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新中國文化之路的當代意義
摘要:梁漱溟先生的鄉村建設，不只是建設鄉村，更是為了在世界現代化沖擊中探索新中國文化之路，或者說尋找現代性的中國方案。“以中國精神引進團體組織，以團體組織運用科學技術，此新中國文化之路，也就是世界文化轉變之所趨向”。這個以中國精神、團體組織和科學技術這十二個字構成的實驗方案以及因為日軍侵華而中斷的實驗成果，對于我們今天思考現代性的困境，解決現代性的問題依然有重要的借鑒意義。以中國精神重建道德理性，解決現代人的工具化碎片化問題；以團體組織重建鄉土社會，解決現代人的原子化沙粒化問題，在此兩者的基礎上運用科學技術，解決被物欲和私心引向歧途的科技異化問題。依然是我們今天面臨的重大任務。本文作者以二十年社區工作經驗和十年鄉村建設一線經歷，闡述了梁漱溟“新中國文化之路”的思想與實踐對于當今鄉村振興的意義。
西行東歸，發現中國精神
我的專業是哲學。1996年創辦了公益組織北京地球村環境教育中心，在北京和川渝湘魯等地從事城鄉生態社區建設的一線工作，推動了綠色社區、26度空調節能行動、化學品安全、可持續能源記者論壇等公益行動和相關公共政策，作為北京奧組委環境顧問深度參與了綠色奧運，并致力于傳統文化和社會工作的融合,形成了一套以天人合一為底蘊的樂和理念體系和樂和教育培訓體系，協助川渝湘魯等地的政府和民眾創造了樂和家園的現實樣本。2016年我被《中國慈善家》評為中國十大社會推動者，評語是這樣寫的：“2016，北京地球村誕生20周年。20年里，廖曉義由西方工業文明與西方式環保的崇拜者蛻變為中國文化的信徒，拓出了一條中國式公益之路”。也許，這是對于我的西行東歸路的一個概括，而這條路上有一位重要的精神導師，就是梁漱溟先生。
1979年，我作為四川大學哲學系的青年教師參加了北京大學哲學系為期一年半的培訓班，那個時候，梁漱溟先生作為北京大學哲學系的退休教授依然健在。但我熱衷于西方哲學的概念體系，對于中國哲學毫無興趣，除了應付考試，基本不讀圣賢書，不去拜訪中國哲學的大家，甚至不知道梁漱溟先生這位退休教授的大名！1983年到1990年間，我在中山大學哲學系讀研究生隨后就職于中國社科院，則熱衷于研究西方文明如何造福中國的現代化，即使發現了西方工業文明正在將人類引向毀滅，也是從造成這些問題的西式思維方式中去尋找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案。我在迷戀西方哲學、追隨西方文明、以及學習西式環保的路上走了很遠，直到在這個過程中對其產生了懷疑和困惑，不得不重新尋找自己的文化根脈和安身立命之所。而十八年前所經歷的一件事情，終于促使我東歸。
那是在2000年，我去挪威接受國際環境大獎“蘇菲獎”。這是被蘇菲基金會稱為“諾貝爾環境獎”的獎項，每年只頒發給一個組織或一個人，頒獎儀式非常隆重，挪威各界許多名士和政要出席，之后還安排我和挪威首相見面。他們對我的獲獎講演只有一個希望，就是講講中國文化，講講儒釋道或者“陰”和“陽”，為此還專門請來北京京劇團的演員助興。而那個時候我發現自己除了這張中國臉，實在不了解也講不出中國文化。這件事對我的刺激很大，于是“知恥而后勇”，回國后發憤補習國學。這個時候讀到了美國芝加哥大學歷史系教授寫的一本書《最后的儒家——梁漱溟與中國現代化的兩難》，這本書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從這本書認識了梁先生，又從梁先生那里重新認識了孔夫子，從孔夫子和梁先生那里真正認識了儒家，并由此決心走知行合一的儒家之路。
梁先生的思想成果極其豐富，也許是哲學專業背景的關系吧，最讓我開啟心智的，就是他關于新中國文化之路的思想脈絡，以及這一思想脈絡中關于中國精神的詮釋與踐行。梁先生從對中國社會的現實和文化分析兩個層面入手，認為中國的問題不是別的問題，而是文化失調問題，文化失調才是中國一切問題的根源。要解決中國問題就必須復興文化，復興文化的關鍵又必須從鄉村著手，進行“鄉村建設”才得以修復中國精神、重建社會秩序，最后解決中國所面臨社會文化的斷裂危機。他由此提出了“以中國精神引進團體組織，以團體組織運用科學技術，此新中國文化之路，也就是世界文化轉變之所趨向”的解決方案并身體力行來實施這一方案。雖然他的治世理想因為諸多原因被中斷，但是他留下了思想的種子，對于我們今天依然有著十分重要的啟示。
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當大家都在從不同的方面來看待和處理中國的政治問題、經濟問題、軍事問題的時候，梁先生從更本質的視角看到“中國問題并不是什么旁的問題，就是文化失調——極嚴重的文化失調”。一個民族對于自身的文化失去信心和信任、對自身的國情國性不去深究，就會對拿來主義失去準繩，西方工業文明的核心價值諸如物質主義、科學主義和資本主義等等就會長驅直入，文化殖民，其現代化的方案就有可能出現偏差并承受太高的社會代價、環境代價和文化代價，與中國的世界觀和價值體系產生激烈的沖突。畢竟，救國和治國良方都基于自身的文化。也許像我們這樣被動地經歷了過去的文化浩劫，又幸運地趕上了今天的文化復興的人，會更深的體會到，在那樣的自殘自殤的年代，要怎樣的洞見和勇氣，才能在當時一片打倒孔家店的浪潮中，站出來為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說話。
梁先生的洞見和勇氣來源于他對于中國文化的自知、自覺和自信。他說“中國之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天然的不能外于其固有文化所演成之社會事實，所陶養之民族精神，而得解決。它必須是中國的一套，一定不會離開中國社會的事實及民族精神而得到一個辦法，在政治上、經濟上如果有辦法，那一定是合乎中國文化的”。這套合乎中國文化的方法一定是根于中國精神并且能夠激發中國精神的。
中國精神是什么？梁先生認為，不管是人類問題，還是人生問題，中國精神就是要從人本身的理性中間去找到解決自己和社會問題的辦法。它是向內求的而不是向外取的。他說“儒家沒有什么教條給人，有之，便是教人反省自求一條而已”，“中國自周孔以來，除以倫理情誼領導中國人外，便是發揮人生向上精神，一切以是非義理為準”。他也用更簡明的話語來描述即“向上之心強，相與情誼厚”。向上之心是對于神圣性的向往和連接；相與情誼厚是親親仁民愛物的日用倫常和世俗生活，而世俗性和神圣性的結合以及反求諸己自明其德的生命自覺，就是中國文化最深刻最可貴的特點。
我將梁先生詮釋的中國精神，理解為現代語言即自立、互助、公益的精神，自立就是明明德即自明其德自省其心；互助就是親民就是相與情誼后，也是呂氏鄉約“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隨”，公益就是止于至善，以向上之心一步步朝向共同福祉的過程中實現個體和宇宙大生命的融合。更簡明的話語，就是“樂和”，天地人和，樂在其中。我們所有的鄉村建設和鄉村振興工作都是為了激發中國精神，這在今天的鄉村建設領域正在形成共識。正如龍泉鄉約的同仁所言：“中國人的信仰是天與地，天與地的精神中心在鄉村”；“鄉村振興的本質，就是要重塑中國人的終極人生觀、價值觀。不以此為目的的鄉村振興，都是短期行為偽命題，配不上鄉村振興這四個字”。
上山下鄉，踐行中國精神
梁先生不僅詮釋了中國精神的根本，而且指出了中國精神的根基，“中國文化是以鄉村為本，以鄉村為重，所以中國文化的根就是鄉村”。他認為道德文化是中國無形的根，而鄉村社會是中國有形的根，因此要從鄉村開始復興中國文化。更可貴的是，他把這種認識化為行動，辭去北大教授的席位，舉家來到山東鄒平從事鄉村建設。
受梁先生的影響，我的西行東歸路，也是研究鄉村文化、從事鄉村建設之路。2001年我們在北京的延慶縣碓臼石村進行了生態教育和鄉村建設的最初嘗試；2004年，啟動了綜合考察鄉土文化的“鄉村長卷”項目，通過三年多的調研，以全國九個民族十個鄉村的深入調研和影視制作，形成了一套基于本土文化解決鄉村問題的方案，并完成出版了鄉土中國村民讀本，該書被送到全國的鄉村圖書館。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一些鄉村特別是貴州的許多非漢民族的鄉村，還保存著自己的生態智慧、鄉土文脈和自然養生，還有自己的知識體系、管理體系和信仰體系，這就是中國精神的根基。但是隨著城市化的推進，這些鄉村正在消逝，怎么辦？2008年汶川地震后災后重建，讓我看到了我們可以綿薄之力去干的契機。
2008年6月23日，是梁先生逝世十周年的忌日，也是北京地球村和南都基金會在京舉辦“生態文明與災后重建”論壇之后，我第二次來到四川地震災區的日子。這一天我做出了對于我的人生和地球村的走向都極其重要的決定：由我親自率隊駐扎當時的極重災區成都彭州通濟鎮大坪村參與災后重建。于是我成了名副其實的農婦“廖嬢”，在紅十字基金會、壹基金、南都基金會、友成基金會等公益機構和生態建筑師劉加平這樣的志愿者們的支持參與下，和村民一起蓋生態民居、修路、建生態小農場，組織生態協會，復興鄉土文化，進行了以中國精神治理鄉村的樂和家園的最初實驗，該項目榮獲民政部頒發的“中華慈善獎最具影響力獎”，我和其他獲獎人一起，在頒獎大會上受到胡錦濤總書記的接見。
同年9月，我作為克林頓創新基金會“全球公民獎”四位獲獎人之一，去紐約領獎，這時候的我不再惶恐于對于中國文化的無知，而是帶著文化的自覺和自信，在頒獎儀式上發表感言。我談到要解決人類面臨的生態危機，需要從古老的東方智慧里面尋找出路，減少對于物質能源無限制的消費，而去發現作為健康來源的體能的意義和作為幸福來源的心能的意義，三能平衡才能實現地球的平衡。短短的三分鐘講演竟兩次被掌聲打斷，克林頓本人三次向我表達他從我帶來的中國精神中受到的啟發和震撼，讓我深感文化自信的力量。
一周后我從紐約回到了正在災后重建的大坪村，那個家家都有天地祖先牌位和“祀先祖如在其上，佑后人煥乎維新”楹聯的鄉村，繼續當村民眼中的農婦“廖嬢”，和他們一起修山村路，建生態房，開協商會。整個過程中予以充分的尊重，尊重他們建房上梁的古老儀式、鄉情宗脈的悠久傳統、敬天法祖的堂屋香案、慎終追遠的喪禮習俗，讓這些無形的文化成為凝心聚力共享樂和的現代根脈。我和我的團隊清楚地知道，在鄉村建設中，不應該只著眼于有形的物質的方面，而要去發現發掘幾千年鄉土文化的無形的遺產，不應該把一些雖然看不見但是延綿和維系了幾千年的、也許現代科學還沒有能力破解與理解的習俗斥之為迷信而擯棄，而要用有形與無形的整體全息的世界觀去看待和對待整體全息的鄉村世界。中國精神的復興首先需要找到一種通俗的理念和話語，與傳統相通又與現代相連，為政府認可又為社會認同百姓接受。樂和就是這樣的話語之一。“樂和”源于“天地人和、樂在其中”的古老智慧，體現著“和而不同、天下為公”的大同理想,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生態文明的綠色方向、中國文化的傳統智慧的綜合體現和通俗話語。用社會主義信念來詮釋，是社會共治、經濟共贏、生命共惜、文化共榮、環境共存；用生態文明的理想解讀，是生態社會建制、生態經濟發展、生態保健養生、生態倫理教化、生態環境管理；用梁漱溟先生的鄉土文化來概括，是“向上之心強，相與情意厚”；用村民語言來理解，“樂和就是一家人”、“樂和就是一條心”。我們發現樂和作為共同體思想的通俗表達很受村民歡迎，樂和有兩個關鍵點，一是和的重塑，要和不要分，激發鄉村原來固有的共同體意識；二是利的重估，讓大家意識到，這世上值錢的不止是錢，親情道義也很值錢、社會關系家庭關系很值錢、環境質量很值錢、生命健康更值錢。大坪村的一位樂和代表給農民日報的記者說：“說別的我們聽不懂，一說樂和，都曉得了，好事，搞！”
樂和不僅是一種理念，也是一種可落地的模式和可操作的流程，一套由“樂和治理、樂和生計、樂和人居、樂和禮義、樂和養生”五個樂和構成的整體方案，一個既保存村落、農場、醫館、書院、集市，同時又能夠發展生態農業、養老產業、養生產業、創意手工業等的發展規劃。這樣的方案與模式可以理解為現代化語境下的一種發展道路，一條不是毀滅鄉村，而是建設鄉村、城鄉共生的鄉土型城市化道路；也可以理解為是一種新的文明，一種身心境和、天地人和的鄉村生態文明。如果說“樂和”是一種精神，“家”則是一種社會關系，“園”就是現實的自然的和有形的空間，換言之，“樂和家園”四個字本身體現著萬物共生天下一家的內涵。
2010年6月中旬，我受邀回到自己的祖籍、地處渝陜鄂交界的重慶巫溪縣。自此以后，樂和家園成了政府主導的鄉村治理模式，我和團隊為之提供社工服務。2011年的6月23日，在重慶巫溪縣的樂和書院，舉行了一場肅穆莊嚴的祭奠梁漱溟先生的儀式。在場的有梁漱溟先生的次子梁培恕先生、嫡孫梁欽元先生和專程從美國來的艾愷先生，他們考察并高度評價了巫溪鄉村的樂和家園建設，也為這里舉辦的“梁漱溟鄉建思想與社會管理創新論壇”貢獻了寶貴的思想。
兩年后也就是2013年的6月23日，重慶南岸區峽口鎮的大石村，我和“重慶梁漱溟研究會”的部分骨干在這里舉辦“梁漱溟先生逝世25周年紀念日座談會”。兩天后，北京地球村與南岸區政府在這里簽署了樂和家園項目協議。如今南岸樂和家園建設試點已經進入第五個年頭，樂和家園的鄉村建設試點也成為以“三社聯動、三事分流、三治并舉”為特色的南岸區社會治理與服務創新實驗區的亮點工程之一，該項目孵化的“南岸區樂和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的專業社工團隊正在成長。
說來也是巧合，在同年6月，北京地球村與湖南長沙縣政府簽署樂和鄉村共建協議之后，長沙第一批社工走進鄉村也是6月23日。社工們協同政府完成“一站兩會三事分流投入改革”的鄉村治理模式，培育了218個基于村民小組的互助會和30多個村的聯席會，按照“大事政府辦、小事村社辦、私事自己辦”的方法以及相應的投入機制改革，開展了一系列的鄉村治理和文化復興活動。這個過程中成立了擁有40多名全職社工的長沙縣樂和社工協會，其牽頭的“復禮興樂，留住鄉愁--鄉村文化復興項目”于2016年底在全國530多個項目中脫穎而出，獲得“團中央中國青年志愿項目大賽金獎”，為長沙縣唯一一個金獎項目。這個歷時五年的鄉村建設項目雖然告一段落，但是其播下的中國精神的種子依然在發芽生長。
在南岸樂和家園項目和長沙樂和鄉村項目持續推進期間，2013年至2015年的三年里，北京地球村與光彩事業基金會還聯手實施了以關愛農村留守兒童為主題的“光彩愛心家園-樂和之家”。在重慶市的巫溪縣、酉陽縣和黔江區的十個試點村里，三十名社工不分寒冬酷暑，在個案、小組、社區、學校、工地的“五點”，提供“學業陪讀、情感陪護、生活陪伴、能力培訓、人格培養”的“五面”服務，我們多次邀請梁先生嫡孫梁欽元到一線給駐村社工講述梁先生的思想和人格。歷時三年的項目受到普遍好評，其理論和案例的專業報告，給以鄉村建設為基礎的留守兒童關愛事業留下了厚實的理論和實踐成果。
2013年的9月，我來到梁先生當年鄉村建設的山東鄒平縣，在未曾謀面的偶像梁漱溟先生的墓前行了叩拜大禮。隨之而來的是2014年1月在山東大學高等儒學研究院講演后，該學院的副院長、鄉村儒學的倡導和踐行者顏炳罡老師把我們引進了山東泗水縣南仲都村開始樂和家園的試點。同年10月，地球村受山東曲阜市委市政府的邀請走進了孔子故里建設樂和家園。10月18日，梁漱溟先生的誕辰，梁先生的長子、88歲高齡的梁培寬先生也來到曲阜，參加了“學儒家文化、建樂和家園”最初的啟動。
儒家精神強調實際踐行，也強調與時偕行。畢竟鄉建百年，歷史條件有了很大的不同。今天的鄉村建設是在整體的道德滑坡、文化斷層、信仰缺失、鄉村空巢、環境污染和生態惡化問題的背景下進行的，現代化帶來的諸多挑戰日益明顯。所以今天的鄉村建設有著與以往不大一樣的任務。互助養老、鄉童教育、養生常識，自然農法，用道德理性來評判和選擇現行科學技術，構建生態文明，解決生態轉型和食品安全問題等等，都是這個時代鄉村工作的重要內容；梁先生當年的歷史條件下主要依靠鄉村建設學院的知識分子和民間的力量，今天的鄉村建設則是根據習近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大力弘揚傳統優秀文化的國家戰略，以黨委政府為主導來組織群眾，地球村的社工為黨政主導的鄉村振興提供國學和社會工作服務。但其中的共同點都是注重鄉村團體組織的建設，用重建自然社區組織的方式在鄉村建設過程中振興中國精神，實現自治、法治和德治，都是以改良的方式從鄉村基層開始修復中國文化的道德根基，從而建立一個互補共生的共同體社會秩序。
地球村歷時十年的鄉村建設工作，得到了政府和社會越來越多的認可。2016年，從北京地球村脫胎而來的專業社工組織“北京樂和社會工作服務中心”正式注冊,并在第七屆中國公益節上獲“公益集體獎”；我被全國社會工作聯合會評為“2016全國十大社工人物”，《中華慈善家》將我與徐永光、馬云、馬化騰等齊名評為“2016十大社會推動者”；2017年2月，以我在2000年蘇菲獎獎金為種子基金的非公募基金會“北京樂和公益金會”在北京市民政局的支持以及敦和基金會、友成基金會的幫助下注冊成功。
2018年，清明時節，我再次來到四川彭州通濟鎮大坪村。十年過去了，地球村孵化的“成都樂和社區服務中心”的伙伴們依然守望在這里。北京地球村聯手當地的公益伙伴“四川尚明公益發展研究中心”“成都云公益發展促進會”“成都農合之家公益發展中心”以及北京大學《中國研究》參訪團，在大坪村舉辦了“鄉村振興與生態文明建設暨汶川地震十周年紀念活動”。十年的歲月在臉上留下了皺紋，在心里寫滿了滄桑，大家彼此相望，不勝唏噓，彼此激勵，繼續前行。
一站兩會，托起中國精神
2014年8月，我和梁漱溟研究的第一人、芝加哥大學歷史教授艾凱教授在山東衛視新杏壇欄目做了一期對話《鄉村記憶的中國文化命脈》。當初我是讀了他寫的《最后的儒家》一書而認識了梁先生的，沒有想到，如今能在梁先生當年從事鄉村建設的山東進行這樣的對話。兩年后，也就是2016年的8月，艾愷先生再次來到曲阜。這次他不是來做學術對話的，他是來考察曲阜樂和家園建設成果的。時隔兩年，地球村協同曲阜市委市政府和當地百姓，一起搭建了以“一站兩會三院六藝”為基本要素、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為內涵的城鄉社區建設模式，即，以黨委政府為主導力量、以社工站為技術支撐、以互助會為自治基礎、以聯席會為共治平臺、以文化大院為公共空間、以樂和書院為學習空間、以百姓庭院為生活空間，在此基礎上開展經典教育、食育工坊、綠色時尚、節氣養生、禮樂傳習、鄉村劇場的“六藝”活動，營造樂和治理、樂和禮義、樂和生計、樂和人居、樂和養生五位一體的城鄉社區家園。
社工站是街鎮在鄉村的社會工作平臺，引進專業社工提供社會工作的培訓和服務。社工住在鄉村，發揮方法提供、能力建設、教育輔導、精神感召和資源引進五個方面的功能，進行社會調研、社會組織、社會活動、社會教育、社會宣傳、社會記錄六個方面的服務。
互助會作為基于村民小組的公益性互助性組織，是落實三中全會“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激發社會組織活力，創新有效預防和化解社會矛盾體制”的要求，將村民自治落實落細落小的舉措，是村支兩委工作的有力補充。 街鎮和村支兩委要在社工協助下，通過調研和宣導，成立互助會，發現和培養鄉賢成為樂和代表，鼓勵互助會分擔村民小組的公共事務，如環境保護、矛盾化解、文藝活動、孤寡老人的照顧和留守兒童的關愛等。
聯席會是村支兩委主導、互助會、社工和共建單位等多方參與的共治平臺，是十八大以來中央提出的“民主協商廣泛多層制度化發展”的落地機制。通過培訓交流等多種形式理解召開聯席會議的方法和意義、流程，保證聯席會定期召開，并通過聯席會落實“大事政府辦、小事村社辦、私事自己辦”的三事分流、責任共擔的方法，學習用儒家思想和現代治理相結合的新方式來討論和處理公共事務，從下至上形成“樂和鄉約”的村規民約細則。
大事是什么呢？就是國家層面的公共事務，以前朝廷的大事主要有治水、御敵、賑災、判大案，現在政府的大事多了，但是大量的“小事”也就是社區層面的公共事務缺少自然村層面的社會組織來處理。現有的村支兩委是建立在行政村層面的，例如湖南長沙縣有一個行政村就包括了63個自然村，三五個人的村支兩委怎么有能力有精力去處理63個自然村的公共事務呢？所以小事村社辦，就是在村民小組層面成立互助會來處理公共事務，來處理矛盾化解、環境保護、生產協作等等事務。私事當然自己辦，是自己處理私事的責任和能力。中華民族如果對自己對社區乃至對國家如果沒有責任意識，這個民族就毀掉了。責任共擔的同時是利益共享，建立社區基金會并推動投入機制改革來實現共同的利益。
激發中國精神是為了建設一個社會共治、責任共擔、利益共享的共同體社會，而重建自然社區組織和基層社會協商機制又是中國精神不可或缺的條件。從某種意義上說，鄉村建設本質上是鄉村社會的建設，鄉村社會的建設本質上是鄉村社會組織的建設。
以生態民居和節能建筑的推廣為例，在很多鄉村難以實施，而在四川彭州的大坪村卻得到了良好的解決。2008年7月，當地政府引進地球村作為社工組織成為社工站的技術力量，支持村民組成“大坪山生態協會”，建立了該協會和村支兩委以及地球村組成的聯席會，通過聯席會邀請到由劉加平院士和他的生態建筑師團隊作為義工來到大坪山設計生態民居。經過聯席會組織村民與義工團隊協商，探索出了一套非常適合鄉村的“鄉野生態屋”“鄉情小聚落”的低碳建房操作模式，并由專業總工程師對每一戶被稱為“鄉土工程師”的村民進行系統教學、現場督導和工程評估。最終，形成生態民居系統，較一般的鄉村磚混建筑至少節能減排50%。
再以鄉村垃圾管理為例，在樂和試點村，通常互助會成立之后第一件自動去做的事情就是垃圾管理，通過聯席會討論各自的責任，互助會負責組織和管理村民們義務分片管理垃圾和定期清掃，村支兩委負責協調垃圾轉運的事務。很快，鄉村垃圾事務就得到了解決。在雙沖村，簡東源組互助會成立環保小隊，疏通溝渠，除草保潔；金鼎山村的互助會把公共環境衛生劃分到戶，全方位開展村民室內室外、房前屋后、村道社道及公共場所的衛生整治，并定期組織評比；巫溪羊橋村互助會還組織村民義務清理羊橋河的三十多年的垃圾。曲阜的一些互助會組織推廣用廚余垃圾做環保酵素，用實際行動給村民證明環保酵素的功效，減少化學洗滌劑對于農田和水源的污染，健康又省錢。
農村環境整治的“雙控”始終是難題。所謂“雙控”指的是控制違規建房，禁止私搭亂建和控制違法用地。通常情況下，“雙控”的解決方式是行政手段或者花錢雇“看護員”或者交給村支兩委監管，但解決問題的能力很弱。為此，很多地方對于違規行為采取強行壓制，結果引致執法沖突，干群關系進一步惡化。而在南岸峽口鎮，政府把“雙控”作為社區公共事務交給了互助會。通過聯席會由村支兩委、互助會、社員代表大會共同商議建立雙控協管機制，由互助會在村民中選出11人的協管專員工作，并討論形成了協管專員的基本工作模式：“一天一電話、一周一總結、一月一匯報”，在社工站的配合下，向村支兩委反映具體情況，向鎮政府匯報總體情況。由此，本來由外來力量監管的事情，成為了村民自己要承擔的自己的事情,雙控取得了良好效果。
在長沙縣，以前經常出現政府為村民做“濕地工程”“生態路”“小水利”而村民不買賬不配合的情況，為工錢討價還價，為一顆白菜的賠償叫板也司空見慣。其中重要的原因是村民由始自終沒有參與到項目的立項、執行和實施中。樂和鄉村建設后，政府組織了兩次縣級層面樂和鄉村建設投入機制改革調研會，啟動了投入機制改革的整體設計和單體實踐，探索投入機制的新模式。無一例外都取得了成本低、質量高、參與度高的效果。葛家山村，其羅家組互助會用兩公里的指標通過義務投工等方式獨立完成四公里的生態路的鋪設，而荷家組完成三口總面積八畝的標準塘建設，修通了400米的連村公路，讓村民們幾十年來首次能便捷地到鄰鎮趕集。
以前環境管理問題屬于鄉村治理中的難題，很容易引發干群矛盾。樂和理念進入鄉村之后，基于互助會的成立，分散的村民重新獲得了相互之間的認可，并密切了人際往來，由此而激發了公共意識和集體責任感，曾經的環境管理的公共事務難題也就不再是難題了。這正是基于社會建設和文化建設所帶來的生態建設效果，它讓村民在這個過程中學會理性地表達和積極地參與而真正成為家園環境的主人。
以前村里的低保評選是非常敏感的話題。鎮政府分配名額給村，村再分給組，組長或有所側重或“撒胡椒面”選出低保戶，時常引起村民不滿。互助會成立后，村民們學習用樂和的方法來處理村里的低保評選，樂和代表在了解村民的經濟情況和意見的基礎上，參加到低保評選中，實現了低保分配的公平公正。2010年在巫溪白鹿鎮大坪村，這種樂和模式化解了400人因為低保問題的集體上訪危機；2013年長沙縣木魚神組的樂和代表集體討論低保標準后認為該組村民皆不合乎低保標準，而愿意將低保名額讓給鄰村更需要的人。這些事例說明，樂和治理不僅恢復了鄉土文脈對人際關系的協調，也喚醒傳統文化對人心欲望的引領。不公正的利益分配不僅會引發村民糾紛，而且會助長人們的私心貪欲、爭斗抱怨以及進一步的不公正。樂和互助會參與到惠民政策的知情、參議和監督過程中，讓農民自己公正地分配公共資源和社會資源，同時進行向上之心和公共精神的培育，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上述弊端。
在樂和家園的社區治理實踐中，無論是基層政府村支兩委，還是社工和社區社會組織，還是家庭都需要修身。中國文化最基本最重要的大概就是修身了。“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以修身為本”。“自立、互助、公益的樂和精神，體現著“和而不同、天下為公”的元價值，修身就是要修出人的自主性、互助性和公益性，這就是大道之行的“道”。仁義禮智信，是我們要遵守的行為規范是德，在家庭里孝悌慈儉勤就是齊家，參與社區治理社區事務就是治國，因為村是小國，國是大村，走出社區就是平天下，這就是通過修齊治平實現天人合一的治理之道。
因為有著中國精神的堅定方向，我們把所有的鄉村治理和鄉村建設都看成是中國精神的培育。中國精神用今天的語言可以表述為修身的精神、互助的精神、公益的精神，一句話就是共同體精神，也就是樂和精神。樂和家園作為一種社區治理模式和一種多方參與的傳習模式，其核心就是培育中國精神，培養個人的共同體意識，以構建家一樣的共同體社會，包括文化共同體、經濟共同體、環境共同體和生命共同體。樂和家園也可以理解為政府、學界、社會組織和村居民作為一個整體對于中華共同體文化的傳承與創新。而這樣的傳承和創新，除了需要組織機制來栽培和托舉，還需要空間載體及活動來陶冶和養育。
三院六藝，陶冶中國精神
中國精神在哪里安放？中國精神的載體是什么？梁漱溟先生的鄉村建設探索了一種鄉學村學的模式，我以為這樣的模式是基于對于中國精神的鄉村傳習機制的認同和再造。中國精神如何能夠傳承？鄉村的共同體社會結構本身就是一種傳習結構。每個個人生下來之后的家教和蒙學、小學、大學，學會通過格物、致知、誠意、正心在共同體生活，并且通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營造共同體盡力。從鄉村走出去的人功成名就之后大多數會回歸鄉里，成為參與公共事務的鄉紳和繼續教育鄉童教化鄉民的先生。 中華共同體文化曾經歷了太多的苦難，卻頑強地由一代代的身體、一個個的娘胎一脈相承五千年，從教育的視角來看，是因為她有著基于修身的整體傳習機制，這個不斷傳承和創新的過程就是集話語體系，學術體系，治理體系，操作體系和復制體系為一體的傳習。在鄉村建設的實踐中，我們發現，這個傳習機制的載體就是三堂，即祠堂、中堂和學堂。
中國古代社會的精神體系、知識體系乃至管理體系的整體文化延續主要是在“三堂”中完成，祠堂作為公共空間，處理公共事務和組織公共活動；學堂作為學習空間，成為為社會輸出人才的地方；中堂作為家庭的精神空間和生活空間，成為家庭教育與家庭文化的載體，天地良心的信仰支撐了生活，天地人和的生活留住了信仰。由于五四和文革砸爛了祠堂，改造了繼而拆并了學堂，打倒“封建迷信”撤掉了中堂。今天的中國精神從哪里振興？對于三堂為載體的全人教育和終身教育的遺產，我們如何來重估、禮敬和學習？很多鄉村建設團隊都在進行積極的有益的探索。樂和家園從中國精神得以存在的空間和載體入手，探索了以“三院六藝”為特色的鄉村文化復興之路。
其一：以書院為學習空間，開展耕、讀、居、養、禮、樂的“六藝”教化：食育坊，以食物教育守護田野；國學堂，以傳統文化安頓人心；綠色風，以生態人居回歸自然；節氣行，以生命智慧喚醒真情；樂和禮，以感恩之心淳化社區；小劇場，以禮樂文明陶冶生活。這個過程中，大家共同探討摸索出一些適合鄉村教育的方法。樂和家園的很多課程內容被變成朗朗上口的歌謠，教給村民，容易理解也便于記憶，村民把樂和謠變成快板、聯宵等文藝節目，社工在經過專業的戲劇教育培育后教授給村民，特別是鄉村兒童，讓孩子在戲劇表演中提高自己的表現力和理解力，有利于技能和性格的全面發展。為了解決鄉村教育的痛點，滿足鄉村家庭的教育剛需，南岸區和曲阜市正在嘗試村校合作，讓大學生在周末和暑期走進鄉村書院，為鄉村兒童提供學業陪讀、人格培養、能力培訓的三陪服務，大學生也從了解鄉村社會、補習傳統文化、鍛煉服務技能，到乃至成為鄉村創客。
其二， 以庭院為生活空間，進行家訓家譜為內容的家風建設。在很長歷史時期里，每個中國人家里有一個中堂，既是生活空間也是精神空間，信仰支撐了生活，生活留住了信仰。彭州大坪山的社工團隊申請了民政局的文化傳承項目，幫助村民留住自家的中堂香案和法天敬祖的傳統。而傳統生日禮和互助養老餐，則是讓村民弘揚孝道文化的具體舉措。曲阜書院村還通過互助會評選樂和人家來開展家規家訓教育。樂和人家評選流程由社工和互助會聯席會討論并且實施，包括：樂和標準公示、自愿報名樂和代表推薦、評委進戶初選、集中培訓、社工定期入戶輔導、評委入戶終選、名單公示、家庭掛牌幾個環節。從一星級標準：家庭和睦，兒女孝順；衛生整潔，參加公共活動；到鄰里和諧，上慈下孝；衛生整潔、養身保健、家庭中布置有中堂畫、家規家訓，家庭成員自覺實行常禮、參加公共活動能夠幫忙組織協調等二星三星級標準，由社工和書院村互助會討論、聯席會通過樂和人家的標準并逐步實施。
其三，以大院為公共空間、開展公共活動培育公共精神。文化大院基本配置包括活動院壩、音響和投影設備。墻上可張貼互助會聯絡圖、聯席會流程及會議制度、鄉賢榜、三事分流清單、活動歷程照片、小組成員全家福等。村里的樂和墻，是村民時時可見的宣傳欄；村頭的樂和榜，是熟人社會里大家很在意的評價和表彰平臺。文化大院的主要功能包括開會議事。互助會定期在大院開會討論村里公共事務；組織孝道節與節氣行等共同活動，學做節氣操，老人婦女兒童端著碗一起喝節氣羹等等。開展文藝活動，讀唱《禮運大同篇》，村民在姚莊的小劇場中觀看婆媳關系劇；舞蹈隊在文化大院跳舞、排練農具秀等。文化大院的活動和管理，由村委會和互助會協商值班，社工提供技術支持。
共同體意識是中國精神的核心內容，也可以說中國精神就是天地人和的共同體精神，一個鄉村的共同體意識，是在構建共同體的實踐中形成的，通過互助會聯席會處理公共事務、制定公共規則的過程就是對于共同體意識的培養和共同體的能力建設；通過大院的公共空間和書院的學習空間是營造公共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重要載體；通過義務大掃除、一起做酵素、節氣行聚在一起的養生和環保活動，增強共同體意識的活動方式；同時，作為禮樂教化的方法，將《禮運大同篇》作為人人可以吟唱可以表演的手語音樂，對于強化一家人一條心的共同體意識，也是很有意義的。這些具有思想性又有著操作性的傳習方法，是社工協同政府和協助村民，在知行合一的共同實踐中逐步形成并繼續完善的。
在樂和家園的試點村，節氣行是一種養生的活動，包括節氣健康知識、節氣農耕常識以及各種守望相助的鄉村傳統。在曲阜的書院村，互助餐則是互助養老的一種有效形式。這是每周一次由老人或者其兒孫出錢的老人AA午餐，互助會的阿姨們輪流值日給老人做飯，讓老人們每周一次集體改善伙食，創造了老人之間的交流互助，并且也給兒孫們一個表達孝心的機會。既體現家里人的“親其親”的傳統孝道，又體現了村里人“不獨親其親”的公共精神和互助精神。
在重慶巫溪大河鄉的大河村，長時間人心渙散、自私自利，一輛黃豆車掉到河里，全村人蜂擁而上，不是去救人而是去搶黃豆；在成為樂和家園試點村、成立了互助會聯席會以后，又遇到一輛車掉到河里，這一次，當年見死不救的村民又蜂擁而上，但不是去搶東西，而是在樂和代表的帶動下有組織地救人，體弱的照看從客車上轉移的物品。同樣一個村，有了組織，有了理念，面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守望相助生命意識的復蘇也推己及人地惠澤到陌生人。
長沙縣的村民們將“樂和”理念總結為：“困難鄰里眾人幫，公共事務眾人管，社會正氣眾人扶，鄉村文化眾人興”。鄰里守望相助，相互扶持，一時間蔚然成風。誰得了重病，常常會得到互助會組織的村內的慰問和捐款；孤寡老人、留守兒童因為守望相助的文化復蘇而得到鄉親的照顧。抗旱期間，長沙縣金坑橋村棉花坡組一對夫婦因交通事故雙雙住院，不能收割自家稻谷，樂和代表自發組成一支隊伍，在他們最困難的時候伸出援助之手，幫助該戶收好稻谷和芝麻，喂好豬。開慧鎮葛家山村橋上組的一位村民突發重病，這個并不富裕的鄉村全組一次性捐款加起來竟有45000多元。全組鄉親的這份恩情不僅令病人家庭感動不已，也讓參與的村民感佩于心。而在杭州上虞永和鎮項家村樂和家園，公共基金捐款已經成了常規性的活動和機制，公共基金的一個重要用途就是經過基金管理委員會充分討論后用于村民的大病救助。
每一個鄉村曾經都是一個生命共同體，這種共同體的意識和要求雖受到現代化的沖擊但還沒有最后消失。鄉村還有著未被鋼筋水泥全覆蓋的生態系統，還沒有最終凋敝的鄉土文化，還有著建立從民居到養生鄉土文化產業到鄉村社會自洽的生態系統的可能。那些生活在鄉村之中，曾經守望相助的人們，通過樂和家園有了自覺和自信，來重構一家人的理念和家一樣的社會，維護一家人的根文化。以鄉村社會之有形的根培養鄉土文化之無形的根，以鄉土文化之無形的根培育鄉村社會之有形的根，固本培根是樂和家園的核心工作，也是鄉村振興的地基工程。而樂和書院就是鄉村的學習空間和載體。
第一座樂和書院由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和李連杰壹基金支持，于2009年聳立在四川彭州大坪山。樂和社工團隊在川渝湘魯10年的社區建設過程中看到，復興中國文化需要從中國文化的傳統載體書院做起，而現在絕大多數城鄉社區并沒有建立社區書院，一些既有的公共文化空間，缺乏以傳統文化為內涵的文化服務，因此，樂和社區書院項目得到中華社會文化發展基金會的支持，總結曲阜樂和家園的三個村社的實踐樣本以及樂和社工團隊在過去10年里的操作經驗，形成《樂和社區書院項目操作手冊》和《樂和社區書院新六藝教材》。該項目旨在恢復激活以書院為載體的社區文化教育，為中華文化復興的社區模式找到一條深化和可持續的路徑。2017年11月15日，由北京樂和公益基金會和北京樂和社會工作服務中心主辦、中華社會文化發展基金會和當地政府支持的樂和社區書院項目在洙泗書院啟動，開啟了將文人書院和社區書院教育相得益彰相互融合的先河。與其說它是一個項目，毋寧說它是對近十年來地球村國學傳承和鄉村建設的一次升華。
目前樂和社工團隊的主要工作就是城鄉社區書院的深化和培訓，以書院的文化建設帶動庭院的家風建設和大院的社區建設。一方面以文化提升村民的素質，以調和經濟發展的五臟失調，一方面促進社會的發育，以解決政府和社會的陰陽失調。而社會發育就是要做家風建設和社區組織建設，讓村民在家風建設和公共事務的參與和處理過程中真正體驗和領悟到鄉村文化的現實價值，并將文化內化為行為的理念，最終推動文化建設。讓國學成為老百姓“心中愿認的理兒、手上愛做的事兒、身邊會布的景兒、嘴里會說的詞兒、戲里能演的角兒、群里能冒的星兒！”
鄉村振興從文化復興開始，已是許多同仁的共識；而文化復興須從鄉村文化的傳習載體開始，則有待于更多的共鳴。我們呼吁和期待每個從鄉村走出去的人士，回望鄉村回報鄉村，為養育了自己的鄉村辦一個書院，以書院的修身，帶動庭院的齊家和大院的治村，讓修齊治平的古老傳統從我們手中成為生活，讓家國天下的大同理想從我們的腳下成為現實！
繼往開來，弘揚中國精神
2010年的一個冬天，我正在巫溪縣的樂和書院忙碌，接到了一個來自北京的電話，是梁漱溟先生的長子梁培寬先生打來的，他代表梁家把出版梁漱溟先生的稿費共約10萬元人民幣捐給我，這無疑是對這樣骨灰級的“梁粉”最大的褒獎。激動不已的我把這筆錢捐給地球村，并征得梁家人的同意，建立了“梁漱溟教育獎”，主要用于鄉建人才的培養和鄉村書院的建設，以培養和激勵更多的行動的儒者。
2016年的歲末，“公益天下——中華共同體文化的傳承與創新高端論壇暨北京地球村成立20周年慶”在北京舉行，來自公益慈善、環境保護、國學傳承、社區治理、健康養生和社會價值投資領域的名家云集。2016年似乎是一個轉折，20歲的地球村推出了未來20年的最重要的戰略計劃：以中華共同體文化的傳承和創新為核心的書院教育。梁漱溟先生與費孝通先生的后人和陶行知研究會的負責人共同見證這一辦學計劃的啟動。著名書法家都本基先生為樂和書院貢獻墨寶，上聯是：“教育為公以達天下為公也，下聯是知行合一必能天人合一焉”。
在這次盛會上，孔子第79代嫡孫、至圣孔子基金會會長、中國孔子研究院名譽院長孔垂長先生發來了賀信，他曾在2016年的7月專程從臺灣來到曲阜，出席地球村和至圣孔子基金會聯合舉辦的“儒行天下——儒學實踐公益研修班”，并走進書院村授牌“至圣孔子基金會儒學社會實踐基地”。站在孔垂長先生身邊的，有來自全國的鄉村建設的同仁和國學社工，還有梁漱溟先生的長孫，中國孔子基金會梁漱溟研究中心主任梁欽元。從孔夫子到梁漱溟，再到今天的學者和行者，儒家的血脈猶存，鄉建的文脈未斷。
2017年3月22日，在著名的曲阜洙泗書院，孔夫子當年周游列國回來授徒講學的儒家祖庭，首期國學社工培訓班開班儀式在這里隆重舉行。市委常委、宣傳部長艾國在致辭中將孔夫子稱為中國最早和最偉大的國學社工。我作為洙泗書院的秘書長，與洙泗書院院長楊朝明先生、理事長顏炳罡先生、學術委員會主任姚中秋先生等院委會成員一起，給國學社工研修班開班和授課。鑒于社工界缺乏經典教育，而國學界不熟悉社會工作的現狀，我們的課程是以圣賢書為核心內容的修齊治平+六藝，即自我修身課、家庭教育課、社會工作課、對外交流課，以及耕、讀、居、養、禮、樂六個方面的技藝；教學形式是廟學一體，祭講合一，耕讀并重，禮樂傳習。學員們就住在洙泗書院旁邊的書院村的農家小院。在書院讀書，在鄉村生活，在田間耕種，在河邊散步。儒家文化的一套以仁為根本、以禮為準則、以樂為方法的教育體系；一個從家教、鄉學、到書院的教育機制；一種以君子人格為內涵的教育目標，為今天的素質教育和學習型鄉村提供了不竭的源頭活水。
2017年5月20日，由中國孔子研究院、曲阜師范大學和洙泗書院院委會聯合舉辦的“洙泗書院重啟儀式暨首屆洙泗論壇”在這里隆重舉行，論壇主題是“梁漱溟思想與儒學重光”。來自全國十幾所高校的研究梁漱溟的青年學者與來自十幾個省市的鄉建社工一起，探索和傳承著從孔夫子到梁漱溟的儒家文脈。曲阜市市長彭照輝出席致辭，對于洙泗書院的工作給予高度評價。論壇之后，參會一行人來到洙泗書院旁邊的書院村，參與樂和家園迎小滿節氣活動，參觀社工站、豆工坊、小劇場，觀看手語《禮運大同篇》，和村民一起面對面拉家常聊生產，融入鄉村儒學生活。
樂和家園作為一種社區模式，需要遵循社會建設規律，培育自然社區組織、運用社會工作方法、建設社會工作隊伍。需要政府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引進社工組織，并建立鄉村的社會工作平臺。顯然，這樣一支以弘揚中華共同體文化為使命、以社會工作專業訓練為技能、以燃發共同體意識構建共同體社會為職業的專業社工隊伍的建設是十分必要的。這支隊伍的腳要扎下來、人要聚起來、課要講起來、事兒要做起來、美要秀出來、史要記下來。當人們為一些學院派社工下不去、留不住、用不上而發愁的時候，我們摸出了一種在本地招募社工在實踐中培養社工的路徑。
社工不僅參與社會建設，也進行生態農業的實踐，并在這個過程中傳播生態意識，用道德理性來評判和選擇現行科學技術，自覺抵制轉基因作物流入鄉村。我們建立了第一個小農場，用開耕儀式播下了這個生態黃豆的種子，摸索一產、二產加三產的六產五鏈模式，這里有農業，加工業的豆腐作坊，以及旅游業，并在資本鏈、產業鏈、銷售鏈“三鏈”上加入了“兩鏈”，即鄉村社會鏈和社工服務鏈，這些村民互助會代表和社工們在地里干活的時候好像過節氣廟會一樣有說有笑，收成的季節發現有人在偷豆子，就開會決定凌晨四點起床去輪流到地里巡邏，然后是集體突擊收割，多長時間沒有見過這樣共同生產的氣氛了。如今，社工們和互助會共同經營和耕種的生態黃豆已經收獲了兩茬。
社工還要求有一種本事，就是會演戲。戲劇教育成為社工的必修課，然后和村民一起演戲。一般說來，樂和家園的試點村要求有一個鄉村小劇場，這樣的小劇場通常由村委大院里的會議室或者堆放雜物的大屋子改裝而成。一個村里出現媳婦打婆婆了，社工就幫助互助會編了一個劇，把它演出來，演的時候上下都哭，最后這個問題就解決了，我們叫無劇本劇。還有村里的孩子經過社工培訓后演生態農場的故事，講大白菜怎么受污染，都演出來。還有樂和春晚，每年有一次，各村的小劇場節目在這里會演。我們把“一站、兩會、三院、六藝”做成了12條，對于社會治理來講是12個要點，對于社區教育來講是12門課程，對于社工來講是12門技藝。
當然，參與鄉村振興的路徑不只是成為社工。我們正在與同伴同仁聯手推動“共享農園”行動，希望每個城里人都可以通過參與共享農園、成為鄉村創客，來回望鄉村、回報鄉村和回歸鄉村。比如參與“一分田行動”，促成農田的生態轉型，通過互聯網+互助會的機制眾籌聯營共享辦有機農場，“分一分田回歸鄉村做良心小地主，擔一擔責修復國土做愛心大丈夫”！參與“一個院”行動，通過互聯網+互助會的機制，與村民眾籌聯營共享，把閑置院用來辦養老院、小客棧；參與“一窩蜂”活動，保護正在瀕危的中華蜜蜂以及購買生態農產品；參與“一個園”在鄉村建立創意園；參與“一群娃”活動讓城鄉的孩子貼近自然家園學習傳統文化，如此讓城市資源回流來重建城鄉陰陽調和：社會投資旱澇平衡；全民參與食品安全、社會力量城鄉統籌、萬眾攜手保種救土、鄉村認證信用重建、媽媽回家告別孤獨、精英回流鳳凰筑窩、告老還鄉歸根復命！
樂和家園是由政府和民間共同探索的一種鄉村振興的模式，它不止是理念和模式，而且是從川黔湘魯浙上百個村莊曾經有過或正在進行的樣本和故事。各個地區有著不同的特點和過程，但也有著一些共同的經驗，這就是“以黨委政府為主導、村民居民為主體、傳統文化為主脈、社工服務為助力”。樂和家園又是一場尚未完成的鄉村振興實驗。其中有許許多多的曲折、波折、挫折、以及某些地方因人事變動而出現的夭折。但它是一場仍在進行的實驗。一個胎兒需要十月懷胎，百年之變后的中國鄉村建設可能需要十年或者幾十年的懷胎，可能需要若干代人的努力。鄉村振興的成敗，取決于能否調整政府和社會、城市和鄉村的陰陽失衡；取決于能否從單向的扶貧與硬件建設，轉向社會、經濟、文化、環境和健康五行生克相輔相成的中醫思維和整體發展，取決于能否將中國精神的振興作為鄉村振興的關鍵。梁漱溟先生關于“以中國精神引進團體組織，以團體組織運用科學技術”的“新中國文化之路”的思想與實踐對于當今鄉村振興依然有著重要的意義。
2017年6月23日，值梁漱溟先生逝世29周年之際，在山東鄒平縣，梁先生當年從事鄉村建設的地方來了一群年輕人，他們是地球村從事鄉村建設多年的社工以及國學社工培訓班的學員。他們希望以梁先生的事跡和思想激勵自己，成為具有社會擔當之德與能的當代士君子，以承儒家真精神。梁欽元老師欣然前往做實地輔導。對梁漱溟先生這位民國大儒和鄉建前輩，是祭奠，又何嘗不是匯報呢？
今年的6月23日，梁漱溟先生三十周年的忌日。我和艾愷先生在成都大邑縣，出席“這個世界會好的——梁漱溟先生生平圖片展”；次日，我和艾凱先生在上海，參加互聯網墨爾大學組織的線下論壇“榜樣的力量”。我談到梁先生的人格與足跡始終是我和團隊的榜樣，而之前的古圣先賢也會是梁先生的榜樣，中國的圣賢文化就這樣一代代地頑強地傳遞和延綿。
令人欣慰的是，我們的身邊已經有了這樣一批傳習國學經典、致力鄉村振興的年輕人。在此，謹以在鄉建一線工作了五年的地球村社工王政偉和他小伙伴去年在鄒平梁漱溟先生墓前的一段告文作為本文的結語，其文曰：
梁公在上，后學來茲，祭拜先生，承蒙恩照。民國亂世，軍閥混戰，帝國列強，欺我不肖。泱泱中華，拋師蔑祖，打倒孔店，西學如潮。梁公舉旗，北大開壇，尊儒講孔，獨立思考。棄職舍祿，建鄉設校，身心大愿，英才感召。團體組織，科學技術，于農與教，于教與勞。鄒平鄉學，政教合為，棉農聯社，自衛自保。向上之心，相與情誼，中華精神，全球昭昭。樂和團隊，仰師已久，知其所行，知行合道。川渝湘魯，九年奮斗，樂和家園，西行東耀。國學社工，當代君子，四書熟誦，六藝熏陶。筑建三堂，復興三統，政社合一，城鄉友好。先生遺愿，后繼有人，鄉建情懷，豈敢忘消。圣賢在前，先生在上，謹此祭拜，伏惟尚饗！
北京樂和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北京樂和社會工作服務中心（前身北京地球村）成立于1996年，是一個以傳播樂和理念，建設生態文明為宗旨的民間組織。以推動公民參與“構建和諧社會，建設生態文明”的國家戰略為己任，倡導身心境和為內涵的樂和理念，踐行以“樂和社區”與“樂和家園”為特色的城鄉生態社區建設，提供能源及化學品安全等環境教育服務和樂和社工的技能培訓，營造以關愛留守兒童、建設農村社區為內容的“樂和之家”。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樂和云家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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