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似道之犯眾怒，并不是單獨的由于他合計敵情錯誤，也不是因為他驕奢淫佚，而大部是由于他在理宗趙昀的最后兩年，倡議“買公田”，等于沒收一部分富人的資產去充軍食。并且又由他主持發行最后一次的信用貨幣，引起物價再度上漲。——黃仁宇：《賈似道買公田》
宋之南渡，對金既不能伸其撻伐，屈膝求和，則惟有敲脂剝髓，以奉歲幣；而其國內又仍不得不養軍以自守，于是財用遂陷絕境。——錢穆：《國史大綱》
對于一般的歷史愛好者而言，賈似道是一個不大起眼的人物。但黃仁宇先生卻在《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一書中，用專文來分析他的重要性。原因何在呢？
賈似道名列“奸臣傳”，是有名的大奸臣，他“少落魄，為游博，不事操行”，已具備了傳統壞人的典型特征。并且他的姊姊賈妃有寵于南宋理宗，后來就入相出將，成為一代權臣。他個人聲色犬馬，年輕時常在西湖上張燈作宴，晚年還修樓閣亭榭，與諸妾斗蟋蟀為樂。
賈似道在處理國事上最重大的失策，是在1259年。當時他以右丞相兼樞密使的身分到湖北漢陽指揮軍事。他秘密遣人向敵方忽必烈求和，答應南宋皇帝稱臣納幣。忽必烈起先不允，正巧那年蒙古汗蒙哥去世，忽必烈要回去爭皇位，才倉皇之下答應。等到蒙古兵北撤，賈似道虛張大捷，回朝進少師，封公爵。第二年忽必烈稱帝，派人向南宋征歲幣，反被賈似道拘禁。
1264年，宋度宗嗣位，這是一個3歲不到的小皇帝。賈似道以三朝元老的身分上表出師。1275年的春天，元軍已取得長江中游，伯顏的大軍向下游進逼，賈似道的女婿范文虎也在安慶降元。賈似道準備船艦向蕪湖進擊，可是他向伯顏求和被拒絕，江上大軍又不戰而潰，于是只好逃回揚州。這時候臨安的朝廷已是朝不保夕，臣下紛紛請誅殺賈似道謝罪，執政的謝太后才將他貶官為高州團練使。
那么，賈似道在“大歷史觀”中的重要性，又表現在哪里呢？黃仁宇先生說，我們今日提出賈似道的故事，即是指出由于傳統中國的官僚制度，著重于掌握大量的農民，缺乏現代組織與技術能力，尤缺乏適當的意識形態去主持商業化的財政。南宋末年財政與稅收已到山窮水盡的地步。不僅杭州市內的繁榮于國事無補，即長江三角洲的農業財富也無法動員。
賈似道之犯眾怒，并不是單獨的由于他得理外交不當，也不是因為他驕奢淫逸，而主要是由于他在理宗的最后兩年，倡議“買公田”，等于沒收一部分富人的資產去充軍食。并且又由他主持發行最后一次的信用貨幣，引起物價再度上漲，最后使得朝野人士包括中等以上的門戶，都已恨他入骨。
黃仁宇先生分析了當時賈似道“買公田”的時代背景。南宋的開國皇帝為宋高宗趙構。他當日疲于奔命，自己也無錢無兵，因此南宋自始就沒有一個機會，將財政稅收重新組織得合理化。
而在宋代出現的“經制錢”、“總制錢”、“月樁錢”月樁錢是指借口供應軍事開支，勒令各州縣按月解送的雜稅等名目，其實只代表朝代草創時籌款的辦法。一般從已有的稅額中，增派出新的附加稅。起初每千文增收三十三文，以后增至五十六文。又全面征收官廳辦事的手續費，與贓罰合在一起，再指令各地方政府向附近駐軍提出定期的供應，“每月樁發”。這些名目給南宋政府一個立足的機會，卻不是財政史的重點所在。
關于南宋的紙幣，即“會子”而言，大概從高宗后一百年，流通量增加了32.5倍。但是“會子”本應該三年一“界”，屆期以舊幣換新幣，其中有以二換一和以五換一的情形，所以其貶值也應當積累的計算。可是有時政府也出賣金銀使法幣回籠，有時又新舊兩界同時使用，所以其法定價值亦無法計算。
根據現有的研究，表明在南宋初年，米1石值3緡為常情，100年之后出現了340緡、700緡及1000緡一石的文字，可見貨幣貶值已超過300倍，這在中世紀市場狹小、交通擁塞的條件下，已是一個極端的威脅。況且貨幣貶值，等于變相加稅，其負擔常轉嫁于貧民頭上。
賈似道買田的方案，開始于1263年，距元軍入臨安還有13年。買田的地區限于平江(蘇州)到嘉興的六郡，也就是今日江浙間長江三角洲最富庶的地區。所買的田地為每戶二百畝之外的l／3（即800畝須賣官200畝，1400百畝須賣400畝）。付價根據一個復雜的公式，以紙幣雜以金銀僧道“度牒”可免稅，也可轉賣及“告身”榮譽頭銜的文憑。買田的目的則是預計所收租稅，已能解決當日的財政問題。
賈似道拿出自己家產一萬畝，表示倡導。但他的計劃過于宏大，又在一段極短的時間內施行(半年之后即已買進350萬畝)，技術上最大的困難，尚不只于買田，而是買得這些田土之后，官僚機構無確切的辦法掌握管理，以坐收成果。一到賈似道倒臺，各方已有退還原主的要求。也有人建議，就將官田賞與佃農而向他們征兵。但是這些官田始終沒有返回，元朝即以之賞賜功臣皇室。甚至再過100年，朱明王朝也沒有對之作合適的處理，所以形成日后蘇松地區的官田與重賦問題。
黃仁宇先生說，有了北宋與南宋兩重經驗，我們就知道當一個農業國家的行政系統發展成熟，尚不能充分管理和發揮其所轄的經濟最前進部門功效的時候，就只有改用商業管制的辦法，才是出路。此時政府的功能漸趨繁復，引用特殊技能的需要增高，其經費也必須擴充。因其超過舊式農業的范疇，也不能以現有稅收對付，又只好發行公債，因此引起代議政治司法獨立和其他一連串的組織與運動。
但是，如果想達到這種理想狀態，必須又有其他方面的配套體系。黃仁宇先生認為，較之先進國家的成例，這種發展必待市民經濟成熟，其組織結構能產生領導力量，成為政治的重心，才有可能。中國在20世紀尚未達到這階段，13世紀之南宋，就更不用說了。至于舊式官僚機構，又與所掌握的農村缺乏經濟上嚴密聯系，所以很難確切地掌握資源。賈似道身死家毀，已不必說，將他認作南宋覆亡的主要原因，則又是以道德的名義簡化歷史。
賈似道的意義在哪里呢？黃仁宇先生說，我們重新檢討這段歷史，其本身不足以使中國人揚眉吐氣，但是也不應當令人感到頹喪。他說，蒙古人于1279年滅宋，可是不出百年，元順帝在徐達兵臨城下時，集三宮妃嬪奔漠北，成為一個被驅逐出境的朝代，也是以前史所無。有了這些經驗，我們才會明白，明太祖朱元璋拼命復古，他的財政稅收政策，都以經濟上最落后的部門為基礎，和趙宋立國的精神大相徑庭，這些環節都能夠前后連貫。所以說，如果我們以這種眼光讀史，就更能體會中國大歷史的特點，賈似道也是其中重要環節之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倪說歷史 頭條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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