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本文旨在探討精準脫貧與鄉村振興的內在邏輯關聯,并對二者的有機銜接路徑進行探討。研究認為二者在理論邏輯上表現為，鄉村振興在協調城鄉資源配置實現帕累托最優的過程中，強化了精準脫貧的內生動力，降低了精準脫貧的制度費用；精準脫貧解決了鄉村貧困居民的最低生存與發展需求，彌補了鄉村振興的最低短板。在實踐邏輯上精準脫貧是鄉村振興的時序前提和空間基礎，鄉村振興通過助力產業脫貧和精神脫貧為精準脫貧提供長效內生動力。精準脫貧與鄉村振興在戰略思維和機制體制方面的有機銜接，將為“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的實現提供重要支撐。
關鍵詞：精準脫貧；鄉村振興；帕累托最優；制度交易成本；城鄉二元結構
引言: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黨的十九大提出的實現全面小康的標志性目標和重大戰略，是黨的三農工作的總抓手。2018年2月，習近平在四川視察的重要講話中強調：“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基礎和前提還是要把脫貧攻堅戰打贏打好。”2018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審議《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和《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三年行動的指導意見》時指出：“要著力激發貧困人口內生動力，著力夯實貧困人口穩定脫貧基礎，著力加強扶貧領域作風建設，切實提高貧困人口獲得感，確保到2020年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打好基礎。”解決好鄉村的貧困問題是實現鄉村振興的前提。未來二年是脫貧攻堅戰沖刺階段與鄉村振興戰略開篇階段的重合期，在這一特殊背景下，厘清精準脫貧與鄉村振興的關系十分必要。
在理論研究上，當前學術界對于精準脫貧與鄉村振興關系的討論方興未艾。賀雪峰、黃承偉、王超、徐宏、李孝忠、劉解龍等學者分別對精準脫貧與鄉村振興的復雜性、精準性、區域性、層次性、階段性和動態性等問題進行了較多探討。但對二者的內在邏輯關聯和有機銜接路徑目前尚缺乏深入研究，而對于這一問題的明確恰是理順當前農業農村工作的關鍵。基于此，本研究在厘清精準脫貧與鄉村振興內在邏輯前提下,系統剖析精準脫貧與鄉村振興的實踐關聯，綜合提出精準脫貧與鄉村振興有機銜接路徑。
—、精準脫貧與鄉村振興的理論邏輯
中國共產黨一貫重視鄉村工作“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執政理念很大程度上屏蔽了新古典發展經濟學所非議的國家機會主義行為，但由于歷史上一些鄉村政策存在的制度缺陷，鄉村建設過程中產生了較大的交易費用與制度成本。這種成本在扶貧領域集中體現為鄉村扶貧效率下降和福利損失，在快速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映襯下，又更集中地表現為鄉村內部的貧富差距和城鄉差距。實施精準脫貧和鄉村振興戰略是當前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鄉村篇的兩塊基石，二者在本質上都是為了解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期間分配與再分配不均衡而進行的制度設計，只不過二者在解決此問題上所立足的維度有所區別。
貧困是人類社會面臨的最大挑戰。我國自1949年以來開展的五次大規模的扶貧活動取得了顯著成效，這些輸血式、普惠式大規模扶貧活動通過一般性的資源配置調整方式解決了大部分人的生存和基本發展問題。但另一方面，由于輸血式、普惠式扶貧的瞄準對象不精準，外部資源輸送進入社區時往往會出現精英捕獲，扶貧資源漸漸向基層精英和經濟基礎好、容易出政績的村莊傾斜,出現了張五常所說“捐助的人不容易把錢交到真正需要協助的人的手上”的現象。這就使得輸血式、普惠式扶貧效率下降,一般性的資源配置方式和普通激勵手段難以解決當前面臨的區域性貧困和階層性貧困問題。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提出精準脫貧方略著力于解決這一問題。精準脫貧的理論意義在于其試圖通過精確識別、精確幫扶、精確管理來減少制度性交易成本，從而達到提高脫貧效率的目的。精準脫貧方略自實施以來成效顯著，中國鄉村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已由2013年的8249萬人減少到了2017年的3046萬人，同時這一方略對非貧困鄉村的發展也產生了顯著的正外部性。值得注意的是，精準脫貧雖然通過減少交易費用提高了扶貧效率，但從長期來看“運動式”的精準脫貧各項政策對于動態貧困問題是否長期有效尚有待時間驗證。
精準脫貧目標在于解決貧困群眾基礎的生存發展需求,而鄉村振興旨在減少城鄉福利差異，同時要不斷滿足鄉村居民的更高層次發展需要。鄉村振興可以被認為是對長久以來的城鄉二元結構經濟體制的一次系統反思，其目的在于減少城鄉二元結構下工業主導農業和城市主導鄉村的非均衡發展模式所造成的鄉村凋敝。在極化效應下，資本、勞動力和技術向城市集中流動，逐漸形成城市愈加繁榮，鄉村愈加落后的中心——邊緣經濟，城鄉在收入、社會保障、教育和基礎設施公共服務上差距不斷拉大。在這樣的前提下，鄉村振興戰略應運而生。事實上，鄉村振興不僅是要從經濟上改善城鄉關系，而是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生態五個方面對鄉村進行全面升級，引導城鄉資源配置優化，從而實現城鄉融合發展和福利均衡。顯然，城鄉融合發展和福利均衡的實現對于精準脫貧意義重大：一方面，鄉村貧困居民脫貧和實現“兩不愁三保障”為城鄉融合發展和福利均衡補齊了短板，這是城鄉融合發展和福利均衡的最基本前提。另一方面鄉村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和生態五個方面的全面升級對于推動形成脫貧穩定長效內生動力具有重要作用。
因此，鄉村振興和精準脫貧的理論邏輯鏈條應該是:精準脫貧和鄉村振興之間是相互協調和相互促進的關系。精準扶貧通過政策性措施，精確瞄準貧困地區和貧困戶推進脫貧攻堅，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但穩定脫貧內生動力的形成需要更長效的機制；鄉村振興在協調城鄉資源配置實現帕累托最優的過程中，天然地強化了脫貧內生動力，降低了精準脫貧的制度費用；同時鄉村振興過程中存在短板效應，精準脫貧解決了鄉村貧困居民的基本生存和發展需求，彌補了鄉村振興的最低短板。
二、精準脫貧與鄉村振興的實踐邏輯
(一)精準脫貧是鄉村振興的前提和基礎
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建設過程中，精準脫貧和鄉村振興的時序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決定》中進行了安排，脫貧攻堅的近期目標是到2020年要實現消除絕對貧困，穩定實現“兩不愁”、“三保障”，確保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中期目標是到2035年相對貧困進一步緩解，在消除絕對貧困的基礎上，鞏固前期脫貧成果，防止返貧發生，消弭貧困脆弱性；遠期目標,2050年消除貧困實現共同富裕，在消除貧困化之后促進貧困對象實現長期可持續穩定脫貧。鄉村振興時序安排近期即到2020年，鄉村振興相關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基本形成；中期目標則是到2035年，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遠期目標為到2050年，鄉村全面振興，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全面實現。
由此可見，以消除絕對貧困為目標的精準脫貧要在2020年前完成，這是當前最大的歷史使命。打好打贏脫貧攻堅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是鄉村振興的首場硬仗，是鄉村振興的前提、基礎和底線，是必須率先完成的任務。精準脫貧攻堅戰的實施效果，對于鄉村振興戰略有基礎性的影響。
從空間關系上看精準脫貧與鄉村振興具有耦合關系。耦合本是物理學概念，現已被廣泛運用于經濟學等相關領域研究。其一般指一定時間與空間范疇之內，兩個及以上的系統基于一定的相互影響使得系統之內各要素由無序向有序逐步演化與協同促進，進而對使得系統產生相變的特征和規律。精準脫貧主要聚焦以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和以“三區”、“三州”為代表的深度貧困地區，而鄉村振興的區域則是基于城鄉融合的原則覆蓋整個農村區域。當前我國共有集中連片特困地區14個，覆蓋了1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505個縣，面積占我國陸地國土總面積的14.7%,達到141.3萬平方公里，深度貧困地區貧困發生率16.69%,是全國貧困發生率的3.7倍，貧困人口，貧困人口數量占全國貧困人口的8.2%。120鄉村要振興，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和深度貧困地區是其覆蓋區域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區域脫貧攻堅任務能否順利完成、脫貧長效機制能否完善、內生動力是否形成，直接影響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與推進。
(二）鄉村振興為精準脫貧提供長效內生動力
鄉村振興助力產業扶貧。發展生產脫貧一批是精準脫貧“五個一批”中的重點，也是形成脫貧內生動力的主要舉措。作為一種內生發展機制，產業扶貧試圖在市場導向的前提下以產業發展帶動貧困地區發展,從而實現貧困群眾穩定增收，這在實質上是由“輸血式扶貧”向“造血式扶貧”的轉變,這種轉變對于去除貧困發生的動因和促進貧困個體與貧困區域協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在鄉村振興二十字方針中，產業興旺排在首位，這與產業脫貧高度契合。首先，鄉村振興能為產業脫貧提供產業支撐，產業的存在是產業脫貧的前提，鄉村振興通過結合區位優勢布局和培育地方優勢特色產業，為產業脫貧提供了產業基礎。其次，鄉村振興在提供產業基礎的同時，通過對農業多功能性的有力挖掘和一二三產業融合，極大延伸了產業鏈，這為產業脫貧的長久有效提供了保障。最后，鄉村振興的產業建設是全方位的立體產業建設，其不僅在生產方式上進行變革，同時還在大力發展新模式新業態，這有助于產業脫貧質量和水平的提升。
鄉村振興助力精神脫貧。精準脫貧，關鍵在人，激發貧困人口內生動力是形成長效脫貧內生動力的核心。現階段，我國扶貧工作由各級黨委政府主導，扶貧干部的幫扶是脫貧的重要力量；而—些貧困群眾則主要關心政府和扶貧干部能給多少幫扶，至于如何通過自身努力才能脫貧卻鮮有考慮，這部分貧困群眾脫貧內生動力明顯不足。因此，要實現貧困人口穩定長效脫貧的目標，精神脫貧是首要任務。要實現貧困群眾精神脫貧，就要通過解決好精神層面的問題，激發擺脫貧困的內生動力，發展出貧困地區干部群眾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變被動救濟為主動脫貧，提升自主脫貧能力。鄉村振興戰略二十字方針提出“鄉風文明”，通過鄉村文化建設和發展教育，可以為貧困主體樹立信心，改變貧困人口的“心窮”狀態，調動他們脫貧致富的內生性動力，促進精神脫貧長效內生動力的形成。另一方面二十字方針中還強調“治理有效”。通過對鄉村治理機構的改革和對鄉村干部隊伍素養的提升，可以打造高素質的鄉村干部隊伍，促進各項精準扶貧決策的貫徹落實，使基層扶貧干部“有所為”和“能為之”。
三、精準脫貧與鄉村振興的有機銜接路徑
打好脫貧攻堅戰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事關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未來三年是脫貧攻堅戰的決勝時期，同時也是鄉村振興啟動的關鍵時期。在這一特殊歷史背景下的精準脫貧應聚焦深度貧困地區，堅持脫貧攻堅的質量標準，注重精神扶貧，謹防福利陷阱和懸崖效應。同時，在具體實踐之中精準脫貧必須和鄉村振興戰略有機銜接，特別是在戰略思維和體制機制上做到有機銜接。
(一)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堅持系統思維
鄉村振興不僅要實現鄉村產業的發展，更重要的是致力于鄉村的全面繁榮。正如貧困治理，鄉村的振興也是多維度的系統工程。從鄉村治理、鄉村產業、鄉村文化、鄉村社會、鄉村環境等方面對鄉村進行全面改善，才能夠穩定提升鄉村發展水平，培育鄉村繁榮的內生動能。精準脫貧方略中的系統思維和精準思維為鄉村振興戰略系統實施可以提供借鑒。黨的十九大報告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為鄉村振興戰略提供了戰略方向上的指導。但是，要將鄉村振興戰略落到實處，其政策指導不可或缺。鄉村振興戰略的頂層政策指導應以黨的十九大報告和《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為引領，立足于我國城鄉發展的現狀和基礎，跳出鄉村發展鄉村，為城鄉發展提供新動能。在具體實踐上，首先應當堅持立法先行，構建服務于鄉村發展的法律制度體系，為鄉村產業發展、社會治理、文化繁榮和生態建設提供基礎性的法律和制度保障。其次，要堅持城鄉融合的發展理念,把城市與鄉村作為一個有機協調的系統，通過對城鄉之間人力、技術、資本和自然資源等要素的優化配置，實現城鄉發展相互支撐。最后，鄉村是鄉村振興的主戰場，但這并不意味著只有政府和農戶是鄉村振興的參與主體；鄉村振興作為一個系統工程，務必要協調全社會的力量，動員企業、社會組織、科研院所等社會主體從資本、人力和技術等方面加大對鄉村的投入，為鄉村振興提供有力支持。
(二）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堅持精準思維
我國鄉村在區域之間存在著廣泛的差異，不僅體現在資源稟賦、發展環境方面,也體現在文化傳統、社區結構類型等方面。因此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過程中無法借助簡單模板一體化推進，因地制宜、分類扶持和體現特色的精準施策是鄉村振興應堅持的基本思維。在具體實施中，鄉村振興要做到對象精準和方法精準。鄉村振興對象精準的關鍵在于明確不同條件下鄉村振興側重點，由于鄉村的資源稟賦和所處發展階段的不同，在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過程中其側重點也應當有所差異。例如：東部發達地區鄉村由于經濟基礎較好,其鄉村建設的重點應放在鄉村治理、文化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之上；而西部地區廣大鄉村由于經濟基礎相對較弱，則應當以產業建設為先。方法精準的關鍵則在于強化規劃引領，通過科學規劃將鄉村振興的任務和目標精確落實是具體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第一步。鄉村振興規劃要做到多規合對空間和時間進行系統安排，同時要做到精準分類指導，結合各地區實際揚長避短,找到鄉村發展前景，在規劃之中體現出差異、個性和特色，避免出現千村一面的現象。
(三）在脫貧攻堅過程中融入鄉村振興思想
多維貧困視角下的精準脫貧，不僅要實現物質上的脫貧，還要實現精神脫貧和生態脫貧。中央一再強調精準脫貧要堅持標準不吊高胃口，但這并不意味著脫貧攻堅就可以不注重脫貧質量。首先，在鄉村振興的背景下，脫貧攻堅在堅持標準不吊高胃口的同時也要結合自身的資源優勢，根據脫貧攻堅的任務，將鄉村振興戰略的思想和原則融入具體的脫貧攻堅的計劃和行動之中，統籌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之間的有機銜接，奠定精準脫貧的制度和物質基礎。其次，要通過大力發展鄉村教育和鄉風治理，引導貧困居民精神脫貧，助力脫貧長效內生動力的形成。最后，要將鄉村振興“生態宜居”的理念融入生態環境惡劣地區的精準脫貧工作；對于“一方水土養不活一方人”的生態脆弱區，要果斷實施生態移民工程；貧困人口搬遷后應通過實施生態修復工程促進生態恢復；而在貧困人口新遷入的區域則要科學規劃合理安置,為相關貧困人口實現生態宜居提供助力。
(四）借鑒脫貧攻堅體制機制促進鄉村振興
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具有涉及面廣和持續時間長的特點，這需要強有力的體制機制來保障其實施。脫貧攻堅過程中形成了大量的體制機制創新，如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管理體制,社會動員機制，考核評價機制，動態監測機制等。實踐證明，這些機制為脫貧攻堅在保障上做出了巨大貢獻，將這些在脫貧攻堅過程中所積累的體制機制和工作方式應用到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當中，將為鄉村振興的實現提供有力支撐。例如：構建從中央到地方的鄉村振興統籌管理體制機制，明確鄉村振興分工和合作機制，將鄉村振興納入基層政府工作績效考核的評價體系，制定鄉村振興項目的動態監測機制等。其次，脫貧攻堅作戰的組織體系錘煉了一大批干部和人才，‘聯系領導’、“幫扶單位“脫貧攻堅駐村工作組“選派優秀干部到村任第一書記’駐村農技員”等組織工作形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涉及面更廣，任務更重，對強有力的組織體系需求更大。脫貧攻堅的組織體系為鄉村振興提供了一個優質的“模板”，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過程中可因地制宜借鑒脫貧攻堅作戰中的組織動員體系，為鄉村振興提供有力組織支撐。
結語
鄉村振興，擺脫貧困是前提。精準脫貧和鄉村振興戰略都是我國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確定的國家戰略。前者立足于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后者著眼于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一到本世紀中葉把我國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一方面，脫貧攻堅是我國當前減貧的主要任務和基本形式，它與城鄉融合發展、共同富裕、質量興農、鄉村綠色發展、鄉村文化興盛和鄉村善治一起，共同構筑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鄉村振興道路。另一方面，只有包括貧困鄉村在內的全國農村共同實現了鄉村振興，我國的鄉村振興才是全面的。只有精準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戰略相互支撐、協調推進“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才能最終實現。
參考文獻：略
作者：莊天慧 四川衣業大學經濟學院、西南減貧與發展研究中心教授 ;孫錦楊 四川衣業大學經濟學院、西南減貧與發展研究中心博士生;楊浩 四川衣業大學經濟學院、西南減貧與發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8 年第 12 期
(掃一掃，更多精彩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