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在日本，鄉村是相對于城市的地域概念，是指以從事農林漁業為主要經濟活動，相對獨立的、具有特定的社會和自然景觀特點的地區綜合體，又稱為“農山漁村”，或者“農村”。鄉村不僅僅是農林漁業經營主體及當地居民生產生活的場所，同時具有水源涵養、自然保護、文化傳承等多種功能。20世紀50年代末，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快速發展，城鄉矛盾日益突出，日本開始關注鄉村振興問題。1961年開始施行的《農業基本法》，將農業政策方向由以增產為目的的產業政策調整為以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為目標的社會政策，并且首次提出“完善鄉村交通、衛生、文化等基礎設施建設，改善生活、婦女就業環境，提升農民福祉水平”的發展方向。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日本的鄉村振興政策取得了顯著成效，城鄉發展不均衡問題基本得到了解決。中國與日本農業經營結構相近，文化背景相似，日本在推進鄉村振興方面積累的經驗對于完善中國鄉村振興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二、日本推進鄉村振興的背景
二戰之后，日本在農業領域著手進行農地改革，確立了以超小規模自耕農為主體的經營制度。20世紀50年代中期，日本進入經濟高速增長期，伴隨著快速工業化、城市化發展，城鄉矛盾日益加劇。首先，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擴大。1955年，農戶家庭收入與社會平均收入的比例是77%，1960年下降到了68%，城鄉發展不均衡成為社會主要問題。其次，農業人口快速向非農產業轉移，1955年至1965年，日本第一產業就業人口從1498萬人下降到1086萬人，占總勞動力比例也從38.2%下降到22.8%。青壯年勞動力的快速流失導致鄉村出現人口高齡化、婦女化的發展趨勢，鄉村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日益嚴峻。第三，進口農產品對國內農業沖擊加劇，1950年代日本加快國際經濟一體化進程， 1959年已有43.0%的農產品品種完全開放，1963年這一比例上升到92.1%。但是，日本國內耕地使用率及復種指數出現大面積下滑，谷物熱量自給率由1955年的88%下降到1960年的83%。第四，鄉村生態環境破壞日趨嚴重，鄉村水質污染、鎘中毒造成的骨痛病、甲基汞中毒造成的“水俁病”、“米糠油事件”以及工業廢氣造成哮喘病事件頻發，使鄰近污染源的鄉村社區居民的健康受到巨大威脅。第五，地方政府稅收入減少。隨著鄉村人口流失，在鄉村新購房產以及生活的納稅家庭數量下降，造成固定資產購置稅、固定資產稅、個人所得稅以及與之相關的消費稅等直接稅收入減少，致使地方財政狀況日漸窘迫。
三、日本推進鄉村振興的相關措施
日本學者認為，推進鄉村振興存在經濟學、社會學和生態學三種不同視角的政策體系。經濟學關注提升農林漁產業生產效率，社會學注重提升鄉村社會福祉，生態學則重視鄉村生態環境保護。各種政策體系相互對立又相互依存，涉及領域廣，協調難度大。自1961年《農業基本法》施行以來，日本圍繞解決城鄉發展不均衡這一長期目標，統籌各方訴求，采取了完善立法、體制、機制和政策工具，擴寬農民增收渠道，改善鄉村生活環境和提升鄉村福祉水平等措施，形成了符合超小農生產結構特點的鄉村振興政策體系，實現了縮小城鄉差距的政策目標。但是，這一體系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隨著經濟發展不同階段城鄉矛盾的變化逐步完善，具有明顯的階段性特征。例如，20世紀60年代，日本鄉村收入水平和居住條件相對滯后，鄉村振興政策聚焦在完善鄉村生產生活基礎建設，力圖通過財政資源的制度性再分配，改善鄉村發展能力。70年代，日本農戶收入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出現逆城市化現象。歸鄉人員不僅僅滿足于吃包穿暖，他們對于居住條件、上學、看病、養老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鄉村振興政策轉移到創造就業機會、提升鄉村福祉水平及保護生態環境等領域。90年代，日本谷物熱量自給率下降到30%左右，農業人口比重下降到4.5%。1999年，日本開始施行《食物、農業、農村基本法》（簡稱“《新基本法》”），決定通過發揮農業的多功能性，緩解經濟全球化國際經濟一體化對本國農業的沖擊。鄉村振興政策的重點轉移到促進城鄉交流、融合，保護和開發鄉村景觀和對區位劣勢地區進行直接補貼。
四、日本推進鄉村振興的經驗與啟示
2017年12月，中央農村工作會議要求，到2020年，鄉村振興取得重要進展，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在中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日本的相關經驗將對中國鄉村振興立法、政策制定有積極的借鑒意義。首先，統籌鄉村振興與現代農業發展。需要從各地的具體情況出發，以縮小城鄉差距為目標，明確鄉村振興政策的適用區域，制定針對性較強的農民增收、改善鄉村生活環境以及提升鄉村福祉水平等鄉村振興政策。第二，加強鄉村振興立法與頂層設計，將“農業農村優先發展”、“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等理念通過立法予以固化、細化、實化，為全面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提供法律法規及政策保障。第三，構建鄉村振興政策的執行協調制度，盡快在農業農村部增設鄉村振興局，專司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工作，負責調動地方政府和社會各界力量穩步推進鄉村振興；建立由農業農村部、發改委、財政部、自然資源部、生態環境部、交通運輸部等相關部門組成鄉村振興聯席會議制度，統籌謀劃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第四，完善以農民為主體的政策實施機制，加強合作社規范化建設，完善對資金互助社的監管制度、登記退出制度等，切實保護小農戶利益；完善生產、供銷、金融等綜合性合作社制度，使其發揮政策抓手、豐富鄉村文化等功能；加強聯合社制度研究，提升合作社競爭力；并且在鄉村振興規劃制定、執行等層面提升合作社的參與程度，扶持合作社發展，提高政策施行效率。
作者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村經濟》2018年第8期 微信公眾號（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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