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之四
1980年代初期，農村土地林地使用權改革初戰告捷，進入城市企業改革，圍繞著能不能、要不要以及怎樣搞股份制的問題，先后經歷了數場大討論，最終改革派取得了艱難性的勝利。至當前，我國國有企業改革進入國有壟斷企業混改，但是進展緩慢。
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回顧改革開放初期股份制改革研究的歷程，汲取經驗教訓，是一件很欣慰的事情。
一、厲以寧教授首先提出股份制改革
改革開放前，我們把股份制作為資本主義的典型特征之一大批特批，以至于使其成為眾多禁區中的一個。
改革開放后，北京大學厲以寧教授1981年在天津一次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第一次建議采用股份制。1986年4月下旬北京大學“五四”科學討論會上，厲以寧教授進一步闡述了股份制改革是改革的關鍵的主張，認為“中國改革的成功必須取決于產權改革的成功”。由于提出與堅持股份制改革，厲以寧教授被人們親切地尊稱為“厲股份”。
受厲以寧教授講話的啟發，我對股份制產生了研究興趣，于是從馬克思的股份資本理論到我國的企業股份制的全面改造，草擬了20篇論文提綱，于1983年開始寫作，先后成稿。由于當時的大氣候，雖然東投西投，全被退稿，至1985年《云南教育學院學報》才發出第一篇。1988年，承蒙云南省社會科學院郭正秉院長、何耀華副院長批準，我得以把論文匯編成《股份經濟的理論與實踐》，感謝云南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1月出版發行。
這里有個小故事。1989年3月，經濟日報、求是雜志、昆明日報、昆明旅游服務總公司聯合在昆明召開“中國股份制理論與實踐研討會”，厲以寧教授當時的助手、北京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院長曹鳳岐教授也應邀與會，當我找他請教時，看到他正拿著自己主編的《中國企業股份制的理論與實踐》一校稿校對。他的這第一本股份制書由企業管理出版社1989年4月出版，和我的股份制書同屬第一批研究股份制的成果。
二、辯論中最重量級的武器是馬克思的股份資本理論
（一）馬克思的股份資本理論是擊倒反股份制改革言論的致命武器
在改革開放初期股份制研究中，第一道坎便是反對股份制的學者不但占絕大數，而且他們打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旗幟，占據住理論制高點。在全國處于左傾思潮籠罩下，少數主張股份制改革的學者，為了使研究得以繼續，而不被腰斬，聰明地機智地從馬克思的思想庫里找根據；同時也有一個“明哲保身”的問題。作為一個小人物，我也不例外。但當我系統的學習馬克思的股份資本理論后，獲得意外的驚喜，原來馬克思認為股份公司正是資本主義聯合生產的手段，其發展為共產主義生產方式提供了前提條件，成為向共產主義生產方式過渡的一種形式。于是，我很快完成了論文“馬克思的股份資本理論和我國企業的股份化”，發表在云南大學學報《思想戰線》1989年第1期。在不久“六.四”事件爆發后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中，云南大學有“左”派教授把《思想戰線》我這篇文章認定為資產階級自由化言論，而向我所在的中共云南省委宣傳部揭發，我對找我談話的理論處長李維貴先生申辯說，云南大學教授先把馬克思的股份資本理論駁倒，再來揭發我不遲。此后，這個揭發便不了了之。
（二）馬克思認為股份制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共產主義生產方式過渡的形式
我通過學習馬克思的股份資本理論，原來馬克思認為，股份公司是資本主義聯合生產的手段，其發展為共產主義生產方式提供了前提條件。馬克思的論述是從資本主義股份公司的兩個“揚棄”入手，即通過集資把分散的私人資本集中起來轉化為社會資本，私人企業轉化為社會企業；實際執行資本家轉化為經理，資本的所有者轉化為貨幣資本家。于是，這個資本主義生產連續發展的結果就必然成為兩個轉化的過渡點：一是資本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即聯合合起來生產者的社會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二是與資本所有權結合在一起的再生產過程中的職能轉化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社會職能的過渡點。
我曾應邀在一些單位舉辦的股份制講座后的座談中，聽到的反應是馬克思的論述是對反對股份制改革者的致命一擊。
（三）股份制是現代化大生產的重要集資手段
為了回擊反對者，我反復指出股份制是現代化大生產的一種籌資手段，可以快速籌措建設資金。對此，馬克思多出使用修鐵路這類需要巨額資金的建設項目來論述，指出“假如必須等待積累使某些單個資本增長到能夠修建鐵路的程度，那麼直到今天世界上還會沒有鐵路”，而采用股份集資的“比較平滑的辦法把許多已經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資本融合起來”，即使像修建鐵路這樣需要巨額資本的工程，“轉瞬之間，就把這件事完成了”（《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88頁）。
馬克思的這一著名論斷很快便在我國股份制企業中得到驗證，一些股份制改革的企業普遍籌集到了所需要的資金，特別是在交易所上市更是“圈”取到大批資金，國有企業紛紛仿效，以至于后來把股市變成了“圈錢”機器，這是沒有想到的。
更令人沒有想到的是，一些權貴“白手套”拼命利用股份集資手段從社會“圈錢”、把國家財產轉到私人名下的違法犯罪行為越演越烈。
三、蔣學模等主流經濟學家反對股份制的理由太幼稚
在1980年代我國股份制大論戰中，一些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紛紛持反對態度，復旦大學的蔣學模教授就是其中的代表。當時，蔣教授主編的《政治經濟學》教材曾被指定為統編教材，還被列為全國干部培訓教材，可見影響之大。蔣教授發表在《經濟學動態》1986年第2期上“對我國生產資料所有制改革的幾點意見”一文，列出了全面反對國有企業股份化的理由。我在《經濟問題探索》1986年第9期發表“國有企業股份化可能出現的問題的探討——與蔣學模先生商榷”，逐一駁斥了蔣教授的觀點。不久，王夢奎（時任國務院經濟技術研究中心主任，后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理事長）和邢俊芳共同編輯、中國經濟出版社1987年10月出版的《關于股份制》一書，收錄了蔣學模和我的文章。
蔣教授反對理由之一是國有企業股份化后會出現“公有化程度降低”。
我是從三個方面反駁：這一論點不過是當時撥亂反正中已被糾正的“公有化程度越純越好、越高越好”的違背唯物辨證法的錯誤命題的老調重談；而從股份制常識看，決定股份制企業性質的是控股者，只要國有控股，股份制企業性質就不變；再就現實看，現有國有企業的投資決策、經營管理、自主勞動、利益分配的權利集中在政府機構官員和企業負責人手里，全民勞動者并無什么權力，何來“公有化程度降低”？
蔣教授反對理由之二是“國家利益受到損失”
我從兩方面反駁：國有企業股份化后，經營機制更加靈活，競爭力增加，國家利益不但不減少反而增多；而且按照股份制通常做法，可以使企業股份分散化的方法，保證國有股的控股地位，用不著擔心國家利益受損。
蔣教授反對理由之三是“企業股份化將產生食利者階層”
我從三方面反駁：食利者是馬克思恩格斯年代專門針對資本主義私有制而言的，不能套用到我國社會主義公有制；在競爭充分的條件下企業股份化后的利潤是個不很高的固定數，分到股東名下的利潤不可能使其成為食利者；特別是社會還可以通過累進個人所得稅加以調節。
蔣教授反對理由之四是“企業股份化后老百性把窖藏貨幣拿出來買股票會引起物價上漲、通貨膨脹”
我從四方面反駁：這種觀點忘記了我國建設急需大筆資金的現實，不明白股份化是籌措資金的有效手段；而且不明白股份化是世界各國籌措資金、管理資金和使用資金的通行作法，更不理解發達國家已有成熟的防止投機與欺詐的經驗可供借鑒；沒有考慮到國家通過股份化把社會閑散資金收集起來搞建設，恰恰不會引起物價上漲、通貨膨脹；特別是，老百性窖藏貨幣說明了愚昧，現在他們知道貨幣投資可以增值、不再窖藏貨幣，蔣先生的經濟學觀點也就破產了。
四、股份制能不能成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
1980年代初中期，我國在城市國有企業中主要推行承包制和租賃制兩種責任制。承包制和租賃制由于沒有解決企業產權明晰以及經營者激勵等根本問題，很快便顯示出固有弊端。出路何在，改革者提出股份制，遭到了不少反對。如范茂發、茍大志、劉福平發表在《經濟研究》1986年第1期的“股份制不是全民所有制企業改革的方向”。
為了反駁，我寫了“聯合股份經濟——國有大中型企業改革的方向”，發表在《云南社會科學》1986年第5期。本來，股份制里已經包涵了資本“聯合”之意，“聯合股份經濟”系概念重復，但責任編輯向翔研究員考慮的是避免別有用心者的非議，真是用心良苦。之后，我又寫出“正確認識全民所有制企業股份化”，發表在《云南社會主義現代化文稿》1986年第9期；“國有企業股份化可能出現的問題”，發表在《經濟問題探索》1986年第9期；“股份制與政企分開”，發表在《云南財貿學院學報》1989年第2期；“當前試行股份制需要解決的幾個問題”，發表在《云南社會主義現代化文稿》1989年第1期。
（一）股份制可以解決政企不分
我在研究了1980年代的承包制和租賃制的弊端和股份制的特點后，發現股份制的機制正好可以克服現有國有企業里的政企不分。在比較規范的股份制企業里，由全體股東選舉產生的董事會和監事會，體現了股東意志；董事會為企業最高決策機構，監事會為監督機構。由董事會選擇聘任總經理（總裁），負責企業日常經營活動。當然企業還要成立共產黨組織，負責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落實。股份制這樣的組織機構系統，自然排除了政府機構的干預，政企不分隨之解決。
（二）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是政府機關放棄產權的過程
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時國家投資轉變為國有股，這是很自然之事，問題在于由誰代表行駛國有股股權，當時占大多數人的意見是政府機關。我和少部分人主張不由政府機關行駛，理由：一是國家是由全體人民組成的，它的機關是人民代表大會，政府機關及其官員是人民代表委托的，往往從行政方面考慮自身的利益；二是政府機構一旦設立，就成為超然于社會之上的一種力量，主要職能是對社會集團的利益進行協調、監督等，由它們所有、經營國有企業，實踐證明是既無效率，又無公正，還導致腐敗，正是我們改革的對象。
由此，通過選舉的人民代表大會隸屬的國有資產管理委員會，來行使國有企業產權便順理成章。
（三）國有股的設置
我曾建議，可以優先股的形式設置國有股。所謂優先股，是“普通股”對稱，是股份公司發行的在分配紅利和剩余財產時比普通股具有優先權的股份。優先股也是一種沒有期限的有權憑證，具有如下特點：一是優先股股東不參加公司的紅利分配，無表決權和參與公司經營管理權；二是優先股有固定的股息，不受公司業績好壞影響，并可以先于普通股股東領取股息；三是當公司破產進行財產清算時，優先股股東對公司剩余財產有先于普通股股東的要求權。
顯然，優先股可以保證國有資本保值增值，同時又克服了現有國有企業的政企不分、國有股一股獨大等弊端。
在討論中，有種意見主張國有股不必和其它股“利益共享，風險共擔”。我質疑到，如果放棄“利益共享，風險共擔”這一股份制特點，那不是又走回到了純粹國有企業的老路了。
十八大明確提出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從而明顯加快了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出發點，希望通過股權轉讓、混合發展的模式來制約國有股一股獨大，改變國企低效運營的現狀。但從改革運行的結果來看，前些年各地拿出來搞混改的項目資產質量普遍較低，民資普遍參與積極性不高，還有很多國有企業的經營管理者擔心主動與民營企業發生關系后說不清道不明，索性觀望。
為此，一些學者開始關注優先股問題。他們認為國有股轉成優先股對國有企業公司治理水平會大幅提升，在當前應該是國企改革的最好路徑，無非是經營權與所有權的再分配，不涉及國有資產轉讓流失，而是通過改革提高國有資產的效率，可以防止一些流于形式的改革和避免賤賣國有資產等行為。
（四）國有股代表的職責
國有股代表的職責是代表國家利益，貫徹執行國家的法律政策，保障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對此，大家的意見是統一的。
問題在于，國有股代表可以不可以進入企業董事會。當時大多數人的意見是國有股代表必須進入企業董事會，成為當然的董事、董事長，而在董事會決定企業的重大決策時起一定的關鍵的作用，以保證國家的利益。這一觀點流傳至今，但卻不是對的。這是因為，一方面國有股代表成為當然的董事、董事長，極容易造成新的政企不分，還容易成為凌駕于其它股東之上的特殊人物，另一方面國家還將面臨著眾多的國企而派不出合格的董事、董事長的局面。
而據日本富永健一著《經濟社會學》披露，美國500家股份公司2625名董事的選人理由，主要股東和持股代559人，占22.8%，各方面專家1806人，占73.7%。
參照發達國家的經驗，企業董事會應以各方面專家為主，國有股代表不進入企業董事會，好處很多，最重要的是解決了長期來政企不分、非專家決策、權貴集團控制等弊端。
五、從承包制租賃制過渡到股份制
那么，如何按照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的原則，把正在推行承包制、租賃制的大中型國有企業過渡到股份制，順利把企業微觀機制的搞活，我發表在《云南師范大學學報》1988年第5期的“由承包制租賃制過渡到股份制過渡的必然性與條件”，進行了系統論證。
（一）國有企業從承包制租賃制過渡到股份制的必然性
我從股份制的特征方面論證：一是更能促進國家政權職能與所有權的分離；二是更能促進要素市場的建立與培育；三是更加完備的和更加強大的動力激勵機制；四是更強的積累和投資機制；五是更加健全和科學的約束機制；六是更能使資產收益和國家賦稅回歸各自本質；七是更易于調動企業職工主人翁責任感。
（二）承包制租賃制內部蘊育著股份制因素
我是從兩方面分析：首先，承包制租賃制的進一步發展，必將出現企業內部資產主體二元化和財產結構的二元化，從而邏輯地引出了股份制；其次，新設立的國有資產經營部門通過競爭選擇承包人租賃人，并在合同中賦與承包人租賃人更大的企業經營責任，邏輯地引出了所有權的人格化和經營權的人格化，從而為股份制的運用提供了契機。
（三）承包制向股份制過渡的形式步驟
我從當時新舊體制并存、價格、稅收、信貸尚不規范的實際情況出發，設計的承包制向股份制過渡的形式步驟如下：首先，培育承包制中的股份制因素，如鼓勵企業承包者與其它企業聯合、參股或控股，有權決定企業的留利用途等；其次，將現行的利稅承包逐步過渡到資產受益承包。
六、職工勞動股
在國有股份制企業里，職工怎樣體現主人翁地位？我在“論勞動股”（發表在《經濟日報》1988年2月14日）提出的方案是設立職工勞動股。
我認為，我國歷來有勞動折價的傳統。數千年的傳統社會，民間作坊曾普遍盛行勞動折價。例如，農村里的無牛戶和有牛戶的換工，發展到后來的變工隊、互助組，通行的是勞動折價。1980年代中期后的鄉鎮企業也曾自發出現“以資帶勞”的股份制形式。
實踐證明，國有企業設立職工勞動股好處很多，主要是使企業真正成為職工自己的企業，使所有者、經營者和勞動者的責權利關系有機地統一了起來，使企業的經濟效益和經營風險有了承擔主體，使形同虛設的職代會有了充實的內容；勞動股分紅，將使企業分配趨向合理；此外，由于勞動股中還包括技術、能力、經驗等成分，有利于企業新技術的開發、轉讓與推廣。
此外，我還對勞動股設置、勞動股分紅、勞動股參與決策，勞動股分擔風險等，做了設計。
七、鄉鎮企業股份合作制改革沒有阻力
鄉鎮企業股份合作制是中國農民繼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后第二個偉大創造，它把股份制的特征和農民合作制的特征結合起來，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鄉鎮企業股份合作制。1994年9月，我應邀帶領研究組，對云南省玉溪市北城鎮的25戶鄉鎮企業股份合作制改制情況，進行調查研究。在總結經驗的同時，對實踐中出現的集體股產權虛擬、企業創辦人特殊貢獻量化、職工勞動折股、股權流動、企業內部人控制、按勞分配與按股分紅等帶有普遍性問題，進行了論證。這一研究成果，匯集成《玉溪市鄉鎮企業股份合作制研究》，云南科技出版社1997年12月出版。
為了在云南省全面推行鄉鎮企業股份合作制，經中共云南省委組織原部長孟繼堯批準，我組織云南省社會科學院農村經濟研究所和中共云南省委組織部干部教育處處長林濤合作，連續舉辦4期“云南省鄉鎮企業股份合作制培訓班，對全省縣一級分管領導干部進行了理論與操作方法的培訓。
八、既建言，更要行
（一）為企業股份制改造咨詢
在云南省企業股份制改造中，我先后擔任組長，對云南省五金礦產化工進出口公司、昆明重機廠、云南輕型汽車集團公司、交通銀行昆明支行等進行研究，并對昆明五華大廈、昆明市百貨大樓、昆明機床廠、昆明重機廠等大型企業股份制改造，進行咨詢。其中，我提出的“管理層工作折股和職工勞動折股”、“企業使用國有土地作價后留作企業離退休人員保障”、“黨對股份制企業的領導是政治領導”等觀點，至今仍沒有過時。
（二）創辦并主編《云南證券報》
1990年代，在鄧小平南方談話精神的激勵下，上海證券交易所和深圳證券交易所先后開業。為適應昆明市、云南省的股民炒股需要，我創辦《云南證券報》，擔任主編。在創刊號上，我寫的“馬克思炒股票”，占了半個版面，為股民們撐腰。之后，我親自撰寫了70余篇評論，在宣傳以股份制為主要形式的現代企業制度方面，做出了努力。遺憾的是，由于多種原因，《云南證券報》出版到100期，不得不忍痛?？?。
參考文獻
1．厲以寧：中國股份制改革的歷史邏輯（慶祝改革開放四十周年）2018-07-21 19:37:37。
2. 厲以寧談產權改革：國有企業行政干預太多，愛思想2013-12-02 13:57:00。
3．蘇培科：中國國企改革不能再流于形式，80視點網2018-08-24 08:24:30。
4. 趙俊臣：股份經濟的理論與實踐，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月昆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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