洋房，誰能在居住功能之外還去講究鄉土文明的保留呢？反倒是在城市的一隅，我們經常看到從農村移入的古屋樓亭，在現代建筑的簇擁下顯得不倫不類。古代有“衣錦還鄉”、“告老還鄉”的說法，那些來自農村鄉土的人才，在退休之后能夠回到自己的家鄉發揮余熱，成為鄉土文化的代言人。這些鄉賢的回歸，彌補了鄉土文化發展面臨的人才與資金等不足，這對鄉土文明的傳播是十分有利的。我已年過半百，在城里呆了30多年，再過十多年也就退休了，如果制度安排許可，也希望日后能夠“告老還鄉”，回到那片曾經生我養我的土地，有空給城里人講講客家擂茶、米酒、釀豆腐，那是多么自在的事情啊。像我這樣的從鄉土中來，年老之后想回歸鄉土的人不在少數，遺憾的是，現有的制度沒有為這些人的回流安排通道，這個想法也就只能成為一種情懷。
鄉土里來的人，總對鄉土有一種依戀，這是與生俱來的，這就是鄉土文化的力量！
作者系江蘇大學教授 博導，廣西特聘專家，鎮江市政協委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三農莊園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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