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農業生產托管服務迅速發展，成為發展農業生產性服務業、帶動小農戶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的主要方式，也為發展服務型農業規模經營提供了重要路徑。2017年8月《農業部 國家發展改革委 財政部關于加快發展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的指導意見》（農經發[2017]6號）明確“農業生產托管是農戶等經營主體在不流轉土地經營權的條件下，將農業生產中的耕、種、防、收等全部或部分作業環節委托給服務組織完成或協助完成的農業經營方式，是服務型規模經營的主要形式”，要“把發展農業生產托管作為推進農業生產性服務業、帶動普通農戶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的主推服務方式，……加大支持推進力度”。同年9月《農業部辦公廳關于大力推進農業生產托管的指導意見》（農經辦[2017]19號）發布。2019年8月發布的《農業農村部辦公廳 財政部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做好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工作的通知》強調“進一步聚焦農業生產托管為主的服務方式”。在農業生產托管服務快速發展的同時，對我國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的研究也在迅速升溫，一些基于實踐而又能有效指導實踐的研究成果脫穎而出。但就總體而言，我國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的發展仍然處于初級階段，對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的研究仍然亟待深化，在理論、政策把握和部分重要關系的處理上仍然存在一些誤區。在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鼓勵各地因地制宜自主探索的前提下，廓清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發展的重要關系，對于科學認識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的形成機制和演變邏輯，有效把握支持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發展的重點、導向和政策選擇，具有重要意義。
一、支持農業生產托管服務與支持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的關系
（一）農業生產性服務業及其政策重點
生產性服務是被其他產品或服務的生產過程用作中間投入的服務。生產性服務業是提供生產性服務的企業或機構的集合體，主要通過市場化、外部化、獨立化方式為產品或服務的生產過程提供作為中間投入的服務。發展農業生產性服務業與建設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在內容上大致相同，只是強調的重點有所不同（姜長云，2016）。只要面向農業產前、產中、產后環節提供了作為中間投入的服務，而且這種服務呈現市場化、外部化、獨立化形態，都屬于農業生產性服務業。
《農業部國家發展改革委 財政部關于加快發展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的指導意見》提出，“農業生產性服務是指貫穿農業生產作業鏈條，直接完成或協助完成農業產前、產中、產后各環節作業的社會化服務”。按照冀名峰、李琳（2019）的解釋，“直接完成或協助完成”實際上就是直接替或幫農民“下地干活”的意思，農業生產性服務業是指“下地干活”的那部分社會化服務。如村里的農藥店屬于社會化服務，但不一定是生產性服務；如果既賣農藥，又幫農民進行病蟲害防控，即“下地干活了”，就叫農業生產性服務。他們二位在農業農村部（原農業部）長期從事農業社會化服務宏觀管理工作，持有這種主張，可能更多地同農業農村部的職能定位有關，因為如果不能替或幫農民“下地干活”，比如他們例舉的鄉村農藥店如果不幫農民進行病蟲害防治，可能就不屬于農業農村部職責范圍的重點支持對象了。況且，重點支持能夠幫助農民“下地干活”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有利于更好地帶動小農戶發展現代農業，支持農業生產性服務業“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也應將其作為重點。
（二）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業及其外延
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業是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屬于面向農業產中環節的農業生產性服務業。單純面向農業產前或產后環節的生產性服務業，如農資經銷、農產品銷售或儲藏保鮮服務業，不屬于農業產中環節，更沒有替或幫農民“下地干活”，不屬于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業。
面向產中環節的農業生產性服務業也不全是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業。如縣鄉農技部門向農戶提供的一般科技服務，農業服務公司按通常的市場交易方式，分散、零碎地對農戶提供市場化農機服務，由于在農戶和服務公司之間不存在服務委托關系，只是一般的服務買賣關系，也不宜作為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業支持對象。
有些農業生產性服務業不屬于農業產中環節，但與農業產中環節聯系密切，農業生產性服務組織通過卓有成效的組織協調，將其同產中環節的生產性服務組合集成起來，形成以產中環節為核心的服務“成套”供給，也應歸入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業支持范圍。冀名峰、李琳（2019）認為，這實際上是農業產前或產后環節同產中環節融合了，如農資銷售屬于農業產前服務，但帶藥防控則屬于產前、產中環節的融合。有些農業服務組織將農資供應服務或農產品銷售、儲藏保鮮服務同農業產中的耕、種、防、收服務結合起來，應該歸入農業生產托管服務。
發展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是引導農戶等農業經營主體推進農業服務外包的重要方式，也是發展服務規模經營的重要途徑；為化解大國小農背景下農業質量、效益、競爭力低的困境提供了有效方式。農業生產托管服務主要居于農業產中環節，而產中環節正是小農戶活動最為集中的領域；支持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業，更容易產生“促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效果，更應是支持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重點。鑒于在大國小農背景下，相對于通過推進土地流轉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主導的農業土地規模經營，通過培育新型農業服務主體實現農業服務規模經營是更為重要的路徑（姜長云，2016）；而農業生產托管是推進農業服務規模經營的主要形式，今后應調整農業規模經營政策的支持方向，重點向農業服務規模經營傾斜；應強化農業社會化服務業扶持政策的規模經營指向，將社會化服務規模經營作為政策激勵的重點取向（冀名峰、李琳，2020）；我們認為應加強對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業的政策支持，并適度向支持服務規模經營聚焦。
（三）統籌推進增強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系統功能與突出托管服務支持重點
作為現代農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的農業生產性服務業是個有機整體（張紅宇，2019），注意其內部各組成部分之間的系統性、整體性和協同性，才能更好地增強其系統功能，激發提升其對農業延伸產業鏈、打造供應鏈、提升價值鏈的整體價值。如農業會展服務、農產品質量檢驗檢測服務、農業知識產權服務，不屬于農業生產托管服務，但對拓展提升農產品市場、培育農產品品牌、增強農業創新驅動能力，具有重要的引領支撐作用。即便在農業產中環節，部分非農業生產托管服務，如常規的農業物流或融資保險服務，對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業發展仍有重要的支撐或助推作用。又如某某農化網、農產品冷鏈物流或產銷銜接服務，在本質上屬于農業生產性服務，但不直接幫農戶“下地干活”，不是農業生產托管服務。但是，促進這些農業生產性服務的優化組合和協調互動，有利于完善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發展的產業生態，應促進其與農業生產托管服務互動協調、共生共融發展。
可見，盡管農業生產托管服務對小農戶發展現代農業的直接帶動效應顯著，應該作為支持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重點；但支持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發展，應該把支持農業生產托管服務與支持發展非托管的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結合起來。當然，支持發展非托管的農業生產性服務業，在方式上與支持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應該有別。比如支持涉農平臺型企業，可以通過政府采購公共服務適度傾斜。支持農業生產性服務業應以支持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為重點，但也不宜搞農業生產托管服務“一統江湖”。否則，顧此失彼，容易事倍功半。
二、農業生產托管服務與農業土地托管的關系
近年來，農業生產托管服務蓬勃發展。到2018年底，全國農業生產托管服務面積已達13.84億畝，較上年增長52.7%；耕、種、防、收環節農業生產托管服務面積分別已達4.08億畝、3.18億畝、2.72億畝和3.86億畝，分別占托管服務總面積的29.5%、23.0%、19.6%和27.9%；而在耕、種、防、收環節農業生產托管服務面積中，農戶接受服務的面積分別占71.7%、71.9%、59.9%和71.4%；服務組織達到37.00萬個，服務對象達到4633.06萬戶，其中接受服務的農戶達到4191.48萬戶。許多地方的“田保姆”，正在為破解農業“誰來種地”“如何種地”難題提供新思路。有些地方的為農服務中心，農戶只需到其網站下單即可接受植保、農機等服務。以植保服務為例，與之前農戶自己打藥相比，不僅節本增效增產增收，還可以省工省藥，規避了農戶自己打藥對人體的危害。
（一）農業生產托管及其本質
農業生產托管在本質上是農戶或農業經營主體的服務外包，即將農業機耕、機收等作業或全程作業托管給服務組織承擔。在這種托管方式下，農戶（或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下同）保留土地或農業經營權，但通過農業生產性服務組織幫助農戶解決了自身干不了、干不好、干得不經濟合理的問題，農戶仍是獨立的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如山東臨淄區已形成集“耕種管收”各環節于一體的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模式，實現了服務對象由龍頭企業、農民合作社、家庭農場、種植大戶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向小農戶的延伸，服務領域由農機作業服務向農業全產業鏈拓展，帶動了農業產前、產中、產后環節各類服務組織的成長。該區推進耕種管收托管服務模式，堅持以家庭承包制不變、農民土地使用權不變、農民經營主體不變、農民受益主體不變為前提，促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即便是農業生產全程托管，也是將覆蓋全程的主要農業生產作業環節外包委托給農業生產性服務組織提供服務，農戶并未將農業經營權拱手讓與農業生產性服務組織，農戶仍要負責日常的農業田間管理和農業經營組織。
（二）農業生產托管與農業土地托管的本質差異：幫助農戶還是代替農戶
在現有文獻和各地政策使用中，農業土地托管是一個界定得比較混亂的詞。有的文獻所稱的土地托管實際上就是農業生產托管。但是綜合現有研究，我們認為規范的農業土地托管，應該是農戶（或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下同）將農用土地經營權作為資產委托給農業服務組織從事經營管理，并在一定期限內放棄農業或土地經營權的方式。如部分地區通過村領辦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等方式，將小農戶的土地集中連片，再統一委托給服務組織完成作業服務甚至整個農業經營。有些地方在區域性的農業生產全程托管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將農戶土地經營權集中起來委托給農業服務公司，待農產品收獲后農業服務公司按標準返還給農戶每畝一定數量的農產品實物，有的還按高于市價的一定比例回購，借此實現由農業生產托管服務向農業土地托管服務的轉變。雖然農業生產托管服務和農業土地托管服務均可稱為農業生產性服務，但土地托管服務與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有本質不同。在今后相當長的時期內，農業生產托管服務與農業土地托管服務并存共生、競爭發展，應是農業生產服務業發展的常態。
在農業土地托管方式下，農戶將土地托管給農業生產性服務組織后，在一定期限內，農戶退出了農業生產經營，不是發展現代農業的參與者，充其量只是發展現代農業的利益分享者；農戶只是在一定期限內讓渡土地經營權后，獲得租金或“租金+分紅”收入；農業生產性服務組織接受土地托管后，在對應土地上進行種植決策和機耕、機收、植保等服務，發揮的不是農業服務主體、而是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作用；這與其在流轉的土地上從事農業經營并無太大差別。從事農業土地托管服務的農業服務組織實際上不是在“幫助農民”，而是在“代替農民”，農戶無權干預相關土地上的農業經營管理。從嚴格意義上說，在農業土地托管中，不存在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的問題。有的地方宣傳那種“你外出安心務工，我為你耕種作收”“你在外掙錢當老板，我在這為你管家守地田”的服務模式，雖然具體情況可能有所差別，不能籠統地將其排除在農業生產托管服務之外；但筆者認為在多數情況下這只能屬于土地托管，不屬于農業生產托管。
（三）防止混淆農業生產托管與土地托管形成決策失誤
可見，不宜將農業服務組織開展的農業土地托管服務納入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的范疇。否則容易陷入對農業生產托管服務“貪大求洋”的誤區。混淆農業生產托管和農業土地托管，容易形成政策誤導和執行偏差。規模化的農業生產托管屬于發展服務規模經營的重要方式，但連片成規模的土地托管則是發展土地規模經營的重要途徑，二者對農村就業、社會穩定、生態保護、文化傳承乃至糧食安全的影響往往有明顯不同（姜長云，2020）。大多數農業生產托管，特別是在小農戶將農業生產作業托管給服務組織承擔時，堅持了以農戶家庭經營為基礎；只有部分農業生產托管例外。如這種農業生產托管發生在涉農企業與服務組織之間，特別是農業企業把從農戶那里流轉或通過“四荒地”開發獲得的土地上的部分農業作業委托給服務組織承擔，這就不存在以農戶家庭經營為基礎，而是以公司經營農業為基礎。但較為規范的農業土地托管，一定以作為托管者的農戶或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放棄農業經營權為前提，一定不存在堅持農戶家庭經營的問題，除非接受土地托管的服務組織是農戶家庭。簡單地說，面向小農戶的農業生產托管一定是堅持了以農戶家庭經營為基礎，面向小農戶的農業土地托管至少在一定期限內放棄了農戶家庭經營的基礎性地位。
速水佑次郎、神門久善（2003，第263～264頁）在《農業經濟論（新版）》中討論的日本農作業承包，即小規模兼業或高齡農戶將耕耘、收獲等部分農作業委托給農業機械設備齊全的專業農戶，也是農業生產托管。他們認為，這對提高專業農戶的農機使用率作用明顯，“久而久之就有可能轉為全面承包。如果這種關系能固定下來，就擴大經營規模而言，其效果與租入農地基本一樣”。此處的農作業全面承包，類似于我國的農業生產全程托管。在日本還有農作業集體承包，即“村落內幾十家農戶共同提供土地，其中一部分人承包所有的農作業，分配成果時先從產值中扣除包括實際作業者工資在內的生產費用，剩余部分按土地面積平均分配的一種集體經營方式”。由于農業仍然維持整個村落的集體經營，那么這種農作業集體承包也屬農業生產全程托管。如果取消了村落集體經營，整個村落把這些土地的經營權委托給承包所有農作業的服務組織，實際上相當于農業土地托管。只是速水佑次郎、神門久善（2003，第263～264頁）沒有展開討論而已。但是，他們強調無論是作業承包還是經營承包，“一旦農地提供者與作業承擔者之間的關系固定下來，為了更好地發揮作業承擔者的企業家經營能力，應通過簽訂合同的方式明確規定其經營責任與風險，并賦予相應的報酬”，這有利于提高經營效率和地租負擔能力，激發企業家才能。這值得我國借鑒。
案例1 某農業服務公司開展托管服務的主要方式有訂單式全程托管服務、菜單式生產托管服務、合作式平臺托管服務。在訂單式全程托管服務中，外出打工農戶將土地委托給服務公司全權管理，實行從種到收全過程服務；公司通過組建農機、植保等服務隊，開展配方施肥、農機和飛防施藥等服務。在菜單式生產托管服務中，針對留守的老弱農民無力從事的農業作業環節提供服務“菜單”，農業服務公司開展農資配送、農機作業、農技服務等農業生產部分環節的托管服務，農戶可自由選擇服務“菜單”。在合作式平臺托管服務中，公司搭建農機服務平臺，農民把自有農機委托給服務公司統一管理，借此獲得租賃收益并解決閑置農機存放問題。公司可統一調配自有及各戶的農機設備，統一調度機手，共同服務于訂單托管。農業服務公司根據同糧食加工企業簽訂的訂單，引導種植大戶組織生產，并優選專用品種進行訂單種植，按照不同品種的生產要求統一訂單供應，統一種植流程，統一服務方案，并構建了訂單供種、精準種植，土壤監測、配方施肥，統防統治、減藥降殘，科學收獲、減少污染，保糧質量、加價回收等五環服務模式，取得了良好成效。
在案例1的3種托管方式中，只有菜單式生產托管服務屬于純粹的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直接關系到促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合作式平臺托管服務并非真正的農業生產托管服務，因為它不屬于農業作業服務，充其量只是農戶把農機作為資產托管出去，即農機托管，并借此形成農業生產性服務組織的農機作業等服務能力，但這與對農戶或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開展農機作業服務不是一回事。在訂單式全程托管服務中，如果外出打工的農戶將土地委托給服務公司全權管理，自己只是當農業的“甩手掌柜”，實際上只是農業土地托管，不存在農戶經營農業的問題，農業服務公司嚴格地說也不是幫助農戶而是代替農戶經營農業，不是真正的農業生產托管服務。因此，在案例1中的合作式平臺托管服務和訂單式全程托管服務，都不具有幫農戶開展農業生產作業服務的性質，不屬于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支持合作式平臺托管服務并非支持農業生產性服務組織開展服務活動，但有利于形成服務組織的農機服務能力，從這一角度將其納入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支持范圍也有一定道理。但支持本案例中的訂單式全程托管服務，盡管幫助服務公司擴大了服務需求，但此處服務公司的作用與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無本質差別。當然，在許多地方的農業生產全程托管服務中，農戶作為服務對象，保留了獨立的生產經營自主權，則仍屬農業生產托管服務。如在山西長治的農業生產托管中，買什么種子、種什么品種都由農戶說了算，從種到收交給合作社管理，秋后糧食歸農戶。
三、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網絡本土化區域化與全國化的關系
近年來，隨著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的加快發展，許多地方農業托管服務網絡逐步形成。有些農業生產托管服務領軍企業，成為推進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網絡建設的“排頭兵”和“領頭雁”。日益增多的農業生產托管服務企業把推進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網絡建設，作為其在農業生產性服務市場推進戰略布局的重要舉措。由此形成的一個問題是，當前支持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組織建設托管服務網絡的重點，是應該放在全國性網絡，還是區域性網絡上？我們認為，基于調動一切積極因素、鼓勵因地制宜的原則，應在鼓勵各類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組織發揮自身優勢、各顯其能的前提下，鼓勵將推進網絡建設的重點放在支持本土化區域性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網絡上，允許、但不鼓勵農業生產性服務組織重點推進全國性網絡建設。
從保障農產品有效供給的角度來看，支持農產品供應鏈建設應該采取“多鏈共舞，各展其長，優勢互補，本土化、區域化、都市圈一體化為重”的原則。雖然我們一直強調打造全球供應鏈，這對于統籌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拓展我國農業資源利用和市場擴張升級的空間，具有重要意義。打造農產品全國供應鏈，介于打造全球供應鏈與打造本土化、區域化、都市圈一體化的供應鏈之間。近年來，部分行業領軍企業基于自身實力、先行效應和對外聯系渠道暢通等優勢，憑借交通物流日益便捷、冷鏈物流設施日益完備等有利條件，加強對高端市場和一線城市的開拓，推進農業托管服務全國性網絡建設，形成“買全國、賣全國”發展態勢，甚至積極進行“買全球、賣全球”的戰略探索，這是值得肯定的。在一些特色化、小眾化、優質化農產品生產領域，情況更是如此。這些領軍企業的經驗富有啟發意義，但對多數涉農行業和企業而言，由于自身實力、供應鏈管理能力和對外聯系渠道等局限，不宜簡單模仿。
就多數地區的農業和涉農企業來說，夯實本土化、區域化、都市圈一體化的農業供應鏈，才是其發展的當務之急和重中之重。這有利于產生一舉三得的效果。一是有利于涉農行業、企業充分利用資源、地緣、市場和社會網絡優勢，更好地實現揚長避短并培育競爭能力，促進農村產業融合、農業與在地文化和環境等融合發展；二是有利于優化涉農供應鏈的風險和機遇管理，減緩牛鞭效應對農產品供求和價格波動的放大作用，培育需求導向的農業發展模式，增強農產品供應鏈對客戶需求變化的快速響應能力；三是有利于減少大跨度、長距離運輸帶來的農業污染、資源浪費和產品損耗，增進食品安全和消費體驗，培育綠色引領的農業發展方式。長期以來，地產地消在歐美特別是日本廣受重視，也有類似原因。近年來，崇尚本地化食品、食品短鏈和可持續食品供應鏈，日益成為重要的國際潮流。這在很大程度上帶有對現代農業供應鏈、現代食品產業體系功能缺陷的矯正性質，雖然對應的農業或食品產業發展模式還難以根本替代現代農業供應鏈或現代食品產業體系，但其思維方式的借鑒價值還是值得重視的。據此也可以看出，應該進一步重視本土化、區域化、都市圈一體化的現代農業供應鏈建設。
推進現代農業供應鏈建設，應該堅持產業鏈、服務鏈、創新鏈深度融合的取向。由此可以很自然地衍生出一個結論：在加強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網絡體系建設的過程中，應把加強本土化、區域化、都市圈一體化的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網絡建設放在突出位置。借此，有利于增強農業托管服務網絡的本土根植性、區域根植性，更好地帶動農戶和本土化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農業服務主體結合自身條件推進參與式創新發展；有利于減少因農產品大跨度、長距離運輸引發的農產品損耗、碳排放問題和疫病傳播、供應鏈中斷風險；有利于更好地發揮都市圈內中心城市對梯級節點城市和廣域農村、城市服務業對農村服務業特別是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網絡建設的引領帶動功能，培育以城帶鄉、城鄉融合、產業融合的服務業發展新格局。強調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本地化、區域化的重要性，還與服務特性有關。由于服務的無形性、不可儲存性和生產、消費的同時進行性，相對于工業和農產品生產，強調服務的本地化具有特殊重要性。
當然，此處強調在推進農業供應鏈建設中，要將推進本土化、區域化、都市圈一體化作為當務之急和重中之重，并不否認要用開放思維推進現代農業供應鏈或現代農業產業體系建設，更不否認在此基礎上適時適度地推進農業供應鏈向外延伸拓展，直至打造全國、全球供應鏈的合理性；只是強調推進現代農業供應鏈和現代農業產業體系建設，應該一步一個腳印扎實前行，夯實基礎。將此推廣延伸到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網絡建設，如果有的行業領軍企業有條件、有能力開展全國性網絡建設，我們在政策上應該允許，不應給予限制。但鑒于我國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的發展在總體上仍處于初級階段，為了更好地“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對于開展全國性的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網絡建設，也不宜過多鼓勵。如果鼓勵，應將重點放在支持其為本土化、區域化、都市圈一體化的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網絡發展賦能上，促進其更好發揮服務商的服務商作用。
近年來，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蓄勢待發，呈現重大突破的可能性明顯增加。尤其是新一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新能源技術、新材料技術等迅速發展，為推進供應鏈與互聯網、物聯網等深度融合，打造智慧供應鏈創造了條件。因此，越來越多的人對打造農業智慧供應鏈寄予厚望。漠視這種趨勢，很容易錯失我國現代農業特別是農業生產性服務業或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發展的良機。但對農業智慧供應鏈運行過程中的風險如果缺乏有效的防控和應急響應機制，也可能形成重大公共安全隱患。加強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網絡建設，不僅要看正常時期，還要注意面對異常時期或灰犀牛、黑天鵝事件能否經受住考驗。2018年下半年到2019年的非洲豬瘟疫情、2020年1月下旬以后一度在全國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給我們帶來的重要教訓之一是要加強本土化、區域化、都市圈一體化的現代農業供應鏈和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網絡建設。因為這有利于減少農資或農產品的大范圍、長距離運輸，規避由此加重重大傳染病疫情擴散對農產品供應鏈運行的影響，增強重大災害和公共衛生事件背景下的農產品供給保障。這與加強“米袋子省長負責制”“菜籃子市長負責制”等現行政策也可以很好地銜接起來。
況且，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的發展在我國總體上仍處于初級階段，屬于“新業態新模式”，對其形成演進和市場化運作規律客觀上需要經歷一個深化認識的過程，在此過程中很容易出現“把常態當例外”“混淆常態、風險和不確定性”的現象。許多農業生產托管服務企業的運行“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市場前景很好，當前不虧很難，賺錢曙光渺茫”。在此背景下，推進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網絡建設，從本土化、區域化、都市圈一體化做起，有利于增強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業發展的風險防控和可持續發展能力，有利于提升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業的質量、效益、競爭力。盲目追求全國性的農業生產托管網絡建設，很容易陷入“基礎不牢，地動山搖”“華而不實，有現在沒未來”的困境。一旦遇到重大災害和重大傳染病等公共衛生事件，很容易因“遠水不解近渴”“中看不中用”，而破壞農產品供給保障能力，甚至喪失對農戶、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支撐服務能力。推進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網絡建設，鼓勵從本土化、區域化、都市圈一體化做起，待夯實基礎和可持續發展能力后，再逐步開疆辟土，拓展網絡邊界，培育跨區域、跨行業集成服務能力；或從農機作業、農產品銷售等特定領域率先突破，積極穩健地探索在更大區域直至全國建設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網絡。這應是多數地區建設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網絡的有效模式。有人說，推進全國性的農業生產托管網絡建設是大勢所趨。但是，也有必要科學區分當前與長遠、局部與總體，既要看到長期趨勢，避免盲目“趕路”；又要注意穩健前行，扎實運作；既要保持對發展趨勢的信心和敏銳性，又要保持必要的耐心和韌勁。過猶不及！更要謹防透支未來。
重點支持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的本土化、區域化和都市圈一體化，要把支持本土型農業服務主體作為支持重點，如具有本土化服務能力的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本土型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和新型農業服務公司及這些組織的聯合體。主要依托這些本土化、區域化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服務主體，有利于發揮血緣、親緣、地緣關系和緊密的鄰里相互作用，對增強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業本土根植性的激勵和約束作用。對相關典型案例應加強宣傳、經驗總結和研究推廣工作。
四、服務商、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行業組織與平臺型企業的關系
（一）引導農業生產托管服務商牢固堅持服務思維和以用戶為中心的發展理念
市場經濟是企業家本位的經濟。發展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托管服務商是主力軍，企業家是中流砥柱。許多農業生產托管服務商源自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涉農企業或投資農業的工商資本，也有的托管服務商是由農資經銷商或農資生產商轉化而來。順應這種轉型，實現從產品思維向服務思維的轉變，對于實現農業生產托管服務企業乃至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業的高質量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如家庭農場需要生產出又好又多的農產品，農藥經銷商需要賣出又好又多的農藥。但是，農業生產托管服務商在給農戶提供植保服務時，農戶最應關心的不是服務商使用什么農藥、什么時候使用農藥，應該更關心服務商提供植保服務的質量如何，是否真正管用，能否真正讓農戶節本增效并提質降險。
堅持服務思維，要求牢固樹立以用戶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因為服務不同于產品，看不見、摸不著，又不能儲藏，供求雙方的互動和信任至關重要，因此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生產商必須時刻想用戶之所想，急用戶之所急，做好適應用戶需求和創新供給引導用戶需求的文章。借此，通過提升服務質量來提升客戶價值和顧客滿意度（姜長云，2020），換來客戶粘性和消費忠誠度，進而贏得市場。鑒于服務質量的好壞，不僅取決于服務本身的技術質量，還取決于服務的功能質量和服務體驗（姜長云，2019）；要鼓勵農業生產托管服務商率先垂范實施高于行業標準的企業服務標準，鼓勵托管服務商通過優化組合服務、發展服務規模化定制、提高服務便捷度、營造值得信賴的服務影響、更好滿足客戶需求發展高忠誠度客戶等營銷組合，來改善服務功能和消費體驗。
（二）重視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和農業企業的特殊作用
在發展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業的過程中，以家庭農場和農民合作社為代表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往往是重要的參與者和利益相關者。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甚至農業企業，也可能轉型為農業生產托管服務供應商。如有些家庭農場在自身發展的同時，利用自身剩余服務能力，為周邊小農戶提供育秧服務和農機服務、植保服務等。有些地方不同類型的農民合作社，甚至農民合作社與涉農企業、家庭農場等合作，發揮各自優勢聯合起來，集成供給多樣化的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滿足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小農戶的多樣化服務需求。如在2019年由農業農村部選編的20個全國農業社會化服務典型案例中，就有幾個是由農民專業合作社或專業合作社與家庭農場、涉農企業等通過不同方式聯合而成（農業農村部農村合作經濟指導司，2019）。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等作為規模化的農業生產經營主體，也可能是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的需求方。相對于小而散的小農戶，農業生產托管服務商面向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提供服務，往往成本和交易成本比較低，風險也比較小，容易實現經營效益。多數家庭農場和農民合作社本土根植性強，其行為容易產生對小農戶接受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的示范帶動效應。因此，農業生產托管服務商往往更加青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服務需求。農業企業，包括部分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作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一種類型，多數農業經營規模大于家庭農場和農民合作社。農業生產托管服務商更愿意優先滿足這些農業企業的服務需求。
在政府引導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發展的過程中，還應特別重視家庭農場和農民合作社在以下兩方面的特殊作用。一是示范帶動農戶聯合起來，形成對托管服務商憑借壟斷力量和市場強勢提高服務價格、降低服務質量的制衡效應。相對于家庭農場特別是農民合作社，小農戶由于自身規模小、實力弱，在農業生產服務市場上，往往處于對價格被動接受的地位，缺乏實質性話語權。相對而言，家庭農場特別是農民合作社發揮引領帶動作用，有利于提升小農戶的市場談判能力。二為探索實施農業生產托管服務補貼政策，提供更為可行的路徑，有利于降低創新服務消費補貼政策的成本。2019年8月27日《農業農村部辦公廳 財政部辦公廳關于進一步做好農業生產社會化服務工作的通知》明確提出，“項目任務實施縣要根據自身條件，認真研究制定具體補助方式和運行機制，面向小農戶開展的服務，補助資金可以補服務主體，也可以補農戶，堅持讓小農戶最終受益”。我們認為，鼓勵各地因地制宜地探索將補助資金由補貼服務組織轉變為補貼服務消費者，通過農業生產性服務消費者的自由選擇和服務市場的公平競爭，可望激勵和督促服務主體更好地堅持用戶導向，推進貼近經營主體尤其是小農戶需求的服務創新（姜長云，2020）。但面向小農戶發放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消費券，容易面臨交易成本高的困擾。借助本土化家庭農場和農民合作社的載體作用和鏈接小農戶能力，有利于降低服務消費券政策的運行成本。順帶需要指出的是，這里所說的補貼服務消費者，不是給作為農業生產服務消費者的農戶或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直接發錢，要注意二者的區別。
（三）要從戰略上鼓勵行業協會、產業聯盟培育引領行業發展的能力
在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業的發展中，行業協會、產業聯盟等行業組織也具有重要作用。目前，正值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發展的初期或幼稚階段，許多地方農業生產托管服務行業組織的發展尚處于空白階段，或者只是行業協會、產業聯盟發展的初創階段，不同的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組織正在“群雄競起”，雖然相互之間在實力上也有較大差別，但在多數地方尚未形成具有實力優勢的農業生產托管服務行業“霸主”或公信力強的行業“領袖”。因此，即便有，或在政府組織動員下成立了行業協會、產業聯盟，往往也屬松散型組織，發揮實質性作用還需假以時日。但從國際經驗來看，在服務業從幼稚階段進入成長或成熟階段后，行業協會、產業聯盟等對推進服務業自治、自律、自強、自衛等方面可以發揮難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推進行業維權、標準化、品牌化、信息化，優化行業監管和治理，深化行業交流、合作和培訓，促進知識產權保護、行業創新能力建設和轉型升級，并在政府與企業之間發揮橋梁紐帶作用。借鑒國內外經驗，為此要鼓勵行業龍頭企業，特別是有公心和創新精神的龍頭企業領辦或支持興辦行業協會、產業聯盟，鼓勵行業協會、產業聯盟在發展中培育可持續發展能力。鼓勵地方政府結合推進職能轉變，實現政府對行業協會、產業聯盟由直接干預向宏觀引導和間接調控轉型。注意依托行業協會、產業聯盟等推進服務標準化、品牌化。
（四）引導督促平臺型企業更好地為農業生產托管服務商賦能發展
近年來，在我國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的發展中，平臺型企業也是重要的參與者和組織者。多數平臺型企業屬于雙邊或多邊平臺，能夠鏈接和匹配供需，較好地聚合需求資源、市場資源、生產資源、碎片資源甚至服務質量信號（江小涓，2017），提升效率優勢和社會福利。它們往往比較看重用戶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和網絡效應，可以直接服務于農業生產托管服務商、規模化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部分小農戶，為其提供增值服務；也可以通過其系統化、專業化、集成化的服務為托管服務商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賦能，幫助其增強對小農戶開展托管服務的能力，解決單個托管服務商自身“干不了、干不好、干得不經濟合理”的問題。如推動其提升品牌影響力、更好地對接高端產品市場、要素市場和資本市場，發揮人才培養培訓和信息共享平臺的作用。這些平臺型企業在取得自身商業利益的同時，越來越成為重要的涉農基礎設施，發揮著涉農公共服務重要供給者的作用。
但在這些平臺型企業運行中，也容易出現“先下手為強”“強者愈強”“贏者通吃”甚至“一家獨大”問題，形成有別于傳統壟斷的互聯網平臺壟斷現象。如何將創新平臺型企業的社會治理與強化平臺型企業的社會責任有機結合起來，創新適應平臺經濟的反壟斷形式，更好地規范平臺型企業的競爭行為，完善創新生態激勵措施；如何在支持平臺型企業合法取得商業利益的同時，有效引導其兼顧政府政策導向和公共利益，公平公正提供公共服務，更好地促進涉農供應鏈、創新鏈、服務鏈深度融合，更好地促進小農戶與現代發展有機銜接，越來越成為引導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業發展必須正視的問題。許多涉農平臺型企業也是現代農業供應鏈的重要組織者和引領者，是強化農業需求導向和堅持以用戶為中心的先行者。要鼓勵涉農平臺型企業引領供應鏈完善戰略伙伴關系，培育共生生態圈，帶動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網絡增強綜合化、集成化、智慧化提供托管服務的能力。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許多平臺型企業由于服務成本、交易成本和服務能級等原因，帶動農戶“下地干活”的成本和交易成本很高，難以將服務重點放在面向小農戶上，他們更多地適宜作為農業生產托管服務商的服務商，通過其服務為農業生產托管服務商賦能發展，提升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網絡的整體功能和發展能級。否則，這些平臺型企業的運行有可能“看起來很美，賺起錢很難”“看起來高大上，做起來不接地氣”，難以持續。部分平臺型企業直接做農業生產托管服務聲勢很大很猛，但往往很虛很空，甚至在虧損泥潭越陷越深。要注意引導這些平臺型企業培育聯通互動、網絡協同、開放創新的平臺思維，強化包容共享、合作共贏、生態優先的發展意識，增強對特色資源、優質要素、細分市場的整合集成能力，通過為他人做嫁衣——提供增值服務來換取自身發展空間，在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網絡建設中更好地通過“點亮自己一盞燈”，達到“照亮托管服務商一大片”的效果。
當前就總體而言，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業作為我國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仍屬我國農業農村發展的新業態新模式，有許多關系亟待審慎觀察、科學把握。基于筆者對當前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發展的實踐觀察，本文探討的前3組關系，對于從宏觀層面科學選擇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發展的路線圖有重要影響，第4組關系對于引導農業生產托管服務主體分工協作、優勢互補、各展其長有關鍵作用。科學回答和處理這些關系，有利于將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的發展持續有效地導入高質量發展軌道；有利于更好地促進小農戶與現代農業發展有效銜接，更好地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和經營體系，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進程。前文對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發展4大關系的分析，已經蘊含著科學處理這些問題的政策建議，限于篇幅本文在此不再贅述。農業生產托管服務業發展中仍有其他關系需要科學處理，如服務主體與農戶之間的利益聯結關系，但此類關系與農業產業化過程中的利益聯結機制問題有很多相似性。相信農業生產托管服務實踐的發展還會不斷提出新的問題，亟待冷靜觀察、科學把握。
參考文獻：
1.姜長云.關于發展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的思考.農業經濟問題,2016(5):8～15
2.冀名峰,李琳.關于加快發展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的四個問題.農村工作通訊,2019(8):39～44
3.冀名峰,李琳.農業生產托管：農業服務規模經營的主要形式.農業經濟問題,2020(1):68～74
4.姜長云.培育新型農業服務主體問題研究.區域經濟評論,2016(5):156～160
5.張紅宇.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的歷史機遇.農業經濟問題,2019(6):4～8
6.姜長云.做好“健全面向小農戶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大文章.中國發展觀察,2020(3～4):18～21
7.速水佑次郎,神門久善.農業經濟論·新版》，沈金虎、周應恒等譯，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
8.姜長云.科學把握農業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歷史方位.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3):1～14
9.姜長云.服務業高質量發展的內涵界定與推進策略.改革,2019(6):41～52
10.農業農村部農村合作經濟指導司.全國農業社會化服務典型案例.中國農業出版社,2019:1～77
11.江小涓.高度聯通社會中的資源重組與服務業增長.經濟研究,2017(3):4～17
作者系國家發改委產業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農業生產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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