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貴州穿青人地區的調查
摘要:農民生計轉型與土地意識嬗變是農村社會變遷的主要表現形式。貴州穿青人地區農村社會呈現如下特征：務工農民賺錢修屋、農耕農民生活清苦、經商農民不離鄉土、手藝農民農作兼顧。隨著城市化的推進，鄉村要素稟賦的裂變，以及城市文化的涵化，以“旅游+”為路徑的新型農民生計方式，以“綠色+”為模式的新型土地意識以及城鄉居民優越感逆轉將成為穿青人地區，甚至西部民族地區農村社會變遷的未來趨勢。
關鍵詞:農民生計；生計方式變遷；土地意識；社會變遷；穿青人
隨著城鎮化、工業化和現代化的推進，我國城鄉社會趨同化現象越發明顯。空間上，城市邊界逐漸延伸，鄉村空間變得模糊；觀念上，商品經濟和市場意識深入人心；文化上，都市文化與鄉土文化不斷接觸、影響和融合。農村社會正迎來一場經濟與文化交織、感性與理性并存的巨大變遷。我國西部民族地區經濟欠發達，是農民工的主要供給區，也是人口凈流出地區，不論是自然環境、經濟水平、社會文化，還是農民生計方式、土地意識等，都明顯不同于東中部地區。長期以來，社會各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發達地區的農村社會與經濟發展，對西部民族地區農村社會的變遷問題并沒有引起廣泛重視，而這恰恰是我國新時期西部大開發戰略、國家精準扶貧戰略實施的重要基點。本文以貴州穿青人為案例，以農民生計方式轉型、農民土地意識嬗變為切入點，揭示西部民族地區農村社會變遷的內在特征和發展趨勢。
一、生計方式與土地意識的理論
（一）生計概念與生計方式變遷的動力。
有關生計的定義，學界并未形成統一而明確的界定。Chambers · Conway提出，生計就是謀生的方式，它建立在能力、資產和活動基礎之上。Carney · D認為，生計是包括能力、資產以及一種生活方式所需要的活動。李劼認為，生計類似于謀生，生計方式類似于民間的“過日子”，其實質是指維持生存的手段。總體來講，從生計多樣性角度展開研究的學者認為，生計包括資產（包括自然、社會與金融資本等）、行動和資產獲取的途徑；從生計可持續角度展開研究的學者認為，生計由生活所需要的能力、資產以及行動組成。
農民生計方式變遷的動力問題并未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本文認為，該動力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城鎮化的推動。快速發展的城鎮化和工業化，不僅從空間上逐漸模糊了城鄉的邊界，形成城鄉結合部，使得城鄉居民的交流互動變得更為頻繁，農民生計觀念發生改變；而且城鎮化建設過程帶動了勞務、交通、住宿、餐飲、建材等若干就業，而就業的主力是農民。此外，城鎮的資金、技術等生產要素瞄準商機“下鄉”，農村的特色種植養殖、旅游開發等領域不斷吸收社會各界的生產要素資源，農村生計環境發生改變。二是鄉村要素裂變產生的拉動。隨著國民收入的大幅提高，城鎮居民的休閑、旅游、度假等精神需求大幅度提升，對安全食品的需求、對養生養老的需求讓農村清新的空氣、無公害的蔬菜、優質的自然風光成為了生計要素。由此催生了農村特色種植養殖、鄉村旅游、商貿物流等行業，促使農民由傳統生計向現代生計轉型（圖1）。
圖1 農民生計方式的變遷動力
（二）土地意識及其與農民生計方式的關系。
“土地意識”早期主要出現在文學之中，被用來描述農民的土地情結，如薇拉·凱瑟在《啊，拓荒者！》中多次流露出農民的土地倫理意識。王偉認為，土地意識就是對土地的依存、珍視、迷戀的情感以及認知系統。陳勝祥認為，土地意識可理解為農民關于土地及其產權和制度的態度，包括農民的土地情結、土地所有權意識、土地其他權利意識、土地保護意識等。徐貴將土地意識、小農意識和鄉土意識進行了對比，認為土地意識將土地作為社會地位和財富資源的象征，小農意識是將土地作為生活的基本保障，鄉土意識是將土地作為精神家園和情感寄托。夏金鳳認為，土地情感、土地認知和行為傾向構成了土地意識的主要內容，土地情感主要指土地相關體驗和主觀感受，土地認知指土地實踐中的相關知識，行為傾向指土地相關的利益計算與權利意識。李保東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農民土地意識變遷呈現三個階段，一是土地改革時期的“土地公平私有”意識；二是農村集體化時期，屬于土地歸屬不清和產權模糊時期；三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下的“平均地權”意識。康來云將1978年以來農民土地意識劃分為喚醒期、迷茫期、低谷期以及提升期四個階段。
圖2 農民生計方式與土地意識嬗變的關系
筆者認為，土地意識的嬗變與農民生計方式的轉型密不可分。從時間維度來看，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民土地意識變遷呈現階段性的特征。第一階段是土地意識的強化階段。時間跨度從農村家庭聯產承辦責任制實施以后至20世紀90年代初。該時期，農民的生產熱情高漲，積極性被激發出來，農民生計方式以農業耕種為主，土地是農民的命根子，農民的土地意識十分強烈。這種強烈的土地意識反過來又鞏固了農民的傳統農耕生計方式。很長一段時期里，不事農耕、不做農活的人被視為游手好閑，不務正業。第二階段是土地意識淡化階段。20世紀90年代以后至2000年左右，農村家庭聯產承辦責任制逐步暴露其弊端，同時隨著農藥、化肥、農業機械等先進生產力的普及，農村開始出現閑置勞動力，農民生計意識開始出現從解決溫飽向發家致富轉變，農村勞動力外出務工從一人一戶向整村外出轉變，大批的農村勞動力移出農村，成為城市打工者。這一時期，農民的土地意識逐步弱化，兼業農民成為主流，純粹從事農耕的農民被認為沒有本事，農村土地撂荒在這段時期也較為嚴重。這種情況影響了年輕一代，“80后”和“90后”基本不會農耕技術，也沒有從事農耕的意愿，農民生計意識發生重大變化。第三階段是土地產權意識加強階段。2000年以后，農村土地流轉如火如荼，高速公路、鐵路建設、城鎮化建設等需要大量的土地，農民開始意識到土地的資產價值，這段時期，農村土地私自流轉，租借、售賣屢見不鮮，農民的土地產權意識和權利意識強化。
從農民生計方式與土地意識嬗變的關系來看，在農耕為主要生計方式時期，農耕文化傳承順其自然，農民的土地情感和認知都很強，農民生計方式單一，生計觀念基本不變。在務工為主要生計方式時期，農耕人數減少，人員結構以中老年為主，農耕意識、土地情感、土地認知弱化，農民生計方式開始轉型，農村生計方式呈現多元化。近10年來，隨著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和新農人回歸鄉村，農業種植大戶、鄉村旅游、農村商貿物流產業開始興起，農村生產要素開始出現裂變，土地本身的生產屬性減弱，土地的其他權益屬性增強，農民的土地意識轉變為土地的權益意識和資產意識。這種意識對農民生計方式轉型帶來了巨大推動（圖2）。
二、穿青人生計方式特征與土地意識的嬗變
穿青人信奉五顯神，崇拜山魈，享受國家少數民族政策，目前總人口約70萬，主要分布在貴州省納雍、織金等縣。長期以來，該地區經濟發展明顯低于國家和貴州的平均水平，屬于國家級貧困縣。
學界有關穿青人的研究主要偏重于從族群、文化、歷史等角度來進行探索。研究穿青人生計方式和土地意識的文獻很少，李裕林系統分析了穿青人的文化問題，其中手工工藝部分涉及歷史時期穿青人的生計方式問題。織金縣政協編輯的《穿青人歷史與文化》在論述穿青人社會經濟發展部分涉及到穿青人的生計問題。總的來說，穿青人農民生計方式和土地意識問題未引起學界的重視。
（一）穿青人生計方式與土地意識。
筆者對貴州織金、納雍等地穿青人進行了實地考察和深度訪談，發放問卷調查230份，收回有效問卷190份，深度訪談40多人。調查表明，穿青人生計方式主要分為四種：打工為主型、農耕為主型、經商為主型、手藝為主型。從生計收入方面看，打工為主型家庭年均收入為5.8萬元；農耕為主型家庭年均收入為2.5萬元；經商為主型家庭年均收入為6.7萬元；手藝為主型家庭年均收入為5.4萬元。相比而言，經商型和打工型家庭收入最高，農耕型家庭最低。從土地意識看，大部分穿青人的鄉土意識比較濃，比如在問到“致富后是否愿意在城市安家”時，有176人持否定態度，其中常年外出打工的65人中，有10.7%的人愿意留在城市；農耕為主的110人中，有4.5%的人認為，如果富裕了，愿意去城市生活；經商為主的10人中，有2人認為住在城市便于經商，可能會生活在城市；手藝為主的5人中，沒有人提出想生活在城市（可能因為數據樣本較少）。在回答“收入提高后最大愿望是什么”時，190人中，有58.9%的人提出想修繕自家的房子，或者重蓋小洋樓；想在省城或縣城購買商品房的占13.2%；想“改善物質條件，教育好子女”的占11.1%；其他回答的16.8%。被問到“如果以后脫離農耕生產之后，打算如何處置自家土地”時，55.3%的人回答“讓親戚、鄰居代種”；18.9%的人回答“有合適的價格就賣給人家”；6.8%的人回答“沒人耕種只能拋荒，但不愿白送人”；18.9%回答“沒想好、或等待政府開發占地”（詳見表1）。
（二）穿青人生計方式與土地意識的特征。
1.務工+賺錢修屋。穿青人大批外出務工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末，尤其是2000年以后，在省內貴陽、云南、廣東、福建等地從事建筑、搬運、餐飲服務、裝修等行業的穿青人開始增加。穿青人勤勞能吃苦，省吃儉用，積攢收入的最大愿望是回家修繕房屋，把自家房子修得漂漂亮亮。筆者在納雍縣、織金縣以及貴陽等地深度訪談穿青人務工人員約30人，發現穿青人面子觀念比較重，尤其熱衷于賺錢修屋。當收入積攢到10萬元以上時，85%的人希望再打幾年工就回家修新房子。當收入積攢到20萬元以上時，63%的人選擇到縣城或鎮上購買商品房。此外，從穿青人農村的走訪來看，鋼筋混凝土結構的新房屋、小洋樓基本上屬于經商型和打工型家庭，而農耕型家庭一般以磚瓦房和土坯房為主。
2.農耕：生活清苦。穿青人種植的農作物既有水稻、玉米、洋芋等糧食作物，也有茶葉、烤煙、金銀花，核桃等經濟作物，并且多數家庭有飼養牛、羊、雞、鴨的習慣。農耕留守家庭收入普遍較低，生活清苦。如一戶陳姓家庭，上有父母常年有病吃藥，夫妻兩人40多歲，下有3個子女，大女兒讀大學，二女兒在廣東外出務工，小兒子讀初中，夫妻倆依靠5畝土地（加上代種和開荒可能超過5畝），每年產約1萬斤土豆，產約0.5萬斤玉米，養雞鴨30余只，除去成本，每年凈賺約0.5萬元。此外，丈夫閑時在納雍縣城打工，每年能收入約1萬元，二女兒每年能寄回0.5萬元，家庭總收入約2萬元。支出部分，兩個小孩的學費和生活費每年約1.9萬，父母看病需要約0.6萬元（除去農村醫保部分），一家人日常生活開銷0.2萬元，人情送禮0.2萬元，每年開支約2.9萬元，每年欠債0.9萬元。這種入不敷出的情況在穿青農村家庭并不少見，但他們骨子里仍然有股舍不下的鄉土情，當被問到“是否想出去打工，改變現狀”時，往往回答“沒有什么技術，出去也做不了什么”、“上有老，下有小，出不去，年紀大了，也不想出去折騰了”。
3.經商：不離鄉土。“穿青人善經商，經商的也不少，但大款沒得。”一位穿青老者如是說。調查中發現，10戶經商戶中有2戶在城鎮購買了商品房，同時也在農村有宅基地和磚瓦房，平時兩頭都住，自家的土地仍然還在耕種，只是交通條件不好、貧瘠的土地讓給親戚耕種。有一9口之家的勾姓家庭，男主人從事過土雞販賣、水泥銷售、大豆販賣等行當，近幾年以屠宰和販賣生豬、零售豬肉為營生，女主人從事傳統農業耕作，閑時幫忙照料生意。兒女7個，其中工作1人，大學生2人，初高中3人，小學1人。每年用于小孩教育和生活費用支出超過4萬元，人情、抽煙、油鹽米醋茶等生活支出約2萬元，合計支出達6萬元。男主人經商每年收入8-10萬元，女主人從事農業耕種和養殖收入0.5-1萬元，家庭總計收入約9萬元，全年能盈余2-3萬元。另一陳姓建筑包工頭，常年在織金、納雍等地從事建筑工程承包，年成好時收入達10-15萬，不好時收入4-5萬。他在納雍縣城有商品房，在農村也修了小洋樓。由此可見，經商農民生活條件要明顯好于其他類型，但穿青人經商，多數小富即安，離土不離鄉。
4.做手藝：農藝兼顧。穿青地區是手工技藝的富集區。據調查，穿青地區主要有以下六類手工技藝。一是刺繡類，穿青婦女擅長在頭巾、布鞋、衣領、袖口等上面繡各種花紋圖案；二是草鞋類，穿青人歷史上不僅自用草鞋，也用于市場交易，但如今編織草鞋和穿草鞋已經明顯減少了；三是竹編類，穿青人生活中常用竹編類工具，偶爾也在市場上銷售，但以自用為主，交易量很小；四是木工，穿青木匠會打桶、制柜、摳瓢等木工技藝，制作水平較高；五是泥瓦工，早期穿青人精于土筑墻建造工藝，近年來，土筑墻建筑越來越少，現代建筑越來越多，部分泥水工匠也在轉型，學習現代房屋的泥水工藝技巧。六是砂陶工，穿青人地區有悠久的砂陶工藝歷史，如今仍然在傳承和發揚，如織金縣以那鎮沙田村的砂陶產品省內外聞名，砂陶匠人以此為生計，每年可創收0.5-0.8萬元。總體上，穿青人的手藝更多是文化傳承、生產自用，只有部分人以此為輔助生計，補貼家用。即便是以此為生計的匠人，也沒有放棄農耕生產，仍然是兩者兼顧，忙時農耕，閑時以手工技藝補貼家用。
表1 穿青人農民生計方式與土地意識
三、結論與啟示
綜上所述，穿青地區農民的生計方式已經呈現多元化，但仍以農耕生計方式為主，打工生計方式已經改變了穿青人的傳統生計格局，經商型生計和手藝型生計方式還不是主流。穿青人土地意識也發生了較大變化，隨著都市文化的沖擊，以及自身觀念改變，經商型生計群體和外出務工群體的鄉土意識變弱了，在條件允許時，愿意離開農村的人數比例達到7.4%。對土地的認知也發生了改變，從事農業耕作的人數在減少，從事農耕人員的年齡在變大，脫離農耕的愿望更強了；同時，對土地的權益意識加強了。
穿青地區農民生計方式轉型與土地意識嬗變是我國西部民族地區農村社會變遷的一個縮影，“山雨欲來風滿樓”，西部地區農民的生計方式和農村土地流轉將何去何從？文化涵化理論認為，一種文化在與其他文化的接觸、交流過程中，會產生變遷，形成新的文化適應和變異。農村社會變遷是永恒的主題，只有快慢的不同。就西部地區而言，除了城市文化的涵化作用之外，另外兩個重要因素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一是包括空間、文化、觀念在內的快速城鎮化的推進，引起了農民土地意識的根本性變化，經濟理性取代了感性，現代生活打開了傳統社會的“大門”；二是鄉村要素稟賦的裂變和逆轉。數年后，鄉村可能不再是貧困落后的代名詞，“鄉巴佬”也不再是農民的陋稱，現代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越高，鄉村的生態環境、綠色食物和鄉土文化變得越發珍貴，“看得見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將不再是一種記憶，而是一種優雅而文明的生活方式。可以想象，西部地區農村社會在若干年后有可能會呈現另一番景象。
一是新型農民生計方式的形成。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鄉土的才是珍貴的，西部民族地區具有天然的氣候生態條件和優質的鄉村旅游資源，不論是休閑度假、避暑養生，還是周末農家民俗旅游等，都具有發展潛力。近年來，每年夏天重慶有超過5萬人趕往貴州、云南、湖北利川等地方避暑度假，城市居民周末下鄉住別墅、自駕游也已成為一種時尚。因此，通過加強鄉村道路建設提高通達度，通過娛樂設施、互聯網等建設提高鄉村生活品質，進而推動農村離土不離鄉的旅游就業，帶動農產品、手工藝品的商品化，從而帶動土地附加經濟價值的增加，增強農民的鄉土自豪感，形成“務工農民返鄉創業、農耕農民本土就業、手藝農民旅游興業、經商農民振興家業”的新型農民生計方式，它將成為一種可能。
二是新型土地意識的產生。當今，安全食品、綠色食品已經成為奢侈品，而農村自家肥種植出來的農產品、自家院子養出來的雞鴨更是成為了珍品。“小鍋菜”比“大鍋菜”香，農業規模化生產代替不了傳統小戶農業，過去三十年里，“不施化肥，不打農藥，不用激素”的原生態農產品從普通產品到幾乎絕跡，如今又變成了珍貴食品，在這個回歸的過程中，伴隨新型職業農民的出現、新農人的出現、原生態農莊的出現，農民的土地意識從拋荒、賣地、代耕到新型農耕意識的回歸將成為一種可能。
三是城鄉居民優越感反轉。城鄉居民的身份是歷史形成的，很長一段時期，我國農民向往城市生活，追求城市戶口。這種局面在發達地區已經被打破，農村居民購買商品房即可獲得城市戶口，但農民不愿意了，城市居民想購買鄉村土地修房建別墅，但被拒絕了，這意味著鄉村的資源稟賦開始出現了裂變。隨著西部地區農戶收入的增加，尤其農村交通條件的改善，小汽車和互聯網在農村普及以后，農民既可以享受鄉村優質的生態環境、綠色食品和淳樸的鄉土文化，也可以享受城市的現代醫療條件和信息交往需求。如果城鄉居民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出現了反轉，那城鄉居民優越感逆轉就將成為現實。
作者簡介：熊正賢，長江師范學院教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3期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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