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是一個迅疾發展的時代，中國農村發生了嬗變，鄉土中國逐漸向后（新）鄉土中國轉變。新鄉賢作為一股農村治理新力量正在不斷涌現，并發揮著地方治理的作用，而且他們是近現代以來后鄉土中國知識分子為探求農村脫貧、農業振興而進行的社會知覺運動。本文認為鄉村建設運動就是鄉賢在近代的一次突變，新鄉賢由此誕生。并著重強調新鄉賢及其背后的社會知覺是后鄉土中國農村脫貧和農業振興的關鍵。
【關鍵詞】新鄉賢；農村脫貧；農業振興；鄉村建設；鄉土中國；知覺社會學
引言
隨著城鄉二元結構的打破，傳統的鄉土中國逐步轉為“新鄉土中國”或“后鄉土中國”，當前的農村正經歷著斷裂和嬗變，社會結構和經濟體制也逐步轉型。同時，鄉村治理問題也愈演愈烈。筆者認為，當前農村社會治理面臨三點問題：鄉土性的淡化，“后鄉土中國”面臨治理危機；鄉村復興和農村建設的支撐不足，社會治理力量薄弱；村民對農村治理問題缺乏一個全面認識，鄉村自組織缺乏。當然，當前農村社會治理的核心問題在于提升村民的社會知覺能力，而這一過程當中勢必需要發展核心領導人才，即傳統意義上講的鄉賢和鄉紳。近年來，光明日報推出“新鄉賢-新農村”的專題報道，宣傳了不少“新鄉賢”和新農村建設的故事、人物和經驗。新鄉賢的出現是人們在后鄉土中國背景下對中國農村一次及時的社會知覺和中國體驗，是基于自發和親為的方法對鄉村新情況和問題展開的新實驗。可以認為，新鄉賢及其系列運動是后鄉土中國農村脫貧與農業振興的社會知覺表征，研究和回顧新鄉賢文化、運動，可以為農村脫貧和農業振興提供路徑選擇和經驗啟示。
一、新鄉賢的文化內涵
新鄉賢是相對于鄉賢而言的。鄉賢，在中國古代更為常用的叫法是“鄉紳”。在古代，鄉賢和鄉紳是對有作為的官員或有崇高威望、為社會作出重大貢獻的社會賢達的尊稱。鄉紳和鄉賢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是傳統鄉村建設、管理的主要和核心力量，同時這樣一種傳統沿襲至今，當前農村社會的發展與建設依舊和鄉賢有著密切的關聯。王文鋒認為，以農耕為主的古代中國，農業和農村的穩定與發展對國家安定、政權穩固具有重要作用，鄉賢在其中起著“上傳”和“下達”的作用。他認為，鄉賢是鄉村的靈魂，是維護鄉村秩序、促進經濟繁榮發展、實現鄉村社會治理的關鍵。當然，隨著后農業稅時代的到來，我國農村治理和農業發展的方式發生了重大變化，新鄉賢也作為一股農村治理新力量在不斷涌現，并發揮著地方治理的作用。
不過，新鄉賢一詞是從2013年光明日報推出“新鄉賢-新農村”的專題報道，才得以進入人們視野。同時，學界對于新鄉賢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在中國知網以“新鄉賢”進行篇名檢索，一共99篇文章，其中論文41篇，其余為新聞報道，而且發表年份主要集中在2016年。引用率較高的主要有王先明、顏德如、黃海、付翠蓮、楊軍等人。
何謂“新鄉賢”？胡彭輝認為，目前學界對新鄉賢的界定有三種主要類型：其一，只要有才能，愿意為農村建設出力的人均可以在較為寬泛的意義上被稱為新鄉賢；其二，“生于農村，成就于城市”和“長于鄉土，弄潮于商海”的連接著城市、鄉村的一批人；其三，在某一領域有成功業績，對鄉村有特殊貢獻的人。張兆成認為新鄉賢是對傳統鄉賢的繼承和發展，是鄉村治理主體在新時代背景下取得的新的社會標簽。王文鋒認為，新鄉賢是指那些品行、才華兼具，并且愿意為家鄉進步與發展貢獻自己力量的人。總體而言，學界對新鄉賢的概念界定是含糊不清的，尤其是新鄉賢的主體范圍、地域范圍是什么？新鄉賢與農村建設的其他主體的劃分邊界是什么？諸如此類問題，學界還應當進一步探索和思考。筆者認為，新鄉賢是對新時期鄉村建設和鄉村治理主體的高度概括，而且，由于社會治理方式的不斷發展，原有的以本土鄉民的鄉村治理得以改變，外來的多方力量也在對鄉村進行重建。因此，新鄉賢是指基于自我知覺和社會知覺，在后鄉土中國背景下一切愿意為農村脫貧和農業振興貢獻自己力量，積極投身鄉村治理和鄉村事業的人。當然，從實踐來看，當前我國新鄉賢的主體依舊是“生于斯”的鄉人，即那些出生于農村在事業成功后為改變家鄉面貌、回饋社會而帶領村民重建家鄉的人。而外來的鄉村治理力量，如“農村社會工作者”、“大學生村官”等尚未得到較好的發展，但也逐漸成為鄉村建設和啟迪鄉民社會知覺的新力量。
二、新鄉賢的社會知覺與鄉村建設運動
目前，學界對新鄉賢的界定尚不明確。同時，對新鄉賢的時間界定也是含糊的。筆者認為，鄉賢主要對應小農經濟時代，而新鄉賢是近現代以來參與社會變遷當中作為鄉村建設和鄉村治理的主體的一次社會知覺。從歷史學的角度來看，中國近代主要是指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的爆發，而現代是從1919年開始的。換言之，中國社會在該時期是從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主體的封建社會逐漸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轉變，而且也正是在該時期，鄉賢的主體屬性也隨著社會性質的變化而發生了較大改變。其中，20世紀二三十年代興起的鄉村建設運動應當可以成為新鄉賢（現代鄉賢）誕生的重要標志。它是民國知識分子對中國社會尤其是中國農村社會的一次社會知覺和社會思考，它是以改造鄉村社會為直接目的的實踐性運動，它是中國農村社會發展史上試圖解決三農問題的重要事件。因此，新鄉賢的歷史應當可以追溯到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探究當前新鄉賢的鄉村治理路徑和問題必須正視早期的歷史實踐，進而為新時期的鄉村治理和發展提供經驗借鑒。
“鄉村建設運動的精神本質就是中國士人歷來注重的‘鄉治’傳統，它是現代知識分子重新發現中國基層‘社會組織’的一場社會運動”。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鄉村建設運動是新鄉賢的重要思想來源，也是中國社會工作史上的標志事件。其中，以晏陽初的河北定縣鄉村建設實驗、燕京大學主辦的清河實驗、梁漱溟山東鄒平鄉村教育實驗等最為知名。1926年，晏陽初來到河北定縣推行鄉村平民教育，并在同年成立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旨在通過對農民進行教育來實現救國。在晏陽初的領導下，形成了以合作經濟為核心的定縣經濟模式，并先后成立了自助社、合作社、農民合作銀行。與此同時，在身體健康方面，實驗區形成了“合作醫療”與“赤腳醫生”并存的狀態，并提出“村級衛生保健”等重要概念。清河實驗以1928年為開端，該年燕京大學楊開道和許仕廉等人教授帶領師生進入清河鎮（今北京海淀區清河街道）展開了一系列的社會調查，由此拉開了“清河實驗”的序幕。“清河實驗”重點圍繞調查、經濟、社會服務等方面進行：在調查方面，清河實驗區成立后，專門成立了研究股，重點對清河鎮的人口、經濟、社會態度、農村領袖、環境等方面展開系列調查；在經濟方面，著手開展小本貸款工作，動員和興辦各村成立不同業務的合作社；在社會服務方面，“清河實驗”重點關注清河鎮農村兒童與婦女的教育問題，成立合作講習會，同時，重點強化了圖書館、閱報處、壁報、夜校和演講等五項內容。鄒平鄉村實驗的主持人是梁漱溟，他于1931年在山東鄒平縣建立了鄉村建設研究院。鄉村建設研究院的成立目的在于培養鄉村建設人員和以鄒平縣為試驗地展開鄉村建設實驗活動，主要活動可以被概括為“團體組織、科學技術”，即將鄒平縣的農民組織起來，成立合作社，并啟迪民智，為當地農民提供新技術，改良農業品種等。換言之，鄒平實驗是一種教學與實驗相結合的形式，重點在鄉村文明、鄉村自治、鄉村教育、移風易俗等方面。
三、社會知覺：后鄉土中國農村脫貧與農業振興的關鍵
20世紀二三十年代興起的鄉村建設運動，是近百年來高級知識分子第一次喊出“回到農村”、“回到民間”的口號，是鄉賢、士紳在近代的一次突變，是新鄉賢的重要開端。它是后鄉土中國知識分子、新鄉賢為探求農村脫貧、農業振興的一場社會知覺運動。換言之，正是一次次的社會知覺推動著人們對中國農村的關注，不斷地推動著農村社會治理進程的推進，因此，從這一角度來看，社會知覺是社會治理邁向社會自理的關鍵，它也是中國農村社會治理和農村重建的必要橋梁。
社會知覺是指人類對自身以及所處的社會的特有感官，是一種對社會性信息所形成的知覺，是對個體狀態、個體發展、群體凝聚、群體互動與群體關系等諸多方面具有的與生俱來的、敏感的自然意識。筆者在《社會知覺：從社會治理邁向社會自理的關鍵》一文中提出，社會知覺應當可以劃分為：關于“我之所以為我”的知覺、關于“我與他者的聯系與區別”的知覺、關于“何謂社會和社會何在”的知覺、關于“社會何以可能”的知覺。與此同時，筆者在《清河實驗：當代中國農村社區治理的路徑選擇》和《發展“原住社工”，培育“基層自生力”》一文中認為，當前，中國農村主要面臨三個主要挑戰：鄉土性的淡化，“后鄉土中國”面臨治理危機；鄉村復興和農村建設的支撐不足，社會治理力量薄弱；對農村治理問題缺乏一個全面認識，鄉村自組織缺乏。針對上述情況，筆者認為關鍵在于激發村民的社會知覺，提升鄉民參與治理的活力，當然，在這一過程當中，尤為重要的是具有高度社會知覺和高度社會責任感的新鄉民、新鄉賢和新鄉工（新鄉村社會工作者）能夠相互合作與配合，并建構一個“新鄉民-新鄉賢-新鄉工多元互動與合作的鄉村治理模型”，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實現鄉村治理和鄉土重建。
筆者認為，新鄉民、新鄉賢和新鄉工（新鄉村社會工作者）的互動是基于社會知覺狀態而進行的，也正是由于對農村嬗變和變遷的感知和知覺，才使得三者有了“新”的內涵，是一種對新時期以來農村、農業和農民出現問題后進行嘗試性的回應。其中，正如晏陽初的“愚、窮、弱、私”論，農民的關鍵問題在 “愚”，而“愚”從知覺社會學來看就是“不開悟”，即缺乏“知覺頓悟”。而對于如何啟迪民智，即激發農民的社會知覺，筆者認為，第一，農民要在“中國體驗”的基礎上去發現和體悟農村問題，并且改變以往“知貧卻安于貧”、“知貧卻不畏貧”的小農心態，這應當是自動自發地去改造自己所生存的“那片土地”。第二，新鄉賢的出現是社會知覺和自我感知、體悟的結果，那一批“生于農村，而改變了命運的人”感知到了“曾經養育了自己的故土”的貧瘠、貧困等狀況，并運用自身所學，起著先行者和帶領者的角色，這是新鄉賢的一次社會知覺。同時，目前新鄉賢在農村主要任務為提升農民的知覺能力，引導和推動農民參與農村治理，帶領村民更為科學地治理鄉村。其三，在后鄉土中國，農村社會工作應當介入到農業脫貧、農業振興等方面，積極發揮農村社會工作者的專業作用。因此，新鄉工指的就是新的農村社會工作者、鄉村社會工作者。新鄉工應當在未來農村變革和知覺運動中起著一個倡導和引導的角色，是一種專業型和專家型參與和協助的角色。正如燕京大學的清河實驗一樣，是一幫專業的高校社會學、社會工作師生對清河鎮的改造，而其中關鍵的在于整肅民風，提升農民的自我認知和社會知覺能力。而且，從近年來清華大學李強教授在海淀區清河街道所推行的“新清河實驗”來看，亦是如此，重點在于社會工作者的介入，提升社區人們自我管理和自我自理的能力。當然，還應當強調的是，新鄉民和新鄉賢都和鄉土相關，是從本土中誕生的，而新鄉工卻是一個外來的個體，作為一個外來個體如何介入到農村村民的社會知覺教育和培養，其機制是我們值得研究的問題。同時，社會工作者如何在本地、本村挖掘當地人才，即如何培育“原住社工”，增強基層農村自生力和社會知覺能力就顯得尤為關鍵。而且，我們還應該承認社會工作者只是農村社會知覺運動的協助者，歸根到底要靠農民自我覺悟，因此，基于這一情況，社會工作者在激發農村和農民的知覺與活力后的撤出機制也應當成為我們未來研究農村社會知覺與農村社會工作領域應當探討的內容。
近年來，“返鄉體”愈發流行，王磊光等人關于對農村變遷的感悟借用互聯網而被廣泛傳播，而且，其中不少人認為農村是“再也回不去的故土”，并利用他們的自我體驗和感知，對農村社會變遷進行了一番理解和體悟。筆者認為，“返鄉體”的流行說明社會大眾已經開始對農村問題產生普遍性知覺，都明確體驗到農村存在各種問題，并且需要及時治理。回顧歷史，20世紀20、30年代的鄉村建設運動，改革開放前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些都是基于對農村問題的認識和感知，而逐步興起的改造農村和發展農業的社會知覺運動。因此，有理由認為無論是農民自身的社會知覺，還是其他社會主體對農村的感悟和知覺都會在很大程度上促使農村和農業得到改變，而且，正是因為這樣一種人類天然具有的社會知覺，無論是否存在“社會知覺偏差”、“社會知覺短暫中斷”等問題，主要人類的根本性質不發生改變，社會知覺的能力都是可以恢復和激活的。因此，后鄉土中國農村要想脫貧，要想真正實現農業振興極為關鍵的要素就是社會知覺，就是從不同層面、不同領域去激活農民、農村乃至整個社會的知覺能力。
結束語
米德在《行動哲學》一書中把認為動機、感悟（知覺）、操作和完成等四項內容構成了整個行動的流程，而且他認為知覺就是對刺激的潛在反應的一種喚起，它會促使主體準備好以某種方式作出行動。當前，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迅疾而廣泛的轉型，這樣的一種轉型和變遷是不可逆轉的，這些變遷紀錄著我們中國人的價值觀和社會心理，這是一種中國體驗。當然，中國農村的變遷也正如前文所言，逐步進入到一個“后（新）鄉土中國”的階段，在這樣的一個階段，我們時刻都在感受和體驗到它的變化與變遷，而正是這樣的一種變遷使得人們的社會知覺和社會感覺能力再次被激發，一批批新鄉賢的出現，一次次農村社會建設和鄉村建設運動都是社會知覺和中國體驗的明證。因此，應當高度重視人類天然具有的社會知覺能力，充分利用各種措施，讓人們在進行著“中國體驗”和對時代嬗變進行著社會感知的時候，積極探索農村社會建設、發展振興和社會治理的新道路，并嘗試在中國農村構建一個新型的、穩定的知覺社會。
（參考文獻略）
作者簡介：蕭子揚，中國農業大學社會學博士，曾就讀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黃超，四川水利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
原文刊登于：北大核心《農業經濟》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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