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題：農村改革:底層農民打開突破口，中國改革的真正起點
農村改革的成功，既為全國改革提供了經驗，也提供了改革的物質基礎。在這個意義上，農村改革是中國改革的真正起點。
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改革開放伊始，重點放在國企改革上。但是實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市場社會主義”改革失敗，再加上實行高指標、高速度的發展戰略，導致總需求失控，財政赤字劇增和經濟秩序混亂。1980年底開始按照“緩改革、重調整”的方針調整國民經濟，改革面臨“山重水復疑無路”境地。
沒有人想到，來自社會底層的農民的自發創舉，不經意間打開了一個突破口，中國改革從此“柳暗花明”。
一、出路
1977年6月，61歲的萬里離開北京，來到合肥，擔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本來是要他到湖北工作的，后來鄧小平和其他領導人商量說，萬里是一個解決難題的能手，讓他到湖北，不如到安徽，安徽是一個“老大難”省份。
最讓萬里震驚的，是安徽農民的貧苦生活狀況。這位解放后一直從事城市工作的省委書記發現，“原來農民的生活水平這么低啊，吃不飽、穿不暖，住的房子不像個房子的樣子。淮北、皖東有些窮村，門、窗都是泥土坯的，連桌子、凳子也是泥土坯的，找不到一件木器家具，真是家徒四壁呀。我真沒想到，解放幾十年了，不少農村還這么窮！”
那一年，安徽全省28萬多個生產隊，只有10%的生產隊能維持溫飽；67%的生產隊人均年收入低于60元，40元以下的占25%。安徽是中國的縮影。1989年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曾經對改革前夕農村狀況這樣總結說：“1978年全國平均每人占有的糧食大體上還只相當于1957年的水平，全國農業人口平均每人全年的收入只有70多元，有近四分之一的生產隊社員收入在50元以下，平均每個生產大隊的集體積累不到1萬元，有的地方甚至不能維持簡單再生產。”
當時中國農民最大的問題，就是怎樣才能吃飽飯。由于集體經濟沒有建立起社員勞動成果與所得報酬正相關的激勵機制，人民公社制度還造成了城鄉分割的“二元社會體制”。戶籍制度、糧票制度、口糧制度等社會制度的確立，使農民失去了支配自己財產、勞動和產品的權利乃至人身自由。生產什么、生產多少、生產資料由誰供應，直到每月吃多少斤糧食，其中粗糧、細糧各占多少，都一概由公社干部說了算。農民不但沒有遷徙自由，連可不可以進城訪友購物，都要由村干部批準。沒有自由，哪里會有生產力？
1978年的安徽省更加困難。這一年全省大旱，糧食減產，許多城市里出現了討飯的安徽人。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當年12月，鳳陽縣小崗村18位農民秘密決定，實行分田到戶。那份現在已經被收藏進國家博物館的“生死協議”上歪歪扭扭地寫著一行字：“萬一走漏風聲，隊干部為此蹲班房，全隊社員共同負責把他們的小孩撫養到18周歲。”
其實，作為農民的自救行為，上世紀50年代以后中國曾先后出現多次包產到戶的浪潮，結果都被無情地鎮壓下去，當事人也備遭磨難。幾乎就在小崗村的農民按下手印的同時，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原則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仍然堅持“不許包產到戶，不許分田單干”。如果知道了這些歷史，后人就不難理解那份協議的“生死”分量，也不難體會小崗村農民的辛酸和悲壯。
奇跡出現了，“包干到戶”使小崗村一年就翻了身。1979年，小崗村糧食總產就達到6.6萬多公斤，是1966年至1970年5年的總和；油料總產達1.75萬公斤，是過去20年的總和；交售給國家糧食1.25萬公斤，超額完成任務近8倍，結束了20多年未向國家交售一粒糧的歷史。
“蓄之既久，其發也速”。小崗的突破產生了極大的示范效應。到1979年底，安徽省實行包產到組的生產隊占總數的51%，包產到戶的占10%，增產效果明顯。經濟學家舒爾茨（Theodore W. Schultz）有一句名言：“一旦有了投資機會和有效的鼓勵，農民將把黃沙變成黃金。”農民獲得了部分自主權之后，生產積極性大大提高，糧食增產，很快吃飽肚子。
萬里對農民的自發行為采取了包容、支持的態度。可是，當時安徽省委機關議論紛紛，有些人就說，省委在大方向上有問題。還有人說：“毛主席他老人家逝世才三年，就把社會主義的江山糟蹋了！”萬里堅決地說：“我們是靠農村起家的，農民是我們的父母，（不能）進了城就忘了娘了！”
1980年春節前夕，萬里踏著殘雪來到小崗村，看到農戶家家儲滿糧食。村民們在他的軍大衣的口袋里裝滿花生，說以前想送也沒有。村民問：“能不能讓我們搞三年啊？”萬里說：“我批準你搞五年，如果吃官司，我給你打官司去。”
當時“包產到戶”還是一個政治禁區，高層領導中也無人明確表態支持。萬里是第一位站出來支持農民包產到戶的政治家。他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堅定地和農民站在一起。他很清楚，和農民站在一起，就是和人民站在一起。
“要吃米，找萬里。”這句新民謠從安徽流傳到全國，成為民心的生動寫照。
二、博弈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廣大農民要求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的強烈愿望便不可抑制地迸發出來，多種形式的承包責任制迅速蔓延。在一些務實黨政官員的支持下，四川、貴州、甘肅、內蒙古、河南等地的“包產到戶”也有了相當規模的發展。這些開明官員支持了農民，也贏得了農民的衷心擁護。
農村的新動向也引起了北京的關注。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了署名張浩的來信《“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應當穩定》，對包產到組大加指責，并配發了長篇按語。這在全國實行責任制的地區、特別是在安徽造成了極大的思想混亂。
萬里聽到廣播，趕緊給各個地委打電話，氣憤地說：“不要聽那一套，對生產負責的是你縣委，對農民秋天以后生活負責的是縣委。如果這個變了，影響了生產，農民沒有飯吃，《人民日報》給不給他開飯？是跟你縣委算賬，還是跟《人民日報》要飯吃？”就在訪問小崗村后不久，1980年3月，萬里調回北京，擔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主管農村工作。總書記胡耀邦對萬里期望很高，他不無幽默地說：“讓萬里管農業，是農民推薦的嘛！”這時，安徽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已經取得重大成效，“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勢不可當，開始在全國許多村莊蔓延開來。
然而，圍繞包產到戶的斗爭并沒有平息。在舊意識形態的束縛下，許多官員仍墨守成規，反對農民的制度創新。綜觀中國近70年政治史，在特有的政治體制下，堅持極“左”者能獲得權位，卻注定給民眾帶來傷害。當時有人用“一場拔河比賽”概括1979年至1980年初的形勢：那一邊是千軍萬馬的農民，這一邊是干部。
在北京召開的“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上，安徽代表在會上介紹了安徽實行承包責任制的情況，引起了與會代表的爭論。爭論的焦點是包產到戶到底姓“資”姓“社”的問題，大部分人對安徽的做法持反對意見。國家農委的領導也表示，要按照中央文件規定辦，“不許分田單干”，“不許包產到戶”。
國家農委主辦的《農村工作通訊》連續發表文章，聲稱“分田單干必須糾正”，公開點名批評安徽。安徽的新任領導人也說，“毛主席他老人家領導我們推翻‘三座大山’，搞社會主義建設，走集體化道路；如今他老人家尸骨未寒，有些人就想否定他老人家領導的集體化道路，搞單干，搞資本主義……”
“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1980年5月31日，鄧小平在同胡喬木、鄧力群談話時說，“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面貌。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
但是，作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政協主席，鄧小平的談話并沒有起到一錘定音的作用。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開各省、區、市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著重討論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問題。在會上，“包產到戶”激起了廣泛的討論。反對包產到戶的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楊易辰與支持包產到戶的貴州省委第一書記池必卿針鋒相對。楊易辰說，集體經濟是陽光大道，不能退出。池必卿則說：“你走你的陽關道，我走我的獨木橋。”
當時杜潤生已經重返“農口”工作，擔任國家農委副主任。這位在上世紀50年代因反對過快過急推進集體化而和鄧子恢一起遭多年批判的老干部，善于綜合各方不同意見、尋找可妥協空間。在他的努力下，這次對立尖銳的省市區第一書記會議卻通過了一個文件，提出對邊遠山區和貧困地區，“群眾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的，應當支持群眾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也可以包干到戶”。
從1978年“不許”到1980年的“可以、也可以”，中央文件邁出了一大步。到1980年底，實行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的生產隊達到15%。不過，有人指責說，包產到戶導致農村“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許多地方仍然把承包制視為非法之舉，嚴厲打擊。即使實行了承包制的地方，農民也難以安心。用萬里的話說，“當時相當作難，可以說動輒得咎。”
三、“上戶口”
1981年2月，北京大學招待所，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農發組）成立，主要成員是1977屆、1978屆的大學生。這是一群關心國家大事、政治上敏感，也敢于冒風險的年輕人。
今人難以想象的是，當時已經是高層領導人的鄧力群、杜潤生也參加了這個民間組織的成立大會，而且在大會上講話支持。尤其是杜潤生的一番話，迄今仍然被后人不斷提起，“農民不富，中國不會富；農民受苦，中國就受苦；農民還是古代化，中國就不會現代化。”
當年夏天，農發組奔赴安徽滁縣地區進行農村調查，重點就是小崗村所在的鳳陽縣。實行包產到戶的農民們向他們訴說三年困難時期公社不準他們種地、大批社員外出逃荒餓死的情況，介紹包產到戶后的變化，講述那些動人的農村改革故事。這些經歷過上山下鄉的年輕人閱歷豐富，但是仍然被所見所聞震驚和感動。
回到北京后，農發組的滁縣調查報告被送到中央決策層，頗受重視。總書記胡耀邦稱贊說：“這是經得起檢驗的東西。”當時的國務院總理則批示說：“這個報告把農村‘包產到戶’以后的情況講得一清二楚。建議各省委書記、省長一閱。”當年冬天，在北京召開“全國農村工作會議”，農發組的滁縣調查報告成為會議上一份系統全面的第一手農村調查資料。
在多方合力的推動下，包產到戶的大潮已經形成。到1981年底，全國實行包產到戶的社隊已近半數。政治時機也開始成熟。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召開，通過《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國共產黨完成了在指導思想上撥亂反正的歷史任務。鄧小平擔任中央軍委主席，胡耀邦擔任中央委員會主席（不久改為總書記），總理也易人。
杜潤生受中央委托，起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這位思想解放的改革家既重視來自底層的自發實踐，也不拘一格啟用人才。他將農發組的骨干吸收到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中來，其中有些人還不是黨員。有一個歷史細節值得回味。在這份文件里，杜潤生為了實現包產到戶的合法化，創造性地提出“家庭承包經營責任制”、“雙層經營”等令人費解的名詞。一位年輕人對此頗為不解，杜潤生告訴他：“小青年啊，不知道厲害，不說‘雙層經營’這句話，是要掉腦袋的。”
文件經過反復打磨，又根據各省意見進行修改，最終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杜潤生建議，將這個文件能夠安排在新年的元旦發出，成為新年的第一號文件，以便全黨、全國重視。1982年1月1日，第一個中央“一號文件”向全國公布。這是一個改變歷史的文件。它肯定多種形式的責任制，特別是包干到戶、包產到戶，深受群眾歡迎，全國已經普遍化。它指出，所有的責任制形式，包括包產到組、包干到戶、包產到戶，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它不同于過去的“分田單干”，更不能當作資本主義去反對。這個文件第一次以中央的名義取消了包產到戶的禁區，尊重群眾的選擇，并宣布長期不變。
在農民看來，這意味著正式給包產到戶“上戶口”。當時許多地方的農民都擔心，共產黨的農村政策多變。中央“一號文件”給農民吃了“定心丸”。1982年末，實行“包產到戶”的生產隊已占到全國生產隊的93%。連一直批判資本主義思想的山西昔陽縣大寨村也在1982年底實行了包產到戶。同年12月，新修改的《憲法》改變了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農村體制，設立鄉政府。這標志著統治中國農村20余年的人民公社制度的正式終結。
從人民公社體制到恢復農民家庭經營，歷史繞了一個大圈，又回到了起點。但是通過改革，億萬農民掌握了生產的自主權，生產積極性和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1978年中國糧食總產量為3.048億噸， 1984年中國糧食總產量達到4.073億噸，六年間平均遞增4.9%，是1949年以來數量增長最快的時期。農民終于過上了溫飽有余的生活。1984年中國政府正式宣布：中國已經基本解決溫飽問題。就在這樣的背景下，一首《在希望的田野上》唱響全國。這首歡快的歌曲展現了改革后的農村新景象，是一曲農村改革的頌歌。
在美國經濟學家科斯看來，中國是通過一系列“邊緣革命”，才逐步步入現代市場經濟的，“在這些‘邊緣革命’中，意義最為重大的變革是在中國經濟最為薄弱的環節農業中爆發的”。確實，農村改革絕不僅僅意味著農民吃飽了肚子。隨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斷轉移到城市非農產業就業，從這時起，中國農民才擠進了國家現代化的門檻。農村改革的成功，既為全國改革提供了經驗，也提供了改革的物質基礎。
在這個意義上，農村改革是中國改革的真正起點。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財經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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