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把脫貧攻堅作為關乎黨和國家政治方向、根本制度和發展道路的大事，扶貧開發成為實現全面小康社會的底線目標。
六年來，脫貧攻堅也已經取得巨大成就，中央和省級財政專項扶貧資金逐年增加，2016年首次突破1000億元。2017年，僅中央財政撥付專項扶貧資金就達到860.95億元。320個中央和國家機關等單位、21992家民營企業和貧困村一一結對，定點幫扶。十九大報告中透露，過去五年，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決定性進展，六千多萬貧困人口穩定脫貧，貧困發生率從10.2%下降到3.1%。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確保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做到脫真貧、真脫貧。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認為，過去的扶貧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農村貧困問題的解決還需要依賴城鄉統籌發展和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同時，黨國英認為，勞動力轉移、農村經濟的專業化都要借助市場化實現。
談 扶貧經驗
“勞動力轉移、農村經濟的專業化都要借助市場化”
新京報：對于過去脫貧攻堅戰所取得的成績，你認為有哪些方面的重要經驗？
黨國英：最主要的經驗有四個方面，一是通過城市化進程讓更多農民就業；二是通過農業專業化提高勞動生產率；三是通過發展農村教育阻斷貧困的代際傳遞；四是政府對因病殘致貧的人口進行兜底幫扶。
前面兩方面的經驗體現了我們全面深化改革過程中，市場發揮的決定性作用對扶貧工作的貢獻。后面兩個方面則體現了我們政府部門在精準扶貧中對消滅貧困更全面的、更系統的工作。尤其是對病殘人口的支持，這是我們提出精準扶貧后一個很有力度的工作，也是很重要的一方面經驗。
勞動力轉移、農村經濟的專業化都要借助市場化。教育和對病殘人口的幫扶則體現了國民收入二次分配的功能。這是一個大的思路。我們精準扶貧就要和這個大的思路結合起來。
新京報：對于未來扶貧工作，你認為會有哪些方面的變化？
黨國英：十九大報告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作出新的論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一新的論斷也一定會讓我們對扶貧工作認識得更加充分，同時扶貧工作也將更加有力地促進平衡發展。
教育和兜底這兩個方面，是體現二次分配、體現“公平”的方面。要幫助窮人的孩子，讓他在教育上不能再落后了，讓他們能夠跟城里的孩子有比較接近的機會。病殘人口的識別比較容易。有病、有殘疾，勞動能力弱。對這部分人口的幫助，農村的居民也都能接受。這部分人口一定要讓他有基本的尊嚴。衣食住行的基本底線一定要有保障，政府要兜底。
談 貧困原因
“農村貧困發生的直接原因是農戶不能充分就業”
新京報：未來的扶貧工作具體你認為要注意哪些問題？
黨國英：一方面，農村教育的投入要增加。有一些地方非常偏遠，孩子也少，就要集中辦學，就要考慮解決食宿的問題。條件不能太差，一間房子不能安排太多的孩子，用電、用水、吃飯問題要得到保障。不僅要加大投入，措施也要更加精準，考慮得也要更加細致。
另一方面，對病殘人口的幫扶。對已經是病殘人的，政府要做到兜底。同時還要防止新的病殘人口增加，解決地方病的問題，解決有些地方的生活習慣的問題。還包括胎兒健康檢查的問題，婦女健康的問題。就是要整體提高農村的醫療衛生水平。
新京報：這六年的脫貧攻堅，從你研究的角度，你認為中國農村貧困有什么固定的發生原因？
黨國英：農村貧困發生的直接原因是農戶不能充分就業，不能卷入現代社會分工體系，其背后則有體制的、基礎設施的、技術的和教育的多重因素起影響作用。解決這些問題的鑰匙還是在城市，需要加快城鄉一體化發展進程，在農村建立合理的人地比例關系，使留在農村的居民卷入現代社會分工體系，使其成為有效率的、實現充分就業的職業農民。
實現這個目標，就必須統籌考慮區域性發展問題，統籌考慮一個村莊內部的所有居民，而不能單單是其中的貧困戶。如果沒有這樣一種認識，對貧困戶的“瞄準”無論多么精準，也難以從根本上解決他們的脫貧問題。
談 城鄉統籌
“建設新農村，但不是讓更多的農民留在農村”
新京報：你認為解決農村貧困的問題，應該是城鄉統籌發展和實現高水平的城鎮化，如何理解？
黨國英：城鄉一體化看起來要把重心放在解決農村落后問題上，但如果沒有城市擴張，農村注定難獲得發展。
中國資源配置調整的根本特點是，在城市比農村更缺乏廉價勞動力的信號的引導下，農村廉價勞動力源源不斷地流向城市。這是中國資源配置效率得以提高的主要因素。最近30多年，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得益于城鎮化，未來還要借城鎮化之力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
城鎮化是市場和專業分工相互促進的結果。從業者聚集到城市里從事經濟活動，是降低交易成本的主要辦法。鑒于中國不可能在300萬個自然村的基礎上構造出一個現代社會分工系統，由此，我們必須在推進城鎮化的基礎上實現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而不是在保留龐大農村人口的基礎上實現城鄉經濟社會一體化。政府花錢建設“新農村”，讓農民樂意留在農村享受自己的生活，但絕不是讓更多的農民留在農村。
新京報：我們近年來實施貧困人口搬遷，這項工作你怎么看？
黨國英：生存條件差的地區向城市移民是一項不錯的扶貧經驗。如果我們能將1000萬符合條件的農村人口遷移至城市，5年之內平均每年需要完成的移民任務不過200萬人，不到我國現有實際農村人口轉移的七分之一。自然條件嚴酷地區還可以留守一部分人口，轉為環境保護的職業雇員或兼業雇員。兩項相加，這類貧困人口的出路就不會有問題。我國完全具備條件實現這個目標。
新京報：對于貧困人口，你認為還有哪些特殊的人群在精準脫貧工作中應該予以重視？
黨國英：還有一類貧困現象，因個人稟賦及“運氣”問題，有可能使一個人或一個家庭陷入貧困。比如先天或后天身心病殘會使一個成年人失去基本勞動能力。這種情況在我國也很嚴重。
我國殘疾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約6%。另據報道，我國吸毒人口約有1400萬（依據國際經驗，按查獲吸毒人數推算）。僅這兩項數據就決定了我國有龐大的窮人。解決這一類貧困人口需要國民收入再分配的辦法，但再分配的辦法不一定一味地靠貨幣收入轉移，還要靠教育改革。
轉移支付應該有多種形式，而不是一味地實行最低收入保障政策。轉移支付政策與其他一些政策結合起來，如注重培育貧困農民的健康生活方式，提高貧困戶的脫貧能力；改革土地制度，激活貧困農戶的宅基地資源；以及農村基礎教育均等化。
發展農村教育，促進城鄉教育資源均等化，對消除貧困代際繼承有重要意義。農村中學適度集中，提高學生住宿設施品質，補貼學生伙食，特別對貧困家庭的學生實行特別補貼，對于農村脫貧工作有重大意義。
談 企業扶貧
“企業應參與打造現代農業產業鏈助力脫貧攻堅”
新京報：為什么說市場化對扶貧工作的貢獻體現在讓農村充分就業和農業專業化方面？
黨國英：農民的貧困主要原因，還是農民就業不充分。有效的工作短。城里的居民一年要勞動250-300個工作日，有些勞動更多。農村的人，每家種十畝八畝地，真正的使用了農業機械后，工作時間非常短。
一畝小麥，就四五個工作日。玉米也差不多。水稻多一點。有效工作時間短，實際收入有差別就可以理解。通過勞動力轉移，務工收入就增加了。城鎮化為脫貧做了非常大的貢獻。
專業化能提高勞動效率。一個農民如果什么都做，既養豬、養雞又種菜，效率就提不高。近幾年來勞動效率提高非常明顯。有的縣是種糧大縣，有的種果蔬。這樣生產效率高了，收入就高了。
新京報：在市場化方面，企業未來如何發揮作用助力脫貧攻堅？
黨國英：現代農業產業鏈最重要環節的技術進步，也是依托城市實現的。其實在現代農業經濟中，技術與資本對農業產出的貢獻要遠遠超出土地與勞動的貢獻。
通過市場機制提高扶貧的效果，根本上講，就是勞動力和資本接受市場的引導，由低效率向高效率方向流動。我們的收入增加根本上是效率增加。效率提高了，就是收入增加，本身就是脫貧。
從我國現實看，分散的小農戶直接進入農業產業鏈獲取更大利益有一定困難。即使是農業發達國家，農場主在離開地頭生產的其他產業鏈環節也要借助組織載體才能獲得更多收入。我國企業已經在農業產業鏈的各個環節發揮了重要的主體作用，對中國農業現代化做出了貢獻。今后城市資本在大農業領域施展拳腳，要注意兩個問題。一是要與合作社緊密結合，并促進合作社做大做強；二是要在地頭生產環節盡量保護專業農戶的家庭經營方式，形成農業生產體系中的家庭農場基礎。這兩點可能決定企業進入農業能不能有比較高的效率。
商人的識別很精準。哪里能賺到錢，他就往哪走。哪些地方流走的錢多了，你就要反思，就要改善你的投資環境。企業關鍵是通過要素的流動提高效率。低效率的地方通過資源轉移向高效率。讓資本投入，讓人勞動起來，這就是脫貧。（記者 吳為）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新京報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