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中國的城市化要走什么樣道路，經濟學家的主張通常分兩派：一派是主張堅決發展超級大城市，另一派主張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走城市群道路。無論他們主張有何區別，其認識的前提有個高度一致之處：可預期的時間內，中國將有大量人口往大城市集中。2018年，北京和上海出現少見的常住人口減少的現象。大趨勢是否已經逆轉呢？
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李鐵認為，2018年北京上海出現常住人口減少現象，有特別的原因。短時期的變化不能代表長期的規律。更多大城市的人口還在增加，人口集中的趨勢并沒有改變。
以下是李鐵文章的關鍵內容。
1、中國大城市的行政等級，直接影響了人口和其他要素的分布格局。所謂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基本與行政等級掛鉤。
2、未來人口向超大城市集中的趨勢在各種政策干預下會放緩，但是不等于人口集中的趨勢不會出現反彈。畢竟，超大城市的發展機會遠遠超過其他城市。
3、城市發展需要多元化的人口。如果我們僅按學歷作為吸引人才的標準，會導致人才供給和就業崗位需求不匹配，同時會影響城市服務業人口就業質量的提高。
4、我們要順應城市發展規律來制定政策，區分主城區和轄區，把更多發展空間留給轄區周邊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鎮。
以下為李鐵文章的正文內容。
最近有文章引用的數據顯示，北京、上海和天津的人口增長放緩，該文就認為超過1500萬人的超大城市已經呈現出人口向周邊中小城市疏解的趨勢，并認為超大城市似乎已經開始收縮。其實只要真正了解我國的城市特點和發展規律，就能明白這些城市人口的變化都有其特殊原因。人口短時間的變化并不代表長期規律。
中國的城市發展格局與世界上其他國家有著根本的不同，就是通過行政等級主導的城市發展政策，直接影響了人口和其他要素在不同規模城市間的分布格局。所謂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基本上與行政等級掛鉤。由于要素在行政主導下過度涌入，導致了城市人口規模的膨脹。
如果按照城市發展的規律，一個超大城市的主城區人口增長過快，會帶來各類成本的上升，進而會自動按照市場規則實現要素的替代，例如工業和地產外溢，高附加值的服務業會替代傳統的低端產業。
城市的服務功能強化，同時也會帶來更多的發展機會。所以，城市會形成不同收入群體的人口組合，反而中低收入人口的增長會快于中高收入人口的增長，這是城市人口結構的金字塔效應。
在中國，隨著超大城市的發展，城市治理的精英思維理念，要求城市盡快達到發達國家的治理水平，認為治理差的根源在于中低收入人口過多，因此出現了所謂人口控制政策，就是嚴格限制超大城市或特大城市人口的增長。2018年北京和上海常住人口分別減少16.5萬人和3萬人，人口下降是行政控制的結果。
其實我們希望的是主城區人口可以通過功能疏解向周邊中小城市和小城鎮擴散。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是超大城市將轄區也納入人口控制政策的范圍，這與戶籍管理制度的行政區域化有關。實際上我們應該更好地發揮超大城市轄區周邊中小城市和小城鎮的承載作用，而這些城鎮距離主城區的最佳合理距離應該是30－50公里半徑之間。
天津城市人口增長微弱，與前一段時間治理環境污染有直接關系，關閉了上萬家中低端中小企業，當然也就影響到在這里就業的外來人口。這些個別事件并不影響人口向超大城市集中的大趨勢。
我的判斷是，未來人口向超大城市集中的趨勢在各種政策的干預下會放緩，但是并不等于人口集中的趨勢不會出現反彈，畢竟超大城市的發展機會遠遠超過其他城市。
日本東京的人口變化規律就是在人口持續增長的過程中會出現幾個較快的增長時期。目前隨著城市更新速度的加快，近幾年東京市主城區人口增長也在加快，但是東京從來都沒有通過行政手段來疏解人口。
2018年廣州新增常住人口40.6萬人，深圳常住人口約增加20萬人。廣州和深圳的人口為什么一直處于較快的增長過程？這與廣州市轄區和深圳市轄區的產業結構有直接的關系。
珠三角經濟發展很快，但是工業經濟仍占主導地位。2018年廣東省二產增加值占GDP比重達41.8%。如果珠三角的城市采取了所謂的人口控制政策，可能就會面臨著工廠關閉，經濟增長大幅度下滑。
其他省會城市出現了較快的吸納人口現象，如2018年杭州、南京常住人口分別增加了33.8萬人、10.12萬人。
原因是，近些年各類省會城市通過行政區劃調整，發展空間規模增大，獲得了更多的發展機會，特別是由于房地產銷售的壓力，人才資源的儲備等，這些城市還在采取各種方式來吸引人口的進入。只是不應該把學歷作為人才引進的條件。畢竟城市發展需要多元化的人口。
對于服務業從業人員，最重要的是需要長期積累的經驗和對就業的長期預期來提高服務水平。如果我們僅按學歷作為吸引人才的標準，一方面會導致人才供給和就業崗位需求不匹配，增加未來解決就業的困難。
另一方面，由于忽視了更有活力的非高等學歷人口，等于放棄了城市服務業人口就業質量的提高，這才是城市真正需要長期培育的。近些年出現的幼兒園問題、高檔酒店服務質量下降的問題、家政服務人員稀缺的問題等，都是因為我們忽視了城市的基本需求，過多地追求高大上的人才。
總之，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在特殊的制度條件下影響了城市空間分布的格局，也影響到了城市人口政策的制定。但是城市發展規律和市場化規律決定了，人口是一定會向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集中的，當人口集中到一定階段，由于成本問題和門檻問題，人口和產業會尋求成本較低的發展空間。
所以在都市圈和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周邊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鎮會成為未來承接人口和產業的載體。因此我們要順應這些規律來制定城市發展政策，重點是區分主城區和轄區，把更多發展空間留給轄區周邊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鎮，這樣才能體現出十九大報告提出的，以城市群為主體構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格局。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原子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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