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國家庭動態跟蹤調查的實證分析
摘要：壯大和發展現代農業離不開對農業的投資，一個普遍的疑慮是，農村勞動力的大量流失很可能會影響農業生產性投資。為了回應上述問題，本文利用中國家庭動態跟蹤調查CFPS2012全國大樣本數據，從農戶家庭層面實證分析了成員外出務工對農戶農業生產投資的影響。研究結果表明：（1）外出務工對流動性生產投資有顯著負面影響，隨著家庭成員外出務工比例的提升，農戶會減少這一類投入。（2）與既有文獻不同，本文并未發現外出務工能夠有效促進農戶的農業機械投資。 (3)外出務工對流動性生產投資的影響存在區域差異性，但外出務工對農業機械投資的影響不存在區域差異?？紤]內生性問題，使用替代變量以及工具變量進行穩健性檢驗，證實外出務工不利于流動性生產投資，而不影響農業機械投資的結論是可信的。上述結果表明，勞動力外出務工對農業生產投資的負面影響已初步顯現，但具體影響還要考慮投資種類和區域差異，不能一概而論。
關鍵詞：外出務工；流動性生產投資；農業機械投資；CFPS
一、引言
隨著外出務工門檻的降低和非農就業機會的增加，在廣大發展中國家，農村人口外出務工日益普遍，越來越多的農戶家庭呈現“半工半耕”特征，匯款和工資性收入也逐步成為農民收入的重要來源。農戶家庭內部勞動力資源配置的變化和家庭收入結構的變動無疑會對農戶農業生產經營產生影響。那么家庭成員外出務工后，農戶家庭是增加農業生產投資，還是會更加不重視農業生產而減少農業生產性投資呢？對上述問題，學界仍然存在廣泛爭議。
有部分研究發現，家庭成員外出務工帶來收入增長，農戶會優先購置農業生產性資產，表現為外出務工顯著促進農業生產投資。如Zhao對中國6省的調查研究發現，外出務工促使農戶購買更多的農業機械。Taylor等對危地馬拉農戶的調查研究表明，外出務工促進農戶在農業生產中施用更多的肥料。錢文榮、鄭黎義對中國江西省稻農的研究也指出，非農匯款有助于農戶在水稻生產中投入更多的農藥。類似的，De Brauw對越南的研究、Chiodi et al對墨西哥的研究，以及Randazzo and Piracha對塞內加爾的研究也都證實，農戶傾向于將非農收入用于農業生產投資。
但也有諸多研究指出，農戶并沒有因為家庭成員外出務工而增加農業生產投資。De Brauw和Rozelle對中國農民工的投資行為進行實證分析，發現非農匯款沒有被用于農業生產性投入。Huang等基于山東省水果種植戶的實證研究表明，農戶對農業的生產性投入并沒有隨著外出務工而增加。Damon針對薩爾瓦多移民的經驗研究發現，非農收入對農業生產投資的促進作用十分有限。Davis和Lopez-Carr對中美洲四國的研究也證實，外出務工沒有有效提高農戶農業投資水平。之所以如此，一方面，這可能是由于非農匯款收入主要被用于非生產性支出。如Mines and De Janvry對墨西哥村莊的個案研究發現，農戶主要將匯款用于提升生活舒適度的消費上。Adams and Cuecuecha分別考察了危地馬拉和印度尼西亞的農戶如何使用匯款，發現匯款主要被用于改善農戶家庭生活和購買耐用品。另一方面，也可能是由于非農匯款被用于其他類型的投資,如住房投資和教育投資等方面。如Osili的研究表明，尼日利亞的移民更偏愛住房建設而不是農業生產方面的投資。Zhu et al關于中國農民工匯款的一項研究也發現，匯款多被用于住房建設。而Yang，Quisumbing和McNiven對菲律賓的兩項研究成果表明，匯款會被優先用于子女教育投資。
還有研究卻發現，家庭成員外出務工后農戶反而會減少農業生產投資。Ahituv和Kimhi對以色列的研究證實，外出務工負向影響農業生產性資產積累。Morera和Gladwin基于洪都拉斯兩個農村社區的案例研究表明，外出務工不利于農戶進行土地保護型的農業投資。Hennessy和Brien對愛爾蘭的研究證實，外出務工導致農業收入的重要性下降，農戶會減少農業生產性投資。Mathenge等針對肯尼亞農戶的研究也發現，隨著農戶家庭外出務工收入比例的提升，農業經營漸趨粗放，農業生產中的肥料和雜交種子投入會逐漸減少。上述研究也得到國內部分學者的證實，如Wu和Meng對中國5省的研究表明，隨著農戶收入結構中非農份額的增加，農戶會減少購買農業生產工具。Qin對重慶市的研究發現，相對于沒有外出務工的農戶，有外出務工的農戶在單位土地上投入的化肥和農藥都較低。Ji等基于安徽省農戶的實證研究表明，家庭成員外出務工比例的提升會降低農戶購買小型機械的可能性。
整體而言，學界針對外出務工與農業生產投資進行了豐富而饒有意義的探討，這為后續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礎。然而，已有研究仍然存在以下幾點不足：首先，已有文獻基本沒有考慮到外出務工與農戶農業生產性投資之間的內生性問題，即外出務工不僅會影響農戶的農業生產性投資，而農業投資也可能會反向影響農戶家庭勞動力資源配置和外出務工情況。因而，既有研究的可靠性值得商榷；其次，就中國情景下的研究而言，多數成果使用的是區域性調查，樣本量普遍較小，缺乏基于全國代表性樣本進行研究的成果，因而其結論的普適性值得懷疑。同時也就無法回答在全國層面上,外出務工究竟如何影響農業生產性投資？第三，已有成果較少涉及外出務工對農業生產性投資的影響是否存在區域差異，而分析外出務工對不同種類農業生產性投資差異化影響的研究也不多見。
發展農業離不開生產性投入，對農業的投資關乎中國農業的現代化轉型、糧食安全和農業可持續發展。尤其是當前，中國農業生產正處于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大轉型時期，農業生產性投資存在何種變化趨勢，對于中國這個人口大國的糧食安全保障，以及對于農業可持續發展而言，無疑均是十分關鍵的?；诖?，本文試圖較為全面的闡述外出務工對農戶農業生產投資的影響路徑，并以具有全國代表性的微觀調查數據 CFPS2012為研究樣本，對新時期農戶家庭成員外出務工如何影響農業生產投資進行實證分析。為解決外出務工和農業生產性投資之間可能存在的內生性問題，引入替代變量法和工具變量法予以解決，最終得出較為穩健的結論。并且，本文還將農業生產性投資區分為兩大類型，分析外出務工對不同類型投資的差異化影響。在此基礎之上，將樣本按照東中西部進行劃分，試圖探究外出務工對農業生產性投資的影響是否具有區域差異，從而豐富本領域的研究。
二、外出務工對農業生產投資的影響機理
雖然關于外出務工與農業生產投資的相關成果較為豐富，但系統梳理外出務工影響機制的文獻卻并不多見。結合已有的成果，本文認為家庭成員外出務工可通過下述五個途徑來影響農戶農業生產投資。
1.外出務工通過農業勞動力流失來影響農戶農業生產投資（勞動力流失效應）。諸多研究證實，家庭成員外出務工會直接減少農業生產領域的勞動力，從而造成農業勞動力短缺。特別是在農村雇工市場并不完善的環境約束下，以及農業生產過程監督的困難，家庭缺失勞動力通常不能有效被雇工所替代。為了適應勞動力不足，農戶會相應改變投資策略來滿足農業生產。已有的研究發現，在此背景下，通常會增加勞動節約型的投資（如農業機械），減少勞動密集型投資。
2.外出務工通過提升農戶家庭收入水平來影響農戶農業生產投資（收入效應）。部分家庭成員進入非農產業后，其收入水平會明顯上升，為改善留守成員福利，通常會匯出一部分收入給留守在家的成員。這無疑會擴展留守成員的收入約束邊界，使得留守成員有能力購買更多的農業生產資料，如肥料、農藥、薄膜、農業機械等。但正如前述分析中指出，收入的增加只是一個必要非充分條件，農戶是否相應增加農業生產投資，取決于匯款收入是否被用于該領域的投資。
3.外出務工通過改變家庭收入結構來影響農業生產投資（結構效應）。由于農業效益相對較低，在城鄉收入差距和不同產業工資水平差異的影響下，農村勞動力的外出務工現象日漸頻繁。隨著家庭成員外出務工比例的提升，農戶對農業的依賴程度會逐漸降低，農業收入的重要性也會相應下降。2013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工資性收入已經超過農民純收入的40%，并且成為農民收入增長的主要來源。由于在家務農的機會成本高，男性和青壯年勞動力多流入非農產業，留守農業的勞動力漸趨老年化和女性化。在此背景下，農戶大多不期待通過農業來實現增收，粗放式經營已經成為常態。此時，理性的農戶會優先考慮回報率更高的非農產業作為投資領域，對農業的投資可能會減少，農戶更可能將非農收入用于開辦家庭小型企業。
4.外出務工為家庭農業生產充當了農業保險的功能(保險效應)。外出務工減緩收入波動對農業生產的沖擊，這可能有助于農戶增加農業生產投資。農業是天然的弱質產業，同時面臨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尤其是自然災害等不可抗拒因素會對農業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發達國家的實踐表明，完善的農業保險能顯著促進農戶對農業的投資。但是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無論是政策性農業保險還是商業性農業保險均不完善，保險市場仍然無法成為真正的“熨平機制”。一旦發生自然災害，農戶就只能獨自承受損失，從而嚴重打擊農戶投資農業的信心，這無疑會不利于農業生產投資的穩定性。當部分家庭成員參與外出務工時，則能夠減緩自然風險沖擊對家庭農業生產產生的不利影響。因為，在一定程度上，外出務工和匯款收入充當了農業保險的功能。由于外出務工家庭的收入和消費風險被分散，即使發生自然災害，匯款收入也能夠幫助家庭留守人員度過困難，這有利于提高農戶抵抗風險能力，增強農戶投資農業的信心，從而促進農戶的農業生產投資。
5.外出務工可能會通過緩解農戶家庭的信貸約束來影響農業生產投資（信貸效應）。雖然農戶對農業的投資很大一部分來自家庭自我積累，但貸款在農業生產中的重要地位不容忽視，對農業這種資金需求時間高度集中的產業尤其如此。諸多研究均證實，良好的、有效率的農村信貸會增強農戶投資農業的能力。然而，由于農業信貸的交易成本高、風險大和收益低，導致農村金融市場存在嚴重的信貸配給，農戶常常不能夠從正規金融機構獲得貸款或足額貸款。在正規信貸無法滿足的情況下，大部分中國家庭主要依靠非正規金融來緩解信貸約束。外出務工能夠通過下述兩個途徑來增強農戶獲得信貸的可能性。一方面，外出務工通過提升農戶收入水平和收入來源多樣性來增加正規信貸獲得可能性。收入的增加和波動風險的降低會提高銀行放貸意愿，從而有利于農戶增加獲得銀行貸款的概率和額度。另一方面，外出務工有助于農戶突破傳統的地緣和血緣等強關系，構建以業緣、趣緣、友緣為主的弱關系網絡，有助于農戶獲得更多來源的非正規信貸。相對而言，有外出務工的農戶能更便利地利用信貸市場，這可能有利于農戶增加農業生產性投資。但這同樣只是一個必要條件，如果農戶并非將借貸資金用于農業生產領域的投資，而是用于家庭生活消費、教育投資、購買耐用品、維修和建設住房、子女婚姻等方面，那么信貸獲得能力的提升可能對農業生產投資沒有影響。
整體而言，家庭成員外出務工會通過勞動力流失效應、收入效應、結構效應、保險效應和信貸效應來共同影響農戶農業生產投資，但外出務工最終如何影響農戶農業生產投資則取決于綜合效應，還需要進一步實證檢驗。
三、數據來源、模型設定與變量設置
（一）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的數據來自北京大學中國家庭動態跟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 ，該調查旨在通過追蹤調查個體、家庭、社區三個層次的數據，反映中國社會、經濟和人口等方面的變遷。CFPS覆蓋中國大陸25個?。ㄊ小⒆灾螀^），采用三階段不等概率的整群抽樣設計。
本文主要使用2014年發布的CFPS2012。由于CFPS2012缺乏社區層面信息，這一信息只能從CFPS2010中獲取，因而，首先對兩個數據庫進行合并匹配，且只保留那部分同時參加過兩次問卷調查的農村家庭與成員信息。經過處理后，最終獲得CFPS2012中24個?。ㄊ?自治區）、134個縣（區）、420個村莊，共6785戶農戶家庭的有效信息。相對以往的研究，本文的數據覆蓋范圍更廣，從而更具全國層面代表性。
（二）模型選擇
為分析外出務工對農業生產投資的影響，將基準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Investvi為村莊v農戶家庭i的農業生產投資情況，以往的研究多分析某一類農業生產投資，但本文同時聚焦兩大類農業生產性投資。具體包括與土地直接關聯的流動性投資和與土地不直接關聯的固定性投資兩大類。off-farm指的是關鍵解釋變量，即外出務工，Xvi表示家庭人口特征變量、資產特征變量和土地特征變量，Zv表示村莊特征變量，P為省份虛擬變量，以控制區域層面因素可能的影響；εｖｉ為隨機擾動項。
（三）變量設置
1.農業生產投資。本文將農業生產投資分為兩類：一類是與土地直接關聯的流動性投資，包括化肥、種子和農藥等。另一類是與土地不直接關聯的固定投資。對第一類投資，參照既有研究并考慮數據可獲得性，將農戶家庭2012年投入到農業生產中的化肥、種類、農藥轉化為貨幣價值并加總，然后進行對數化處理。第二類投資，考慮到農戶的主要固定資產投資為農業機械，因而選擇農業機械作為這一類投資的代表。本文使用農戶持有的各類農業機械的總價值來表示，同樣進行對數化處理。
2.外出務工。本文所指的外出務工是家庭層面的，考慮到外出務工的本質是家庭內部勞動力資源的再配置，因而，借鑒De Brauw的研究，使用“非農勞動力占家庭總勞動力之比”，即家庭成員外出務工比例予以表示。
3.控制變量。為提高擬合回歸的可信性，參照既有文獻引入一系列控制變量。主要包括家庭人口特征、家庭資產特征、土地特征、村莊特征4個維度共10個控制變量。其中：（1）家庭人口特征包括家庭勞動力數量、平均年齡、平均受教育程度、女性比例4個變量。之所以引入勞動力數量，是因為勞動力與資金、機械存在相互替代或補充的效應，會影響到農戶的投資決策。除了勞動力數量，勞動力的素質和構成也會對其投資決策產生重要影響。當前，由于農業相對效益低下，勞動力多會優先考慮非農產業，進而導致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弱質化，即勞動力年齡老化，受教育水平不高，女性占比趨高等現象日益普遍。因而引入家庭層面的平均年齡、平均受教育程度、女性比例3個控制變量，試圖來控制老年化、文化素質、女性化的影響。（2）家庭資產特征包括金融性資產價值、非房貸性金融負債兩個變量。是否投資農業，很關鍵的一個影響因素就是農戶的投資能力。這里引入正反兩方面的變量，以金融性資產價值來表征農戶的財富水平和經濟能力，以非房貸性金融負債來表示農戶的負債水平。（3）土地特征包括承包地資產價值和實際經營土地面積兩個變量。土地是農業生產的基礎，承包地價值會影響到農戶的投資決策。土地價值能夠較好顯示土地的未來增值空間，因而預期農戶會基于長遠考慮，選擇更高的投資水平來維持土地價值。土地經營面積則是影響生產投資的一個關鍵變量，更大的經營面積意味著農戶需要投入更多的流動性資產；更大的土地經營面積，也意味著勞動力短缺情況會越發凸顯，增加農業機械投資的可能性更大。（4）既往研究多忽視村莊層面因素的影響，本文引入村莊地形地貌和交通情況兩個變量予以控制。其中地形地貌通過影響耕作難度來影響農戶的投資行為，而交通情況則會通過影響生產資料獲得便利性來影響農戶的投資行為。此外，為控制區域層面因素可能的影響，進一步引入省份虛擬變量予以控制。
模型涉及的所有變量及相應的統計描述性分析見表1。
四、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基準回歸
運用Stata12.0進行tobit模型回歸，回歸結果見表2。
從表2擬合結果來看，外出務工在1%顯著性水平負向影響農業流動性生產投資，這與Qin的研究保持一致，從而說明農戶家庭成員外出務工對流動性生產投資的消極效應大于積極效應，在5種效應的綜合影響下，表現為隨家庭成員外出務工比例的提升，農戶會逐漸減少農業生產中的流動性要素投入。
農業機械是與土地不直接相關的固定性生產投資，農戶購置農業機械的主要目的是節約勞動力和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就外出務工對農業機械影響而言，雖然其影響方向與流動性生產投資一致，但并未通過顯著性水平檢驗。這說明，在5種效應的綜合作用下，家庭成員外出務工對農業機械投資并沒有顯著影響。
控制變量方面，同時顯著影響農業流動性生產投資和農業機械投資的因素還包括家庭勞動力人數、家庭成員平均年齡、家庭成員平均受教育程度、家庭金融性資產價值、家庭承包土地資產價值、家庭實際經營土地面積、村莊地形地貌共7個變量，且這些因素對兩類投入的作用方向相同。
具體而言，家庭勞動力越多，農戶越可能進行流動性生產投資和農業機械投資。家庭勞動力人數正向促進流動性生產投資，可能是因為這類投入是勞動密集型的，需要更多農業勞動力來匹配，這與外出務工負向影響流動性生產投資也相互印證。家庭勞動力人數正向影響農業機械投資，與預期相反。這可能是由于農業機械投資金額較大，勞動力數量越多、農戶家庭收入水平越高，農戶更有能力進行這一類投入。家庭成員平均年齡負向影響流動性投資和農業機械投資，說明老年化不利于這兩類農業生產投資。家庭成員平均受教育水平正向促進兩類投資，說明教育是重要的，提升人力資本能夠有效提升農戶對農業的生產投資。家庭金融性資產價值正向促進農戶這兩類投資，說明農戶家庭越富裕，越可能增加農業流動性生產投入和固定資產投入。家庭承包地價值正向促進這兩類生產投資，可能是由于土地價值越高，農戶越傾向于通過增加投入來維持土壤質量。土地經營面積越大，農戶越可能增加兩類投入，說明規模經營對于農戶生產投資有積極影響。這是因為種植規模越大，單位土地的投資成本越低，進行此類投資越劃算。村莊地形地貌也通過了1%顯著性水平檢驗，說明地形地貌確實會對農業生產投資有影響。
（二）分區域回歸
中國幅員遼闊，區域特征差異較大，因而按照東、中、西部將整體樣本劃分為3個分樣本，分別進行擬合回歸（表3）。結果顯示，在東部、中部和西部地區，外出務工對農業機械投資的影響均不顯著，這與基準模型并無二致，說明外出務工對農業機械投資的影響是穩健的，并不存在區域差異。對于流動性生產投資，在東部和中部地區，外出務工顯著負向影響這一類投入，這與基準模型也保持一致。但在西部地區，外出務工對流動性生產投入的影響不顯著。這可能是因為西部地區發展滯后，農戶整體收入水平也較低，農業收入在農戶總收入中的比例仍然較高，從而導致西部地區農戶仍然對農業生產十分看重。因而，即使家庭成員外出務工越來越普遍，但鑒于農業收入的重要性，以及流動性生產投資是農業生產中不可或缺的基礎性投資，西部地區農戶并不會因為外出務工而放棄這部分收入，從而表現為外出務工對這一類投資的影響尚不顯著。
五、穩健性檢驗
（一）替代變量法
在邏輯上，外出務工會影響農戶的農業投資行為，而農戶投資行為也會反向影響農戶外出務工決策。比如，如果農戶決定增加農業流動性投資，就需要相應增加農業勞動力投入來進行匹配，外出務工的勞動力就可能減少。而當農戶增加農業機械這一類投資時，由于農業生產效率的提升，會便利家庭勞動力從農業生產中解放出來，從而可能增加外出務工人數。然而，已有研究對兩者的反向因果關系重視不足。為減輕這一內生性，參照黃季焜等的方法，使用農戶家庭歷史外出務工比例作為本期外出務工比例的替代變量。雖然這并不能夠完全消除內生性問題，但由于外出務工決策先于農戶投資行為發生，因而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減輕這一問題。外出務工的歷史數據來自CFPS2010全國層面數據。統計描述性結果表明，CFPS2010中農戶家庭非農就業率的均值為62.93%，和CFPS2012較為接近?；貧w結果顯示（表4第1列和第2列），對于流動性生產投資，外出務工依然通過1%顯著性水平，表現為負向影響農戶這一類投入。同時，對于農業機械投資，外出務工的影響依然不顯著。
前述模型中均引入省份虛擬變量來控制區域層面可能的影響。然而，考慮到省份內部農戶特征和區域特征仍存在較大差異，因而引入縣域層面虛擬變量來替代，并觀察模型的穩健性。相對而言，6785個樣本農戶分布在134個區縣，這已經是很強的區域控制了。檢驗結果顯示（表4第3列和第4列），外出務工對流動性生產投資和農業機械投資的影響依然穩健，系數顯著性和作用方向并沒有發生變化。
（二）工具變量法
農戶家庭的農業生產投資可能反向影響農戶家庭外出務工。當農戶購置較多勞動節約型生產要素時，農業領域需要的勞動數量會減少，這能夠增加外出務工人數。而當農戶投入更多的勞動密集型生產要素時，就需要更多的農業勞動力，這可能會降低家庭成員外出務工比例。為緩解這種相互影響，上述分析中已經使用替代變量法來處理，但這只能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內生性，更好的辦法是找到合適的工具變量。
本文使用農戶所在村莊的勞動力外出務工比例作為工具變量。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考慮到，農戶外出務工并不是盲目的，而是受社會網絡的深刻影響。特別是對鄉村而言，居民相互之間多為熟人，外出務工會互幫互帶。作為農戶最重要的社會資本，村莊層面勞動力外出務工比例會對農戶家庭成員的外出務工有顯著影響，良好的社會網絡能夠提升家庭成員外出遷移概率。但村莊層面的外出務工比例對于家庭的農業生產投資行為卻是相對外生的，因而這一變量作為工具變量是合適的。統計描述性分析結果顯示，村莊層面的非農就業率為34.3%，遠低于家庭層面。使用工具變量進行2SLS估計，首先用弱工具變量檢驗來判斷工具變量的有效性。結果顯示，第一階段回歸檢驗的F值大于10，且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表明不存在弱工具變量問題。
工具變量回歸結果顯示（表5），外出務工在5%的顯著性水平負向影響農戶流動性生產投資。說明外出務工對農業流動性投資的影響是十分穩健的，即使考慮到內生性問題，依然如此。但值得注意的是，外出務工對農業機械投資的影響轉為正向，這與已有文獻保持一致，但也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外出務工不影響農業機械投資的結論也是穩健的。
（三）進一步討論
上述擬合結果顯示外出務工始終負向影響農業流動性生產投資，這與既有研究保持一致。但外出務工并不影響農戶對農業機械的投資，這與已有的成果并不一致。多數成果發現，非外出務工家庭多會增加農業機械投資，從而有效替代流失的農業勞動力。
外出務工之所以不影響農業機械投資，一方面是因為，農戶種植規模偏小，農戶并不需要購置農業機械來替代流失勞動力。中國農戶是典型的小農，種植規模偏小，需要的勞動力并不多，即使外出務工減少了農業勞動力數量，但農村居民之間季節性幫工以及雇工市場發展能夠緩解勞動力流失效應，家庭剩余勞動力仍然有能力繼續耕種。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農機社會化服務體系的繁榮發展，從而對家庭購置農機需求形成有效替代。中國農戶的家庭經營規模普遍偏小，而農業機械是一筆花費不菲的長期投資，這使得單個農戶購買農業機械很不劃算。但勞動力流失客觀上帶來了農業機械的需求，近年來，為了滿足小規模農戶對農業機械的需求，專業化的農機服務組織在農村大量涌現，諸多勞動密集型的生產環節都實現了外包化和機械化。在農業生產環節外包化背景下，農戶并不需要自己購買農業機械，只需要購買農機服務即可，即對于小規模農戶而言，購買農機化服務是一種有效的替代方式。但CFPS2012中缺乏農戶購買農機服務的信息，因而這一點有待后續研究的檢驗。但整體而言，經營規模偏小是家庭成員外出務工后，農戶不增加機械投資的關鍵所在。
為證實上述判斷，按照農戶家庭實際經營土地面積是否大于樣本均值，將整體樣本區分為兩個分樣本。當農戶耕種土地面積小于等于均值時，將其命名為小農戶，當農戶耕種土地大于樣本均值時，命名為大農戶。應用基準模型，對上述兩個分樣本進行擬合回歸，結果顯示，對于小農戶，外出務工的影響系數依然為負，這與基準回歸保持一致；但對于大農戶，非農就業的系數卻轉為正向。雖然外出務工的系數依然不顯著，但也充分說明一個問題，即隨著種植規模的擴大，農戶會更傾向于增加農業機械投資，從而證實了上述猜測。
六、結論與啟示
當前，中國正處于快速城鎮化的時代背景之中，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城市非農就業，這種大轉型究竟會對農業生產投資產生何種影響呢？本文從理論上較為全面地闡述了外出務工對農業生產投資的影響機理，并基于具有全國代表性的CFPS2012數據進行實證分析。結果發現：（1）外出務工顯著負向影響農戶對農業流動性生產要素的投資，但外出務工對農業機械投資并無顯著性影響?？紤]到外出務工和農業生產投資之間的內生性問題，運用替代變量法和工具變量法進行穩健性檢驗，上述結論依然成立。（2）分區域研究表明，外出務工對流動性生產要素的投入存在區域差異性，東部和中部地區均受到外出務工的顯著負向影響，但在西部地區這一結論并不成立。而外出務工對農業機械投資的影響不存在區域差異。（3）進一步的討論表明，之所以家庭成員外出務工后農戶沒有增加農業機械投資，關鍵在于經營規模較小，使得農戶能有效應付農業生產。但隨著經營規模的擴大，農戶會更傾向增加農業機械投資。
基于上述發現，本文得出以下幾點啟示。（1）要高度重視外出務工對農業流動性生產投資以及農業生產的負面影響。農村地區人口外出務工的趨勢不可逆轉，但要特別注意農業勞動力過度轉移對農業生產的潛在危害，如農業經營的副業化、粗放化、投入減少帶來的土壤質量退化等。一些調查和研究也已經證實，勞動力外出務工不利于流出地的農業發展，危害糧食安全和農業可持續生產，這需要特別引起重視。（2）外出務工對農戶流動性生產投資行為的影響具有區域差異性。在落后地區，農業對于農戶生計仍然十分重要，外出務工并不會導致農戶減少這一類投資。但在東部和中部地區，外出務工的負面影響仍然存在。因而，在落實支持政策時，需要考慮到這種差異性，在鼓勵西部地區農戶的同時，要特別注重調動中東部農戶投資農業的積極性。（3）要關注外出務工對不同類型農戶農業機械需求的影響。中國的農戶種植規模普遍偏小，但隨著農業勞動力持續外出務工，農地流轉日益普遍，經營規模會日益擴大，農戶對農業機械的需求會逐漸增加。隨著農戶的分化，不同規模農戶對農業機械投資也會出現分化，種植大戶購置農業機械意愿更為強烈。因而，為推進農業現代化，仍然需要大力推動土地流轉，實現土地集中和適度規模經營，以增強農業競爭力。
當然，本文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和缺憾。本文沒有納入替代性選擇對農業固定性生產投資的影響，比如農業機械社會化服務對農業機械投入的影響，在后續研究中需要予以改進。
作者簡介：錢龍，男，南京財經大學糧食安全與戰略研究中心講師，博士；錢文榮，男，浙江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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