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加強糧食安全方面國際合作是促進解決世界性饑餓問題, 推動中國全球化的重要一環。改革開放40年來, 中國糧食貿易往來不斷增加, 對外經濟和技術援助迅速發展, 農業對外投資快速增長, 但同時中國糧食安全國際合作也面臨眾多問題和挑戰。本文在分析今后糧食安全國際合作發展趨勢基礎上, 提出了未來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 提高中國國際話語權, 充分利用國際組織平臺加強三方合作以及支持企業行動促進民間合作等對策建議。
隨著全球化的發展, 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日益密切, 相互依賴性逐步增強。糧食安全亦不例外。有些國家可以立足自身, 滿足本國的糧食消費, 而有些國家不得不依賴世界市場來保障本國的糧食需求。糧食安全的全球治理作用已得到廣泛認可。新自由制度主義的制度合作論認為合作是現代國際社會的主要特征。而根據建構主義的合作文化論, 中國今后的國際發展環境取決于中國相對于國際社會的身份建構。無論從哪方面來看, 加強國際合作, 提升中國世界形象都是中國未來的必然戰略選擇。目前, 反全球化、民粹主義等有所抬頭, 其根源仍是發展的不平衡, 加強國際合作則將有助于縮小發展差距。中國的古語“民以食為天”是適用于任何國家、任何時代的。加強糧食安全方面的國際合作理應也必須是國際合作的重要內容。
一、糧食安全國際合作的重要意義
世界部分國家和地區糧食短缺依然存在。眾所周知, 全世界目前面臨的巨大挑戰之一就是如何滿足日益龐大人口不斷增長的糧食需求。根據FAO《世界糧食安全和營養狀況2017》報告, 2003—2014年, 世界饑餓人口一直穩步逐年下降, 但2015年起, 再次出現增長, 2016年達到8.15億, 占世界總人口11%, 比上年增加了3800萬, 增長4.5%。根據報告, 糧食安全問題威脅到撒哈拉以南非洲、東南亞和西亞的大部分地區, 甚至有2000萬人受到饑餓致死的威脅1。
世界一些國家和地區存在較為嚴重的糧食損失及浪費現象。FAO將糧食損失定義為“為人類消費所生產但未被人類食用的所有食物的‘數量或質量的下降’, 反映在營養價值、經濟價值或食品安全等方面”, 同時將糧食浪費定義為“在食品供應鏈的各環節中把供人類消費的安全、有營養的食物丟棄, 或將其轉為其他 (非食物) 用途”2 (FAO, 2014) 。有數據表明, 發達國家的糧食產后損失率不足3%, 發展中國家平均約5%, 而我國甚至高達8%~12%3。另據FAO估計, 每年全世界損失和浪費的食物總量高達2.9萬億磅 (約合13億噸) , 也即人們所生產的1/3的食物浪費掉了, 包括45%的水果蔬菜, 35%的魚和海產品, 30%的谷物, 20%的奶制品和20%的肉類4。而其中北美地區浪費最多, 大洋洲、歐洲、東亞的糧食浪費也是總量巨大 (4) 。總體來講, 經濟較為發達的國家和地區一般糧食浪費發生較為嚴重一些, 而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受生產技術和儲運條件限制, 其他類型的糧食損失應該更為嚴重一些。
聯手應對糧食安全問題已獲得世界各國高度共識。糧食安全涉及資源、環境、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疫病防控、遺傳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等多個方面。這些無一不是世界性問題, 單個國家或地區難以解決, 必須聯起手來, 共同應對。蘭德公司2005年就曾發布一篇研究報告稱, “如果20世紀的中國是一個富裕和統一的國家, 我們會有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第一次大戰。美國在世界沖突上的花費從根本上會減少很多……世界需要一個健康的中國” (5) 5。
再從中國自身的角度來看, 加強糧食安全方面國際合作也是推動中國全球化, 提高國際影響力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19%左右, 世界實現糧食安全即意味著中國也必然實現糧食安全。經濟的全球化使我國面臨更為激烈的國際競爭, 也要求中國農業更有效地利用國內、國外兩種資源, 更充分地開發國內、國外兩個市場。而中國多年改革開放, 解決13億人吃飯問題的經驗已經得到了世界眾多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關注與重視。2014年, 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已經成為國際社會的廣泛共識。2017年, 在世界經濟論壇上提出了“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主張, 是復興中國對變革世界的時代擔當, 而加強糧食安全方面國際合作是其中的重要一環。要滿足到2050年多達96億人口的糧食需求, 在現有資源壓力情況下, 減少糧食損失與浪費, 加強糧食安全方面國際合作是不二之選。
二、糧食安全國際合作的不斷發展
改革開放40年來, 我國糧食安全方面國際合作走過了從開始的封閉半封閉到有條件的貿易往來并逐步走向貿易自由化, 從接受援助到對外援助, 從實物援助到技術援助, 從引進來到走出去的過程。
(一) 糧食國際貿易往來不斷增加
改革開放以前, 受各種因素影響, 我國糧食進出口貿易規模很小, 且絕大部分年份為凈進口。改革開放后, 經濟發展帶動了糧食貿易的發展, 進出口規模也不斷擴大。從統計數據來看, 我國大部分年份糧食為凈進口, 說明國內仍有相當一部分糧食需求需要進口來滿足, 糧食貿易已成為保障我國糧食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是2001年入世以后, 糧食進口增加迅速, 2001—2017年的進口年均增長率達到了1.13%。2017年, 糧食進口量達到近40年來的最高紀錄13062萬噸, 比1978年的883萬噸增長近14倍, 年均增長1.07%。糧食進口量與國內糧食產量的比重也從2.9%上升到21.1%。再從糧食凈進口來看, 2002年之前, 中國糧食凈進口和凈出口交替出現, 但2002年之后至今, 一直是糧食凈進口。2017年糧食凈進口量更是達到創紀錄的12782萬噸, 比1978年的695萬噸增長17倍多, 年均增長率1.07%。同樣是入世后的糧食凈進口增加迅速, 年均增長率達到了1.19%。糧食凈進口量與國內糧食產量的比重則從2.3%上升到20.7%。
盡管我國糧食產量連年增產, 但進口量仍連年增加, 除了國內外糧食價格倒掛因素外, 國內糧食生產結構性不足是主要原因, 這也是影響我國糧食安全的重要因素。可見, 國際貿易對糧食安全的影響可以說是日益重要了。
(二) 糧食國際合作從接受援助到對外援助
文革期間, 我國拒絕了各種形式的國外援助, 包括貸款, 并將對外貿易當做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手段而拒絕。改革開放后, 中國的國際合作政策也發生了大幅度調整, 在“以我為主, 為我服務”的政策導向下接受了大規模的國際援助, 為經濟增長融資。根據商務部數據, 到2011年, 中國接受的國際無償援助累計超過70億美元, 此外, 包括援助性質的各類貸款超過1400億美元。這不僅解決了國內經濟建設的資金短缺, 而且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在糧食方面的國際援助中, 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 (WFP) 在協助中國消除饑餓、減少貧困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根據WFP數據, 1979—2005年間, 中國共實施70個WFP援助項目, 累計接受380萬噸糧食援助, 價值10億美元。隨著時間發展, 中國貧困人口不斷減少。2005年末全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已從4億減少到2365萬人, 絕大部分人口溫飽問題基本解決, 促進了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的實現, 也為世界糧食安全問題提供了寶貴經驗。2005年4月7日, WFP向中國援助的最后一批小麥抵達廣東深圳6。至此, WFP停止對華援助, 從2006年起, 中國由一個糧食受援國轉變為援助國。
實際上, 中國自始至終都不是消極的等待, 而是積極的盡己所能承擔相應責任。20世紀60、70年代國內經濟困難時期, 受意識形態影響, 中國對第三世界國家提供了大量援助。改革開放后, 中國的對外政策逐步調整, 政治上平等互信、經濟上互惠互利成為主導方向。之后,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 我國綜合國力日益增強后, 對外援助也逐步擴大。根據《中國的對外援助 (2014) 》白皮書, 截至2009年底, 中國累計對外提供援助金額達2562.9億元人民幣, 免除到期債務金額達255.8億元7。到2012年, 進一步免除了坦桑尼亞、贊比亞等9個最不發達國家16筆到期無息貸款債務14.2億元。2017年5月, 中國宣布向也門提供1億元人民幣無償援助。中國對WFP的捐助也不斷增加, 2006年成為援助國后到2009年, 僅三年時間中國通過WFP進行的國際援助已達3000多萬美元, 包括向斯里蘭卡海嘯災民捐助的魚罐頭, 對津巴布韋的緊急糧食援助, 對老撾捐助的黏米等。同樣根據WFP數據, 中國是朝鮮的最大糧食援助國。1996—2009年間, 中國對朝鮮援助糧食累計約345萬噸, 占到世界援助總額的26.9%。
(三) 糧食國際合作對外投資從無到有快速增長
改革開放40年來, 我國農業對外投資從無到有, 從緩慢增加到近幾年迅速增長。農業對外投資成為中國提高世界經濟參與度、擴大世界影響力、提升世界經濟地位的重要途徑, 也是企業開辟國際市場、降低成本、創新技術與管理、實現全球戰略的必然途徑。尤其是2007年以來, 隨著農業走出去作為國家戰略在2007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提出, 國家不斷出臺各項措施支持境外農業投資與合作, 境外農業投資的規模不斷擴大, 速度顯著加快。2014年, 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達到1160億美元, 首次成為資本凈輸出國。2017年, 盡管國家加強了對外直接投資非理性行為的管控, 但仍達到1200.8億美元。農業對外投資也不斷增長。2007—2016年, 中國農業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從2.72億美元增加到32.87億美元, 增長10多倍。農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則從2008年的12.1億美元迅猛增長到2016年的148.85億美元。投資領域則從最初的生產發展到加工、倉儲、物流、貿易等多個方面, 涉及種植、養殖、水產、農村能源等多個行業。中國農業國際交流協會2018年2月公布的農業對外合作百強企業名單中, 排名前列的中糧集團、山東如意集團等的對外投資業務無不是發展迅速。
(四) 糧食國際合作技術輸出授人以魚到授人以漁
改革開放40年來, 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 糧食安全的國際合作也逐步從引進來到走出去。除了緊急糧食援助外, 中國還不斷增加技術援助, 充分發揮“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的作用, 逐步將我國糧食安全技術輸出, 通過援建農業技術示范中心, 派遣農業專家、開展技術合作, 培訓農業技術和管理人員等方式, 積極幫助其他發展中國家提高農業生產能力, 有效應對糧食安全問題。目前, 我國每年組織實施的援外項目達500多個, 遍布亞洲、非洲、大洋洲和拉丁美洲120多個國家和地區, 先后派遣農業專家和技術人員3萬余人次, 建立了農業技術示范中心、農業技術實驗站和推廣站, 同時幫助東道國培養了一大批農業技術人員, 與各國分享農業技術、經驗和農業發展模式8。中國解決糧食安全問題的經驗為減少世界貧困, 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發揮了重要作用。
三、中國糧食安全國際合作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一) 國際糧食安全形勢依然嚴峻
如前所述, 世界饑餓人口2016年不降反升, 比上年增加3800萬, 同比增長4.5%。撒哈拉以南非洲、東南亞和西亞的大部分地區都受到糧食安全威脅9。與此同時, 全球貿易保護主義與民粹主義卻逐漸抬頭, 給世界糧食安全國際合作進一步帶來極大挑戰。
糧食安全涉及資源、環境、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等多個方面, 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組成部分, 是單個國家或地區難以解決的世界性問題, 必須攜起手來, 共同應對。中國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 要在世界糧食安全合作中發出自己的聲音, 需在世界糧食安全中發揮引領作用, 推動世界各國攜起手來, 采取共同行動, 持續提高各國農業綜合生產力, 保障全球糧食安全。這是中國對變革世界的時代責任擔當。
(二) 國內糧食結構性短缺仍然較為嚴重
中國是農業生產大國, 也是農產品消費大國。中國的糧食生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 連年豐收, 較好地解決了吃飯問題。糧食產量已經連續五年保持在6000億公斤以上, 當前糧食供應整體充足。但同時, 我國糧食結構性不足現象嚴重, 尤其是大豆、飼料用糧。目前, 中國三大主糧凈進口已常態化。最新統計數據表明, 2017年我國大豆、稻米、高粱和油菜籽進口量均為世界第一, 大麥進口量為世界第二。2017年大豆進口量為9553噸, 占世界大豆進口總量的64.5%, 同比增長13.84%, 主要來自美國、巴西和阿根廷。稻米進口399.31萬噸, 同比增長12.99%, 再次刷新歷史新高。小麥進口429.65萬噸, 較上年增加27.33%。玉米進口282.56萬噸, 較去年同期下降10.77%。大麥進口高達886.35萬噸, 比2016年的500萬噸增加77.1%。高粱進口505.7萬噸, 雖然同比下降24%, 但仍占世界第一位。油菜籽進口總量為474.83萬噸, 同比增加33.17%。中國正在成為農產品的純進口國。
根據英國《經濟學人》《2017年全球糧食安全指數報告》, 排名前10位的依然是西方國家, 中國僅位列第45, 甚至遠遠落后于糧食嚴重依賴進口的日本 (第18位) 和韓國 (第24位) 。同時, 中國糧食的大量進口也將對世界糧食市場產生巨大影響。荷蘭合作銀行說:“對于中國來說, 即使中國僅進口5%的玉米, 那也將相當于全球玉米交易的1/3或者將近一半。”
(三) 企業素質與能力仍亟待提高與加強
糧食安全的國際合作是一項宏觀任務, 但具體任務仍需落實到具體的企業來執行。但目前, 我國糧農企業自身素質與能力還有待提高。一方面, 我國農業企業的實力仍然較弱。中糧集團作為我國最大的國際糧商, 近幾年在國際上收購了尼德拉、來寶農業, 并在國內整合了華糧、華孚、中紡等中央企業。2017年營業收入達到了612.65億美元, 但仍低于ADM (美國阿丹米) 的623.46億美元, 比嘉吉 (Cargill) 的1079億美元差距更大10。目前, 我國缺乏對企業境外投資的專項扶持, 支持政策不足, 融資成本高成為制約走出去企業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另外, 我國農業走出去仍然處于起步階段, 企業在執行糧食安全國際合作項目時對國際規則、東道國政策、語言文化的知識缺乏, 國際管理經驗欠缺, 后續執行管理難度大。
另一方面, 當今時代, 各國人民日益關注質量安全、生態安全, 要求農業不僅提供優質安全的農產品, 還要提供清新美麗的田園風光、潔凈良好的生態環境, 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是大勢所趨。而中國企業走出去之初缺乏管理的亂象導致了不佳的國際印象。俄羅斯遠東發展部部長維克多·伊沙耶夫曾表示, 俄羅斯不再將土地租給一些以前曾進行合作過的中國承租人。他說一些中國承租人過分甚至是掠奪性地使用俄羅斯的土地資源。即使在他們歸還土地后, 這些土地也將不再適合做農業用地。俄羅斯農工綜合體信息分析中心總經理巴維爾·文托夫金則表示應不僅僅涉及到中國人, 原則上不該將土地交給不好的承租人使用, 以避免土地污染、進而造成不能再耕種的現象。他認為韓國和日本擁有很高的農耕和生產文化水平, 并將加大與韓日的合作11。如何平衡企業利益與環境生態已成為企業在糧食安全國際合作中的首要問題。
四、中國糧食安全國際合作發展趨勢
(一) 對發達國家和地區將以貿易往來為主, 來源趨于多樣化
當前, 世界經濟逐步復蘇興起, 盡管又出現一些民粹主義、保護主義的不和諧聲調, 但全球化、信息化仍將是今后世界發展的大趨勢。世界政治、經濟、文化、社會、軍事在傳承規律性變動的同時, 又呈現出越來越多的新趨勢和新形態。世界各國不斷調整著內政外交策略, 世界格局和秩序面臨重塑。中國作為崛起中的發展中大國, 不可避免地遭到其他大國的壓制, 同時又面臨周邊日本、印度的覬覦, 南海局勢也紛繁復雜。同時我國糧食需求日益增長, 貿易依賴度越來越高, 我國糧食安全風險從來都沒有消失過, 甚至日益嚴重。我國現在已成為糧食凈進口國, 糧食安全的脆弱性也日益加大。因此, 為降低糧食安全風險, 我國糧食進口必須降低對單個國家的過度依賴。2012年, 中國玉米進口量達到歷史高點520.7萬噸, 其中98.2%來自美國。到2016年, 中國進口玉米減少到31.7萬噸, 從美國進口的玉米已經下降到7.0%, 從烏克蘭、阿根廷的玉米進口增加。2016年, 中國從烏克蘭進口玉米266.0萬噸, 占中國玉米進口總量的83.4%。2011年, 中國進口小麥128.8萬噸, 其中51%來自澳大利亞, 35%來自美國。到2016年, 中國進口的337.4萬噸小麥中, 有40.6%來自澳大利亞, 有25.5%來自加拿大, 從美國進口的比例下降至25.5%。2017年, 中國自俄羅斯糧食進口量達71.24萬噸, 與2014年相比增長4.5倍。2018年2月26日, 中國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發布公告, 取消2016年的檢疫要求, 允許俄羅斯6個地區向中國出口小麥1500—5000萬噸。這將進一步促進中國進口糧食來源多元化。
(二) 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將以資源合作開發利用為主
發展中國家一般都擁有較為豐富且尚未開發利用的自然資源。受地緣政治及資源稟賦等因素影響, 今后我國糧食安全國際合作的境外資源開發利用將主要分布在亞洲、俄羅斯、拉美及非洲地區幾個大的方向。亞洲對我國糧食安全國際合作的地緣優勢毋庸置疑, 尤其是東南亞自然資源豐富, 我國可充分利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海上絲綢之路發展機遇不斷加強與東南亞國家糧食安全國際合作, 提升區域糧食安全水平, 營造穩定的周邊環境。
俄羅斯將是我國糧食安全國際合作的重點之一, 尤其俄遠東地區土地資源豐富而勞動力短缺。俄羅斯政府也日益重視其東部的開發, 普京稱“發展遠東和東西伯利亞地區是俄羅斯最為重要的地緣政治任務”, 并制定了相關戰略來推動東部發展。2012年普京曾說, 未來10—15年, 俄羅斯計劃使俄東部地區的經濟增速高于全俄平均水平 (1) 。這些都有利于進一步推動我國與俄遠東地區的糧食安全國際合作。但是俄遠東地區原則上不該將土地交給不好的承租人使用, 因此我國走出去的企業需要探索雙方樂見的新合作模式。
此外, 拉美地區資源豐富, 水熱條件優越, 大片土地尚未開發, 如巴西尚未開發利用的土地面積相當于中國現有可耕地的總和。2014年7月, 訪問拉美期間提出了《中國與拉美和加勒比國家合作規劃 (2015—2019) 》, 農業即為六大重點領域之一。2016年11月, 第三次訪問拉美, 全面均衡的中拉整體合作網絡逐漸形成, 為中拉糧食安全合作創造了良好的框架環境。
而非洲作為傳統友好地區, 眾多國家的糧食安全問題不但未有效解決, 甚至出現惡化現象。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數據, 2016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全球食物不足發生率最高的地區, 超1/5人口得不到充足食物, 營養不良人口約2.24億, 較2015年增加2400萬人。糧農組織目前確定的19個處于嚴重糧食危機的國家中, 有11個位于非洲12。非洲綠色革命聯盟總裁艾格尼絲·卡利巴達認為, 非洲應該向中國學習, 促進私營部門參與農業, 加強對小小戶的農業技術推廣并增加政府投資13。作為傳統的政治互信地區, 為避免美國等西方國家的戰略擠壓, 加強中非糧食安全合作將是未來的必然選擇。
(三) 與重要戰略節點國家的糧食安全基礎設施合作將進一步加強
隨著我國對國際貿易依賴度的加強, 加強與重要戰略節點國家的基礎設施合作對未來糧食安全合作將變得尤為重要。重要戰略節點國家大都位于重要的陸路和海路交通樞紐, 也大都為發展中國家, 基礎設施條件較為落后, 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大宗農產品的國際貿易。英國查塔姆國際事務研究所發布的研究報告特別指出了巴拿馬運河、蘇伊士運河和馬六甲海峽等14個對全球糧食安全至關重要的主要“阻塞點”。每年, 全球超過1/4的大豆出口取道馬六甲海峽, 1/5的小麥出口途徑土耳其海峽14。中國進口的戰略大宗商品, 特別是大豆一直在增長, 中國對馬六甲海峽和巴拿馬運河的依存度可見一斑。為此, 未來我國將進一步加強對重要戰略節點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合作, 充分考慮大宗農產品國際貿易需求, 通過完善的基礎設施打破國際合作瓶頸, 減少大宗農產品貿易成本并降低糧食安全國際合作的風險。
五、未來糧食安全國際合作幾點建議
(一) 推進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 提高中國國際話語權
民以食為天, 世界各國人人都擁有平等的食物權。然而, 聯合國報告指出, 全球食不果腹、營養不良的人口2016年有8.15億, 占全球人口的11%15。在2017年世界經濟論壇上發布《共擔時代責任共促全球發展》的演講中指出, 人類已經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 利益高度融合, 彼此相互依存。真正的敵人不是我們的鄰國, 而是饑餓、貧窮、無知、迷信和偏見。中國的大門對世界始終是打開的, 不會關上。開著門, 世界能夠進入中國, 中國也才能走向世界16。作為負責任的發展中大國, 未來糧食安全國際合作中同樣要牢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 與世界各國攜手努力、共同擔當, 以消除饑餓和減少貧困。在世界性糧食安全事務中要不斷加強相關國際合作的規劃與計劃, 要未雨綢繆而不能滿足于“兵來將擋, 水來土掩”, 要積極主動地讓中國經驗、中國技術、中國方法切實推廣到糧食不安全的國家與地區。要進一步加強高層交流, 維護國際形象, 推進糧食安全國際合作中的生態安全合作, 改善人類共同命運, 不斷提高中國的國際影響力與話語權。
(二) 充分利用國際組織平臺加強三方合作
改革開放以來, 中國對國際事務的參與日益加強, 加入了眾多國際和區域性國際組織, 僅經濟類的國際組織就近30個, 包括聯合國糧農組織、亞太經合組織、二十國集團、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等。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 中國在這些國際組織中發揮的作用也日益加大。2006年以來, 中國逐漸增加對世界糧食計劃署的捐款, 還向世界糧食計劃署提供人道主義糧援捐款和快速反應賬戶捐款。2014年, APEC第二十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北京舉行, 發表了《北京綱領:構建融合、創新、互聯的亞太———APEC領導人宣言》和《共建面向未來的亞太伙伴關系———APEC成立25周年聲明》。2016年, 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一次峰會在浙江杭州舉行, 通過了《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公報》, 就推動世界經濟增長達成了杭州共識。2017年, 中國作為金磚國家主席國在廈門舉行金磚國家領導人第九次會晤, 發表《廈門宣言》, 就加強金磚伙伴關系、完善全球治理、促進共同發展發出積極信號, 決定共同打造金磚合作第二個“金色十年”。2018年世界經濟論壇主題“在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運”即是對2017年出席論壇年會時論述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延續與深化。目前, 中國人擔任國際組織重要職務也日益增加。今后, 我國應充分利用國際組織平臺, 促進國際組織規則為我所用, 進一步加強三方合作, 攜手努力, 共同促進發展, 實現世界糧食安全。
(三) 支持企業行動促進民間合作
盡管世界許多國家希望借助中國發展本國經濟, 但又對我國防范心理嚴重。近期, 中國威脅論又再次不斷翻新。法國《世界報》、德國《明鏡周刊》、美國《時代》雜志先后發文, 顯示對中國崛起的不適。中國影響力的擴大引發了“中國滲透論”。2017年年末開始, 西方輿論場上更是冒出一個充滿惡意的新詞“銳實力”。因此, 在未來糧食安全國際合作中, 一方面要加強政府間的溝通交流與協作, 增強政治互信, 加強對亞非傳統友好國家的糧食安全合作;另一方面, 對中立觀望性國家, 要積極支持企業作為糧食安全國際合作的主體。不僅支持影響力大的大型企業, 也支持靈活性更高的中小型企業。分區域、分標準加強對企業進行國際糧食安全合作的引導與服務, 促進當地農業發展、提高當地農民福祉。對敵視性國家, 則要進一步推進民間交流與溝通, 實行“來而不拒, 不往教之”的原則, 對自愿學習中國糧食生產經驗和生產技術的再逐步推動深入合作, 從而提高糧食安全國際合作的效率與效益。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農業經濟問題2018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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