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隨著貿易全球化的日益深化，發達國家“農產品(000061,股吧)武器化”成為其控制不發達國家的食物主權、進而全面控制其經濟、政治、社會的重要戰略手段。文章認為：我國應該正確認識這一趨勢并積極應對、揚長避短、趨利避害。據此，提出了具體的應對策略。
貿易全球化日益深化，但發達國家卻始終不放棄農業高補貼政策，導致WTO關于農產品貿易的談判總是不歡而散。 為什么？一般的解釋是發達國家的政治家們怕丟失農民的選票，這種解釋就像大人哄三歲小孩一樣。真正的原因是二戰以來，“農產品武器化”成為發達國家控制不發達國家的食物主權、進而全面控制其經濟、政治、社會的重要戰略手段。
一、與“農產品武器化”相關的兩個概念
1，農產品價格彈性系數
所謂農產品價格彈性，是指農產品供需變化對價格變動的影響程度。供需變化量和價格變化量的比值，就是價格彈性系數。
由于很多農產品需求相對剛性、生產周期長、自然風險高、儲藏（保鮮、保質）成本貴等原因，其價格彈性系數一般都較小。根據近15年的豬肉供需變化和價格波動數據，我們計算出我國豬肉價格彈性系數小于0.2。即供需基本平衡之后，假設需求基本不變，供給增1％，價格下降5％，反之亦然；假設供給基本不變，需求減少1％，價格下降5％，反之亦然。水果的價格彈性系數約為0.2，大米等多種糧食的價格彈性系數都小于0.5。
由此可見，農產品市場價格大幅波動特征是農產品的天然屬性。
2，農業三個發展階段
一般而言，亞洲國家和地區的農業發展一般都要經歷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農產品短缺階段，增產就增收。這個階段的農業發展的核心目標是追求“產量增長效益”。農業政策要點是“技術（增產為主的技術）密集＋勞動密集＋基礎設施建設”，農產品價格以政府管制為主。
第二個階段是大宗農產品供需基本平衡，增產1％，價格可能下降2－5％，增產常常會導致農民減收。這個階段的農業發展的核心目標是追求“價格增長收益”——增產不減收，減產也不減收。農業政策要點是“技術（優質為主的技術）密集＋組織（農民合作）密集＋資金密集＋品牌密集”。農產品價格以市場調節為主。
第三階段是農業高度發達階段，大宗農產品生產能力絕對過剩。這個階段的農業發展目標是追求“市場份額（增長）效益”——穩定占有某種（或多種）農產品一定量的市場份額，獲得絕對的市場定價權，長久占有市場份額收益（如美國農業集團長久占有中國大豆(資訊,行情)市場份額收益）。農業政策要點是“技術（壟斷性）密集＋組織（農民合作社＋出口龍頭企業）密集＋資本密集＋品牌密集＋政府產業政策扶持（補貼出口）”。在農業發展的第三階段，發達國家補貼本國超強農業集團搶占發展中國家某些重要農產品市場份額的“自由貿易”，將是發達國家在WTO談判中始終追求的重點目標之一。
二、二戰后“農產品武器化”的發展趨勢
正是由于農產品價格彈性系數偏低，即很小的供給（或需求）變動，能夠導致很大的價格變動，因此農產品是投機商天然的投機對象；再由于不發達國家的農產品生產者眾多，消費者更多，農產品價格波動對其經濟安全、社會安全和政治穩定的影響的廣度和深度不是汽車、彩電等工業品價格波動可比的。因此，隨著全球化不斷深化，發達國家以較小的代價（如開放某種工業品市場的一定份額、或政府補貼）占有他國某些農產品較大市場份額——獲得定價權和長久市場份額收益權的戰略，不再僅僅是第三階段農業發展戰略，而是強國控制弱國食物主權、進而全面控制弱國的經濟、政治、社會的國家戰略——即“農產品武器化”戰略。
基辛格說：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人；如果你控制了貨幣，你就控制了世界。 二戰以來，世界正是按照基辛格所說的在運行。
遠有菲律賓喪失食物主權的案例。美國在1898年從西班牙手中接管菲律賓之后，逐步將菲律賓的農業變成美國的工業原料基地，將菲律賓人民的食物主權完全控制在美國手中。2008年全球大米價格飆升的時候，菲律賓不得不動用軍隊維持市民排隊購糧的秩序。盡管菲律賓獨立多年了，但由于喪失了食物主權，其政治、經濟、社會等方方面面受制于美國的局面一直沒有根本性的改善。
近有中國喪失大豆主權的案例。2002年我國加入WTO之后，大豆的貿易壁壘消除，當2003年中國大豆加工企業的采購團將進入歐美采購大豆時，短短5個月，大豆期貨價格實現了翻番；在中國大豆采購團高價采購大豆之后，短短5月，芝加哥大豆期貨價格跌去了一半，歐美大豆到達中國口岸的現貨價格也跌破中國采購團采購價格的一半了。2004年中國大豆壓榨行業全行業嚴重虧損，2005年中國大豆壓榨行業全面遭美國農業集團收購、兼并和重組，大豆、豆粕(資訊,行情)、食用油的定價權完全落入美國農業集團之手，中國大豆食物主權基本喪失，政府對大豆、豆粕、食用油市場價格的宏觀調控政策完全失靈。不僅影響我國數千萬豆農生計，也導致我國大豆民族產業幾乎全軍覆沒，并對下游飼料產業、畜牧和水產養殖產業的安全性和數億農民的生計穩定性構成嚴重威脅。
更為廣泛的材料，據周立《美國的糧食政治與糧食武器》披露，此前的半個多世紀，美國是運用糧食武器的高手：1945年，南斯拉夫在鐵托總統的領導下進行改革，試圖擺脫蘇聯對南斯拉夫的控制。這時，美國伸出了“友誼”之手，為南斯拉夫提供了巨大的糧食援助；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美國等西方盟國隨即對中國實行包括糧食在內的全面封鎖和商品禁運，妄圖將新生的共和國扼殺在搖籃之中。美國對中國的禁運一直延續到70年代初期；1965~1967年間，美國總統約翰遜曾對印度采取限制出口糧食的政策，從而最終迫使印度改變其反對美國入侵越南的外交政策；1970年，當“馬克思主義者”薩爾瓦多?阿連德當選為智利總統后，美國對智利的糧食援助立即停止了。阿連德領導下的大眾聯合政府，卻是致力于農業改革和公平分配的。在阿連德下臺后，美國的糧食援助很快又恢復了。糧食援助是尼克松政府反對阿連德所采取的秘密戰略的組成部分；1973年，美國由于國內食品價格史無前例地上漲，對大豆、棉籽及其制品實行禁運。日本97％的大豆依靠進口，其中92％來自美國，因此而受害最大；1980~1981年，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對其實行谷物禁運。但當20世紀80年代末蘇聯進行改革時，西方議員阿德?梅爾科特立即指出：蘇聯需要多少糧食就提供多少糧食。之后是蘇聯解體。
美國對朝鮮的糧食援助政策也是如此。1994年以來，朝鮮連續幾年歉收，國內糧食供應嚴重短缺。美國聯合日本、韓國對朝鮮提供糧食援助，但條件是，朝鮮必須放棄核計劃，并在緩和朝鮮半島局勢方面與西方合作。
糧食援助的另一側面，則不僅僅限于這樣的短期事件，而是打擊、改變進而控制受援國的農業生產體系，讓這些國家形成對美國等援助國的經濟依賴與政治依賴。這就是非洲、拉丁美洲許多國家、甚至菲律賓淪為美國附屬國的奧秘。
曾是美國里根政府農業部長的約翰?布洛克在一次聽證會上直言不諱地說：“糧食是一件武器，而使用它的方式就是把各個國家系在我們身上，那樣他們就不愿和我們搗亂。”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份報告說，第三世界國家缺糧“使美國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種力量……華盛頓對廣大的缺糧者實際上就擁有生殺予奪的權力”。
為了擴大美國“糧食武器”的優勢，2005年8月，美國總統布什簽署了《能源政策法案》，在美國政府財政扶持下，生物能源成為美國新型產業。當時，多數人都認為生物能源成本過高，短期不會有太大的前景。但在隨后的兩年多時間里，石油價格狂漲三倍，2008年最高達到每桶147美元。只要石油價格穩定在70美元之上，農產品和石油兩個本來不相關的東西高度相關了。 由于美國人少地廣，農業高度發達，生物能源產業化技術優勢明顯，對美國而言，生物能源產業化使更多農產品都將成為美國的武器，使美國的“糧食武器”更加具有威懾力。奧巴馬總統執政之后，對布什政府的很多政策都進行了修正，但在新能源、生物能源產業化方面卻一脈相承，且更加重視,力度更大、步伐更快。
近年來，美國等發達國家為了進一步增強“農產品武器化”的威力，并不滿足于對主要農產品實體經濟的定價權的控制，還利用自己對農產品實體經濟的定價權優勢和對農產品期貨市場的控制能力，逐步控制農產品虛擬經濟的定價權。農產品實體經濟和虛擬經濟一體化，使得美國等發達國家“農產品武器化”更容易得手、且更具威懾力；例如，美國不僅控制了中國大豆實體經濟的絕對定價權，同時也控制了大豆虛擬經濟的絕對定價權。虛擬經濟影響實體經濟，實體經濟也影響虛擬經濟，美國的經濟組織不僅在現貨市場上賺錢，同時也在大豆期貨市場上賺錢。這就形成了強者通吃的局面。還不僅如此，2008年6月，中國生豬價格（8元/斤）最高峰的時候，大豆、豆油(資訊,行情)、豆粕等都處于歷史高位區域，到2009年6月，我國生豬價格回落到3.5－4元/斤區域，但大豆、豆油期貨、現貨依然處于歷史高位，豆粕價格更是不降反升，由2600元/噸上漲到3600元/噸，飼料價格也不得不同步上漲，導致我國生豬生產每頭虧損200元以上，數以億計的養豬農戶損失慘重，超過一半的養豬農戶不得不退出養豬行業。
對于WTO關于農產品貿易的談判一次又一次的破裂，很多人不解：歐美農業高度發達了，為何還要堅持高補貼農業政策呢？媒體上常見的解釋是西方政客怕失去農民的選票，這種解釋顯然是哄三歲小孩的，因為發達國家的農民數量不到3％。 真正的原因是發達國家要搶占發展中國家的農產品市場份額，控制其食物主權，進而達到控制其經濟、社會、政治安全的目的。歐美國家堅守高補貼的農業政策的真正目的是對外實施“農產品武器化”戰略的需要。
發展中國家在WTO的談判中，要千萬小心、萬分謹慎地用“農產品進口份額”換取“工業品出口份額”。要明白：工業品短缺不會死人，也不會造成社會動蕩和政權垮臺，但食物主權一旦喪失，經濟安全、社會安全、政權穩定的自主權就會嚴重受制于人。在WTO的農產品貿易談判中，歐美國家對高補貼農業政策的堅守，發展中國家要堅決抵制，絕不能有半點的僥幸。尤其是中國、印度和巴西。
三、我國食物主權安全和“農產品武器化”戰略構想
當今世界，全球化日益深化是大趨勢，“農產品武器化”也是大趨勢。這既是挑戰，也是機遇，我國應該順應“農產品武器化”趨勢，揚長避短，趨利避害。不能僅僅被動地保護我國的食物主權安全，而要通過對外實施“農產品武器化”戰略，既鞏固食物主權安全，又爭取更有利的國際環境。
1，正確認識食物主權安全和“農產品武器化”的戰略意義
“民以食為天”、“手中有糧，心中不慌”、“深挖洞、廣集糧”。中國人對這些至理名言都耳熟能詳。從古至今，中國人對糧食安全重要性的認識是十分到位的，這對13億的超級人口大國的經濟、社會、政治穩定至關重要。但“糧食武器化”、“農產品武器化”的戰略思想，中國人和歐美人比起來，卻是十分欠缺的。
二戰以來，在基辛格“控制了糧食，就控制了所有人”的戰略思想的影響下，“糧食武器化”逐步成為“和平時代”強國控制弱國的另一種戰爭形式。最近20年，隨著發達國家主導的虛擬經濟日益占據重要地位，且生物能源產業化的腳步也越來越近，發達國家主導的“糧食武器化”戰爭正在悄悄升級為“農產品武器化”戰爭。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食物主權安全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危機。
最可怕的是身處危機之中，卻對危機毫無認識。
中國加入WTO以來，雖然有了大豆產業淪陷的教訓，但依然沒有對“農產品武器化”戰爭和食物主權安全引起足夠的重視。不僅如此，近些年來，有幾位著名的主流經濟學家持續高聲抨擊我國政府堅守“18億畝耕地紅線”和“糧食安全底線”的基本國策，主張留15－20％的糧食缺口依賴國際市場平衡。 這樣的主張等于將我國糧食價格上下波動40％多的定價權拱手交給外國，也等于將國家經濟安全權和社會穩定權拱手交給外國。這些主流經濟家“進口農產品就是進口土地”和農產品市場“越開放越好”的新自由主義經濟主張，讓外行聽起來很順耳，但對國家安全而言是非常有害的，和基辛格這樣的大戰略家相比，這些主流經濟學家們是非常幼稚的。但詭異的是，這部分經濟學家“幼稚”的聲音和發達國家對我國實施的“農產品武器化”戰略配合默契，很長時間在國內很多媒體上占據主流地位，政府相關部門也沒有給予有力的回擊。這才是真正的危險。
中國政府不僅要教育國民充分認識“農產品武器化”戰略性和維護國民“食物主權安全”的重要性，而且要順應“農產品武器化”趨勢，將“食物主權安全”和“農產品武器化”戰略納入國家安全戰略統籌安排，甚至法制化。不僅任何時候都不能喪失食物主權，而且要發揮自身農業優勢為周邊國家的“食物安全”盡可能提供“保護”，與周邊國家和地區建立起以“食物安全”為基礎的、唇齒相依的、共生共榮關系。
2，正視“農產品武器化”的挑戰和機遇，揚長避短
中國是一個13億多人口的大國，幾乎是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但耕地只占全球的7％。人多地少，這就決定我國保障食物主權安全比其他國家都困難，也更加重要。另外，在我國無論是糧食，還是油料、豬肉、棉花(資訊,行情)、牛奶、水等等主要農產品，一人缺一口，也是一個巨大的量，即使只在國際市場上進口5％，也可能占國際市場商品量的很大比重，足夠導致國際農產品市場價格大幅波動。所以，我國的食物主權安全不僅是國內的高度敏感問題，也是全世界的高度敏感問題。任何時候，我國都必須力求自力更生保障食物主權的安全性，同時要高度警惕發達國家乘虛對我國實施“農產品武器化”戰爭，入侵我國的食物主權。
我們在正視我國面對“農產品武器化”所處的劣勢的同時，也要看到我國的優勢，揚長避短：
第一，也正是由于我國是一個人口超級大國，農產品市場的總量非常巨大，一個人節約或多余一口，也是一個巨大的量，能夠平準一定區域內的農產品市場價格波動。因此，從這個角度上看，“農產品武器化”是大國的游戲，即小國對大國使用“農產品武器”的威力是非常有限的，而大國對小國使用“農產品武器”的威力是非常大的。例如，如果我國對朝鮮出口100萬噸糧食，對我國而言，只占其糧食總量的0.2％左右，對我國的食物安全、經濟安全和社會穩定都不構成風險；但100萬噸糧食對朝鮮而言，是其糧食總量的20％多，足夠主導朝鮮糧食價格波動，并讓朝鮮的食物安全對我國產生依賴性。這就是說，朝鮮幾乎無法對我國使用“糧食武器”，而我國對朝鮮實施 糧食安全“保護”卻是舉手之勞。我國對朝鮮實施“食物安全”保護，經濟上能夠獲得長久的“糧食市場份額收益”，政治上能夠獲得長久的戰略盟友，并且是對我國生死相依的戰略盟友。我國對外使用“食物安全保護”外交戰略，不僅適用于朝鮮，也適用于周邊其他國家和地區。
第二，我國勞動力豐富，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優勢明顯，日本60％的勞動密集型農產品依賴從中國進口，幾乎所有發達國家，都需要從中國進口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在全球范圍內，任何國家都不能夠對中國實施勞動密集型“農產品武器化”戰略，但中國具有對發達國家實施勞動密集型“農產品武器化”戰略的潛在能力。特別是日本、俄羅斯、韓國。
第三，我國市場總量龐大，周邊小國即使將其土地的一半用于生產某種非主要農產品出口我國，其份額可能不足我國市場總量的10％。我國可以有策略的向周邊小國開放非主要農產品市場，如特色水果、小雜糧和原料性農產品等，引導其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導致其國內眾多農民對我國市場的永久依賴。這樣既可以緩解中國人地緊張矛盾，豐富中國市場，又可以增強我國和周邊國家人民的“唇齒相依”的關系，并消除西方大國對我周邊小國實施小恩小惠的離間之術的社會基礎。我國對周邊國家實施“農產品武器化”戰略，是改善我國周邊環境的事半功倍之策。
第四，我國在種子、肥料、農藥、農業裝備等方面對發展中國家有相對的技術和產業化優勢，可以為第三世界國家、特別是周邊國家農業現代化提供服務，并使之產生一定的依賴性，從而增強第三世界國家食物主權安全與我國相關性，削弱發達國家“農產品武器化”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威懾力。
總之，在“農產品武器化”時代，我國如果增強防范意識，同時利用自身市場需求總量大、主要農產品產量大、且自給有余和農業基礎及技術相對發達的優勢，對外實施“農產品武器化”戰略，完全可以趨利避害，大有作為。不僅對鞏固我國食物主權安全有利，對我國經濟發展有利，還對我國外交工作、國防工作產生深刻影響，對我國改善國際環境和增強國家安全意義深遠。
3，對我國食物主權安全和“農產品武器化”幾點具體建議
要圍繞兩個戰略目標制定規劃：一是保護我國人民的食物主權的絕對安全，另一是提升我國“農產品武器化”的有效性。初步建議如下：
第一，要將食物主權安全納入到國家安全戰略中統籌安排，并制定《食物主權安全法》。食物主權安全包括：糧食主權、棉花主權、油料主權、奶制品主權、肉主權、飲用水主權等。上述農產品一定要立足國內“基本自給自足”的戰略目標，安排生產經營制度，自主生產和供給的缺口不得超過5％，缺口超過了5％，應當作為“危及國家安全”予以處置。
第二，對主要農產品都要建立戰略儲備制度和市場平準制度，按照農產品價格彈性系數大小、市場需求總量和價格波動安全區間等因素，確定主要農產品的戰略儲備數量和市場平準策略。儲備多了，浪費會很大；儲備少了，應對危機（價格波動）的功能不足。市場平準策略正確，會事半功倍；平準策略錯誤，會事倍功半。例如：豬肉儲備，如果以控制價格波動幅度不超過50％（上下各25％）為安全上下線，則豬肉儲備總量不超過5％就足夠了。最好的平準策略是逆向平準，即：漲價超過一定的水平（漲幅超過正常價格25％），除吐出庫存平準市場價格外，不要采取任何補貼消費或生產的措施，防止生產非正常擴大；價格跌到一定的水平（跌幅達到25％），應該增加庫存或出口，以平準市場價格，維持生產的相對穩定性。建議國家要按照我國食物主權安全性和“農產品武器化戰略”的有效性需要，對糧食儲備要多少，棉花儲備要多少，油料儲備要多少……如何平準市場價格等等問題，需要重新思考和規劃，制定新的主要農產品儲備制度和市場價格平準制度。
第三，建議將周邊國家某些短缺的農產品納入我國農產品安全保障體系。如，將朝鮮的糧食安全、俄羅斯的蔬菜安全、緬甸的雜交稻種子安全、日本韓國的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安全等等，納入到我國農產品安全保障體系中統籌考慮，這樣既可以避免我國出現“谷賤傷農”、“菜賤傷農”，增加我國農民收入，又可以增強周邊國家對我國的依賴性，增強我國對他國友好人民的影響力和對反華勢力的威懾力。
第四，建議擴大對臺灣和周邊小國特色農產品（非主要農產品）的進口，促進其農業結構朝依賴大陸市場的方向調整。例如，大陸可以專門為臺灣產的蓮霧、青棗等水果進入大陸而開放市場，引導臺灣農民（特別是南部）大面積生產蓮霧、青棗等，讓臺灣變成大陸蓮霧和青棗等特色水果的生產基地，以此讓眾多臺灣農民形成對大陸市場的長期依賴，消解臺獨的社會基礎。同樣的道理，我們也只特許越南、泰國、老撾、柬埔寨、緬甸、尼泊爾……蒙古、朝鮮等國的2－3個特色農產品（非主要農產品）進入我國市場，并且不同國家出口到我國的有些產品是相同的，引導這些國家按照中國的需求調整農業結構，并相互之間為搶占中國市場份額而競爭。這樣，既避免對我國的主要農產品食物主權構成威脅，又豐富了中國市場，還有利我國集中土地和勞動力生產重要農產品，增強中國食物主權安全性和“農產品武器化”的潛在能力，還消解了反華勢力的社會基礎。
第五，禁止境外農業組織在國內設立高科技農業園。勞動密集型農產品是我國的優勢，例如日本60％的勞動密集型農產品依靠從中國進口，屬于高度依賴。如果我們從日本、韓國、臺灣引進資本在沿海建所謂的“外資高科技農業園”，讓他們利用我們的廉價土地和勞動力生產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出口日本、韓國、俄羅斯、歐美等海外市場，就等于將我國“勞動密集型農產品”的海外市場份額拱手讓人了，也等于將“勞動密集型農產品武器化”的戰略手段自殘了。最近一些年，在地方政府扶持下，外資在我國建有30多萬個高科技農業園，中央政府應該堅決叫停這種自殘的、愚昧的“政績工程”競賽，并限制和收回這些“外資高科技農業園”的農產品進出口權，逐步“逼”其退出。
第六，禁止外資在國內從事主要農產品收儲業務和從事農產品批發市場建設及運營業務，已經既成事實的，也要禁止其繼續開展經營活動。縣以上政府所辦的大型農產品批發市場，禁止私有化改制。縣以下農產品批發市場，除農民合作組織外，禁止私人資本進入。這對保護農民利益，保障農產品價格安全、食物主權安全和社會穩定，都是十分必要的。
第七，順應俄羅斯政府和人民的要求，禁止我國公民租種俄羅斯土地為俄羅斯生產新鮮蔬菜，但鼓勵和扶持我國公民、農業組織租種俄羅斯土地為我國生產大豆。最近一些年，我國有不少農民和農業組織在俄羅斯境內從事蔬菜種植，為俄羅斯人民提供價廉物美的新鮮蔬菜，但遭到了俄羅斯政府和人民的排斥，理由是搶了俄羅斯人的就業機會。我國的優勢是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尤其是蔬菜），所以，我國不應該在俄羅斯種菜，應該直接向俄羅斯出口蔬菜，不斷擴大我國蔬菜在俄羅斯市場的份額，這有利我國對俄羅斯實施“農產品武器化”戰略；俄羅斯的優勢是土地多，生產土地密集型農產品（如大豆）潛力大，我國公民和農業組織租種俄羅斯土地生產大豆，出口到我國市場，這既增加俄羅斯的土地收入，又不影響俄羅斯人的就業，還可增強我國大豆主權的安全性，消解美國針對我國使用的“大豆武器”的威力。上述對俄羅斯的政策，適用于東北亞所有國家。
第八，建立主要農產品進出口特許經營制度。為了主要食物主權的安全性，也為了增強“農產品武器化”的有效性，必須改變我國農產品進出口權高度分散的局面，建議建立主要農產品進出口貿易特許經營制度。某種農產品的進出口權最多只授予5家機構，特許經營權不能授予外資機構和中外合資機構。如中國進口日本農產品，日本頂多只有三個組織報價，利潤豐厚；而日本進口我國農產品，有數十萬個經營組織對3個日本經營組織報價，導致出口數量巨大，利潤卻十分微薄，且完全受制于人。本來不是我國對日本實施“農產品武器化”戰略的，相反變成了日本對我國實施了“農產品武器化”戰略。這種局面一定要改變。
第九，盡可能優惠地為第三世界、特別是周邊國家提供非主要農產品農業技術、裝備、農資服務。政府要有計劃、有組織向海外輸出服務非主要農產品生產的農業技術人員，通過技術人員的輸出，帶動農資、農業技術裝備等輸出，增加第三世界、特別是周邊國家對中國農業技術、農資和農業技術裝備的依賴性，同時也增強我國人民和受援國家人民的友誼。
第十，聯合印度、巴西等發展中國家，堅決反對發達國家對農業的高補貼政策。在WTO的農業談判中，不可以對歐美國家的農業高補貼政策做任何的讓步和妥協，更不可為了低端制造業工業品更多的出口份額而出讓國內主要農產品市場份額。我國大豆產業的全面繳械，對中國大豆產品安全和相關下游產業的安全性影響是長久而深遠的，絕不能再出現大豆第二、第三，這是WTO農產品貿易談判必須堅守的底線。
第十一，培育“龍頭公司主外＋農民合作社主內”模式，擴大我國農產品占有海外市場的份額，增強我國“農產品武器化”的能力。農業發展的第三階段以追求市場份額收益為目標，政府應該扶持龍頭企業搶占海外市場，扶持農民合作社主導農業產業化。形成“龍頭企業主外＋農民合作社主內”的合作模式。政府要堅決避免龍頭企業下鄉搶占農民和農民合作社市場份額的事情發生，減少內耗，龍頭企業和農民合作社合力增強我國“農產品武器化”戰略的有效性。
第十二，美國已經控制我國大豆產品市場份額的60％以上，如果美國等西方國家以某種借口對我國實施大豆禁運，不僅豆制品、食用油、飼料等相關產品的市場價格會爆炸式飆升，危及我國食用油主權安全、生豬等養殖業安全和經濟安全（CPI和PPI失控），還會對我國的社會穩定、政治穩定構成極大威脅。為了防止美國對我國過度使用“大豆武器”對我國的過度傷害，建議政府：一要加大大豆儲備（包括期貨）；二要擴大大豆生產，甚至在境外租地生產；三要加強和巴西、墨西哥等大豆生產國的大豆遠期（長期協議價格）貿易或物物交換。
第十四，要全面檢討發達國家輸入我國的種子、農藥（包括除草劑）等農資是否危及我國的食物主權安全；還要全面評估外資在我國從事農產品生產、加工、經營相關的經濟活動的安全性，防止出現大豆第二。
第十五，要加大生物能源產業化的技術研發的力度，跟上世界先進技術的步伐；還有像重視雜交水稻種子培育一樣，重視生物能源原材料的植物種子研發和商品化生產，特別是適宜于鹽堿地、沙地、山地、荒地生長的高能植物品種的研發。
第十六，完善保障食物主權安全和實施“農產品武器化”戰略的體制建設
我國與食物主權安全和“農產品武器化”相關的部門至少有18個，包括農牧漁業、林業、銀行、證券、財政、稅務、糧食、商貿、發改委、工商、科技和技術監督、衛生防疫、工信部、安全、公安等，這些部門歸屬多個副總理分管，無法為了統一目標實施科學決策，更無法統一指揮，協同作戰。必須按照保障食物主權安全和“農產品武器化”戰略有效性的要求，建立起以常務副總理為指揮長的決策指揮系統，并在國務院內設立保障食物主權安全和實施“農產品武器化”戰略的“特別委員會”，“特委會”是協助常務副總理決策、指揮、協調、督促各個相關部委協調作戰的常設職能機構。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和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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