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與意義
1、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性質和中央要求壯大農村集體經濟
農村集體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實行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2013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提出：“改革開放從農村破題，大包干是改革開放的先聲。當時中央文件提出要建立統分結合的家庭承包責任制，實踐的結果是，“分”的積極性充分體現了，但“統”怎么適應市場經濟、規模經濟，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而“統”的載體和途徑，就是加強合作制經濟。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重構集體經濟組織，提出了“既要壯大集體經濟，也要解決好農民問題”的要求。他很早就提出“要走組織化的農村市場化發展路子”，“探索像日本農協、臺灣農會的機制”，“組織農民是我們黨的獨特優勢”。他在浙江省委書記任上提出了農村生產合作、產銷合作、信用合作“三位一體”的宏偉構想。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發展壯大集體經濟”；2016年12月發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穩步推進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的意見》,將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認定為“特殊的經濟組織”。黨的十九大報告又明確提出：“深化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保障農民財產權益，壯大集體經濟。”《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進一步指出：“探索農村集體經濟新的實現形式和運行機制。”
2、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存在的“三無”現象和“六缺”問題呼喚壯大農村集體經濟
隨著農村經濟社會深刻變化和市場化步伐日益加快，一些地方的村級集體經濟發展明顯滯后，出現了大量“無錢辦事,無人辦事,無章理事”的集體經濟“空殼村”；難以保障集體資產、資源、資金的保值增效；難以實現村集體的自我發展與壯大；難以適應推進現代農業和完善鄉村治理的要求。具體有“六缺”：一是缺信心。農村干部群眾對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普遍存在信心不足。二是缺資金。村集體貸款融資難，起步發展面臨資金瓶頸制約。三是缺政策。發展集體經濟缺乏啟動性政策支持。四是缺人才。農業經營性人才匱乏。五是缺體制。村級班子三年一選導致了部分村干部的短期行為，集體經濟發展很難有一個長遠規劃。六是缺機制。政經不分，職能錯位，集體經濟管理體制機制不健全。2015年底, 全國無經營收益的行政村、經營收入5萬元以下的行政村分別占全國總行政村的53.6%和22.7%。一些地方集體經營性資產歸屬不明、經營收益不清、分配不公開、成員的集體收益分配權缺乏保障等問題要求發展和壯大新集體經濟。
3、我國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和城鎮化水平的提高使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具備了現實可能性
改革開放30多年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和城鎮化水平的提高，使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具備了現實可能性。一是組織基礎依然存在。中國目前存在200多萬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沒有成立集體經濟組織的村民委員會與村黨支部實際上履行著部分集體經濟組織的職能。二是工業化發展為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提供了物質基礎。工業化帶動了城鎮化進程，農業剩余勞動力到城鎮就業為農業的適度規模經營創造了條件；工業化促進了農業機械化，機械化水平的提高為實現農業集約化、集體化創造了基本物質條件。三是一批職業農民應運而生。為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儲備了人力資源和智力支持。
二、探索和啟示
2007年以來，咸陽市袁家村在村黨支部書記郭占武的帶領下，以鄉村旅游為突破口，以村莊為載體，以村民為主體，通過股份制改革，經過一系列創新實踐，探索形成了三產帶二產連一產的“三產融合”發展體系，以股份合作為紐帶的共建共享共富的分配體系，以黨建引領、政經分離為基礎的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的鄉村治理體系，以新農民、新技能為主體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經營體系，有效解決了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資源投入不足、活力下降、聯系松散、監管困難等問題，成功探索出一條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新時代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袁家村模式”。簡單概括為:創新實現形式、創新運行機制、明確發展方向三個部分“一新九法”模式：一新：新農村集體經濟。九法：新合作方式“三股共有”；新發展方式“三產融合”；新管理方式“三輪驅動”；
新組織方式“三個分開”；新經營方式“三個結合”；新治理模式“三治合一”；新發展動力“三創聯動”；新發展理念“三生共贏”；新發展目標“三共融合”。
(一)創新實現形式
新合作方式：“三股共有”。袁家村股權結構由三部分構成：一是基本股。將集體資產進行股份制改造，集體保留38%，其余62%量化到戶，每戶20萬元，每股年分紅4萬元，只有本村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才能持有。二是交叉股。旅游公司、合作社、商鋪、農家樂互相持有股份，共交叉持股460家商鋪，村民可以自主選擇入股的店鋪。三是調節股。堅持全民參與、入股自愿，錢少先入、錢多少入，照顧小戶、限制大戶的原則，股份少的可以得到較高的分紅，股份超過限額的分紅就會相應比例的減少。袁家村的新集體經濟實現了所有權、經營權、收益權的統一，全民參與、入股自愿，形成了利益共同體，通過調節收入分配和再分配，避免兩極分化，實現利益均衡。村民人均純收入中入股分紅、房屋出租等財產性收入占40.1%。
啟示:股份合作是農村新集體經濟的基本形式。發展農村集體經濟，要以股份合作為紐帶，促進農戶與新型經營主體聯產聯業、聯股聯心，打造利益共同體。
新發展方式：三產融合。袁家村走“由三產帶二產促一產、基于品牌溢價多維度產業共融”的發展路徑。袁家村從發展民俗旅游開始，從弱到強，推動了第三產業的快速發展，第三產業發展又反推手工作坊發展，相繼擴張成立“前店后廠”和加工企業，加工業的升級推動了第二產業的發展壯大，從而對優質農副產品的需求快速增加，催生出種養殖基地和訂單農業，推動了第一產業規模的不斷擴大，最終形成了“三產帶二產促一產”的三產融合發展格局。目前，該村共有菜籽油、豆腐、醪糟、酸奶等加工企業10家，停車場、觀光小火車、客運公司等服務企業6家，建成菜籽、玉米、大豆、紅薯、蔬菜、辣椒等優質農產品基地14個。
啟示: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必須把三產融合發展作為基本路徑，堅持以農產品終端消費需求為導向，大力推行產業種植、加工、銷售一體化模式，盡可能把農產品價值鏈上的每一段利潤“吃干榨凈”，使農業生產、加工、配送各環節都契合消費需求，實現農產品從田頭到餐桌、從初級產品到終端消費的無縫對接。
新管理方式：三輪驅動。袁家村實施品牌化營銷策略，以質量、特色、誠信打造“袁家村”品牌，增強吸引力，提升競爭力，擴大影響力。一是以質量塑品牌。始終把“農民自己捍衛食品安全”作為“生命”，嚴把材料、管理、監督、加工、銷售“五大關口”，交出了一份“運營十年未發生一起食品安全事件”的高分答卷。二是以特色塑品牌。開發體現關中古韻的鄉村院落，懷有歷史滄桑的明清建筑，薈萃經典美食的特色小吃，充滿田園風光的果園采摘，塑造了“人無我有，人有我優，人優我特”的鄉村民俗文化特色旅游品牌。三是以誠信塑品牌。始終把塑造誠信文化作為立村之本、經營之基，每家經營商戶在自己的廣告招牌上明確寫下誠信承諾書，共同營造“誠信做事”的團隊文化。
啟示:農產品品牌是一種可貴的無形資產，承載著歷史、文化、責任、誠信、安全等內涵，只有挖掘好、運用好、保護好它，才能讓農產品品牌這塊金字招牌實至名歸．才能以品牌促消費，以消費促增值。
(二)創新運行機制
新組織方式：“三個分開”。 袁家村打破村級黨組織、村民自治組織和集體經濟組織“三位一體”“政經混合”的治理模式，讓村級“三駕馬車”實現“三個分開”。一是職能分開。清晰界定黨支部、自治組織、集體經濟組織的職責和任務，確保各個組織按照各自職能規范運作。黨支部強化領導、引導和監督職能；村委會回歸管理、服務職能；集體經濟組織回歸集體資產經營管理職能。二是管理分開。黨支部、村委會、集體經濟組織人員的選任、撤免、職責、考評、薪酬等方面進行分離管理。黨支部書記不兼任經濟組織領導成員，以便其發揮對村委會和集體經濟組織的領導和監督作用；村委會委員不與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交叉任職，也不直接參與集體經濟經營活動。三是賬目分開。理順集體資產產權關系，將非經營性資產確權登記在自治組織名下，將經營性資產確權登記在集體經濟組織名下，同時分設行政賬和經濟賬，實行資產、賬務和核算分離。
啟示: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必須構建“政經分開”的治理體系，村支部發揮領導核心作用，村委會發揮服務職能，村級經濟組織發揮管理運營職能，在集體經濟問題與其它問題之間建立“防火墻”，促使三大組織各歸其位。
新經營方式：三個結合。袁家村堅持以企業管理方式治村，以創新經營方式激發發展活力，提高效益。一是“放水養魚”與借力發展相結合。秉承“先做強再做大”的經營理念，在發展鄉村旅游起步階段，對所有經營戶免收租賃費，對投資規模較大、缺乏資金的經營戶提供資金支持，做到扶上馬再送一程，并依靠品牌效應，吸引更多外來資本。二是農戶經營與協會組織相結合。農戶自主經營，讓鄉村旅游的鄉土情更濃，民俗味更真，讓游客體驗到傳統民俗文化的“返璞歸真”。同時成立各類協會，對經營戶進行指導、監督和管理。三是封閉運營與過程公開相結合。鄉村旅游特色餐飲項目采取公司化運營方式，進行封閉式管理，經營戶所需食品原料由公司集中采購和統一供應。同時，對食品原料加工和銷售過程全程向游客開放，實現游客體驗和消費的融合。
啟示:發展農村集體經濟，要始終堅持以市場為導向，借鑒企業化經營、公司化管理的模式，將農戶與協會組織形成利益共同體，抱團闖市場，從而形成整體效應、規模效益。
新治理模式：“三治合一”。袁家村針對農村社會結構出現的新變化，創新鄉村治理理念和模式，推進“自治、法治、德治”建設。以自治為基礎，以村民議事會、道德評議會、紅白理事會、禁毒禁賭會等方式，實現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以法治為保障，按照市場經濟的法律法規來培育壯大經營主體，讓各類市場主體都能在袁家村健康成長，獲得收益。以德治為引領，將培育和塑造誠信文化、民俗文化、書齋文化、鄉賢文化等鄉風文明與發展鄉村旅游結合起來，讓袁家村成為鄉風文明的精神家園。此外，通過感恩教育和課堂教育來提高村民的思想素質。一是感恩教育。每周一的學習會上，把政策理論學習與憶苦思甜、感恩會結合起來，讓黨員、群眾、商戶上臺講述自己的創業史和在袁家村的發展史。二是課堂教育。專門設有袁家村農民學校，每周兩次對村民開展培訓，凝聚健康發展正能量，在主干街道上開辟了“新鄉賢帶頭人”示范欄，用身邊好人、道德模范、優秀村干部教育引導群眾。
啟示：健全完善鄉村治理體系，德治是法治、自治的基礎，重點解決治理主體思想精神層面的素質修養問題；法治是德治、自治的保障，重點解決治理的現實依據和手段問題；自治是德治、法治的目標，重點解決治理的具體形式和載體問題。自治、法治、德治最終都統一于“人”這個核心，都是為了激發人的責任感和參與活力，促進人與人和諧相處、社會安定有序。
新發展動力：“三創聯動”。 為了吸引人才，袁家村抓住“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機遇，打造創業、創客、創新平臺，鼓勵當地、外地農民在袁家村創業，鼓勵和吸引大學生創客、青年創業團隊、文化企業、廣告公司、建筑設計師等到袁家村創業，對藝術長廊、農家書屋、咖啡酒吧、創意工坊等新業態免收費用，有的甚至由村上給予補貼，填補了旅游項目空白，進一步提升了旅游品質。來自各行各業、各個領域有文化、懂技術、善經營、會管理的創客大軍，成為帶動袁家村發展的主要力量，形成了創客引領創新，創新帶動創業，創業推動發展的良好局面。一個只有原住村民286人的袁家村吸引了2983名“新袁家村人”長期生活工作居住在此，形成了現有的發展規模，成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經典范本。
啟示：發展農村集體經濟關鍵在人才，動力是三創。要針對農村當前空心化和缺人才、缺技術、缺勞力的現實問題，鼓勵和引導返鄉農民工、退伍軍人、農村鄉賢、大專院校畢業生等到農村創業，大力培育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新型經營主體，搭建各類產業平臺、文化平臺、消費平臺、教育平臺等，吸引市民和所有利益相關者成為新農人。
(三)創新發展理念
新發展理念：“三生共贏”。袁家村在集體經濟不斷發展壯大的過程中，注重生產、生活、生態的高度契合，通過生產方式標準化，建立了從田間到餐桌、從加工到銷售、從管理到監督的立體化、全方位、多層級的食品安全監管體系，實現了“農民自己捍衛食品安全”；通過生活方式田園化，在村落復古改造過程中，遵循“多種樹、不填湖、少拆房”的理念，保持了原生態，體現了鄉土情，弘揚了民俗風，使“看得見山，望得見水，記得住鄉愁”的天然意境成為最大特色；通過生態方式綠色化，注重發展綠色食品，實現了農產品的“返璞歸真”。
啟示：發展農村集體經濟，要注重生產、生活、生態的高度融合，大力探索以“生產美、生活美、生態美”為主要內容的“三生共贏”發展新模式，通過推進農業生產過程標準化、組織化、集約化，實現農業發展方式的根本性轉變；通過提升鄉村公共服務水平，讓農民群眾擁有更多的獲得感；通過推行綠色、生態、低碳、環保的生產生活方式，讓綠色生態成為農村的主基調。
新發展目標：“三共融合”。袁家村在集體經濟發展壯大過程中，始終秉承共建共享共同富裕的理念，通過發展鄉村旅游、培育致富產業，讓農民群眾收入有保障；通過搭建戶社合作、戶企合作、村企合作、村社合作平臺，打造互助合作的利益共同體，以合作促提升，以合作促共贏；通過采取“以長補短”“以強扶弱”“以點帶面”的方法，在兼顧公平效率的前提下，調整利益分配方式，縮小收入差距，不但使本村群眾走上了致富路，更帶動了周邊近萬人增收致富。一是以“長”補“短”。針對經營戶收入高低不均的現實，將盈利高的商戶變為合作社，分出一部分股份給低盈利的商戶，將高收益、低收益的商戶利益綁定在一起，消除了“不平衡”心理，實現了“家家有生意、戶戶能賺錢、大家齊致富”。二是以“強”扶“弱”。先后組織周邊村近千戶群眾在袁家村開展創業增收。為貧困戶提供攤點108個。將煙霞鎮899戶貧困戶以每戶3萬元的形式納入合作社，實現整鎮脫貧。三是以“點”帶“面”。以袁家村為龍頭，推行“一點促全域，一村帶十村”的鄉村旅游發展模式，集中周邊東周、西周等十個村，聯合建設袁家大社區，實現了“富一村帶一片”的效果。
啟示：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必須把實現共同富裕作為根本要求，讓農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同步夠格邁入全面小康社會。
三、成效和結論
十年來，袁家村在沒有貸款、沒有外債、沒有國家補助的前提下，順應市場經濟規律，依靠黨員干部引領，重新把農民組織起來，使村集體經濟積累從2007年1700萬元增長到2017年21億元，農民人均收入由2007年的8600元增長到2017年7.5萬元。2017年全村共接待游客550萬人次，農家樂經營戶年最高收入50余萬元。先后被評為國家級AAAA旅游景區、中國十大最美鄉村、全國鄉村旅游示范村、國家特色景觀旅游名村、中國十佳小康村、中國最有魅力休閑鄉村、全國一村一品示范村、中國傳統村落、全國生態示范村、中國鄉村旅游創客示范基地，成為聞名全國鄉村振興的“旗幟”和“標桿”。
袁家村模式的基本經驗與發展成效表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必須大力發展農村新集體經濟。一是新集體經濟不同于傳統集體經濟。傳統的集體經濟組織主要特征是“一大二公三純四平均”。傳統集體經濟強調生產資料的集體性質，成員不得單獨使用生產資料，經濟組織內部成員存在邊界不清和少數人經營和決策的問題，分配上存在平均主義的弊端。二是新時代呼喚新集體經濟。在新時代, 隨著發展階段的變化和城鄉居民消費的升級, 目前我國農村已經具備加快轉型的條件, 開始進入全面轉型的新階段，迫切呼喚新集體經濟的發展，為“三農問題”的解決提供制度安排和解決方案。所謂新集體經濟，是在不改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性質的前提下，在農村基層黨組織的堅強領導下，村集體與村民股份合作、聯合經營、統一管理，產權共有、分配清晰、共同富裕的合作性集體經濟。新集體經濟既充分發揮市場經濟配置資源的優越性，又堅持集體經營的商業模式創新，以產業發展來帶動和促進集體經濟新發展。既確保集體資產保值增值，也將產權明確到人，村民和集體成為利益共同體。在強調保持公平的同時又兼顧效率，充分調動了集體成員的積極性，通過集體的調節確保共同富裕。
（作者系中共咸陽市委農工辦主任）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業新聞網 2018-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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