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召開后，鄉村振興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中央和地方政府在組織推動、資金投入方面，力度很大，但即便這樣，鄉村振興仍然面臨很多挑戰。從筆者的實踐看，如果能夠解決好市民下鄉、社會資本、商業模式、團隊培育這四個關鍵性問題，鄉村振興就有望快速健康發展；如果這四個問題解決不好，鄉村振興就有可能面臨很大困難。
關于市民下鄉
一直以來，我們國家的農村政策，主要是就農村論農村，基本上是在一個相對封閉的環境下、依托農村自身要素搞農村發展。說的更直白點，就是農村就是農民的、誰也不準進；農民在農村只能搞農業生產，靠農業收入養活自己；如果農村遇到一些實在撐不下去的事兒，政府就擠點錢出來援助一下，修修補補。這種作法，在特定的國情歷史條件下，當然是必要的，也只能這么做。但是進入到新時代，無論是按照十九大確定的強國目標，還是對標發達國家的鄉村建設水平，都是遠遠不夠的。因為我們都知道，從全國整體上看，單靠農業的收入和利潤，不僅無法承擔高品質鄉村建設的成本，就連農民生活水平的持續保障都很難做到。
我們當前在全國試點的鄉村建設新模式的核心，就是試圖跳出農村看農村，通過引導市民下鄉，為日益空心化的農村注入新的發展動能。通過這些年的實踐，我們有個初步結論：就是我們的鄉村如果要達到發達國家的水平，光靠農業很難，光靠農民工返鄉很難，光靠鄉村旅游、農家樂也很難，最終只能靠市民下鄉。在我們看來，市民下鄉有三重重大價值：第一，是短期的經濟價值，即市民的投資消費在短期內有助于快速解決鄉村建設的大額成本問題；第二，是中期的民生價值，即市民下鄉后將產生巨大的生產和生活服務需求，在中長期內能夠解決農民的持續就業問題；第三，是長期的社會價值，從長遠看這將是最重要的價值因素，即市民下鄉將為鄉村注入強大的市民知識階層，包括退休的政府公務員以及各類企業主、藝術家、高級白領、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等等，從而改變鄉村老幼相守、缺乏知識分子的人口結構，構建強有力的鄉賢階層，并借助下鄉市民的資金技術和文化素養，帶動鄉村發展和農民整體素質的提高，加速鄉村以文化為支撐的全面復興。
令人感到欣喜的是，過去幾年，在中央和地方的一些政府文件中，已經逐步出現了一些與市民下鄉有關的鼓勵性內容，主要涉及鄉村旅游、鄉村康養，盡管表述十分有限和謹慎，但已經是十分難得的進步。我們認為，對市民下鄉達成廣泛的朝野共識可能還需要較長時間，其中的關鍵就是要有好的模式。因為即便市民下鄉的方向是正確的，但如果搞法不對，也絕對不行。所以，當前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深入研究市民下鄉“怎么下”的問題。
去年以來，有部分城市發布了關于鼓勵市民下鄉租賃農民閑置農房的政策，引發了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我們認為這是十分可喜的巨大進步；但在效果上，這種讓市民與農民直接交易、分散下鄉的作法短期內雖然有助于部分農民增加一些收入，但中長期看對鄉村發展則作用有限。為什么呢？第一，受益農民的比例不大。根據某城市農委部門的統計數據，真正完全進城、徹底空置的農房比例不超過20%（我估計其它城市的比例也差不多），即便我們把這20%都租給市民了，那剩余80%的農民呢，仍然沒有任何變化。第二，市民租房的品質不高。很多市民都會把農房重新裝修一新，甚至會很有品味，但時間一長，新鮮勁兒一過，煩惱就來了：一是你的鄰居和周邊環境可能會仍然很差；二是鄉村沒有你需要的生活服務功能，因為沒有人去投資運營。第三，閑置農房的價值不高。由于環境配套和品質不高，農民獲得的租金收入不會太高，農民土地資源的價值并未得到最大化的挖掘。
總之，這種分散交易的市民下鄉政策的最終結果是市民、農民可能都不會滿意：農民沒有得到普遍和最大化的利益提升，市民也沒有得到高品質的鄉村生活體驗，并逐步喪失下鄉的熱情。從國開金融的實踐看，我們認為鄉村建設必須要有大企業、大資本、大謀劃、大運營，整體規劃實施，才能讓鄉村環境和價值得到顯著提升，從而為農民真正獲利、市民積極下鄉創造條件。在我們的運作模式中：首先，我們貫徹中央“三權分置、放活土地經營權”的要求，引導大企業下鄉，與農民合作設立鄉村統籌開發平臺，我們是在幫助農民經營鄉村，農民仍然并且始終是農村的主人；其次，鄉村開發平臺對鄉村進行全域的重新規劃布局，并投入大額資金，統籌建設農民社區、鄉村基礎設施以及生態農業、旅游休閑、養生健康等配套設施，徹底改變鄉村面貌。基于這樣的鄉村發展平臺，農民和市民才可能都滿意：對農民而言有三大好處，一是入住高品質的農民社區，二是擁有鄉村運營的股權收益，三是獲得市民下鄉后相關產業發展的就業機會；對市民而言，只有鄉村生活的環境和品質真正提升了，市民才可能在鄉村長期停留，并為鄉村發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動能。
以上，是我講的第一個也是最重要的一個鄉村振興的基石，市民下鄉。推動這樣的鄉村建設創新模式，其實是很辛苦的，先后要經歷“向地方黨政負責人宣介并達成共識、商討政府支持政策、篩選優質的鄉村開發企業、與農民溝通獲得認可、編制高品質的鄉村開發規劃、政府完成規劃和土地審批、完成創新型的融資安排”等眾多環節，最快也需要一年以上的前期籌備時間才可能開工建設。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深刻地感到，農民往往是十分歡迎的，最大的瓶頸反而在地方政府。為什么呢？就是因為市民下鄉的鄉村發展模式，需要在規劃、土地甚至社會管理方面沖破長期以來的思想和政策束縛，雖然地方政府很積極、很想干，但往往超出了地方的自主權限范圍，有心無力。
對此，我們提出兩點建議：
一是建議國家在鄉村振興的大戰略中，把市民下鄉的問題作為一個重要的、支撐性的子戰略，進行深入研究，做好頂層設計。
二是先行試點，積累經驗，漸進推進。在每個省啟動1—2個市民下鄉的國家試點項目，并授權地方政府在規劃、土地、社會管理等方面大膽創新，只要有助于農民福祉的增長和鄉村建設的高品質，就可以不受任何條條框框的限制。
關于社會資本
今年年初，中農辦一位領導講：“沒有真金白銀投入，鄉村振興干不出名堂來。”對此我十分贊成，這凸顯了第二塊基石“社會資本”的重要性。
大家都知道，無論是鄉村振興，還是特色小鎮，都要花很多錢。錢的來源只有兩個渠道，要么是政府投入，要么是市場埋單。過去幾年，根據我們的觀察，全國很多地方的特色小鎮和美麗鄉村項目，都是地方政府在買單。原因很簡單，社會資本不愿介入，地方政府又必須搞些示范，所以就只能自己掏錢了。
對此，中央領導有個要求，就是特色小鎮建設政府不要大包大攬。這是點到了“命門”。鄉村建設也是一樣，政府不要大包大攬。因為如果完全只能靠政府投入才能搞成，就說明它無法市場化運作，就無法可復制、可推廣，做它的意義就不存在了。
同時，在當前中央嚴格控制地方政府債務的新形勢下，地方政府就是想大包大攬，也做不到了。因為沒有過去那么多可以隨意花的錢了。今后，地方政府搞城市建設的資金都會很緊張，更不要說搞大規模的鄉村建設了。
所以，能否引入社會資本、減輕政府負擔，就成為特色小鎮和鄉村振興中的關鍵性問題。沒有錢，再好的設想都是空談。中國城鎮化促進會在國家發改委領導下，正在推動“千企千鎮”工程，引導企業參與特色小鎮建設，就是一個很好的嘗試。
引入社會資本不僅是解決錢的問題，還有一個更加重要的意義，就是解決特色小鎮和鄉村振興項目的長期運營和可持續發展問題。這些年，我們看到不少政府投資的特色小鎮和美麗鄉村項目，建成后運營得不好，反而成為財政包袱，就是因為政府投資在市場機制和運營團隊方面存在短板，決策機制和激勵機制不足，很難留住高素質的市場化人才。
另外，從金融的角度看，由于特色小鎮和鄉村振興項目的周期長、投入大，社會資本即便愿意參與，也很難完全靠自身全額出資，需要得到股權、債權方面的資金支持。總體上看，當前我國金融投資領域的傳統金融工具，基于觀念和風險方面的顧慮，很難支持社會資本參與特色小鎮和鄉村振興項目建設，比如金融機構對社會資本項目的投融資門檻普遍很高、資金成本也高、融資期限還短，導致很多社會資本得不到充分的金融支持，要么不敢干，要么干半截子、干不下去了、深陷其中。
對此，我們提出兩點建議：
一是設立一個服務于國家城鄉融合發展戰略的國家級基金平臺，大力支持社會資本參與特色小鎮和鄉村振興建設。這個基金平臺，不完全是為了解決項目資本金不足的問題，更是要組建一個既有國家政策視野、又具有市場化運作能力的專業團隊，研究推動特色小鎮和鄉村振興領域的重大模式創新，并幫助社會資本對接地方政府、提升運營能力、有效防控投資風險。
二是希望金融監管部門能夠引導金融機構，切實研究特色小鎮、鄉村振興的特殊融資政策。在有效防范風險的前提下，努力降低融資門檻，為特色小鎮、鄉村振興項目提供長期、大額、低成本的資金來源。
關于商業模式
第三塊基石是“商業模式”，它與第二塊基石“社會資本”是密切關聯的。因為社會資本要下鄉，必須要有商業模式，得讓它掙到錢，至少不賠錢。
多年來，社會資本之所以不愿下鄉，就是因為缺乏有效的鄉村商業模式，投入產出很難算得過帳來。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民營企業，都不能干虧本的事情。
當前，我們試點推動的以市民下鄉為核心的鄉村建設模式，就是在努力構造鄉村建設的商業模式。我們希望用前期的大投入，把農民安置好、把鄉村的生態環境和配套服務設施打造好，然后吸引市民下鄉，通過市民的投資消費，回收鄉村建設的成本，并帶動鄉村的長期發展。我們堅信，這個商業邏輯是成立的。
但是在實踐中，這個商業邏輯和商業模式要真正的成功運行，還需要得到地方政府的全力支持，核心就是規劃審批、土地指標和土地價格。由于我國對鄉村的規劃和土地管控極嚴，導致很多鄉村建設項目遇到困難、難以推進。所幸的是，隨著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中央和地方的各種政策障礙正在逐步放寬。比如，今年1月海南省政府出臺新政，允許在“共享農莊”項目建設中采取分散化塊、點狀分布的方式“點狀供地”，這是全國首例，就是很了不起的改革創新。今年4月，發改委、國土部聯合發布《關于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做好農村產業融合發展用地保障工作的通知》，允許在鄉村振興項目中增加建設用地指標，這也是一個巨大的政策突破。
在實踐中，我們還深刻體會到，即便中央有了政策，但地方政府在執行政策中的誠意和誠信，仍然是影響鄉村建設乃至特色小鎮商業模式的重要變量。所謂誠意，就是地方政府一定要站在企業的角度，換位思考，為真正投身于鄉村建設的優秀企業給予充分的政策支持。我接觸有些地方政府的領導，提出“一定要讓前來投資的企業掙到錢”，這就是誠意。所謂誠信，就是地方政府一旦承諾的政策，就要一以貫之、兌現到底，特別是不要受到政府換屆或者其它人為因素的影響。因為鄉村建設和特色小鎮項目的周期很長，從開工到建成往往需要5到10年，期間可能會換三四屆黨政領導，地方政府能否保持政策的連續性至關重要。這些年來，我看到不少企業遇到政府不守信的困難，比如一開始政府承諾很好、協議也簽了，結果項目干到半截子，政府的規劃突然變了、土地指標也沒有了、土地價格也高得離譜，給企業帶來巨大傷害，最終導致相關的特色小鎮和鄉村建設項目難以實現預期的發展目標，十分可惜。
對此，我們提出兩條建議：
一是希望地方政府要敢于創新和擔當，為投身特色小鎮和鄉村建設的優秀企業提供充分的政策支持，幫助企業構建有效的商業模式。
二是希望各級司法機構堅持“依法治國”理念，對于地方政府不守信的做法，要有效保護企業和企業家的合法權益，支持他們放心大膽的參與特色小鎮和鄉村建設。同時，對于忽悠地方政府、不能很好履行對鄉村建設承諾的不良企業，也要給予應有的處罰。
關于團隊培育
經過多年實踐，我們深切地認識到，鄉村建設不單純是錢的問題，也不單純是搞點工程建設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要有長期運營的能力，尤其是需要有理想情懷、社會責任、運營品質、創意創新能力的領軍人物和企業團隊。但令人遺憾的是，我們放眼全國，當下具備這種高水準的鄉村建設企業和團隊是不多的，甚至是極其稀缺的。特別是當前，越來越多的地方政府希望與我們開展鄉村建設合作，但我們最大的困難就是找不到足夠多的優質的鄉村建設運營合作企業。
更令人感到擔憂的是：在這些為數不多的、優秀鄉村建設運營企業中，多數企業的財務狀況不佳，面臨巨大的生存壓力。原因在于鄉村建設缺乏商業模式，很難掙到錢，也很辛苦，大企業普遍看不上、不愿意做，基本以中小企業為主，而這些企業本身實力較弱，又很難得到充分的政策支持和金融支持，所以處境艱難。
這些年來，我接觸了很多真正投身鄉村建設的企業團隊。我感到，這些團隊的創始人，都是非常質樸、非常高尚的人，他們的創業故事令人感動，但他們的處境不易、非常艱難，亟需得到國家的認可和有效的支持。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如果不在全國支持和培育出一大批有理想、有情懷、有創意的鄉村運營團隊，恐怕很難實現高品質和可持續。
對此，我們提出兩條建議：
一是在國家和地方層面，定期評選出鄉村振興領域的領軍人物和優秀企業，進行名單制管理，并面向社會公布和表彰他們的實踐案例，吸引更多的企業和個人投身鄉村建設。
二是對于這些得到廣泛認可的鄉村建設品牌企業，給予在項目獲取、規劃土地、金融支持、稅收優惠等方面的政策支持，使之快速成長壯大，實現全國化發展，更好地支撐國家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
（本文為作者在“2018特色小鎮發展高峰論壇”上的演講，略有刪改）
作者系國開金融公司副總裁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財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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