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去年以來，不少大城市紛紛降低落戶門檻，大學本科、大專甚至中專學歷的都可以落戶。尤其是最近天津推出的“海河英才”人才行動計劃，把“搶人大戰”推向了高潮。觀察發現，加入搶人行列的多為省會城市甚至直轄市，集中了各種社會福利和文化教育、醫療衛生資源，為何還要搶人呢？本文試作解讀。
大部分城市出現流動人口“凈流出”
看到這個標題，想必大家都會心生疑慮，因為這些年來中國的城鎮化率水平都是以1%以上的速度在提高，簡單測算，即城鎮每年增加的常住人口超過2000萬人。所謂常住人口，按國家統計局的定義，就是在一個地方呆的時間超過6個月。
說實話，本人對于每年城鎮的常住人口增加2000萬也感到困惑：第一，2017年中國自然增長人口只有737萬人，就算其中的70%增長落在城鎮，那么，城鎮人口的自然增長人口也就是500多萬。第二，按國家統計局數據，2017年進城農民工數量增加125萬人；第三，據估計，2017年新增本科、大專等人數700萬左右，按其中50%來自農村（高估）計算，從農村進城的學生數量約為350萬人。
把上述城鎮人口增加的三類主要方式加總，也不過975萬人，還有1000萬人是通過怎樣的方式成為城鎮的常住人口的呢？或許是由于市轄的農村行政區劃改變，撤縣設市或撤縣設區，于是所在地有1000萬人“農轉非”。
但有一個事實毋容置疑，即從2015年開始的流動人口數量減少。所謂流動人口，是指人戶分離人口中扣除市轄區內人戶分離的人口，也就是說，人的居住地不在戶籍所在的市轄區內，就叫流動人口。如戶籍在上海崇明的農民，如果居住在上海的虹口區，就不算流動人口，但若居住在浙江，就算流動人口了。
2015年流動人口減少400多萬，2016-17年兩年減少了300多萬。流動人口人口的減少有兩個路徑，一個是流動人口回到老家了，另一個是流動人口在居住地落戶了。不論是哪一種情況居多，從客流量的統計數據看，2017年全年的公路、鐵路、航空、水運等客流量的加總出現了首次下降，2018年的春運客流量也出現了下降。
也就是說，盡管人口總量還在增加，城市化率水平還在提高，但流動人口數量已經絕對減少了。這就可以解釋為何大部分城市的流動人口出現“凈流出”的原因了。若對部分省市的常住人口中扣除自然增長人口后，觀察到很多省份的大部分城市都出現了人口凈減少。
即便是人口流入量最大的廣東省，在可獲得的19個城市人口統計數據中，居然有11個城市的常住人口扣除自然增長人口后出現了負值，也就是人口凈流出。而上海、北京和天津三大直轄市不僅出現人口凈流出，而且常住人口數量也出現下降。
連經濟最發達的直轄市和GDP規模第一的省份下轄的城市都出現了人口凈流出的問題，這就給不少省會城市帶來了對未來人口流出的擔憂，盡管迄今為止，大部分省會城市的人口還是凈流入的。
相信各省級政府不會對此熟視無睹，尤其是過去幾年一度出現過常住人口數量減少的城市，如天津、西安等，一定會充分評估勞動人口，尤其是人才對于一個城市的勞動要素供給和消費拉動的意義。
農民工不再“跨省”
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7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披露，新增外出農民工主要在省內流動，省內流動農民工增量占外出農民工增量的96.4%。而2016年外出農民工中，跨省流動農民工比上年減少79萬人；2015年跨省流動農民工比上年減少122萬人。
從細分數據看，跨省流動的農民工主要來自中西部地區，這與中西部地區農民工相對偏年輕有關。但是，農民工老齡化問題已經日益突出。如“2017年農民工平均年齡為39.7歲，比上年提高0.7歲。從年齡結構看，40歲及以下農民工所占比重為52.4%，比上年下降1.5個百分點；50歲以上農民工所占比重為21.3%，比上年提高2.2個百分點，自2014年以來比重提高呈加快態勢。”
外出農民工增速的下降，恐怕與人口老齡化相關，因為年紀越大，外出打工的動力就越不足。2017年外出農民工平均年齡為34.3歲，與農民工的平均年齡相差5.4歲。
此外，不同區域農民工薪酬差異的下降，也是導致跨省農民工數量下降的原因。如2017年西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月均收入3350元，比上年增加233元，增長7.5%，但在東部（3677元）和中部地區務工的農民工月均收入只增長6.4%，西部和東部農民工的收入差異不足10%。
收入差距的縮小，可能與農村可流出勞動力總量的減少有關，也與這些年來中西部地區投資規模不斷擴大有關。研究表明，固定資產投資實現額占當年名義GDP比重超過85%的，絕大部分都屬于中西部省份。例如，富士康原先都只在國內的東部沿海地區設廠，如今，富士康已經中西部地區的很多城市都設了廠。
附帶說明一下，這些過度依賴固定資產投資高增長來帶動經濟增長的地區，未來經濟下行可能性和債務風險都將非常大。歷史數據表明，高投資不能帶來經濟轉型。
在過去三年中，中西部地區有六個省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超過當地的GDP，同時，江蘇、浙江、廣東等經濟發展最好的三個省份的固定資產投資額占GDP的比重均在60%以下。這也可以解釋為何東部地區農民工數量幾乎不再增加，而中西部地區農民工數量增幅相對較大的原因。
但是，農村的老齡化程度要遠超城鎮，目前中國勞動力的平均年齡大約為36歲，但農民工的平均年齡已經接近40歲了，原先流入農民工最多的珠江三角洲，已經出現農民工數量的凈減少，說明老一代農民工中已經有一部分開始告老還鄉了。
數據表明，中國經濟增速的下行與勞動年齡人口凈減少的時間幾乎一致，分別為2011年和2012年，這也意味著中國經濟逐步步入到存量主導時代。既然到了存量時代，那么經濟結構調整就成為必然，調整的過程就是此消彼長——哪個地方人口的流入，就意味著其他地方人口的流出。這就構成了某些大城市需要搶人的邏輯。
放開生育？遠水不解近渴
在人口老齡化趨勢下，鼓勵生育以增加人口供給成為必然選擇。從中央層面看，今后不僅會放開生育限制，而且還會出臺鼓勵生育政策。但是，對地方政府而言，若出臺鼓勵生育政策，不僅會當期增加財政支出，而且還要增加衛生、教育等投入。對企業而言，放開生育的政策又會導致女性員工工作時間的減少，對勞動生產率帶來負面影響。
以山東和廣東兩省為例，2017年的自然增長人口均為101萬，但山東出生人口達到175萬，廣東出生人口為151萬。可見山東成為當下全國人口出生最多的省份，占全國新出生人口的10%。但是，由于山東人口凈流出42萬，而廣東人口則凈流入68萬。假設流動人口大均為勞動年齡人口，死亡人口均為老年撫養人口，那么，2017年山東省和廣東省的撫養人口均增加101萬，但勞動年齡人口呢？山東減少42萬，而廣東增加68萬。
上述數據表明，2017年這兩個經濟大省的人口撫養比例都在上升，是全國撫養比的一個縮影。只是山東的上升幅度明顯超過廣東。從地方政府發展經濟的角度看，當然希望人口撫養比例不要上升，吃飯的人口多，工作的人口少，自然不是好事。
我國在1970年之前，基本都是采取鼓勵生育政策，同時，由于醫療條件的改善，預期壽命大幅提高。但1971年開始推行計劃生育政策，1982年把計劃生育確定為基本國策并寫入憲法。
1950年，中國的人口撫養比為60.5%，在鼓勵生育的政策影響下，到1965年，中國人口撫養比例到達歷史峰值80%，這與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之間有沒有必然關系呢？1976年，在推行計劃生育政策5年之后，撫養比開始明顯下降。
1977年之后，隨著1962-1971年這十年的生育高峰人口逐步成為勞動力，中國人口撫養比加速下行。1980年降至67.8%，2000年降至46.1%，2010年則達到35.6%的歷史低點。2011年之后撫養比開始緩慢回升，中國經濟增速也隨之下行。
因此，追溯歷史，會發現鼓勵生育政策對經濟發展而言，有“前人種樹、后人乘涼”的效果。如1950-1970年，顯然屬于“前人種樹”階段；而計劃生育政策則具有“當下快活，未來遭殃”后果。“搶人政策”呢？相當于“樹木移植”，即“甲地種樹，乙地乘涼”。
如天津最近頒布的落戶條件中，把“技能”與年齡進行組合，技能越高，年齡越寬，本科一般不超過40周歲，博士不受年齡限制，可直接落戶。也就是說，讓一個本科生留在天津工作，一般可為天津工作20年；但要讓一個新生嬰兒成為一名勞動力，一般需要等20年。
那么，為何“搶人事件”首先出現在省會城市和直轄市呢？這與這些城市的財政實力、產業支撐和經濟轉型需求有關，畢竟這些大城市需要資源集聚的優勢。其實很多三四線城市更面臨人口凈流出的壓力，也需要人口流入和人才引進以支持當地的房地產和產業發展。但由于缺乏財力支持，即便高成本引進了人才，恐怕也難留住。
總之，國內搶人現象的屢屢出現，是中國經濟步入存量時代的一種反映。記得本人在五年前的一次上海市人大常委會發言中，就提出今后中國大城市會出現“搶人現象”，上海應該及早制定應對之策。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李迅雷金融與投資（微信公眾號原創）2018-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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