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到襄陽調研，襄陽市水利局黃局長講，農村中小型水利設施普遍管護不好，嚴重影響了農業生產。因為灌溉不便，之前旱澇保收的農田正在拋荒。最近幾年，國家在水利設施建設上花錢很多，問題是管護不行，責權利不統一。如何管護好農村中小型水利設施？能否通過市場化改革將農村中小型水利設施產權明確到人實行私有化呢？黃局長認為，私有化方向的農村水利設施改革是萬萬不可的，只要農村中小型水利設施私有化了，農村就必然要出現新的“南霸天”。
黃局長關于中小型水利設施市場化、私有化就會出現南霸天的警告可謂觸目驚心。何以有此判斷？
分田到戶至今，中國仍然有2億多戶小農，按大約20億畝耕地均分，戶均不過10畝，是典型的小規模經營。在當前農村大量青壯年勞動力進城、農村中承包戶與經營戶已發生相當分離的情況下面，千家萬戶分散小農基本上不可能自發組織起來解決灌溉問題，其中原因是無法克服搭便車問題。一般來講，為農田提供灌溉的中小型水利設施與分散小農之間對接，最大難題就是難以解決交易成本過高的問題。具體地講，中小型水利設施要為流域范圍內的農田提供灌溉，這些農田可能分屬若干行政村上千戶農戶，因為位置、種植結構、水源條件的差異，不同農田對灌溉的需求是不同的。，在流域范圍內，中小型水利設施很難精確計量流入每塊土地的水量，因此難以向每塊土地精確計量收費。中小型水利設施所可以對接的最小灌溉單位應當是“三級隊所有、隊為基礎”的生產隊演變過來的村民組。問題是，現在湖北省大部分農村已在2004年農村綜合改革中取消了村民組長，村民組開會都已困難，如何可以作為一個灌溉單位來對接中小型水利設施？在取消農業稅前，湖北農村村社集體除向農民收取農業稅和三提五統以外一般還要向農民收取共同生產費，主要是用于農田灌溉。共同生產費一般按村民組來收取和使用，帶有一定強制性。中小型水利設施與村組集體對接，水就灌得下去，錢也收得上來。
中小型水利設施要發揮作用，要為農田提供灌溉，需要直接與千家萬戶小農打交道。因為無法計量每塊土地所用水量，就無法計量收費，且因為農戶的田塊相鄰，一戶用水，另外一戶的田塊也可以搭便車有水。若能搭便車，就一定會有人來搭這個便車，用了水卻不愿繳費。一戶搭便車，就會引發連鎖效應。結果就是，中小型水利設施可以為千家萬戶農戶提供灌溉，卻無法計量收費及無法克服搭便車的問題。
正是因為難以從千家萬戶小農那里收取水費，湖北省農村稅費改革和取消農業稅后，既取消了村民組長，又取消了共同生產費，村民組不再是一個最基本的灌溉單位，最基本灌溉單位下降到了農戶。其結果就是，湖北省為農田提供灌溉的中小型水利設施就既無法為農戶提供有效灌溉，也更不可能克服農戶的搭便車行為，以及從農戶那里收到水費。也是因此，無論國家提供多少財政資金來建設農村中小水利設施，農民都無法從中受益。農戶因此普遍回到一家一戶傳統小農經濟時代，靠挖堰塘、打井來解決灌溉問題，或者靠天收。遇到極端天氣則由地方政府出面組織尚可運行的各種水利設施來為農民放政治水：這個特殊時期的灌溉費用由地方政府承擔，不向農戶收，也不可能收得起來。
既然當前農村中小型水利設施很重要，卻因為解決不了管護問題以及無法克服搭便車，那么，能否通過產權改革，將農村水利設施私有化，從而做到責權利的結合呢？
因為灌溉本身的特點，中小型水利設施具有極其重要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若解決了中小型水利設施與千家萬戶小農的對接問題，則農戶不用遭受干旱之苦，也不用費勁地自己打井挖堰來解決灌溉難題，中小型水利設施因為提供灌溉而有收益，兩全齊美的事情。
要兩全齊美，就首先要解決中小型水利設施如何與單家獨戶小農對接的問題。一種最為經常用到的辦法就是通過暴力來防止搭便車。也就是說，中小水利設施承包到人了，這些承包人為了維持水利設施的有效運轉，將水賣出去，他們就一定要通過暴力來對付違反規則不交灌溉費用的人。若他們的暴力威脅有效，他們就可以順利地解決水利設施與農戶對接的難題。若威脅無效，暴力就會使用，一旦使用就會依賴，南霸天也就自然出現了。
這個道理在農村民間借貸中也存在。在正規金融無法與分散的、剩余很少的小農對接情況下面，農戶有應急的需要，要借錢，正規金融部門不愿借，就只能向民間金融借。民間金融的特點是利息比較高，若錢借出去，能按時收回本息，這個民間金融就有利可圖。能否按時收回本息？關鍵是，民間金融不能象正規金融那樣與小農打交道，而是在熟人社會中，憑借實質正義其背后是暴力來收回本息。幾乎所有民間高利貸背后都是灰黑勢力支持，這應當是不奇怪的事情。
如何解決農田灌溉問題？唯一辦法依然是重建統分結合、雙層經營的農村基本經營體制。唯有真正建立了可以為單家獨戶小農不好辦、辦不好和辦起來不合算的事務的村社集體，中國農民才可能較便宜地獲得生產基本條件，農村才可以成為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
2015年8月13日下午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區域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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