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戰略下的空間生態資源的社會載體是鄉村聚落，需要與城鄉融合相適應的制度安排。尤其在當前應對貿易戰以及美國發起的去中國化、硬脫鉤等前所未有的重大挑戰下，中國明確提出以國內大循環作為主體的雙循環戰略。這也與中國正在推進的鄉村振興戰略應該采用的政策體系創新有關。
從總的方向上看，在新冠疫情全球大規模爆發之前，2019年初，中央領導就已經明確提出要練好內功，夯實基礎，以鄉村振興作為應對全球化挑戰的壓艙石。那時候也已經提出至少要準備“過三年緊日子”。這些變化說明，在越來越嚴峻的國際挑戰面前，中國領導人在思想上、政策上已經有準備，也有了國家發展戰略調整的大思路。
當我們在這種戰略背景下談及兩山理念、土地制度，談及“山水田林湖草”的價值實現帶動鄉村復興，就要理解，這些都是豐富了生產力諸要素內涵、并且勢必要求生產關系“革命性變革”的新領域。所涉及的不僅是生態資源作為新生產資料派生的權屬關系形成對“重構新型集體經濟”的客觀需求，還附著了農村“三生合一（生態生產生活合一）”派生的“三治合一（自治法治德治合一）”對農民的社會福利的承載，以及其對鄉土社會的一系列治理成本的弱化。如同1980年代搞農村改革、推進家庭承包之初，我們就已經提醒政策制定者注意土地的多功能性。到今天尤其不能忘記，生態資源當然不能只作為一個平面要素，而要看做承載著生態化戰略轉型的空間資源要素，在開發中要體現的原則是“空間正義”而不能增加空間資源開發的“基尼系數”。由于過去不作為生產力要素的大量的山水田林湖草都可以納入生態產業化和“生態資本深化”，所以，這些業態創新要對應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生態價值化實現的新的結構性要素。
總之，中國應對全球化挑戰的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新的指導思想的確立，對于鄉村振興中的制度改革也有新的要求，在生態文明戰略下其質的規定性發生了改變，從一般農業生產力要素變為生態文明戰略下的空間生態資源的載體。“重構新型集體經濟”制度是承載空間資源要素的制度載體，生態化的土地本身又是對集體經濟制度創新最根基的承載。所以，當我們討論鄉村振興制度創新的時候，首先要從這個生態化視角來重新審視改革，討論生態資源本身內在具有的多功能性，然后再調整鄉村制度，以符合國內大循環這個新視角延伸出的新制度要求。
一、發展經驗回顧：農業從“三生合一”到被作為“第一產業”
當前我們談論三農問題要適應生態文明戰略，就已不再是簡單的討論農業問題。
我過去常在講座中問年輕朋友，農業自何時起被當作第一產業？農業是以何種邏輯被作為第一產業來推進產業化的？
中國這種非殖民地化的農業從來都是“三生合一”。“三生合一”是生態、生活、生產，它是一定生態環境條件下的生活方式，這樣的生活方式又需要這樣的生產方式來維護。可見，萬年農業是中華民族長期延續，賴以持續的文明基礎。
和西方的兩河流域早期農業不同，底格里斯河與幼發拉底河流域是氣候及生產條件都更適宜農業的一個狹窄區域。因為產出豐富，所以它的農業從來都跟積聚于城市的商業貿易活動緊密結合。而中國地勢西高東低，呈三級階梯狀分布，從南到北縱跨五大氣候帶，而導致了淺表地理資源的多樣性，也導致了東亞人類生存方式的多樣性。因此，農業在中國，就是小農村社聚居于一定生態條件下的一種生活方式，它不是為了貿易而由奴隸主推行的大規模生產，所以它從來都不是產業，而是與人們定居為社區的生產、生活、生存緊密相連，是人類依水依土而居的生存方式，是中華民族長期延續下來的一種文化。
直到中國被動應對殖民化打擊，開始學習西方的堅船利炮，工業立國成為政治家們的指導思想的這個時候，農業開始被需要作為一種產業，以這種產業化發展所能夠形成的剩余，來支撐這個不可能靠殖民化掠奪去形成剩余的民族工商業，以最終讓工業成為立國之本。
也就是說，自近代以來，當歷屆政府都把西式現代化作為國家目標，而不得不把工業的原始積累建基于把農業作為產業的這樣一個制度安排的時候，農業才漸次改變為一種產業。
乃至于中國近代的三次土地革命戰爭，也是因為工商業資本進入農業農村，改變了傳統三農并生、三生合體的這樣的一種生存方式，派生了農戶破產、鄉村衰敗、流民四起、豪強割據，才演化出來的。
二、歷史演變：農業是數千年之國本
中國的農業本來是一種意志性非常強的人類文化生存方式，但因為氣候變化，水來了，必須疏導，于是就有了以水立國的大禹，建立了第一個朝代——夏。中國從一個高度分散的農業社會，成為了一個政治國家。
黃河從青藏高原出來，水流順勢而下，在積石山一帶形成了幾個拐彎，那一帶據說是大禹治水最早的水利工程所在地。然后黃河向上進入西北，拐個大彎下來，在進入平原地帶的時候，又有一個治水的關鍵地帶，這一帶后來就成為農業物產相對豐富，人口相對稠密的地方，于是建立了夏。在黃河離開晉陜大峽谷開始向河南拐彎南下的地方，考古發現了當年大禹建立的宮殿議事堂的遺跡。因以治水需要動員勞動力，領導者必須有德的高度，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所以它是一個德治社會，而不是西方因貿易而必須形成契約關系的所謂法治社會。
這個德治社會延續到后來，形成了周朝。改變了從夏代以來的分封制，也就是夏往后幾百上千年間這么一種多部落聯合的聯盟形式。到了周代，家國天下形成，以自己本家族來形成對于新占領地區的分封。隨著家族被分到了某個地方，以地名為國名，于是變成周代分封天下的政治格局。而這個政治格局又以裂土分封為基礎。于是，家國天下就成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種早期土地制度的原型。
周代延續800年，到晚期的時候氣候再度發生變化，北方民族大舉南下，遂有戰國七雄，那是因為要對付少數民族游牧部落南下，所以大部分集中在北方——史稱“北方六國”。如果按照周朝的制度一個諸侯只有家丁沒有軍隊，當然是不可能對付游牧部族全面南下的，于是諸侯就開始立國，就要有軍才能對付南下的游牧部落。同期一個歷史現象，就是六國都沿著400毫米等降水線形成了古代的長城。這六國長城都是沿著農業帶的北緣形成的，以抵御游牧部落南下圈地放牧而對農業民族的大肆屠戮。
到秦完成統一、建立了郡縣制；然后漢承秦制延續幾千年的中央政府到縣級的政治體系。因為不再裂土分封，中央的政府體系就變成了一個以賦稅來維持中央王權，并且一定程度地維持軍隊的這樣一個體系。
那個年代以后，氣候冷熱交替不斷，變熱的時候農耕民族往北推，變冷的時候游牧部族就南下。南下一次幾乎就會導致平原地帶“萬戶蕭疏鬼唱歌”。在這種情況下，農業民族必須形成并且維護大一統的國家形態，使得地域縱深廣大，才能夠相對成規模的集中農業剩余來養軍護國，保住農耕民族在華北、江淮、兩湖等平原地區這種分散定居的村落形態不被游牧民族大規模摧毀。每當游牧民族南下造成戰亂，有一定人口規模的大家族就得南遷，遂有閩越客家的“陳林半天下”。
總之，農耕作為青藏高原崛起的“亞洲水塔”效應派生的一種人類生存相對進步的定居文化的方式，并且會隨著氣候變化造成的族群沖突而從北方中部的平原地帶不斷南移到南方山區，最終形成了以傳統儒、道、釋三教合一的文化且涵蓋面涉及東北亞、東亞、東南亞甚至中南亞等地的地域文化。
至于青藏高原地區，以喜馬拉雅山為界隔開了摞掠成性的雅利安人占據的南亞和西亞，又一度被吐蕃控制，所以中華農耕文明并沒能覆蓋到印度次大陸，而是停步在緬甸野人山這一帶。現在印度和西方的一些學者們都認同，和歐洲文化有一定歷史相關性的南亞文化，是當年氣候冷化的時候，從波羅的海一帶南下的雅利安人由于很早掌握了輪轂技術而得以整個族群大遷移。據說分了三支，一支進了希臘，一支進了波斯，一支進了印度。于是這三支北方順暢南下所形成的摞掠文化，就帶來了奴隸制、種姓制，這一系列的在人類社會演進過程中不那么和諧的文化、以及這種文化借助殖民化的歷史傳承，就延續到當代。
所以華夏農業，延續了幾千年并非產業的那種農業，它是國本，是它維持了生存以及文化繁衍。如果我們僅僅把土地狹義的抽象為農業生產力要素，那是對整個中華民族繁衍生息歷史的割裂。
三、近代演變：資本對鄉村制度的影響
當我們談及鄉村制度，需要把國家體系和鄉村結合在一起做研究，才算得上真正意義上的制度研究。
首先要說，近代鄉村基本制度源于三次土地革命戰爭，是當代中國的立國之基。因為，清末以來都要按西方模式搞工業化，又沒有條件像帝國主義那樣靠對外殖民掠奪完成資本積累，只能把鄉土中國的農業變成所謂產業，方便從中提取剩余來支援城市工業的資本積累。在這個過程中，中國鄉村的地主先演變為在外地主，再轉型為工商業地主，然后轉型為工商業資本家。
至于鄉村制度在今天的演變，是主要出于三農的需要嗎？并不是，今天的鄉村制度仍然主要是服務于城市資本擴張的需要。新世紀房地產資本、債務資本、金融資本這三大資本緊密結合，形成了一個對政策、對制度變遷具有決定作用的資本力量，導致今天鄉村制度出現嚴重不利于農民，不利于弱勢群體的演化，這是三大差別問題的根。何為經濟理性？現在只要不符合這三大資本緊密結合形成的利益要求，就是不合理性。
所以才出現了各種各樣、包括今天大家耳熟能詳的合村并居的問題。合村并居的前面是什么呢？是地票，地票的前面是什么呢？是占補平衡，甚至允許在跨區的大范圍內占補平衡。
過去，為了解決老少邊窮地區的發展問題，允許貧困地區建立一個增長中心，比如把縣級城關鎮變成產業中心。但為了保證一定面積的耕地生產糧食，國家不允許隨便占用耕地，不過，卻允許拿當地貧困地區的鄉村建設用地來換。比如貧困地區的農民建房，農民辦廠，農民辦作坊，只要把這些農村的建設用地復墾成耕地，那建設用地指標就可以拿到縣城來用，也就是允許貧困縣內部做一點土地開發在空間上的調整，這叫做占補平衡。
后來重慶搞地票制度。因為重慶過去是“三大”——大山區、大庫區、大貧困，城區建設用地非常局限，沒有產業發展條件，就搞了地票交易試驗，把貧困地區農民的建設用地指標調到城市的主城區，使得城市主城區建設面積從580平方公里擴展到1200平方公里，變成第四個大城區，也由此稱為西部明珠。
這種地票交易擴展到成都、江蘇、山東、浙江，實際是發達地區把欠發達地區的做法照搬過去，就變成了發達地區的地方政府配合地產商們再撈一桶金的制度優惠。
比如蘇南土地極為緊缺，一畝建設用地指標就差不多能賣100萬。但在蘇北，大概只能賣二十到三十萬，這其中有七八十萬的差價。允許土地異地來實現占補平衡，是蘇南這三大資本結合的政策要求；但是，這也使得蘇北農民在本村擴張宅基地是不被允許的！由此，農民們也不能自主的發展地方經濟、村莊經濟。總之，農民動任何一寸自己的土地都被法律約束，更別說改善生活蓋個二層樓，哪怕過去是蘇北泄洪區，當年洪水一來要泛濫成災的地區的農民也只能搞一層住房，憑什么？就憑資本要利。
中國只有12%的平原面積，水土光熱匹配的平原面積只占全部國土面積的9.6%。這么一來，幾乎這百分之九點幾最適合產農業的土地都蓋了樓，就把耕地趕上山了。所以現在最不適宜產糧食的很多耕地都被保護在山上。糧食種植成本不斷上升，本來沒有任何競爭的余地。現在又把農民集中居住，他上趟山很難。所以糧食安全一部分其實是虛的。
四、政策反思：鄉村制度安排需要根植于中國傳統文化
今天大家談土地制度，談合村并居，一般都簡單的從農業上講，讓農民住進七八層高樓，生產工具放哪？小型農機具拖拉機往哪放？只讓農民按建筑面積折算出進城住樓的面積，還得讓他花錢買房。就沒想進了樓以后，所有小農經濟的農牧結合，多元化的庭院經濟全都被毀。養雞的變成吃雞的，賣蛋的變成吃蛋的，養豬變成吃豬的。依靠這樣的保障體系能保障得了14億人嗎？世界上沒見過這種自毀安全體系。
有些官員的官僚主義和教條主義直接影響國家安全。這種憑教科書想象出的一個浪漫主義政策體系，自以為在做某些符合理論邏輯的改制，其實是在破壞掉國家的生存基礎。所以每每談論鄉村制度，常會引起我強烈的憤懣。這些年照搬教科書，可以叫做“換神運動”，為了打鬼而請來鐘馗，為了打尖船利炮請進來矛盾的德先生和賽先生，最后把德先生那套程序主義變成了今天大家都必須遵循的顛撲不破的村級直選制度體系。殊不知，這一通“打”，毀掉的還有自己的生命根源和文化傳承。西方神是絕對排斥性的,就因為換了神，整個政策制度體系都是這套新神的體系。今天鄉村的年輕人大量地去信西方的宗教，本土儒道釋三教合一的包容性卻被扔掉。要知道，如果沒有這種包容性，中華文明怎么能延續幾千年，怎么能形成鄉村聚落？及時同一個姓氏的家族內部化機制，也因時間長了早已出了五服，各房能力強弱差異性明顯，如果沒有這種文化包容性，如何能夠鄰里相望，守望互助？當他們受到大規模侵襲，如何能夠家族整體南遷？到現在福建廣東仍然陳林半天下，大姓往上都能找到在中原地帶的根。
所以鄉村制度要有文化基礎，要有中華傳統文化的根基。今年土地管理法修改，我們最低要求是同權同利，說到底那只是一個淺層次的要求，更深層次的要求是回歸到鄉土中國的傳統文化上。
五、戰略方向：重構新型集體經濟推進生態資源價值實現
近年來的制度條件下，土地雖然作為承載山水田林湖草的一個緊密的結構體系卻早就被拆開切碎，如果第三方公司按照農業產業的產出簡單做出一個所謂的土地價格評估，然后再用一個粗暴的市場制度把它賣掉，那就是一套非常糟糕的政策安排。
我們今天主張具有空間正義的生態資源不可簡單粗暴的進入市場。作為非標資源，它具有公共性，要體現生態空間資源開發中的空間正義或者叫生態正義。中央講鄉村振興，要推進三變改革“資源變資產”，“資金變股金”，“村民變股東”，恰恰是一個相對不容易被市場化、不容易交易的生態資源的空間正義的體現。
生態正義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延續中都有所體現。土地產出我們有義倉；要修河我們有河田；要建立宗廟宗祠延續宗族文化，我們有族田有廟產；要傳承教育，我們還有學田。越是靠近南方山區，私田占比越少，在廣東有些洪水容易泛濫的地方，公田占比重高達80%以上，過去當地人叫祖宗田、太公田，在今天被叫做村社集體經濟。這并不是斯大林主義，而是我們歷史文化延續的一個客觀結果。
所以，我們試圖把資本市場里一級市場形成股票初始定價這一內部化定價過程搬入到“三變”改革中，用于重構新型集體經濟，使得非標的空間生態資源體現空間正義，內部來完成這些資源的股權化。
進一步，由集體形成的資源或者資產管理公司，代表一方百姓的利益，以包括土地在內的空間資源、生態資源對外發行綠色債券。然后用債券發行在縣一級建立平臺去對接外部金融投資，以使得國家大量增發的貨幣不再依靠美元流入來發行，而是依靠我們自己生態資源的貨幣化過程。于是貨幣有途徑回流到鄉土社會，以解決鄉村資源豐富，但是資本稀缺的矛盾。
如此這般，我們就把（國家主權能夠控制的）生態資源和（國家主權應該控制的）貨幣納入到一個形成閉環的經濟過程之中，就能實現以國內經濟大循環為主體的雙循環戰略，弱化我們被迫硬脫鉤，特別是國際金融資本體系去中國化的過程中會受到的負面影響。
人民幣原來被動地錨定在美元上，后來鎖定一籃子貨幣，而現在，人民幣可以錨定于本國的生態資源貨幣化、資本化的過程中。這樣，只有中國的鄉村制度立足于整個國家的戰略轉型需求，而不再以教科書想象出來那個簡單的生產資料為根據，我們才能更好的思考中國的鄉村生態化發展應該做出怎樣的制度安排。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二級崗位教授，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院長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鄉村發展研究 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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