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相關文獻的綜述
【摘要】鄉村振興戰略既是對國內鄉村建設運動的批判性繼承與發揚，也是對韓日鄉村建設運動及我國臺灣鄉村建設的揚棄與創新，是新時代背景下中國共產黨關于農業、農村、農民發展的最新戰略布局與要求。從其主要內容上看，鄉村振興的展開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運動的升級與重塑，其不僅是要實現鄉村的發展，更是要為中國持續健康的發展奠定基礎。鄉村振興戰略應形成總體規劃布局，應同時包含“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個方面的具體內容，通過整體與具體雙層體制機制與政策體系的建構，最終為鄉村振興注入強大動力，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強勁支撐。
【關鍵詞】鄉村振興；新村運動；造鄉運動；新農村建設；規劃布局；雙層體制機制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首次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之后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對鄉村振興作出戰略安排，明確了新時代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總體部署、主要目標、基本原則和核心任務。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不僅是中國當前社會主要矛盾的內在要求，同時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國的必然要求。人民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現實矛盾，最突出地體現在鄉村，因此，鄉村振興戰略是破解中國當前社會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和突破口。而從國家發展與民族復興的角度看，鄉村是當前發展的短板和滯后部分，因此，聚焦鄉村振興與發展亦是實現國家發展的重要保障。
為了更好地理解和認識鄉村振興戰略，也為了更好地貫徹和落實鄉村振興戰略，有必要對鄉村振興戰略的思想來源、歷史基礎、重要內涵與實踐路徑等進行深入討論和分析，為制定和優化鄉村振興戰略提供參考和借鑒。
一、鄉村建設運動與鄉村振興
當下的鄉村振興戰略與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在旨向與內容等層面具有相承性，當然亦有很大區別。鄉村建設運動目標直指鄉村區域發展，同時也展現了知識分子的愛國情懷。只有以史為鑒，才能更好地把握當下的鄉村振興戰略。
（一）鄉村建設運動的主要內容及其評價
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始于農村破敗的社會現實，同時也是當時知識分子自覺認知農村重要價值的體現。這場鄉村建設運動是當時中國政治經濟危機與民族、階級矛盾所帶來的產物。從其內容上看，當時的鄉村建設運動涉及鄉村教育、醫療、農業技術、民風民俗、經濟合作組織等，通過以上諸多內容的建設實現中國農村的全面改革。在那個時期，鄉村建設形成了3種典型模式，分別是“定縣模式”“鄒平模式”和“北碚模式”。雖然模式多樣，但是對于中國農村問題的根源，他們卻有著相對一致的看法，農村問題源于文化破壞、教育不興和經濟凋敝。但因運動所采用的改良方式，其無法在更大范圍內和更持續的時間里獲得根本性的成效，該運動后期在政府的介入下變成了農政，社會建設的主旨亦隨之消失。故而晏陽初在晚年回到中國時感慨：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并堅持走改革開放道路才能夠真正實現鄉村發展。當然，其相關探索與實驗為中國“三農”問題的解決，為全社會重視鄉村問題提供了寶貴的經驗并營造了良好的氛圍。
（二）鄉村建設運動對當代鄉村建設的啟示
從其實踐經驗上看，鄉村建設是一場民眾參與的去精英化的運動，即充分調動民眾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是其獲得影響的關鍵。鄉村建設運動的動力主要在鄉村內部。從鄉村建設運動的方法論看，其對后來的新農村建設以及當下的鄉村振興戰略都具備借鑒意義，具體內容如下：注重調查，確定方向；崇尚科學，積極實驗；聯系生活，啟發自覺。當然，歷史地看，中國鄉村建設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不可能因為鄉村建設運動的終止而終結。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的勝利，鄉村建設運動本應解決的問題已經不復存在，因而鄉村建設運動也就隨之銷聲匿跡。回顧歷史不難發現，針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出的“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和管理民主”的要求，一定程度上展現了民國鄉村建設運動的經驗和智慧。
當前鄉村振興戰略是要實現鄉村的繁榮發展，其與鄉村建設運動在歷史時期所面對的內憂外患的社會背景有很大的不同。當然，從內容上看，當下的鄉村振興戰略有6個方面的總體要求，即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在整體方向上，鄉村建設運動的取向與鄉村振興戰略具有基本一致性，即兩者都將農村問題作為中國現代化的重要問題的認識來看待，但因時空條件的巨大差異，在具體行動層面則較難借鑒。在鄉村建設運動中沉淀下來的一些經驗，比如防止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注重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推進村民自治，加快農業人口轉移，鄉村工業化和鄉村社會重構等思想則仍對今天的鄉村振興具有啟發。鄉村振興戰略所面臨的社會、經濟與政治環境要大大優于鄉村建設運動，其國家戰略的地位也意味著鄉村振興一定能取得遠超鄉村建設運動的成果。
二、韓日和我國臺灣地區的鄉村建設
從客觀情況看，韓國和日本在20世紀開展的鄉村發展與振興運動對于中國的新農村建設以及鄉村振興戰略都產生了影響，大量的相關研究也都試圖通過“他山之石”來為當下的鄉村振興戰略提供可資借鑒的經驗與方案。因此，要深入討論并分析鄉村振興戰略，韓日在過去所開啟的鄉村發展實踐也值得系統地分析和審視。
（一）韓國“新村運動”及其經驗教訓
20世紀70年代，韓國的新村運動以主權國家成功的工業化建設為基礎，農業領域也完成了土地改革，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在農業中得以實行。但因經濟發展偏向工業，農業與農村的發展明顯落后于工業和城市，城鄉差別和城市鄉村居民收入差別顯著。就其實質而言，新村運動是一場由政府主導的集中為農村提供公共品，并致力于縮小城鄉差距的綜合性社會治理運動，其結果是二元結構經濟被打破，韓國經濟獲得了快速增長。在具體建設內容上，韓國新村運動首先聚焦于農村生活環境和村莊公共設施方面，之后大力發展農村生產力，農業科技推廣，農民增收和培訓等工作，最后則將重點放在了農村精神文化建設方面。韓國新村運動以經濟發展為第一指導理念，因小農經濟體制和相似的家庭與家庭組織等，其對于中國的鄉村發展具有多方面的啟發。在基本目標方面，韓國新村運動確立了生產發展、農民增收、農村生活環境改善、豐富農民精神生活等內容，這與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基本目標有較高的內在一致性。在中心任務方面，韓國新村運動希望實現鄉村的整體與多元轉變，即從政治、經濟、教育、文化、衛生等層面實現鄉村全面發展。韓國新村運動的成功得益于推動該項運動的中央和地方政府政治權威，這是政府主導下農業現代化發展的典型。實現鄉村發展不僅需要國家對鄉村的大力投入，同時也需要充分調動農村社會內部的積極性，激發農村的內在活力。而這些經驗具備再實施的社會基礎和政治基礎。中韓之間有相似的經濟模式、自然條件、文化背景等，因此，韓國新村運動對中國鄉村振興具有借鑒意義。但是在借鑒相關經驗的同時，不應忽略中國的特殊情況，中國的鄉村發展與鄉村振興具有更大的復雜性與特殊性。若是盲目學習，則會讓韓國新村運動經驗的局限性被不斷放大。而鄉村發展中的農民參與、非經濟激勵、發展項目中的分權管理等則是可以適用于中國鄉村振興實踐的。韓國在“新村運動”中，政府針對農民開展的精神啟蒙和道德重塑減緩了新村運動的負面影響。韓國新村運動也總結出一些教訓，主要是：避免民眾對政府財政投入的過分依賴，避免政府對村級開發項目的直接干預；尊重農民的自主決定權和參與權；避免急于求成和過度投資。因此，學習韓國經驗一定要全面系統，要注重兩國的不同現實基礎及其發展階段的差異。
（二）日本“造鄉運動”及其經驗教訓
與韓國新村運動幾乎同時期的日本“造鄉運動”（也稱造村運動、造町運動）也構成了當前我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歷史參照，其出發點是通過鄉村產業振興，推動地方經濟發展，進而解決鄉村衰敗的問題。從該運動的背景看，1970年代的日本一方面面臨城鄉發展的巨大差距，鄉村發展受到巨大沖擊；另一方面還面臨城市經濟的停滯不前。“造鄉運動”在一定意義上解決了城市污染、交通擁堵和住宅緊張的問題。從其主要內容上看，“造鄉運動”的主要做法是培育優勢產業基地，提升農產品附加值，強化農產品流通體系建設，開展農民教育，創立農村金融制度與機構和促進農村文化建設等。與韓國新村運動相比，其更加注重農業產業基地，農村金融和農產品流通工作。對中國21世紀初的新農村建設而言，其形成的發展特色農業產業，推動農民合作組織建設，培育新型農民和提高農業產業化水平等經驗值得學習。此外，在該項運動當中形成的幾項原則也值得我們注意，即立足鄉土，放眼世界；自力更生，尊重民意；培養人才，著眼未來。在日本多地的具體實踐中，“造鄉運動”實際上變成了農村資源的系統開發，這類似于中國堅持多年的開發式扶貧工作，比如一些日本鄉村通過向城市市民收取一定的費用而讓市民轉變為特別“町民”與鄉民。鄉村發展的滯后一方面源自經濟原因，另一方面則源于鄉村文化與價值層面的自信缺失，因此日本“造鄉運動”注重弘揚鄉村傳統文化和公共藝術的做法，為鄉村發展注入了強大的內生力量。鄉村的發展與振興不能完全依賴政府，只有讓村民充分認識到鄉村是自己的，讓村民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態參與鄉村發展，鄉村建設與發展才能獲得持續的動力。而日本的“造鄉運動”正是這樣一種“自下而上”從鄉村生發的運動。
（三）我國臺灣地區的鄉村建設
1970年代后，鄉村建設的思想與方案才得以在我國臺灣獨立出現，從此鄉村建設被視為是鄉村現代化的基礎工作。臺灣鄉村建設經歷了從“富麗新農村”到“社區文創園”的過程，期間積累了大量經驗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臺灣在美麗鄉村建設成功之后，又開展了大范圍的“社區營造”。通過社區營造，臺灣在鄉村建設中做到了生計與文化的同步發展，培養了大量的“文化農民”。在人文關懷和文化藝術營造社區的基礎上進而推出了“社區文創園”。“富麗新農村”以基層行政轄區為單位，綜合考慮自然、人文等發展基礎與資源，以此規劃鄉村發展的方向與重點，也正是在此過程中休閑農業實現了一二三產業的有機結合。臺灣的鄉村建設以人們對鄉村多元價值的自覺認知，即認識到鄉村除了是生產空間，還是休閑空間、生態空間和文化空間，由相關部門主導并制定規劃，在過程中重視制度和法規建設，生產與生活的發展并重，基礎設施投資成為重點。因此，臺灣的鄉村建設十分注重對傳統建筑風貌和傳統特色的保護，在規劃方面實現了農業產業、觀光園、農產品展銷中心和民俗等整體統籌。在臺灣鄉村建設的過程中，其突出了以“事件”為主導的建設策略，這些事件有共識性事件、經濟事件、宣傳事件、品牌性事件和大型節事等5種。此外，臺灣在鄉村建設過程中十分注意村莊特色的塑造，這避免了村莊發展的同質化，也為村莊發展提供了諸多的可能性，也正是因為村莊特色的塑造才避免了村莊的衰敗。通過城鄉一體化融合和社區共同體營造，臺灣的鄉村建設取得了矚目的成果，城鄉一體化發展得以實現。鄉村建設不僅僅是對發展環境和項目的改變，同時也是對人際關系和社會結構的重塑，對農村社會資本的重構，對農業勞動力轉移就業的優化，對基層政府職能的改革等。鄉村衰敗在一定程度上源于人才的流失，因此臺灣鄉村建設工作注重對返鄉精英創業的引導與幫扶，注重農民技能培訓與文化塑造，并引入多元化的公共服務供給模式。總體看，臺灣鄉村建設以社區營造為基礎，以整體規劃實現特色重塑為抓手，通過產業融合和文化價值引導等推動了鄉村的發展。
三、鄉村建設運動與韓日及我國臺灣地區鄉村建設對我國內地鄉村振興的啟示
綜合以上兩部分的內容，可以看到，在歷史上已經開展過的鄉村建設運動中，我國臺灣的鄉村建設以及韓日的農村建設運動都能為當前的鄉村振興提供借鑒并帶來諸多啟發。
與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相比，我國當下的鄉村振興具有無與倫比的良好社會環境，不僅是政府主導，而且社會層面的多元主體也十分重視。但是，其經驗中仍有值得學習之處，比如如何在鄉村振興中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群體的作用，尤其是發揮其主體性和主動性。民國時期的鄉建模式大都由知識分子探索并實踐后創立，而當下中國的知識分子，尤其是研究者與社會的接觸仍不夠緊密，應崇尚科學，積極開展技術與社會實驗。
韓日和我國臺灣的鄉村建設運動給鄉村振興帶來的啟發是：繼續大力做好鄉村基礎設施建設；在充分發揮政府主導價值的同時，一定要給鄉村居民的參與和其他主體參與建設提供機會和平臺；要重視農民的思想、精神與文化建設；做好農業基礎推廣和農民技術培訓工作；開展鄉村社區營造，重構鄉村居民的社會資本；改善鄉村地區的人際關系，提升資本存量；注重保護傳統與特色，突出村莊發展的個性與方向；強化農業生產和農村生活的公共服務多元供給。
當前的鄉村振興，只有在充分吸收歷史經驗和其他區域經驗的基礎上，才能少走彎路；而以上正是對鄉村建設歷史經驗與國家、區域經驗帶來啟發的簡單總結。要想把這些經驗吃透用好，需要在實踐中進行嘗試、摸索和思辨，并非是這里的一些文字就能將這些經驗與啟示完整呈現的，在具體的鄉村振興建設內容上，需要進行更加有針對性的經驗反思與知識遷移。
四、鄉村振興：為何與何為
當然，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也為當下的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了歷史參照，從其主旨看，新農村建設與鄉村振興一脈相承。新農村建設時期提出的5句話20個字是：“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而鄉村振興戰略提出的5句話是：“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兩者相比，有4個方面是不同的。鄉村振興在新農村建設的基礎上對鄉村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也設定了更高的目標。在關于鄉村振興戰略思想源流的討論中，并沒有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相關討論作為重點進行分析，但在客觀情況上，中國已經開展的新農村建設構成了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思想來源與實踐參考。
自2017年10月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以來，關于鄉村振興的討論就異常火熱，研究者主要是從鄉村振興戰略的意義、背景、內容、實施路徑和重點工作等展開分析與討論。
（一）為何提出鄉村振興戰略
“三農”問題歷來都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三農”工作也成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將鄉村振興上升為國家戰略并優先發展農業農村，這是新時期黨中央著眼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所作出的戰略決策，是中國建設現代化強國的大事。實現鄉村振興，總體上需要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加快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鄉村振興涉及多個維度，而這恰是實施鄉村振興的總體要求，即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5個方面的總體要求又實現了對“經濟建設、生態文明建設、文化建設、政治建設和社會建設”五位一體的總體戰略布局。沒有農業、農村和農民的發展與富裕，中國夢就是不完整的。鄉村振興改變了以往偏向城市的發展思維，通過強調城鄉融合，而使得鄉村也成為理想的生活發展空間。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不僅是為了解決農業農村發展的短板問題，同時也是為了給中國的長期穩定發展奠定穩固基礎。在鄉村振興過程中，城鄉要素互動帶來多重要素在鄉村的聚集生產，最終推動鄉村的發展。在新時代與社會主要矛盾的雙重變奏下，鄉村振興絕不是物質和形象層面的改善，而是要實現鄉村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的綜合發展與全面提升。要更好地理解鄉村振興戰略的深遠意義，不僅要將其放置在十九大報告的整體進行理解，同時還應將其放置在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農業和農村發展思想的系列論述中進行理解。鄉村振興戰略是中國共產黨對其以往農村發展戰略的凝練與升華。所以，應歷史地、發展地認識和理解鄉村振興戰略的意義與價值。
鄉鎮振興戰略的提出有其具體的背景，即農業農村發展進入了新階段，這主要表現在3個方面，即農業發展進行轉型升級攻堅期，城鄉發展進入快速融合推進期，鄉村治理進入轉型期。經濟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需要激發農村巨大的發展潛能。鄉村振興是新農村建設戰略的升級，更是對中國鄉村發展規律的自覺把握，是對以往偏重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戰略的調整，更是對傳統城鄉統籌思維的縱深發展與經濟社會發展重心的下移。從“三農”工作的模式與思維看，鄉村振興戰略是對改革開放以來“三農”工作思路的重新調整與梳理。鄉村振興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農村發展思想的升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關于鄉村發展的最新成果。盡管鄉村發展仍面臨多重困境，但未來的鄉村可能正是破解發展困境的出路所在。已有的新型城鎮化、新農村建設、城鄉統籌和城鄉一體化等已經難以解決新時期城鄉發展的問題。從世界范圍內看，農業占GDP比例的下降并不必然帶來鄉村衰落，關于城鄉結構的變動與城鄉居民的布局，沒有成型的國際經驗可以完全參照。全球范圍內鄉村的衰落源于產業分割條件下農業多功能性及其價值的喪失。因此，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更多是從中國國情出發。按照新時期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界定，當前最不平衡的問題是城鄉發展的不平衡，最不充分的問題是農業農村發展的不充分。這種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現實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最為突出的矛盾，也是我們在發展進程中面臨的多重現實問題的總根源。這樣一種情況也就決定了必須將鄉村振興作為新時期一項緊迫和嚴峻的工作對待。
（二）何以實現鄉村振興
1.鄉村振興的路徑、方向與原則
鄉村振興是對鄉村生命力與價值的重新發現與彰顯，是在保留鄉村景觀與文化的基礎上對鄉村衰敗的扭轉。早在我國的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就有研究者對農村發展路徑進行了討論，有研究強調應抓住“人力、土地、資本和技術”等重點破解農村發展難題，首先從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方面發力，通過鄉村振興戰略換發鄉村發展活力，實現鄉村發展的可持續性。而要激發鄉村發展活力就要實現城鄉雙向的要素流動，引導更多要素向鄉村的聚集。鄉村活力、鄉村權利、鄉村文化和鄉村治理成為研究者討論鄉村復興的重點，鄉村精英是鄉村復興的核心主體，精英回流與鄉村治理的完善能將外部支持與資源轉化為鄉村的內生動力。鄉村振興的主體是農民，農民也是鄉村振興的受益者，充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也是實施鄉村振興不可忽視的重要原則。因此，新時代的鄉村振興應該摒棄傳統的精英主義的發展思維，讓以人為本和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在鄉村振興全過程中得到貫徹。研究者認為：鄉村振興的根本在深化改革，重點要深化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深化農村產權制度改革，完善農業保護支持制度；同時鞏固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推行農業規模經營并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健全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產權改革是產業興旺的基礎，現代農業是產業興旺的基本方向，美麗生態宜居是鄉村建設的方向，鄉村治理改革與完善則是鄉村振興的基本保障。鄉村振興的政策體系應包含財政政策、金融政策、農業保險政策、農民增收政策、人才激勵政策、農村資源優化配置政策等內容。也有研究者強調要依據阻力最小的原則，確立鄉鎮振興的四大路徑——機制創新、科技創新、產業發展與人才培育。在農業產業化過程中，一些地方通過實踐走出一條依托產業聯合體，實現農民分享產業利潤和農業發展成果的道路。就城鄉融合發展而言，鄉村振興戰略應淡化城鄉的界限，城鄉相互促進并放大彼此的優勢與長處，在公共服務上實現均衡化。同時，應實現城鄉要素的雙向流動和產業融合，重點解決好“人、地和錢”的問題，打破土地財政制度并拋棄城市化的鄉村發展理念。在縣域范圍內應做好村莊規劃、村莊合并與小鎮建設、村莊投資、鄉村新功能和新業態開發以及吸引農民工和能工巧匠返鄉等6項工作來落實鄉村振興。而針對鄉村規劃而言，則應突出政府與農民的共同參與，突出環境友好與資源節約。鄉村振興也應注重農村的信息化建設水平，信息進村入戶，不僅能為城鄉融合發展提供途徑，也能為小農戶與大市場的銜接提供橋梁。從鄉村振興的政策方向上應突出農業農村優先發展、綠色發展、共享發展、融合發展和創新發展的導向。不管這些討論如何復雜，其都在產業、生態、治理、經濟和文化的框架內展開。
2.鄉村振興中的風險防范
當然，在鄉村振興的過程中，伴生風險應引起注意，其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急于求成而忽視了循序漸進，政府主導而沒有農民參與，政策一刀切而忽視了各個地方的差異性與客觀現實約束，忽視精準減壓而持續向基層施加壓力。在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上，農業發展不能過分追求規模，而要與中國的小農經濟現實相結合。鄉村振興并非一蹴而就，其同樣需要尊重鄉村發展的規律，因此，鄉鎮振興應分階段實施并確定相應階段的目標。同時也要避免鄉村振興實施中的形式主義和一陣風，將該項工作扎扎實實做好。既要對鄉村振興有切合的人文定位，還要有適合地方產業及其健康發展的制度支持。在這方面，部分區域的先行探索已經積累了經驗。
五、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五大路徑
鄉村發展并非呈現線性道路，螺旋式上升是其更加正常的狀態，因此鄉村振興對于鄉村發展的規劃與扶持要切合實際并尊重鄉村發展規律。正如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所談及的，鄉村振興將分3個階段實施，讓農業有奔頭，讓農民職業有吸引力，讓鄉村成為令人向往的美麗家園。鄉村振興戰略共提出了5個方面20字的總要求，因此，鄉村振興戰略應分別針對“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等內容進行規劃，以形成鄉村振興的強大政策與體制合力。以下從5個方面展開具體的討論。
（一）開發農業多元價值并形成農業新業態，助推產業興旺
產業乃鄉村振興的基礎，而產業興旺并非針對農業的所有業態。對于糧食生產而言，其重點在于保障安全，中國人要將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而對于糧食作物以外的其他農業產業，則是產業興旺的重點。大宗農產品在總體上存在結構性過剩的問題，因此產業振興一定要做好產業項目的篩選工作，適合振興的產業項目不僅要有發展基礎，同時還要具備特色優勢，這樣的產業與產品不僅在國內具有市場競爭力和消費認可度，同時還具有世界市場的競爭力與認可度。在做好產業選擇工作的基礎上，重點要為產業發展提供配套支持政策，這主要包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與提升，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農產品加工與銷售服務體系，產業技術研發與推廣，產業組織建設與利益分配機制構建等。在產業發展方面應堅持質量效益優先原則，確保優質優價，提升產業發展的經濟動力；突出農業多功能性的開發，將休閑、旅游、康養、游學、教育等相關業態納入農業產業，以此推動鄉村產業興旺。
（二）做好環境生態、鄉村能源結構調整與退耕工作，實現鄉村生態宜居
生態宜居的前提和基礎是做好鄉村的環境治理，其涉及水體、固體廢棄物、農業面源和空氣等內容。針對環境污染，首先要加強環境督促與監管，同時還應做好環境保護與生態維護的教育工作。比如，很多城市已經開展了廢品分類回收工作，這項工作可以向鄉村推廣，對于堅持廢品分類回收的農戶可以進行獎勵，或者是用可回收廢棄物置換日常生活用品。其次，生態宜居還需要改變農民生活的能源結構，對傳統的燃煤、燒柴等能源獲取方式進行替代并給予補貼，例如太陽能、風能和生物能等。第三，繼續做好退耕還林還草工作，持續推動生態移民搬遷工作，提高退耕戶補貼標準，提升生態移民戶的保障水平。第四，堅持生態區域生態補償的全覆蓋，除了提供政策性補貼外，積極探索市場化的生態補貼方案，比如可以嘗試按照水流域區域進行生態價值和經濟價值的換算，以生態環境保護換取生態享受方提供的發展補償資金。第五，做好鄉村規劃與人居環境治理，保留好鄉村的良好風貌，凸顯鄉村的鄉土記憶與味道。生態宜居在本質上要求將綠色發展理念貫穿農業和農村發展的全過程，建設綠色農業與美麗鄉村，將青山綠水作為鄉村的最大財富。
（三）弘揚傳統優秀文化資源，搭建公共文化活動平臺，實現鄉風文明
鄉風文明建設要利用好傳統優秀文化資源（民俗文化、農耕文化、禮儀文化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等），倡導淳樸文明的生活風氣，營造現代文明的生活方式。與此同時，對于鄉村內不良的文化與風氣等要大力推進移風易俗工作；加強農民思想道德建設，通過文明評比與表彰活動，通過鄉規民約和村規民約來倡導和引領良好的家風與村風。文明的鄉風需要鄉村居民的積極參與，通過搭建公共性的文化活動平臺，將農村居民的文化自信與主體價值進行激發。鄉風文明還需要充分發揮鄉賢的作用，將其文化引導作用與經濟社會效益進行結合，將思想認識問題的改變與現實問題的解決結合起來。鄉風文明需要重點治理鋪張浪費和大操大辦等突出問題，通過制定指導性意見以及形成村民共同約定等解決此類問題。對此問題，在現實層面，很多地方也都探索有相對成功的經驗，比如紅白理事會、網絡點贊團和鄉村公益微信群等。鄉風文明建設必須依托豐富的鄉村文化活動，而當前鄉村文化活動在很多地方都極其匱乏，因此鄉風文明需要制定鄉村公共文化活動的規劃方案，讓集體性精神文化活動助推文明鄉風的實現。鄉風與村風的基礎是個人作風，尤其是村干部的作風，因此在鄉風文明的建設過程中還應做好鄉村干部作風建設工作。鄉村社會中存在的矛盾糾紛問題是鄉村文明的不協調因素，因此，鄉村文明建設還應做好鄉村矛盾糾紛的調解與化解工作。
（四）實現“三治融合”，創新鄉村治理體系，實現鄉村有效治理
實現鄉村治理有效的重點是建構“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其中自治是基礎也是根本。在自治方面，要對自治的形式與結構進行創新，比如進行自治的下沉和開展微自治等，同時還應對基層治理者的治理能力的提升開展培訓工作，通過提升村干部待遇來提升其治理工作的積極性。對于農村居民，重點是激發其參與鄉村治理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如果大家都能關心村級事務，那么鄉村治理就是低成本、高成效。德治是鄉村治理的基礎和依賴，去道德化的個體與鄉村是難以有效治理的。通過道德、倫理規范和社會輿論，可以實現鄉村的柔性治理。同時德治與文明的鄉風村風也是密不可分的，沒有文明的鄉風村風，道德難以發揮治理效果。德治不僅需要在整體層面倡導良好的道德風尚，也需要有道德模范積極參與鄉村治理。此外，還需積極發揮村規民約等文本與規范的治理功能，搭建道德講堂與道德評議等公共平臺，為德治效果的發揮提供更多支持。法治是治理的前提和底限。法治實現的是規范和剛性治理，沒有法治的鄉村治理將可能失去原則，甚至觸犯法律法規。一切行為規范都要以法律為準繩，任何行為都不能超越法律范圍，法治是德治與自治的最終保障和依據。過分強調單一治理都會讓鄉村治理面臨更多弊端，比如德治可能太過“軟弱”，自治則容易“迷失自我”，法治則太過“剛硬”，而實現三治融合則會讓鄉村治理張弛有度，既保證了在各自擅長的治理問題上充分發揮單一治理的效果，同時又通過治理融合而實現鄉村治理難題與困境的破解與治理能力的提升。
（五）做好脫貧攻堅和低收入群體增收工作，實現鄉村富裕生活
實現生活富裕的目標，首先應完成脫貧攻堅的艱巨任務。按照扶貧規劃，到2020年將實現現行標準下貧困人口的全部脫貧，但這不意味著脫貧人口以及之前未被納入貧困群體行列的農村居民就過上了富裕的生活。因此，在2020年后，中國仍將持續開展扶貧工作或是低收入群體增收工作。生活富裕的基本前提是收入的增加，為實現這一目標，不僅要實現產業興旺，同時也應做好社會發展成果的分配工作，一方面讓農民能通過傳統農業產業和農業多功能的開發獲得收入，另一方面也應做好轉移支付和社會保障工作，減輕農民的教育、醫療與基礎設施建設負擔。針對低收入群體，要抓緊時間著手制定低收入群體收入提升規劃，通過擴大經營性收入、資產收入、工資收入和轉移性收入為農民增收提供更多可行渠道；堅持就業優先，通過提升農民的人力資本，以就業和務工促進農民增收。針對農村不同的收入群體，要有差別有針對性地探索并實施增收舉措，以實現其能獲得持續穩定的經濟收入，生活寬裕，衣食無憂。
六、結束語
鄉村振興戰略的提出具有歷史的必然性，這也是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重視農業農村農民工作的具體體現。中國歷史上開啟的鄉村建設運動、新農村建設運動以及韓日“新村運動”和“造鄉運動”均為當下中國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提供了寶貴的參考甚至經驗。中國的鄉村振興戰略是在吸收國內歷史時期鄉村發展經驗以及外國鄉村發展經驗基礎上而形成的科學戰略，隨后的鄉村振興戰略的具體規劃也必將博采眾長和在堅持中國特色的基礎上實施落地。鄉村振興的實現并非一時之功，要做好長期努力的準備。只有在尊重鄉村發展客觀規律以及中國社會發展現階段特征的前提下，才能讓鄉村振興變成實實在在的惠民利國之舉，才能讓鄉村發展助力新時期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化解，以最終助推中國民族的偉大復興。
（本文作者：邢成舉，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發展學院副教授；羅重譜，重慶社會科學院改革雜志社研究人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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