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秦巴山片區S市農村扶貧調研成果為中心
摘要：秦巴山片區作為我國劃定的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之一, 是當前我國農村精準扶貧工作的主戰場。對秦巴山片區農村精準扶貧工作開展深入調研, 不僅有助于解決農村扶貧工作中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和結構性弊端, 對于今后構建全國扶貧大格局也有一定的積極意義。S市是秦巴山片區特殊困難地區, 五年來開展精準扶貧工作, 既面臨許多客觀難題, 也存在著主觀誤區和實踐偏差。深入推進精準扶貧要堅持扶貧與扶心相結合, 做好精神扶助工作;激發扶貧干部的創業熱情;扶貧搬遷要因地制宜;產業扶貧要統籌協調、調整結構。
一、引言
眾所周知, 由于自然地理條件落后、社會生產力不發達、經濟發展不平衡、社會結構不平等、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等客觀原因導致的貧困現象, 一直是世界歷史上無法徹底根除的社會頑疾。做好扶貧工作, 幫助貧困人口脫離貧困、改善生活, 不僅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 也是當前我國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緩解社會矛盾、改善人民生活所面臨的一項極為重要的政治任務和經濟任務。[1]新中國建立后, 在黨和政府的領導幫助下, 各地區、各部門開始有計劃、有組織地在農村地區開展大規模扶貧工作, 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農村貧窮面貌, 也幫助部分群眾逐步走向了富裕之路, 但是仍有相當多的地區和人口尚未脫貧。上世紀80年代中期, 黨中央開始大規模調整扶貧政策, 要求從上到下設立專門扶貧機構, 探索出了劃分貧困縣、提供扶貧專項資金等扶貧模式, 經過近30年的不懈努力, 扶貧工作取得了歷史性成績。截至2012年, 我國累積減少2.5億貧困人口, 如果按照聯合國相關標準, 中國共減少6.6億貧困人口, 是全世界減貧人口最多的國家, 減少的貧困人口超過全球貧困人口的70%, 創造了世界扶貧史上的“中國奇跡”。但是因為貧困人口基數巨大、區域發展條件限制、扶貧資源使用分散等原因, 2012年年底仍有將近一億人口尚未脫貧, 各項貧困數據仍然不容樂觀, 要想實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 每年至少要脫貧1200萬人以上, 時間緊、任務重、落實難是全國上下開展扶貧工作面臨的現實問題。黨的十八大以來, 以習近平總書記為核心的黨中央高瞻遠矚、審時度勢, 立足于黨和國家長治久安、興旺發達的戰略高度全力支持扶貧脫貧工作, 在總結成績、反思弊端、結合實際的基礎上, 充分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 為中國脫貧攻堅提出了精準扶貧的方略。通過優化頂層設計、統籌扶貧資源、堅持精準施策等措施, 在全國上下的共同努力和社會各界的廣泛參與下, 精準脫貧攻堅戰取得了決定性進展, 截至2017年, 共有6000多萬群眾穩定脫貧, 貧困發生率從10.2%降至4%以下, 精準扶貧戰略取得了令人滿意的成果。但是也必須清醒地看到, 精準扶貧工作還存在很多不足, 面臨很多困難和挑戰。主要是重度貧困地區貧困率和返貧率仍然居高不下;粗放式扶貧方式依然存在;脫貧質量和效益還不高;貧困戶和扶貧干部的積極性尚需提高;貧困地區黨組織建設存在不少薄弱環節。這些困擾精準扶貧的問題必須著力研究解決。[2]
秦巴山片區作為我國劃定的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之一, 與其他13個地區相比, 秦巴山片區具有貧困范圍廣 (覆蓋六省市共八十多個縣市區) 、貧困程度深、貧困人口多、致貧返貧原因復雜、內部差異大、地理位置偏僻、自然環境惡劣、氣象地質災害多發、生態系統脆弱、基層設施建設滯后等特征。根據國家扶貧辦發表的最新消息, 2016年年底, 如果以國家最新標準農民年人均純收入2300元測算, 貧困人口共有367.9萬人, 貧困發生率為10.3%, 比全國貧困發生率高6.2個百分點, 比西部地區平均水平高3.8個百分點;農民人均純收入僅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61.3%。[3]而S市位于秦巴山腹部地區, 轄區內的五縣一市二區全部是國家級貧困縣, 同時也是南水北調中線核心水源區、國家重要生態功能區、生態文明示范區和汽車產業基地。S市版土面積26360平方公里, 轄五縣四區, 總人口380萬人, 2013年底全市83.6萬建檔立卡貧困戶, 2017年初共減貧63.4萬人, 是研究秦巴山片區精準扶貧工作的典型樣本。
2017年10月, 為著力推進中央精準扶貧戰略的貫徹落實, 總結當前農村精準扶貧的做法和經驗, 深挖扶貧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并給出針對性的意見和建議。調研組在當地黨委和政府的支持安排下, 隨機選定了S市國家級貧困縣A縣作為精準扶貧調研對象。這次調研工作分為調研摸底、隨機抽查、實地查看、全面考察、形成報告五個階段。調研組在查閱扶貧工作資料的基礎上, 先后聽取了扶貧辦、財政局、農業局、環保局、發改委等有關部門的工作匯報, 然后從A縣省定建卡立檔貧困村中隨機抽選了八個貧困村作為調研對象, 深入基層一線向建檔立卡貧困戶、鄉鎮扶貧負責人、扶貧駐村書記、村兩委班子、脫貧致富帶頭人和周邊群眾開展調研, 重點考察了S市精準識別、產業扶貧等方面的情況。在調研過程中, 調研組堅持目標導向、問題導向、方法導向, 綜合運用了談話走訪、聽取匯報、實地查看、暗訪抽查、調查問卷等多種調研方式, 形成了一批有價值的調研成果。
調研組認為, 自精準扶貧戰略實施以來, S市通過立足精準、結合實際、加大投入、多方參與、完善監督等方式, 推動精準扶貧向縱深發展, 貧困發生率大幅度降低, 貧困群眾生活質量進一步提高, 扶貧取得了顯著成績。但在精準扶貧實施過程中還存在工作政策落實和支持力度不夠、精準識別率有待提高、貧困戶脫貧動力不足、扶貧干部辦事能力和創新意識不強、扶貧手段單一、融資問題突出、資源投入不均衡等問題, 必須引起各方的高度重視。下文將以本次調研的相關成果為中心, 總結S市精準扶貧工作所面臨的客觀難題、主觀誤區和實踐偏差, 并提出有針對性的意見建議。
二、S市精準扶貧推進現狀分析
S市是秦巴山片區有名的山城, 因為自然條件的限制一直沒有得到有效的開放, 建國以來也一直缺少強有力的政策支持和資源投入, 使得當地的經濟發展相對落后, 農村地區更是處于深度貧困狀態。改革開放之后, 通過普惠性的政策措施和黨員群眾的不懈努力, S市的大部分地區和群眾逐漸走出貧困, 但是扶貧工作仍然任重道遠。從貧困區域分布圖來看, S市的深度貧困地區點多、面廣、線長, 主要集中于地理位置偏遠、生態環境脆弱、地形地勢復雜、各項災害多發等地區, 加上生產力發展不充分、扶貧力度不足、信息閉塞、資源投入不均、基礎設施建設滯后、貧困人口流動分散、義務教育和基本醫療投入不足等因素的疊加影響, 使得S市的扶貧工作長期處于舉步維艱的狀態。精準扶貧戰略實施以來, 黨中央確定了中央統籌、省負總責、縣市落實的垂直管理體系和“八梁四柱”的頂層設計, S市也開始集中力量攻堅克難, 但是仍然有很多客觀難題無法解決。
(一) 自然條件復雜, 扶貧難度高
S市域內地形地貌主要以丘陵、低山、中山和高山為主, 為數不多的河谷平地和山間盆地也被河流分割得支離破碎, 當地的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開發成本一直居高不下。加上巖性軟弱、山體結構較為破碎、降水量較多等原因, S市滑坡、崩塌、地面塌陷、泥石流等地質災害多發易發。尤其是近些年來, 隨著城鎮建設、道路建設、水利水電建設、土地利用與開發、采礦、旅游規劃建設等各項經濟工程的加快推進, 使得原本脆弱的生態環境更加不堪重負, 地質災害越發呈現出發生種類多、分布廣、頻率高、危害大的典型特征, 給當地居民造成了重大損失和嚴重威脅。在調研過程中, 當地群眾用“脫貧致富才一年, 下雨三天又返貧”來形容氣象地質災害給扶貧工作造成的困難。調研數據顯示, 在S市貧困人口中,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占87.1%, 文盲半文盲比例為13.5%, 教育水平的低下導致很多貧困群眾無法充分了解扶貧政策和準確填寫扶貧信息。超過65%的貧困戶封建思想嚴重, 存在“多養多富、少養少富”的心理, 認為自己“不多生幾個會被人欺負”。從貧困群體分布來看, 殘疾人、孤寡老人等需要政策兜底的貧困人口約占43%, 因災因疾致貧返貧的約占40%, 因為家庭人口負擔過重、沒有一技之長、缺少融資手段、缺乏產業支撐、致富信息閉塞的貧困戶約占17%。由此可見、生存環境惡劣、發展基礎薄弱、生產生活方式落后、貧困群眾文化程度低仍然是S市扶貧開發面臨的主要困難。
(二) 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 改善難度高
“要想富, 先修路。”強化基礎設施建設帶動脫貧致富可以說是扶貧領域的共識。但是因為S市“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地貌限制, 加上缺少穩定的資金投入, 直接導致了市內基礎設施建設嚴重滯后, 改善難度大的基本情況。根據相關部門提供的資料, 全市目前仍有30%的貧困村尚未通路。在基礎設施建設過程中, 因為S市地質狀況復雜、設計施工難度較大、后期維護困難等, 直接導致工程造價預算嚴重超標, 建設成本甚至達到同類平原地區2~3倍。在精準扶貧過程中, 中央很多時候只是根據平原地區標準為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配套資金和項目補貼, 這就導致地方財政必須承擔更高的項目配套資金, 有的項目配套資金比例甚至達到60%~70%, 使得貧困地區原本就不富裕的財政資金背上了更加沉重的包袱。即便是已經通行的公路也因為維護費用高昂、承載能力不足、交通事故多發等原因導致使用率和通達率低下, 這些都嚴重影響了S市農村地區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除此之外, 飲水、供電、住房三大老問題都沒有得到根本解決, 23.74%的貧困群眾只能依靠井水和山泉水, 22.28%的群眾晚上只能依靠煤油燈照明, 11.23%的貧困群眾住房安全無法保障。
(三) 產業結構簡單, 經濟負擔重
和很多貧困地區一樣, 雖然S市礦產資源豐富, 但是因為綜合開采難度太高, 資源優勢并未轉化為經濟優勢, “傳統農業+外出務工”仍然是當前S市農村主流的經濟模式。在農業發展上, 由于可耕種土地少且分散、土地貧瘠, 農業基礎設施薄弱, 抗旱抗澇能力差, 農業發展組織化和科技化程度低, 導致中低產田占總耕地面積的80%。加上農產品深加工能力弱、沒有形成地域特色和有影響力的農業品牌, 農業很難成為支撐貧困群眾脫貧致富的支柱經濟。2016年S市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514元, 僅相當于全國12363元的68.8%。在工業發展上, 山區的工業開發難度要遠高于平原地區, 要想達到“通水、通電、通路、土地平整”的工業開發標準, 資金投入要超過其他地區的2~3倍, 靠引進或者培育大型企業帶動脫貧難度非常高。同時, S市也是國家南水北調中線工程的重要水源區, 近些年來為支援南水北調工程先后移民50萬人, 一大批耕地和工業園區成為庫區, 很多移民搬遷之后失去收入來源淪為貧困群眾。為了保證水源質量, 國家對S市實行限制開發政策, 對當地的企業設置了非常嚴苛的環境保護標準, 從而導致外面的企業不想來, 里面的企業想外遷, 很多貧困群眾只能背井離鄉外出務工。
三、S市精準扶貧工作面臨的實踐困境
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年工作的基礎上, 針對過去粗放式扶貧過程中存在的扶貧方式單一、缺少長期規劃、政策連續性不足、資源使用分散等內生性弊端和體制性矛盾, 開創性地提出了精準扶貧戰略。在精準扶貧過程中, 必須要轉變過去粗放式扶貧的思維方式, 把“精”和“準”落實到脫貧攻堅的全過程, 堅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引人開方, 把各項工作做實、做細, 實現動態管理, 變“大水漫灌”為“精準滴灌”, 使得幫扶資源與幫扶對象實現精準對接、高效對接, 從而形成合力攻堅效應。但是調研組在調研過程中發現, 部分干部仍然存在穿新鞋走老路的扶貧思維, 在扶貧過程中存在工作思路不清晰、扶貧規劃缺少長遠眼光、可持續脫貧難度大、產業扶持覆蓋的廣度和深度不夠、忽視貧困戶的思想教育, 甚至存在“表格脫貧”“被脫貧”的實踐情況。[4]這些思維誤區和實踐偏差, 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精準扶貧在農村的落實程度, 并產生了以下實踐困境。
(一) 貧困戶主動脫貧積極性不高, 存在“等靠要”思想
在精準扶貧過程中, 貧困群眾既是脫貧致富的對象和主體, 也是脫貧致富的重要力量。再好的政策和措施也只是外部條件, 貧困戶要想脫貧, 首先要樹立起自強自立的昂揚斗志。在調查的貧困人口中, 23%貧困戶對脫貧的積極性不高, 認為扶貧只是政府的事情, 政府說什么就是什么, 政府說窮就是窮, 政府說富就是富。37%的貧困戶強調自己沒有脫貧致富的能力和資金, 只要政府干部按期給送錢送物就行, 基礎設施建設怎樣和產業發展有沒有無所謂。甚至有少數貧困戶套用扶貧資金、變賣扶貧物資, 甚至認為“反正脫貧需要我簽字, 干部滿足不了我的要求就要被撤職”。在調研過程中, 一些群眾直接找調研組反映情況, 要求將自己納入貧困戶。部分群眾為了獲取貧困資格, 甚至采取不勞動、偽造傷病證明、隱藏賤賣家庭財物、全部外出務工、遺棄孤寡老人等手段。有的困難群眾把評為貧困戶視之為榮譽, 甚至大擺宴席、放鞭炮慶祝。這些問題讓很多辛勤勞動的群眾產生了“爭當貧困戶”的心理, 一些地方也出現了“干部扶貧, 群眾圍觀”的怪現象。
(二) 扶貧干部存在一定的負面情緒
在調研過程中, 79%的干部認為精準扶貧工作存在一定的形式主義傾向。有位分管扶貧的副鎮長拿出會議記錄本, 在過去一年的時間里他參加大大小小的扶貧會議共一百余次, 名目繁多的會議讓他疲于奔命。有很多扶貧干部反映, 光采集數據、填報資料就花費了大量時間, 加之政策變動, 扶貧信息又要實行動態管理, 有時候剛剛填好的又必須重新采集, 有些地方光整理扶貧檔案就超過十次。也有扶貧干部反映, 現在扶貧檢查非常多, 而且驗收標準和說法也不夠統一, 國家標準僅僅為2300元, 但是經過省市縣的層層加碼, 到了基層驗收標準可能就到五六千元。與此同時, 基層黨組織建設也存在弱化老化問題, 所調研的8個村黨員平均年齡為46.7歲, 村書記平均年齡為52.4歲, 加上文化水平和社會閱歷有限, 對精準扶貧的各項政策不是很清楚, 存在“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思想傾向。
(三) 貧困戶認定精準度有待提高
當前貧困戶的評定主要根據家庭年人均純收入和群眾評議來決定, 但是當前階段農民經濟收入存在多樣化和不可知性, 加上中國人情社會的固有缺陷, 這樣就導致三大問題:一是現在農村有很多年輕人都長期外出務工, 但是留守家人填報收入的時候總是強調務工收入低、生活開銷大, 要求將自己納入貧困戶范圍給予救助, 這就給核查工作帶來很多困難。二是現在成為貧困戶必須要經過村級民主評議公示, 但是有少數貧困群眾因為長期獨居, 導致其性格孤僻乖張, 與村干部和周圍群眾缺少人情來往, 從而很難通過民主評議。在貧困戶認定過程中, 與村干部和街坊鄰居關系融洽的群眾確實很容易被評為貧困戶。三是國家要求對貧困戶實行動態調整, 要求已經穩定脫貧的必須退出扶貧系統, 遺漏或者返貧的要及時納入。但是在具體操作過程中, 很多貧困戶千方百計隱瞞收入不愿脫貧, 而新致貧、新返貧的群眾卻很難再次納入扶貧系統。
(四) 危房改造和扶貧搬遷中存在缺陷
在調研中發現, S市為了解決貧困群眾的住房困難問題, 采取了危房改造和異地扶貧搬遷兩種方式, 但是在落實過程中逐漸暴露出一些問題:一是修建房屋需要較長的時間, 但是上級政府又要求必須按期修建完成。這就導致一些貧困村在選址時比較倉促, 存在交通不便、地基不穩等問題。在房屋修建之后沒有晾曬就倉促粉刷墻壁, 貧困群眾住進去沒多久就出現掉漆情況。二是有貧困群眾反映現在異地搬遷存在“一刀切”的弊端。有的搬遷地址距離耕地太遠, 嚴重影響了群眾的生產生活;有的沒有自來水卻安裝了水沖式廁所, 而周圍也沒有配套公廁;有的僅僅修建了人住的房屋, 沒有飼養家禽家畜的配套設施, 使貧困群眾因此遭受到一定的經濟損失。
(五) 產業扶貧措施簡單化, 沒有形成合力效應
調研組認為, S市在精準扶貧過程中, 通過政策傾斜、投入巨資、引進資金等手段扶持了一批支柱產業。各個貧困村也在上級支持下因地制宜地發展特色產業, 如山地中藥材生產加工、食用菌深生產加工、高山核桃、有機綠茶、光伏聯網發電等, 雖然取得了不錯的經濟效益, 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問題:
一是資金短缺、產業設置不合理。按照精準扶貧過程中整村推進的原則, 每個村的基礎設施和產業投入至少要達到500萬元以上, 個別深度貧困村甚至需要投入1000萬元以上才能滿足要求。S市雖然要求村村有項目、戶戶有產業, 但是因為資金有限, 很多村委會只好向銀行貸款, 讓原本就不寬裕的村集體財政雪上加霜。在產業安排上缺少調查研究, 靠拍腦袋決策, 盲目追求投入小、見效快、附加值高的產業項目, 沒有充分考慮當地實際和貧困戶的文化水平, 去年養雞、今年喂牛、明年種核桃, 既浪費了資源, 也打擊了貧困戶的脫貧熱情。
二是缺少科學長遠規劃和統籌部署, 資金投入存在“撒胡椒面”問題。部分扶貧干部仍然存在送錢送物的“輸血式扶貧”做法, 在產業選擇上貪圖方便, 沒有處理好“小生產”和“大市場”之間的問題。有困難群眾向調研組反映, 今年飼養的土雞要出欄, 但是因為附近飼養土雞的貧困戶太多, 直接導致土雞價格暴跌, 仔細核對之后自己并沒有收入多少。在調研中, 很多貧困村開展的產業扶貧項目大都雷同, 主要以低端養殖業和種植業為主, 加上缺少穩定可靠的質量管理體系和銷售渠道, 這些農產品只能在本地銷售, 很容易導致供大于求, 甚至讓一些貧困戶貧上加貧。
三是產業扶貧過程中沒有充分利用市場資源。各級黨委在制定產業扶貧政策之時存在一刀切的思維方式, 對產業發展中的困難估計不夠, 沒有充分發揮大型企業和社會組織的引領作用、組織作用和資源優勢, 沒有形成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市場扶貧等各方力量有機結合的“多位一體”大扶貧格局。
四是產業扶貧缺少群眾參與。如, 現在S市為貧困戶提供小額融資貸款, 但是很多貧困戶并沒有有價值投資項目, 只能把土地和資金作為股本, 交給當地企業集中使用。但是一些貧困戶反映這些企業只是按期給自己分紅, 并沒有雇傭多少貧苦戶務工, 而且對于企業的管理和財務也不了解, 并沒有從快速發展的扶貧產業中獲得多少利潤。
(六) 不同的部門和干部對口幫扶冷熱不均
扶貧工作有其獨特性和內在規律, 不能只搞花拳繡腿, 只有深入基層一線結合當地實際情況才能找準脫貧藥方。在調研過程中, 一些貧困村書記向調研組抱怨本村的幫扶單位比較弱勢, 提供的幫扶資源有限, 一些貧困群眾也認為給他們分配的幫扶干部職位低、沒權力, 給不了多大幫助。實際情況確實如此。職能強勢部門, 如農業局、財政局、發改局等, 不僅為對口扶貧村提供了大量化肥、種子、牲畜, 還投入巨資興建基礎設施和開發產業。有的弱勢單位, 如黨校、文化局等, 只能多到貧困戶家里走動, 宣傳一些扶貧政策。一些駐村書記反映, 一些被立為“扶貧亮點”的貧困村本來已經整體出列, 但依然有大量資金注入, 而相距不遠的貧困村連硬化水泥路都沒有修通。[5]
四、深入推進精準扶貧的相關對策
十九大報告指出, 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 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是我們黨的莊嚴承諾。現在距離2020年只有2年時間, 要想確保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 貧困縣全部摘帽, 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 就必須徹底拋棄過去政府主導的單一扶貧格局, 依靠全黨全國全社會的力量, 建立“強化領導為根本, 立足精準為核心, 增加投入為保障, 各方參與為合力, 群眾參與為基礎”的扶貧大格局。
(一) 堅持扶貧與扶心相結合, 做好精神扶助工作
一是借助“互聯網+”技術重新構建扶貧數據庫。精準扶貧畢竟是個動態管理過程, 仍然采用舊式的紙質檔案管理方式, 不僅浪費了扶貧干部和貧困戶的時間精力, 而且造成了較大的資源浪費。在今后的信息管理過程中, 可以將貧困戶信息與銀行、公安、車輛管理機構、不動產登記中心等機構進行對接, 借助信息技術對貧困群眾進行精準識別。二是樹立“扶貧先扶志”的扶貧理念。精準扶貧是個長期復雜的系統工程, 要堅持“富口袋”更要“富腦袋”, 幫扶單位和干部要在走村入戶的基礎上深入細致地了解貧困戶情況, 幫助他們擺脫“等、靠、要”思想, 樹立“寧愿苦干、不愿苦熬”的精神, 同時抓好貧困群眾的勞動技能培訓工作, 通過多種形式豐富農村精神文化生活, 幫助村民成為有思想、有能力、會經營的新型農民。三是強化農村義務教育和衛生服務體系, 確保每一位貧困戶及其子女都能夠享有基本教育和衛生服務, 同時根據地方財政實力, 提高貧困戶子女教育補助和醫療補償標準, 最大限度減少“因學因病致貧返貧”現象。
(二) 激發扶貧干部的創業熱情
選拔配備一定比例的懂農業、愛農村、會扶貧的年輕干部進入扶貧一線, 強化扶貧信息的宣傳報送, 樹立一批扶貧先進典型, 對表現出色的扶貧干部給予待遇傾斜。各級黨委可以制定政策, 要求部分高校畢業生在錄用為機關干部、教師和醫生后必須先到基層服務一定期限, 并將農村工作經歷作為提升職務、晉升職稱的先決條件, 適當提高其在基層工作的政治經濟待遇。
(三) 扶貧搬遷要因地制宜
結合實際, 積極探索切合當地實際的易地扶貧搬遷新模式。在充分考慮群眾意愿的基礎上, 注重科學規劃、統籌謀劃, 處理好搬遷方案、資金安排和落實政策之間的關系, 防止出現因為趕時間進度影響工程質量的現象, 合理制定標準, 反對不切實際的建設要求, 防范出現舉債搬遷、因遷致貧的現象。在選擇搬遷地址時要充分考慮今后的市場培育、產業發展和基礎設施建設, 確保搬遷群眾搬得出、住得下、能致富。
(四) 產業扶貧要統籌協調、調整結構
產業扶貧是實現規模扶貧、穩定脫貧的基礎和根本, 在產業發展上必須堅持“長、中、短”相結合的總體規劃, 既要結合當地實際開展一些投資小、見效快的短期低端項目, 也要著眼規模大、后續發展好的中長期項目。一是要堅持以農業現代化為核心, 以土地流轉為基礎, 金融扶持為支撐, 市場需求為導向, 培育壯大一批龍頭企業。二是要進一步堅持統籌規劃, 實行總體布局, 不必過分追求“村村有產業、戶戶有項目”的無序發展模式。根據地方實際發展一批有特色、有優勢的產業項目, 發揮產業的輻射作用, 帶動大規模就業。三是以工業化帶動農業化, 引進一批勞動密集型產業解決貧困群眾的就業問題, 逐步調整工農業結構, 最大限度地延長扶貧產業鏈, 提高農產品附加值, 推動產業扶貧的發展方向、經營方式和組織制度進行改革創新。
農村全部人口按期脫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 只有始終保持脫貧決心, 把握精準扶貧、精準脫貧, 堅持標本兼治、“輸血”與“造血”并舉, 實行經濟發展與扶貧開發齊頭并舉, 社會發展與精準扶貧總體規劃, 以經濟發展鑄牢脫貧攻堅基礎, 以脫貧攻堅促進鄉村振興戰略, 才能取得脫貧致富與經濟發展的雙贏效果。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國家林業局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18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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