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全局性、總體性的戰略部署，必須從系統性出發對鄉村振興戰略進行把握。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戰略安排，是在經濟發展新階段實現經濟發展目標的重要戰略安排，是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戰略安排。
關鍵詞：鄉村振興；系統性把握；戰略安排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全局性、總體性的戰略部署，必須從系統性出發對鄉村振興戰略進行把握。
一、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戰略安排
20世紀后期以來，“流動中國”日益成為中國的基本圖景，人口、資金、信息、物資的規模和頻次極其巨大的流動帶來了經濟一個時期的繁榮，但是流動性過高的社會現實與固有的治理理念、治理能力和治理結構之間存在著相當深刻的矛盾。在社會結構定型化的背景下，大量農村人口無序流動，事實上已經很難在大概率上改變其在社會結構網絡中的地理位置。城市治理難度空前加大，本質上是流動性過高的結果；農村則體現為“產業空”“組織空”“村莊空”，本質上也是高流動性的后果。在保持社會和經濟活力的前提下適當降低流動性，或者做到在更大程度上可預期、可管理、可控，提高治理績效，是當務之急。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重要的也是非常有效的治理手段。
近年來，隨著戶籍政策改革穩步推進，農業功能豐富完善，農村基礎設施水平大幅提高，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持續深入，農村社會事業不斷發展，農村生活環境不斷改善，很多農民不愿意放棄農村戶籍，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向往農村生活環境和生活方式。可以說，持續了十幾年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為鄉村振興提供了基本的物質條件，使比較自然順利地降低流動性準備了必要前提。隨著農村改水改廁、小流域污染治理、面源污染治理、垃圾處理等方面工作的強力推進，農村生活環境條件在近幾年將會有本質提升，最近出臺的農村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三權分置的政策，也為大批農民返鄉創業居住提供了更好的條件。
從政策供給上看，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著眼于農業農村優先發展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尤其是進一步完善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政策， 更好發揮農村土地要素效能，創造社會資金全面參與鄉村振興的政策環境，擺脫目前單純依靠地方政府財政投入的困境。二是創造條件引導鼓勵外出農民返鄉創業。可以將他們多年積累的經濟資本、社會資本、管理經驗與鄉土資源、信任關系很好結合，將經營成本、道德風險降到最低，實現地緣、血緣、業緣紐帶的充分聯結，實現“資合”與“人合”的內在統一，實現企業與農村社區的高度融合，同時很好發揮農村精英的“組織員”功能，實現十九大報告提出的“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目標。三是以建設新型農村生產生活共同體為目標，重新確定農村地區基本治理單元。新型農村生產生活共同體將帶有鮮明傳統鄉村特色的舒適生活方式，實現三產融合的發達產業中心和治理有效的社會基本治理單元三者有機統一，消除了城市和農村在性質上非此即彼的對立，創造了一種即非城市也非農村的新型模式，不是簡單化的城市“吃掉”農村，而是實質意義上的城鄉融合。新型農村生產生活共同體打破行政村界限進行空間重構，統一建設高標準生產生活基礎設施，統籌使用耕地和集體建設用地；依托高效農業和先進農產品加工業進行產業重構，在高度分工的基礎上實現工農商學研一體化，實現職業農民在本區域的充分就業和穩定增收；通過多種紐帶達成農民的再組織化，實現社會空間重構，農業生產過程與農民生活過程相統一，企業與社區互為內在，形成農民之間、農民與市場、農民與集體組織之間的新型聯系。四是通過政策安排，在發揮集體經濟解決農民就業、增加農民收入功能的同時，賦予集體經濟組織擔負一定的為本社區提供公共服務的職能，使農民共享集體經濟的基礎設施，以各種類型具有集體主義色彩，體現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村經濟體，重塑農村社區居民的生活習慣、心理結構和精神面貌，使生產組織與生活共同體在空間上高度融合，利益訴求方面高度一致，實現物質、人口和精神三個再生產的統一，這將是鄉村振興的理想圖景，也是全面提升治理績效的理想結果。
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在經濟發展新階段實現經濟發展目標的重要戰略安排
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村為國家工業化、現代化作出了巨大貢獻，形成了犧牲農村福利，以農村為發展代價的城鄉二元結構。改革開放以來，發揮農村基本經營制度獨特優勢，為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實現“中國奇跡”提供了幾乎無限供給的低成本土地和勞動力要素資源，釋放出驚人的生產力。新世紀以來高速推進的城鎮化，以及房地產業成為支柱產業，其本質也在于農村基本經營制度。這種獨特優勢的根本，就在于農村土地集體所有的制度安排。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絕對不能變，不僅是考慮農村社會穩定問題，而是關系到中國是否能夠繼續保持這種獨特優勢的問題。
縱觀新中國成立后“兩個三十年”，雖然經濟發展形態、經濟管理手段的表現形式非常不同，但是一以貫之的是積極有效使用農村土地集體所有這一政策武器，全面壓低資本形成的門檻，只不過前三十年是盡力降低國有企業特別是重工業的資本形成門檻，使資源稟賦不支持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成為可能；后三十年是在全面壓低各種所有制形式企業的資本形成成本，提高我國企業在國際分工體系中的競爭力。這種縱貫改革前后的城市與農村、工業與農業互為表里的發展模式，不但是我們理解習近平總書記“兩個不能否定”重要思想的關鍵，也是構建中國大國政治經濟學的關鍵所在。有學者說，農村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戰略總后方和中國社會矛盾的蓄水池，只說對了一半。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村始終是進攻性的戰略手段，而不僅是防守性的后方。正如同在抗戰過程中，中國廣闊的國土空間成為對敵斗爭的關鍵武器，即“空間的武器化”，事實上農村本身就是重要的政策工具，在新中國經濟建設過程中，農村也被“武器化”了。（吉登斯所言“武器庫”）因此，我們要回答，在經濟發展新階段，這種獨特優勢有無可替代性？其意義和重要性是否下降？還是在增強？個人認為，這仍然是中國無可比擬的獨特優勢，甚至是無論如何都要保持的獨特優勢，在前一階段現代化建設結束而進入新時代的背景下，通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穩固并且進一步發揮這種獨特優勢，更好發揮農村作為政策武器的關鍵性作用，是保持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基礎。
從更加具體的層面看，今后一段時期，將建設的重點放到農村，可以將城市開發建設的成熟經驗、充裕的社會資金供給、農民改善生活條件的強烈愿望、地方政府積極的行政作為充分結合起來，使農村作為今后一段時間建設的主戰場，有效化解過剩產能，全面改善農村基礎設施條件、農民居住生活條件，提升農村地區負載產業和人口的能力水平。
三、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戰略安排
文化傳承要有載體，傳統村落聚居模式是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載體。生態文明根植于中國深厚傳統之中，不僅是一種發展理念，也是生活方式。文化自信和生態文明也是互為表里。從農民角度講，農民持續增收難度很大，一段時間里認為可以一直高歌猛進的想法只是一廂情愿，十幾年前我擔任市委書記的時候也認定解決農村問題、富裕農民的關鍵在于減少農民，這個邏輯沒錯，但是一方面減少農民只可能存在于局部地區，另一方面，這也將是一個相當漫長的歷史過程，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要有足夠的歷史耐心”。如果農民人口占比下降的速率始終小于恩格爾系數下降的速率，農民總體的收入占比一定會持續下降，人均收入增長會遇到嚴重的瓶頸。如果收入水平不能快速提高，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又繼續沿著原先所提倡的道路前行，會產生非常嚴重的后果。從國家層面上講，由高速增長階段轉為高質量發展階段，也意味著資源環境已經無法負載原有的發展模式和生活方式，再持續下去會面臨嚴重的國際問題。因此，傳統文化也罷，生態文明也罷，都不是領導人自身的偏好，而是大勢所趨。在客觀限制條件給定、難以改變的情況下，轉換觀念、改變生活方式是必須的、正確的戰略選擇。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正是這樣一個戰略性舉措。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全面提升政策供給配套性。單純強調發展集體經濟，改善農村金融供給，發揮農民合作社功能，推進農村土地制度改革，卻沒有相應的政策環境，很難取得實質性的進展。在農村稅費改革、在新農村建設過程中都存在嚴重的政策不配套問題，在一段時間內負面影響巨大。這更加要求從總體性出發，從戰略高度出發，增強政策供給配套性，保證鄉村振興戰略順利實施。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黨委書記）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微信公眾號原創）2018-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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