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演進韌性作為一種新型治理路徑，對于引導鄉村韌性構建、推進鄉村振興、提升鄉村治理能力，具有重要意義。選取多個經歷擾動后并有多年從逆境中振興的案例，對其中政府、市場組織、鄉村集體等不同主體主導的振興方式進行對比考察，發現鄉村集體主導的振興方式比政府和市場資本主導的振興方式更具韌性和可持續發展能力。通過合理的治理機制提升經濟韌性、社會韌性、生態韌性、組織韌性和城鄉互動的擴展韌性，綜合提高鄉村振興的演進韌性能力，更合乎價值理性，更有利于實現城鄉社會生態系統要素的良性互動，更容易實現鄉村振興。
關鍵詞：鄉村振興；鄉村治理；演進韌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空間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與城鎮化突飛猛進形成反差的是鄉村的日趨衰敗，具體表現為物質的缺乏、人口的流失、公共服務的滯后、社區公共生活的衰落、鄉村經濟價值和公共價值租值耗散。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提出了鄉村振興的各項重點任務。2018年7月，習近平總書記對鄉村振興戰略作出重要指示，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新時代做好“三農”工作的總抓手，要把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擺在優先位置，堅持五級書記抓鄉村振興，讓鄉村振興成為全黨全社會的共同行動。鄉村振興是立足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關鍵舉措。傳統資本驅動和基于地方獨特性的自我經營，始終未能擺脫鄉村衰落的泥淖和恢復鄉村的生機。因此，必須另辟蹊徑，尋找一條擁有持續適應、轉變和創新能力的鄉村振興新路，而演進韌性為實現鄉村的社會生態系統可持續發展，實現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提供了新的治理思路和途徑。
一、文獻梳理與分析框架
“韌性”（resilience)—詞最早來源于拉丁語“resilio”，是工程領域的專用名詞，原意是指物體受外力作用而圍繞其固有單一基準點、保持本質特征前提下的復原能力。20世紀70年代韌性被廣泛應用于自然生態學領域，形成生態韌性。生態韌性認為自然生態系統不同于工程系統的單一均衡，而是呈現多穩態，重點強調系統應對干擾及其在閾值內的緩沖能力。到了20世紀90年代，“韌性”術語被進一步重塑，從自然生態系統向人類社會系統延展，形成演進韌性。演進韌性認為韌性是系統固有屬性，不管是否受到干擾，系統隨著時間變化不斷進行著非確定性和非線性的演變，并呈現復雜的、自我涌現的特征。因此，演進韌性著重關注系統動態演化過程中的知識網絡結構和制度安排變化是否能提高或降低系統應對潛在風險的能力，實現復雜的社會-生態系統與外界環境共同進化并“彈向更好狀態”，強調系統持續不斷的適應力、學習力和轉型力。
過去的一百多年，人們對韌性的認識經歷了從“工程思維——生態思維——演化思維”的范式轉換體現從追求結果均衡到關注過程適應的認知觀變遷和飛躍。從已有研究對韌性定義界定看，代表性的有能力恢復說、擾動說、系統說、能力提升說等。雖然這些見解有差別，但是都強調系統受到干擾后需要綜合硬件（基礎設施和生態系統等）和軟件（社會治理要素），通過學習和再組織吸收擾動、降低損失，使系統恢復到原來狀態或者達到新狀態的能力，其本質特征在于其魯棒性、自組織性、創新性。同時，韌性系統不僅僅關注系統急性沖擊的短期表現(如洪災、地震、氣候變化等），而且關注中長期演變過程的系統變革（產業衰退、經濟依賴、老齡化等“慢性燃燒”）。
在厘清韌性內涵的基礎上，學者們從系統韌性評估、系統韌性演化機理、系統內部要素優化、組織要素資源配置、韌性能力提升等層面展開持續的研究，并提出了適應性循環理論和多尺度嵌套適應循環模型。其中，Holling&Gunderson提出的適應性循環理論被廣泛討論，這一理論包含了所有事物的具體治理形式。該理論認為社會生態系統受到不確定性干擾會經歷“更新——開發——保護——釋放”四個階段(見圖1,下頁），每個階段系統內部之間呈現不同潛力（potential)和連接度(connectedness)，適應性和適應能力有別導致系統韌性高低不同。系統處于更新（α)和開發（r）階段是循環中的發展和穩定階段，在這一階段系統內要素關聯度不斷提高，各種要素逐步積累促進區域系統發展。系統各要素關聯性、適應性增強，會使系統陷入鎖定狀態，但如果缺乏對外界環境變化的適應能力，就會陷入韌性較低的保護（K）階段，并進一步進入釋放(Ω)階段，考驗系統適應能力。若系統適應能力弱，則會發生結構性衰退，但如果通過治理結構、產業結構等調整，系統可能會跳出固有發展模式，進入知識網絡結構和制度安排更新儲備階段(α)。多尺度嵌套適應性循環則進一步呈現了適應性循環的嵌套性，強調干擾是發展的一部分。系統動態演變中有反抗和記憶兩個重要轉折點，反抗和記憶點表示系統同時具備創造性和保守性，在管理變革的框架下被廣泛使用。
從韌性演變脈絡的梳理發現，“韌性”研究和實踐呈現以下特點：一是“韌性”研究多集中于城市化發達的英美國家，原因在于英美國家城市化已經進入諾瑟姆S曲線的頂端，具有集聚特性的城市與洪災、地震、颶風、氣候、恐怖襲擊、環境污染、信貸危機、能源危機、產業衰退等各類風險相伴相生，這些風險對城市人口、社區、政府等組織形成急性沖擊和“慢性燃燒”。因此，韌性與諸多結構不良的城市問題情境相結合的研究于21世紀初迅速進入英美學者的視野(Rose,etal.,2005;Foster,etal.,2007;Pendall,etal.,2007;Hill,etal.,2008;Swanstrom,etal.,2008;Rose,etal.,2005;Martin,etal.,2010;Stuart,etal.,2010)。他們提出通過加強工程韌性、經濟韌性、組織韌性、社會韌性、生態韌性以降低和適應城市風險，并提出建設韌性城市和韌性社區的目標。在全球范圍內興起了“讓城市更具韌性”運動和“全球100韌性城市如英國倫敦，美國紐約、新奧爾良，南非開普敦）建設的實踐，典型的還有如紐約的《一個更強大、更有韌性的紐約》、南非德班市的《適應氣候變化:邁向韌性城市》，等等。其中，韌性社區的建設已經成為韌性城市建設研究的重要內容，這是因為災害和風險往往是被社區感知的，新奧爾良城市在廢墟上重建就在于社區居民的自組織能力。二是國外研究成果多集中于城市規劃學、工程學、生態學等領域，而公共管理視角下的城市治理研究從近年來也開始進入學者的視野，目前洛克菲勒基金會提出的城市韌性框架（CRF)很大程度上就是從公共管理視角分析探討出來的，強調建立“多中心”和多元主體的治理結構，提出基于資源富裕、合作包容、社會團體參與、政府協同建設是韌性城市建設中的重要元素。建立多方向反饋過程創造自組織或者涌現模式（emergentpatterns)成為“韌性”研究框架的關鍵。三是國內關于“韌性”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對象多集中在洪災、地震、氣候變化等急性沖擊后的城市工程韌性研究，而且內容多是對國外研究進行綜述（邵亦文，2015;李彤玥，2017;蔡建明等，2012)。
演進韌性理論關注系統遭遇風險后的適應性過程和機制，西方韌性城市建設實踐為我國城市應對風險提供了新的治理理念。但是，在城鄉二元體制下，鄉村將與城市發展長期共存。鄉村衰退和“大城市病”的疊加效應，制約著我國的可持續發展。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戰略;2018年中央“一號文件”發布鄉村振興戰略的具體指導意見；2018年“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城鎮化、逆城鎮化兩個方面都要致力推動”“農村不能衰落”的重要思想。鄉村社會生態系統的韌性研究意義重大。演化韌性理論和實踐適用于我國鄉村結構不良問題的情境。在理論上，演化韌性本質上對應鄉村“社會——生態系統”。在快速城鎮化背景下，鄉村居民對外界干擾或變化的適應和創造性轉變能力，有明確的韌性主體（resilience of what)和韌性對象（resilience to what)，也與“最先應關注誰”的韌性難點相契合。鄉村衰敗決定了最值得關注的群體以及這些群體的行為。在實踐上，相較于城市，我國鄉村具有韌性構建的天然優勢，鄉村的土地歸集體所有，有完整及地域性的生產生活生態集體，居民對于環境開發具有更多自主權，人地關系聯系緊密，人們之間具有先天的歸屬感和凝聚力，這也是當前韌性城市和韌性社區研究的關鍵內容。
因此，本文從公共管理視角研究鄉村振興演進韌性，旨在關注鄉村振興中相關主體的適應性治理過程，分析鄉村振興方式制度結構安排表現出的應對潛在風險能力，厘清其內在治理邏輯。具體而言，本文跳出關注擾動危機的脆弱性研究(圖2虛線左），關注系統動態適應的演進韌性(圖2虛線右）。基于文獻整理和現實考察，對比鄉村振興中政府、市場組織、村集體等多元主體的行動方式，評價制度安排引致的效果，對其內在治理邏輯進行解析，提出提升演進韌性能力進而推進鄉村振興的建議。
二、鄉村振興演進韌性中治理主體行為及效果考察
根據“鄉村振興”和“鄉村再造”的目標，通過利用搜索引擎和挖掘文獻資料，篩選出本身具有良好自然生態或深厚歷史文化起點，經過重大社會事件或自然災害擾動后，在鄉村韌性演進中，成功實現了從傳統農業向現代鄉村轉型的多案例作為研究對象（見表1,下頁），這些案例具有一定社會影響力，盡可能覆蓋了不同主體主導方式的鄉村振興。通過一定時間的追蹤，尋找到鄉村振興演進韌性的一般規律。
上述案例本身都具有良好的自然生態資源或者歷史文化資源的發展起點，也都有來自政府、市場和村集體等多元治理主體發揮作用，經歷擾動后，進行了組織更新，并實現了從系統開發r到保護K階段的演進。處于K階段的系統雖然相對穩定，但是由于治理結構不同，即系統各要素的關聯性存在顯著差別，不同案例表現出對外界環境不同的適應能力。在此階段，如果不能作出有效的治理結構安排，系統適應性的減弱會導致結構性衰退，進入釋放階段(Ω),鄉村振興將不可持續。從演進韌性要義出發，將生態環境的復原、調動資源的能力和居民的韌性，以及公眾參與和適應性的社會機制等所反映出來的系統動態演化的網絡結構和制度變化對系統轉型的能力，提煉出產業環境空間、社會網絡、社會網絡和環境空間融合三個指標，作為鄉村振興演化韌性的觀測指標和考察要素，并在此基礎上對應韌性本質特征，進一步以魯棒性、自組織性、創新性作為衡量標準，對鄉村振興演進韌性進行評價。
將案例進行對比不難發現，案例1的南京大山村和案例5的貴州塘約村區別于其他鄉村振興中的治理結構安排，強調了自下而上的鄉村集體居民的制度建構，村民對自身村莊環境的認同，實現了災后自我重建。每個鄉民參與到鄉村空間重建過程中，產業環境空間呈現魯棒性，社會網絡自組織性強，社會網絡與環境空間表現出高度的均衡性。案例2的張家界索溪峪、案例3的安徽宏村以及案例4的汶川羌寨，同樣表現出了多元主體的治理結構，但是發展路徑與案例1和案例5不同，走的是政府和市場主導的鄉村振興路徑。這些案例中雖然鄉村旅游收入快速增長，但是村民未能分享到與旅游經濟增長帶來的同步收入增長，產業環境空間魯棒性弱。社會網絡由于在環境開發中精神凝聚力的物質空間被占有，居民缺乏內部凝聚力，自組織性差。社會網絡與環境空間不能均衡發展，利益矛盾加劇，引致勞動力流出村莊。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所有案例，政府以產業扶持或以產業開發式扶貧的方式對鄉村都進行了大規模的資本投入，比如案例1的大山村得到政府“難以想象的投入”，案例5的塘約村、案例6的秦巴山區得到的政府扶貧資金也頗為龐大。總體來看，村集體主導的振興方式比政府和資本主導的振興方式更具韌性和可持續發展能力。系統保護階段(K)是危機轉化的關鍵期，跳出固有發展模式，使系統向著新的知識網絡結構和制度安排更新儲備階段(α)演進，需要挖掘治理的內在邏輯，這是鄉村振興的關鍵。
三、鄉村振興中的治理要素在鄉村演進韌性構建中的內在邏輯
基于上述鄉村振興演化韌性案例的分析，進一步揭示鄉村演化韌性構建的一些具有規律性的邏輯。
(一)鄉村內部社會網絡建構是鄉村演進韌性構建的核心要素
案例中社會網絡建構具有的自組織性，與環境空間融合的均衡性，使得一些鄉村振興表現出很好的發展韌性。演進韌性本身暗含著自組織的內在邏輯(Davoudi，2015)。鄉村內部社會網絡是自組織的基礎，自哈丁提出“公共地悲劇”解釋框架以來，促進組織內個體互惠合作就成為學術界研究的重要話題。新制度經濟學基于經濟人假設提出群體合作是社會系統多次博弈后更容易出現的效果。奧斯特羅姆的公共池塘理論則進一步明確了自組織的治理結構，構建了基于信任、聲譽、互惠機制長期合作推動群體行為的解釋框架，認為利益相關者基于信任的集體行動可以實現組織成員的行為調節和自我糾正，達到集體和解穩定。這些理論為鄉村演化韌性促進鄉村振興提供了充分的理論依據。
現代鄉村雖然不再是費孝通先生所描述的完全熟人社會，更似賀雪峰教授所指的半熟人社會，但依然是同質性較強的社會生態系統。村民互動是鄉村社會生態系統繁衍的常態，村民在互動中易于產生信任、理解，進而形成認同。帕特南論述“社會資本為何可以促進經濟社會的進步，呈現繁榮穩定的狀態”時指出，社群聯系網絡催生了普遍的居民之間的合作互惠機制，頻繁交流可以培養人們的信任，基于信任可以影響他人，進而產生聯動效應，促成社會網絡的合作，為居民參與提供了理論支撐。奧斯特羅姆的公共池塘理論發現了“自我組織的自治理是—種自下而上、有效率的自主行為，能夠直接體現合作群體的需求，并有效克服政府模式的低效率和市場模式的不公平現象”。從這個意義上講，自我組織的內部社會網絡建構是鄉村振興演化韌性的動力。案例1和案例5中正是通過自下而上的村集體帶動實現了對所生活的環境空間的認同，使得環境空間與社會網絡融合，激發鄉村內生動力和內在歸屬感，從而實現了勞動力的回流。而案例3中環境空間開發擠占了村民的生活空間，鄉民公共生活的樂敘堂也被占有，村內人口被迫遷出。案例4的汶川羌寨雖然政府在恢復生態空間投入大量資金，但是移民政策下同樣引發諸多利益矛盾。這也給我國鄉村振興工作提出要求，就是要處理好環境保護、經濟發展與人民福祉的關系。
(二）政府元治理和市場資本注入是鄉村演進韌性構建的重要保障
鄉村自發內部社會建構固然重要，但是離開政府和市場資本的投入，鄉村振興可能也難以推進。從所選案例可以看出，鄉村演進韌性的增強，得益于政府的元治理和市場資本的注入。Joan(2014)提出，區域韌性最終模式是“中心邊緣”模型，中心是政府組織，邊緣是公眾及社會其他機構和因素。中心角色的政府提供韌性管理和政策制定、加強制度建設，一方面為市場運行和村民自治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另一方面促進公民參與，暢通利益表達機制和完善矛盾化解調處機制。需要指出的是，政府在自身角色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越位、錯位現象，對元治理角色有認知偏差，存在替代市場的行為。案例中汶川羌寨、安徽宏村、張家界索溪峪都出現了鄉村居民與市場、政府之間的利益沖突矛盾，亟待政府發揮積極的元治理功能。鄉村振興是鄉村人口、資本、公共生活的振興，政府元治理和市場資本注入是實現轉型的重要保障。
（三）黨委領導和鄉村精英帶動是鄉村演進韌性構建的關鍵資源
黨委領導是我國鄉村治理的特色和獨特優勢。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強調，“辦好農村的事情，實現鄉村振興，關鍵在黨”。案例5中貴州塘約災后村黨委領導村民走集體化的道路，3年內由貧困村轉變為小康村，村民凝聚力得到了增強。加強和改善黨對“三農”工作的領導是鄉村演進韌性構建的政治資源。在鄉村內部社會網絡建構中，鄉村能人是組織網絡構建的關鍵節點，起著重要的示范作用。帕累托認為，特定利益集合中，必然存在突出的行動者，由于特有的差異性優勢成為精英人物。在鄉村集體行動開展前期，鄉村能人、精英人物承擔初始成本消耗。在社會資本的非均等化配置中，通過激勵關鍵人物發起集體行動的動機，可以獲得超額的社會資本獎勵，而集體行動后期，認同、榮譽是彌補精英群體在組織行動中的成本消耗的一種激勵。從文中案例和筆者實地調研中，發現大量的鄉村經濟精英在鄉村公共生活營建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比如有的經濟精英自發為鄉村請唱戲班、蓋祠堂，增進了鄉村內部居民的認同。欠發達地區鄉村尤需培育和支持鄉村經濟精英，通過其示范經營，發揮其財富、知識、經驗資源優勢，帶動地區發展。
（四）漸進式的韌性培育是鄉村演進韌性構建的必要過程
面對突發危機，各種災害管理、應急管理固然重要，因為其能夠迅速集聚大量資本將系統恢復到正常運轉的狀態。在社會大的事件（如鄉村申遺成功）、重大政策目標（我國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下，政府和外部資本介入鄉村發展，短期也確實會有很好的績效。但是，韌性系統的適應性學習和管理機制的建立，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奧斯特羅姆的多元治理研究中的案例都是經歷了一個長期博弈過程形成的理性格局。事實上，演進韌性認為韌性是系統的固有特性，案例中如大山村、宏村、索溪峪的發展，即使沒有外部環境的干擾也有可能發生變化。但有深厚社區基礎的村莊則更具有轉換和發展能力，漸進積累的韌性培育是保持良好發展的基礎。案例中政府和外部資本主導的鄉村振興，通過大事件或公共政策助推，確實能使得鄉村產業得到快速發展。但是，旅游產業快速發展也會帶來諸多矛盾和問題，被資本控制的村落公共空間被旅游開發取代，不再具備舉辦社區公共活動來承擔提升凝聚力的功能，居民日常生活交流的公共空間被擠占，資本方與本地居民利益分配導致沖突事件，引發居民的不滿，成為影響社會安定的隱患。而從國內其他案例中，有發現（如桃米社區）居民通過重新認同鄉村的核心價值，形成環境共識，自覺與非營利組織合作，形成社區精神紐帶。在我國鄉村現代性變遷中，鄉村公共價值逐漸衰落，這就注定了鄉村振興需要較長的過程。
(五）居民對自身環境的認知學習和創新式利用，是鄉村演進韌性構建的內在動力
在外部干擾轉化過程中，適應性學習是系統反饋調節的前提條件，影響著個體認知和社會行為模式。事實上，鄉村發展往往是不清晰的，是發展過程中逐步摸索出來的，而重大突發事件給予人們學習和適應的空間。漫長和不確定的營造歷程，給了社區居民自主學習、改造環境、不斷嘗試并積累經驗的機會。筆者在長白山朝鮮族調研過程中發現，特色小鎮營建表現出更多的規劃痕跡，缺乏居民自身的適應性學習和創造力培育環節。案例3中安徽宏村面臨著當前市場資本的撤資，而撤資后的發展路徑充滿未知。新時代的鄉村振興應該從經驗中學習。真正的韌性社區建設應當更具有戰略性和可持續性，認識到人們從經驗中學習的強大能力，并有意識地將這種學習融入與社會和物質環境的互動中，承認人們本身在變革軌跡中的核心作用。
四、鄉村振興演進韌性能力的提升策略
國外韌性城市和韌性社區的理論和實踐分析，無論是經典的Norris韌性社區模型或WISC模型，還是新奧爾良、紐約、開普敦等城市從災難中復興的實踐，以及洛克菲勒集團構建的韌性城市框架，都強調和證實了多元治理主體的作用，而立足本地社會資本，創新經濟發展路徑，進行社區建構和提升人們福祉，是韌性城市和韌性社區建設的關鍵所在。我國鄉村振興目標是建設韌性鄉村，而韌性鄉村的建設首先要符合演進韌性的本質，即在環境空間開發、社會組織建構、環境空間與社會組織融合的社會生態系統開發中，符合魯棒性、自組織性、創新性的韌性本質特征。要立足鄉村振興的“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總要求，完善鄉村治理機制，同時推進城鎮化和逆城鎮化的進程。具體要從如下方面提升鄉村韌性，從而推進韌性鄉村建設和鄉村治理體系現代化。
(一)提升鄉村經濟演進韌性
經濟演進韌性強調歷史路徑依賴與創新產業之間的關系。鄉村演進韌性作為區域固有屬性，蘊含在系統演化過程中，是區域歷史遺產和外界環境（包括危機）影響不斷自我強化表現出的歷史依賴路徑，這種歷史路徑依賴包括長期演化形成的產業結構、生產關系組織、制度安排、創新氛圍等，而根據Weitzman(1998)的重構增長理論，新產業很難在沒有任何基礎的情況下在某區域憑空孕育出來，而必須基于區域長期歷史演化而形成的資源、知識稟賦和技能經驗的重組。演進韌性也認為產業具有高度地方性，其成功與否和區域特定歷史演化背景以及知識積累高度相關。因此，鄉村韌性要基于該區域的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和環境資本，挖掘、延續、創新鄉村天然的農業生產價值、生態價值、家園價值、文化價值，實現歷史積累要素與產業創新的融合。
(二)提升鄉村社會演進韌性
經濟演進韌性源于社會演進韌性的支撐?。社會資本水平越高，越能緩解經濟下滑，因為當地居民在面臨經濟下滑導致利益受損時沒有“用腳投票”，而是仍然選擇留下來。社會韌性是包括民眾的信心、人們的獲得感、人們的韌性拼搏、社會合作關系在內的社會整合力。在國外韌性社區建設中，更加關注人的重要性，讓個人積極參與社區風險確定和解決方案的討論，在公共事務參與的過程中社區居民之間培育信任和尊重。鄉村振興中要提升鄉村社會演進韌性，發揮政府、村集體、鄉村能人、經濟精英作用，建設公共生活空間來組織公共生活，提升村民對政府的認同感和村民之間的凝聚力。
(三）提升鄉村生態演進韌性
我國鄉村衰敗是多年“去農文化”和“城市中心論”下主導的行為結果，鄉村振興要認識到城鄉從來不是孤立的，現代意義上的鄉村振興是依托城鎮化的振興，城鄉社會生態系統是互動發展的?。鄉村振興要讓處于城市的人“望得見山，看得見水，留得住鄉愁”。在對鄉村自然資源和歷史文化資源挖掘開發的同時，要關注生態環境的生態演進韌性。
(四）提升鄉村組織演進韌性
鄉村振興是涉及多元組織的集體行動過程，這就涉及地方政府、黨委和村集體等組織。地方政府作為鄉村振興的主體，與中央政府相比，能夠更有針對性地開發和實驗各種公共政策工具和技術，擴散先進經驗，并制定與所在地獨特生態環境空間相適應的發展政策。而政府具有韌性的政策思想在應對經濟衰退時，能夠快速激發公共服務的供給和創新，更好適應鄉村系統適應性循環。黨委領導的村組織是我國鄉村組織演進韌性培育的特色，在黨委帶領下積極營造鄉村共同體，如案例5中塘約就走了一條集體化的發展道路。多元主體組織韌性發揮使得社會資源合力的稟賦足夠強大，反應足夠迅速，有效應對地震、洪災等急性沖擊以及資源衰退等“慢性燃燒”的擾動。
(五)構建城鄉互動的擴展韌性
鄉村振興不能僅局限于鄉村內部韌性的構建，還應通過建構城鄉互動的融合體系進一步推進擴展韌性系統空間，通過城市反晡鄉村、工業反晡農業、市民反哺農民的方式，加大“逆城鎮化”力度，尤其在那些有著特殊的區位和獨特的自然生態資源，迎合了周邊城市區域步入消費型發展階段的鄉村地區，應迎合城市主流消費需求，構建起城鄉融合的橋梁。
我國的鄉村現代化發展尚不均衡，新時代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表現得較為明顯，東部城鄉發展基本上實現了融合，初步實現了鄉村振興，中部次之，西部最差。因此，建構起合理的城鄉空間治理體系成為鄉村振興的關鍵點。鄉村振興過程中治理結構和制度安排對鄉村的可持續發展有重要的影響，農村居民的集體組織主導的鄉村振興比政府主導的振興方式更有優勢，但絕不能因此否定政府、市場資本的重要性。應從經濟韌性、社會韌性、生態韌性、組織韌性等多角度構建起城鄉互動的擴展韌性，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和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有效提升鄉村振興的演進韌性，促進多元利益主體利益共容，推進鄉村振興進程。
鄉村振興是一個系統工程，要遵循鄉村發展規律，規劃先行、分類推進，加大投入、扎實苦干，通過抓重點、補短板、強弱項的方式，尊重廣大農民意愿，發揮農民主體作用，激發廣大農民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要保持定力和韌性，激活鄉村振興內生動力，以實干促振興，依托“互聯網+”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匯聚推動鄉村振興的合力，提升全面振興鄉村演進韌性，實現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推動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讓廣大農民在鄉村振興中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推動鄉村振興不斷取得新成效。
參考文獻：略
作者：唐任伍(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郭文娟(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改革》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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