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十八大”提出建設生態文明的國家戰略，不是單純地著眼于環境問題，而是要基于新的歷史定位，創造“五位一體”的新文明。實現生態文明的建設目標，需要修復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文化以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促進實現社會的整體轉型。轉向生態文明，實現國家戰略，并以生態文明的中國方案造福、引領世界，作為一種工具和途徑，教育是重要的抓手和必由之路。文明的創新需要與之匹配的教育創新，教育作為文明轉型的有效途徑和工具之一，當務之急需要建立與生態文明相適應的教育體系。
引領教育變革，要對時代和世界的發展趨勢有明確而堅定的把握，并將教育視為“社會進步和社會變革的基本方法”，“把教育與未來的社會發展連接起來，把受教育者應接受的教育與未來連接起來”，因此，建設生態文明，需要面向未來，提出新的發展目標和方向；面向未來的生態文明教育也不是僅限于學校教育，要面向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提供不同形式和內容的生態文明教育，包括正規教育、非正規教育、非正式教育、社會教育和大眾傳播等，都需要貫徹、滲透生態文明的主題和內容。
因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農村教育研究與培訓中心聯合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于2018年5月30號共同舉辦了“構建生態文明的教育體系”專家研討會。現選取摘錄部分專家發言在“鄉村建設研究”公眾號推送。
我想談兩點。先談問題意識，然后談解決問題的路徑。
今天我們談生態文明教育，基本背景就是形勢比人強，包括溫鐵軍老師說的時間空間。把時空坐標拉開、拉長來看，我認為只要談新文明，就一定是生態文明。因為道理很簡單，如果這個文明體不能和生態良性互動的話，根本就不能夠存續，就會成為歷史，而不再是活生生的文明。
文明就是可久、可大的文化。首先是可久，就是可持續；還有就是可大，就是普適性。比如說非洲部落確實生態，但不可大。如果我們明確了“文明”的內涵，那么在人類文明史中誰文明程度最高，按照可久可大的標準，其實就應該是中華文明。
中華文明是迄今人類歷史上文明程度最高的文明，但現代文明由歐美主導，導致近百年我們的思想、文化、制度體系全都被顛覆了。這在中華文明歷史中不是沒有，當年佛教東傳也曾把我們的思想、文化顛覆過，魏晉南北朝的社會動蕩有三、四百年。也就是說，從中華文明史來看，西方文明對中華文明今天的顛覆不足為懼，當然我們會有一個漫長的吸收過程，它的文明精華我們確實要汲取。但是西方文明的根基在哪？這個問題溫鐵軍老師做了很多工作，分析非常透，就是說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根基在于不斷有外界的資源和能源輸入。如果說地球資源是無限的話，或者我們還能找到另外的地球，那我們得承認西方資本主義文明還有非常旺盛的生命力。但是如果我們承認在目前看不到可殖民外星球的機遇，資本主義的發展就一定是有限的。2008年金融危機的原因，最根本的就是全球生態資源不足以支撐經濟再粗放擴張。說這些，就是想說我們今天談生態文明教育，我們的視野一定不要僅僅是在中國，我們的視野一定要是全球化的。中國的生態環境問題比起歐美更迫切，所以中國提出了生態文明的概念。此概念的提出，第一有我們的現實問題，第二還有我們的歷史文化根基所在。
這是第一個問題，生態文明教育的問題意識，應該放在文明發展的歷史趨勢中來看。
第二個問題，談解決路徑。
如果剛才給出文明的定義是可以接受，那么中華文明持續至今的原因何在。國際社會倡導的可持續發展的四個緯度，有生態的、有文化的、有經濟的、有社會的，還應該有政治的。今天我們提“五位一體”戰略總布局不是偶然，而是被形勢所逼，從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到經濟、政治、社會后面加文化、加生態，是勢所必然。這后面有我們中國人認識社會的一個方法論，今天這個方法論沒成為主流，但積淀在我們的文化基因中。傳統的中國人所認識的世界是整體的，這個復雜整體由五個相生相克的部分組成，形成一個穩定結構，這個穩定結構就是“五位一體”。用這個模型來理解中華文明的可持續性，或者說中華文明的生態文明性質，來理解生態文明構建，非常重要。
先從政治談起。西方政治文明的根基叫民主或者主權在民，但傳統中國政治形態叫主權在“天”。“天”是什么概念？用今天生態學的術語來說，就是演化著的天球生物圈，它是動態的。中國人談天有三個意義，第一有今天一般理解的物理意義，第二有超越的形而上的意義，第三個還有人格的神靈的意義，今天我們還在說“人在做天在看”。如果要找中國學術傳統的邏輯原點的話，就是“天”。我們講的天道、天理等等，一切都源于“天”，“道”之大原出于“天”。“天”是中國傳統學術的邏輯原點，它整個學理體系的構成是由“天”出發，但是它的邏輯進路和西方的分析邏輯進路不一樣。西方的邏輯進路是《幾何原本》，把體分析成面，把面分析成線，把線分析成點，傳統中國的學術訓練是基于河圖洛書，基于易經，把加減法與幾何、天文整合在一起，我們是在那樣一種構造性數學中來訓練思維，這非常重要，這和我們說的生態文明教育直接相關，關系到我們怎么提供一套自身的學理體系和思想方法，這種學理體系和思想方法是理解我們的傳統政治的基礎，也就是理解主權在“天”的基礎。談政治，最關鍵的問題是政治權力的合法性問題。西方政治是民主合法性一重獨大，但是在傳統中國政治里面，是三重合法性并存，包括天道合法性，也就是生態合法性，歷史合法性也就是傳統合法性，還包括人心合法，是基于三重合法性制衡建立的。文明的主體結構就是政治，西方的主權在民的政治架構是跟資本主義的經濟體制綁在一起的。我們主權在“天”的政治架構是跟我們傳統的德本主義的經濟體制綁在一起的。
再談談經濟。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是以提高勞動生產率為核心的，整個西方工業化的過程，可以理解為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過程。資本密集度的提高，就是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盡量花少的勞動時間得到更多的產品。但傳統中國的經濟發展，它是以生態生產率的提高為核心的。【生態生產率=實現效益量/資源消耗量。其分子“實現效益量”=有效生產量-無效消耗量-有害生產量：實現效益量即通常所說的邊際效用；有效生產量是在一定時間內生產的有效產品的產值；無效消耗量指一定時間內的積壓消耗、大材小用消耗、非災害淘汰消耗、災害淘汰消耗等產品的產值；有害生產量指一定時間內生產的有害于個人的（即質劣的）、或有害于社會的（即違法的）、或有害于生態的（即違天的）的產品的產值，相關于社會信用和社會秩序；分母“資源消耗量”指上述有效生產量、無效消耗量、有害生產量等對自然資源產品（生產原料、土地等）的消耗總和。“生態生產率”是一個整合性概念，統籌兼顧了經濟生產中的正供給（有效生產量）、負供給（無效消耗量、有害生產量）以及必然導致的對環境資源的消耗和破壞；“勞動生產率”是一個還原性概念，把復雜的經濟生產過程分割開來，無視經濟生產仰賴的環境資源及相關的負面效應，只關注“有效生產”及相應的勞動時間。前者是追求群體“永續發展”（即天人合一）的量化體現，后者則是追求滿足個體“感官欲望”的量化體現。】提高“生態生產率”，重在生態平衡永續發展的前提下來提高生活水平。按照這種觀點來理解中國經濟發展歷史，傳統中國經濟不是沒有增長，而是一直在增長，在同一塊土地上養活的人更多，效率也相對更高。這個經濟形態在制度上的根本保障是“產權族有”，而西方經濟形態在制度上的根本保障是“產權私有”。“產權族有”與生態環境保護密切相關。“產權私有”則意味著可以脫離土地、脫離鄉土。“產權族有”的核心是把整個宗族跟它的鄉土綁在一塊。這里不再展開論述。
再談談文化方面。我們談傳統文化的核心觀念是道德仁義。中國文化的最高價值是“天人合一”之道，“天人合一”就是人與環境良性互動，德、仁、義都是為這“道”服務。最關鍵的是，這個“天人合一”價值觀念后面，它的思維模式和學術體系的構建就是剛才談的，以易經為基礎構造整合而成的。西方的主流價值觀念自由和人權，源自于像霍布斯、洛克、盧梭等把人分析還原為原子化個體之后才確立的。只有理解了中國傳統的思維模式，才能夠真正地理解道德仁義它的生態方面的合理性和科學方面的合理性。
總之，中華傳統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生態文明構建和生態文明教育的資源。當代的生態文明教育和中國傳統文化教育緊密結合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路徑。這個路徑在三個方面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第一，可以幫我們確立整個這套關于生態文明的科學體系的邏輯原點和邏輯路徑，這是中國傳統學術中有的資源，當然這資源需要跟當代科學話語進行對接和轉化。第二，中國傳統的政治經濟制度和文化會可以給今天的生態文明構建和生態文明教育提供豐富的歷史借鑒。第三，今天中國面臨層面不同的問題，如生態問題、文化問題，后面都指向一個問題，就是中華文明復興的問題。把生態文明教育和中華文明復興的目標結合起來，應是可以更多借力的一個方向。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鄉村振興研究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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