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題的理論源自中譯本馬克思《資本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筆者在近70年的農業農村經歷和50多年的一再閱讀和理解中，對這一論題的理解不斷加深，越是深入到農業農村的實踐，越是如此。或許，這樣的體會并非我一個人。
北京大學博導聶錦芳在《馬克思為什么沒有完成的定稿工作——紀念資本論第一卷出版150周年》（《中華讀書報》2017年9月6日第10版）一文中，從文本學的角度談到，1867年以后，馬克思參與和思考西歐工人運動，“同時更是為了客觀地估量這一工作與他當時更掛心的《資本論》寫作之間的關系。研讀這一時期馬克思起草的文獻，我們可以看出，他在理論意旨與實際行動之間、戰略目標與具體策略之間、歷史發展的大趨勢與現實條件和可能之間所做出的權衡、堅守和變通，其中不乏矛盾、困惑和錯位。”這既為后人閱讀理解《資本論》留下了空間，同時也是從全面繼承中走向創新的千年第一思想家的智慧之處。
當筆者再次以新時代為前提，來理解馬克思關于農業農村思想的真實意旨，筆者不能不注意以下方法：一是在眾多的解讀中，“要根據原著來研究這個理論，而不要根據第二手材料來進行研究。”二是注意馬克思引證的方法。恩格斯說：“對于作者（馬克思）的引證方法，不妨說幾句。在大多數場合，也和往常一樣，引文是用作證實文中論斷的確鑿證據。在不少場合，引證經濟學著作家的文句是為了證明：什么時候、什么地方、什么人第一次明確地提出某一觀點。只要引用的論點具有重要意義，能夠多少恰當地表現某一時期占統治地位的社會生產和交換條件，馬克思就加以引證，至于馬克思是否承認這種論點，或者說這種論點是否具有普遍意義，那是完全沒有關系的。因此，這些引證只是從經濟科學的歷史中摘引下來作為正文的注解，從時間和首倡者兩方面說明經濟理論中各個比較重要的成就。”三是對于原理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這無疑是對的。但是，“在我們的時代，事件以驚人的速度一個跟著一個地發生，從前一個民族需要整整一個世紀才能完成的事情，現在只要幾年就能輕易地完成。”在這種情境下，有必要抓住貫穿一個時代主線的具有戰略意義的理論，而不是只著眼于個別例證的個別理論。四是“馬克思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次序是：資本、土地所有制，雇傭勞動、國家、對外貿易、世界市場。”如此，馬克思農業農村思想將指引我們走過鄉村振興戰略的全程。
首先，馬克思關于城鄉從分離、對立到融合發展的客觀規律的揭示，對于我們消除“農民進城容易、留下難”和“鄉村衰退”等擔憂，增強城鄉融合發展的信心，堅定不移地同時推進工業化、城市化和農業農村現代化，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馬克思深入地分析了城鄉分離、對立的歷史進步性和城鄉融合的必然性。他指出，物質勞動和精神勞動的最大的一次社會分工以及一切發達的、以商品交換為媒介的分工的基礎，都是城市和鄉村的分離。“城鄉之間的對立是隨著野蠻向文明的過渡、部落制度向國家的過渡、地方局限性向民族的過渡而開始的，它貫穿著全部文明的歷史并一直延續到現在”，“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產工具、資本、享樂和需求的集中，而在鄉里所看到的卻是完全相反的情況：孤立和分散。”，“城市和鄉村的分離還可以看做是資本和地產的分離，看做是資本不依賴于地產而存在和發展的開始，也就是僅僅以勞動和交換為基礎的所有制的開始”，“城鄉之間的對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圍內才能存在”，“消滅城鄉之間的對立，是社會統一的首要條件之一”。馬克思還同時指出：“城市和鄉村的對立的消滅不僅是可能的，它已經成為工業生產本身的直接必需”，“消滅城鄉對立并不是空想，正如消除資本家與雇用工人間的對立不是空想一樣。消滅這種對立日益成為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的實際要求……只有使人口盡可能地平均分布于全國，只有使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發生密切的內部聯系，并使交通工具隨著由此產生的需要擴充起來——當然是以廢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前提——才能使農村人口從他們數千年來幾乎一成不變地棲息在里面的那種孤立和愚昧的狀態中掙脫出來。”
城鄉融合的途徑，首先是工業化、城市化。恩格斯對此進行了生動直觀的描述：“大工業企業都需要許多工人在一個建筑物里共同勞動；這些工人必須住在近處，甚至在不大的工廠近旁，他們也會形成一個完整的村鎮。他們都有一定的需要，還必須有其他的人，于是手工業者、裁縫、鞋匠、面包師、泥瓦匠、木匠都搬到這里來了。這種村鎮里的居民，特別是年輕的一代，逐漸習慣于工廠工作，逐漸熟悉這種工作；當第一個工廠很自然地已經不能保證一切希望工作的人都有工作的時候，工資就下降，結果就是新的廠主搬到這里來。于是村鎮就變成了小城市，而小城市又變成大城市。城市愈大，搬到里面來就愈有利，因為這里有鐵路，有運河，有公路，可以挑選的熟練工人愈來愈多；由于建筑業中和制造業中的競爭，在這種一切方便的地方開辦新的企業，比起不僅建筑材料和機器要預先從其他地方運來、而且建筑工人和工廠工人也要預先從其他地方運來的比較遙遠的地方，花費比較少的錢就行了；這里有顧客云集的市場和交易所，這里跟原料市場和成品銷售市場有直接的聯系。這就決定了大工廠城市驚人迅速地成長。
的確，農村比起城市來也有它的優點，在那里通常可以雇到更廉價的工人。因之，農村和工廠城市就不停地競爭，今天優勢在城市方面，明天農村里的工資降低了又利于在農村中開辦新的工廠。但是，工業集中的趨勢仍然全力繼續下去，而在農村中建立的每一個新工廠都含有工廠城市的萌芽。（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20頁）
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歷史證明，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分析是非常正確的，對中國也是適應的。在中國，不只有工廠形成工廠城市，甚至一所學校、一個醫院、一個大商廈都會在附近形成一個相當規模的市鎮。隨著雄安新區、海南全面開放、城市群的發展和已有城市的科技、學校、醫療、養老等事業的發展，城市的功能將進一步完善，就業將進一步增加，進而為鄉村振興提供更多的資源。
其次，馬克思關于英國傳統農業與現代農業的差別的分析，為把握現代農業的前提、主要特點、發展方向和工作重點，為在鄉村振興中發展規模農業，建立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實現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提供了重要的借鑒作用。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李義平在《經濟學百年》（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一書中說：“在馬克思看來，資本主義就是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就是資本主義”。如此，再撇開馬克思獨特的語言風格，其精神實質對中國農業現代化具有重要的啟發作用。
馬克思描述了不同社會制度下農業增長的情境和特點。“在原始的、資本主義前的方式下，農業生產率高于工業”；“在資本主義生產蓬勃發展的時期，同農業比較，工業生產率發展很快”；“工業發展到一定階段，這種不平衡必定開始縮小，就是說，農業生產率必定比工業生產率相對地增長得快”。
“構成現代化社會骨架的三個并存的而又互相對立的階級——雇用工人、產業資本家、土地所有者”；農場主被實業家、農業資本家所取代，農業大規模經營，即以積聚的資本經營；大工業真正科學的基礎——力學、化學、地質學和生物學先后發展起來；“資本在農業上作為一種獨立的和主導的力量，并不是一下子普遍出現的，而是逐漸在各個特殊生產部門內出現的。它首先占領的不是真正的農業，而是畜牧業特別是牧羊業之類的生產部門”；農業完全由資本支配，農業利潤由工業利潤決定；農產品價格由成本較高的劣等地的生產成本決定，非不如此，劣等地就會棄置不耕種；農業越是發達，它的一切要素（種子、肥料、牲畜、畜產品等）也就越是作為商品加入農業而形成成本支出；“在農業通常的生產過程中，比較暫時的投資，毫無例外地由租地農場主來進行”；“使用許多固定資本的租地農場主抽出資本困難”；“在工業中超額利潤的獲得通常是由于產品變得便宜，在農業中地租的相對量的產生則不僅由于產品相對變貴（肥沃土地的產品的價格提到它的價值之上），并且由于便宜產品按較貴產品的生產費用出售”；“較便宜的生產是以較大規模為前提的”；“在機器制造業、商業、運輸業等等農業經濟部門，有大批的人從事農業生產各要素的制造和輸送，從事農業的相對人數，不能簡單地由直接從事農業的人數來決定，有相當大一部分參與農業的生產者不直接參加農業，而擺脫了農村生活的愚昧，屬于工業人口；“幾種主要消費品的過剩，必定多少引起普遍的生產過剩”，農業過剩危機，“它將逐漸地加強、發展和慢慢地達到其極高峰，它帶來土地所有關系的革命，完全不依工商業危機的周期而定”；“大多數農業民族不得不低于自已產品的價值出賣產品，而在資本主義生產發達的國家，農產品的價格都提高到它的價值水平”；“不僅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苦于資本主義生產的不發展；資本難以進入真正的農業（種植業），“除了現代的災難而外，壓迫著我們的還有許多遺留下來的災難，這些災難的產生，是由于古老的陳舊的生產方式以及伴隨著它們過時的社會關系和政治關系還在茍延殘喘。不僅活人使我們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們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可以說，中國改革40年來農業現代化進程的順利，都在馬克思的解釋框架之內。如畜牧業的資本化、規模化經營，僅僅在2000年代中后期的幾年間，就無聲無息、沒有一點反抗就實現了，且價格一直呈穩定狀態。園藝（果蔬）業的資本化經營，也已基本實現，剩下的以糧食為主的種植業的資本化經營，并非不能，而是如存在著馬克思所說的“死人抓住活人”的問題，只要解放思想，方法穩妥，不需要太長的時間就可以實現。
其三，馬克思從土地制度入手，指明小農的前途，為資本農業開辟了現實道路。
馬克思認為農業的一般特征主要有三個：一是“經濟的再生產過程，不管它的特殊的社會性質如何，在這個部門（農業）內，總是同一個自然再生產過程交織在一起”。（馬克思《資本論》第24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98頁）與此相關，農業勞動生產率中包括由勞動的自然條件決定的自然生產率，農業的生產時間與勞動期間不一致，增加勞動和生產資料投入與農產品產量不一致。二是土地是農業的基本生產資料，而且作為農業生產工具起作用。三是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顯然，這三者之中，土地對自然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起著決定的作用。所以，馬克思在他的《資本論》中用了超過10萬字的篇幅對封建的和資本主義的土地制度的區別及其改革的方向進行了分析，這也是馬克思對未來經濟社會制度發展模式的極少的具體規劃之一。其基本精神主要有：資本主義的土地制度，“是土地所有權的一個獨特的形式，是封建的土地所有權或小農維持生計的農業受資本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影響而轉化成的形式”，“土地所有權不再是支配生產從而支配社會的關系”，“不存在土地所有權”，“土地所有權讓資本——租地農場主——自由經營”，“勞動者同土地和土地所有權的分離是資本主義生產和資本的生產的基本條件”，“現代的土地所有權形式，對我們來說是必要的，因為這里的任務總的來說是考察資本投入農業而產生的一定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我認為，社會運動將作出決定：土地只能是國家的財產。”
在描述現代的土地所有權形式的基礎上，馬克思對小農進行了分析，他指出，傳統農業中的小農的特點是自給自足，資本主義農業中的小農的特點是為自己而勞動并出售自己的產品，“資本主義生產形式的發展，割斷了農業小生產的命脈；這種小生產正在不可抑制地滅亡和衰落”，“最陳舊和最不合理的經營，被科學在工藝上的自覺應用代替了”，即使是“小農的合作社將為擁有500英畝甚至更多的土地的農場所代替”，“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同時為一種新的更高級的綜合，即農業和工業在他們對立發展的形式的基礎上的聯合，創造了物質前提。資本主義生產使匯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來越占優勢，這樣一來，它一方面聚集著社會發展的歷史動力”，“為了農民的利益而必須犧牲的一些社會資金，從資本主義經濟的觀點看來好像只是白花錢，然而這卻是一項極好的投資，因為這種物質犧牲可能使花在整個社會改造上的費用節省十分之九。因此，在這個意義上說來，我們可以很慷慨地對待農民。”（恩格斯《法德農民問題》，《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01頁）“如果說城市工人比農村工人發展，這只由于他的勞動方式使他生活在社會之中，而土地耕種者的勞動方式則使他直接和自然打交道。”（馬克思《剩余價值理論》第2冊，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0頁）
馬克思之后，西歐各國在土地制度上的一個顯著特點是淡化所有權。在中國，新中國以來，從政策文本上講，土地制度面向淡化所有權和規模化經營邁出了三大步。第一步是實行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這一步在1962年完成，一般由二三十個所有者的小農戶變為一個集體所有者單位（即生產隊）。因此，才有了類似江蘇華西村那樣的集體所有制城市，經濟發達的上海市松江區，已將集體所有制單位的全部農地轉為極少數的成員實行規模經營，沒有集體所有制，這是不可能的。第二步是，取消農業稅費，所有者分文不取，再次加快了農田規模經營。第三步，實行農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離并在第二輪承包到期后再延長30年。實際上，這一政策，實現了所有者集體成員權和承包權由“一體化”走向了“分離”，同時都放棄了土地的自然再生產的收益，進一步穩固了資本進入農業的基礎。
如此，作為小農戶，其出路，要么就地成為農業企業家，要么進城就業，有了資本，再下鄉也不愁。從現實來看，農業種植業的規模，在北方農村，年收一季，至少也要維持現有的一個小農戶耕種2000畝即3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南方水稻產區，比如湖南，至少也要維持現有的一個小農戶耕種糧食作物50—100畝或園藝（蔬菜）產品5—10畝，一個小農戶耕種糧食作物50—100畝，就意味著現有的村民小組（原生產隊）的全部農田只夠得一個小農戶的生存，非不如此，真正意義上的農民就奢望獲得城鄉勞力的平均收入。日常所謂“增加農民收入”，至今還沒有政策文本的明確定義，是指增加直接從事農業的勞動力的收入，還是指增加農村戶籍人口的收入，不得而知。如果要給予定義，至少是指通過擴大農業生產規模，增加職業農民的收入。而擴大生產規模，如果采取和平而非暴力的手段，就必須讓農村人口自愿放棄農地。非不如此，人均一畝三分地，能增加多少收入？農民心中有數。
筆者有幸于2001—2007年帶職在老家農村獨戶土屋居住閱讀和觀察，后期還為一個傳統媒體的內參做專欄，在與鄉鄰的日常交談中，對于馬克思的上述理論，無論是鄉村小知識分子還是鄉村工匠、摩的司機、農民群眾，都深信不疑。所以說，馬克思農業農村思想將會是我們走過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力量。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論道湖南 2018-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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