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前，農業內卷化、農村空心化、農民原子化問題日趨嚴重，如何解決是一個迫在眉睫的問題。相似問題，在上個世紀后半頁的歐洲也曾發生。當時，在針對全球化和自由資本主義帶來的農村邊緣化、衰竭化、空心化的問題時，在對外生發展模式帶來的系列問題的反思過程中，內生發展理論被提出來并廣泛應用于歐洲農村發展實踐，并在理論上經歷了從內生發展論到新內生發展論的快速演變。內生發展論在承認資源、參與、認同三個基本要素為核心要素的基礎上，以內、外部資源，地方與超地方關系的關聯為出發點，強調地方的“發展選項的決定權”、“發展進程的控制權”、“發展利益的享有權”三權是確保鄉村發展的關鍵。內生發展論對我國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也具有較大的啟發意義。
鄉村振興的內生發展邏輯與路徑選擇 ：內生發展；地方與超地方關聯；領土認同
中圖分類號：C91-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我國農村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發展，目前農業內卷化、農村空心化、農民原子化的態勢日趨明顯。如何在這種情況下重振鄉村成為目前一個亟待研究的課題。可以看到，改革初期那種靠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制度激勵”以及后期靠快速城市化的“投資激勵”的“外生驅動”做法已經無法在當前鄉村振興中有效發揮作用。為此，2016年的一號文件《關于落實發展新理念加快農業現代化實現全面小康目標的若干意見》和2017年的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培育農業農村發展新動能的若干意見》分別提出了“增強農村發展內生動力”“激活農業農村內生發展動力”的要求。但是，作為政策概念的提出容易，如何闡釋和操作化內生發展這一理念卻是一個難題，因此有必要對內生發展理論的產生、發展以及應用實踐作比較系統的梳理和解讀 。
內生發展作為一種理論是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提出來的。1975年，瑞典財團Dag Hammarskjüld在聯合國發表的關于“世界未來”的報告中，提出了“如果發展作為個人解放和人類的全面發展來理解,那么事實上這個發展只能從一個社會的內部來推動”的觀點。至此，“內生發展”概念被正式提出。在實踐方面，這一思想及理論除了在國際關系等領域被廣泛關注外，在區域研究中，率先被廣泛運用在針對歐洲中部欠發達地區農村的研究上。其在形成、發展、實踐的過程中，關注議題的視角從經濟學向社會學轉向，即：第一，后發或落后的區域如何應對工業化和城市化的以資本為先鋒的迅速擴張，在此過程中本土社區的作為應該怎樣激發；第二，作為區域的地方如何處理好與域外的超地方之間的關系，這種關系中地方行動者的核心關鍵準則作用該怎樣發揮；第三，內生發展作為一種社會進步的理念，其核心議題及基本構成要素是什么，這些要素的社會學意義該如何討論？至此，內生發展理論的意識形態色彩逐漸退出研究視野，而被廣泛應用于討論區域內的發展不平衡問題，特別是被廣泛應用于對城鄉之間發展不平衡問題的討論——集中的議題是：相對后發的農村如何發揮內生動力以實現振興。
從地方理想到超地方實踐：內生發展到新內生發展
內生發展理論早期被廣泛用于討論國際關系問題—即，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被用于討論殖民地國家獨立后建立什么樣的體制等問題上—其中觀點比較集中的是：先發國家應該尊重后發獨立國家的自主性以及多元化體制的存在。之后，隨著人類社會進入工業化和全球化時代，內生發展論的討論視角轉而開始關注如何應對以資本為先鋒的全球化以及自由資本主義的“嗜血性開發”帶來的區域不平衡問題。在全球化進程中，資本以逐利為指向席卷社會的各個角落。資本的全球流動，為地方的工業化、城市化注入亟需的動力——資金、技術以及現代管理觀念等等。然而，這也帶來了另外的后果——在全球化的經濟增長過程中，城市的中心地位被不斷強化，資本的虹吸效應使得農村日益面臨著被嚴重的邊緣化、空心化、衰竭化等問題。在這一過程中，對經濟增長結果的重視取代了可持續發展思想，以自由資本主義為哲學基礎的外生發展模式（如：鄉村開發思想等）被廣泛運用到農村發展的具體實踐中，其核心假設是認為外部力量介入能夠刺激農村的發展——“該發展模式以持續的現代化和工業化為價值基礎，追求不斷的經濟增長” 。因外生發展模式內含的逐利本質，使其逐漸演變為一股不可控的掠奪農村資源，加劇農村衰弱的力量。全球化不僅產生上拉效應，還會帶來下推作用——形成限制地方自主發展的壓力 。在外生發展模式中，外部力量的介入限制了農村在經濟、文化甚至政治上的自主性，忽視甚至踐踏地方價值觀、特殊性，致使地方在農村發展過程中深陷主體迷失與作用異化困境。基于對外生發展模式副作用的種種反思，同時在全球化、新自由主義，特別是地方自治社會思潮的影響下 ，20世紀70年代末內生發展思想開始被廣泛關注并被應用于討論如何扭轉農村的頹勢，實現鄉村振興和發展的具體實踐中 。
相比外生發展“自上而下”的特征，內生發展實現了“由下而上”的轉換，強調應該堅持地方在農村發展中的角色和作用，充分發揮社區的作用并以此做為驅動力量，強調地方對發展選項的決定權，對發展進程的控制權，對發展利益的享有權 。如表1所示，內生發展的關鍵準則為開發本土資源實現地方的可持續發展，重視地方力量的作用，通過增能和賦權，提升地方參與經濟活動的能力，主要發展多元化的服務型經濟以及基于本土資源的產業，并強調本土組織建設的意義。另外，不同于外生發展模式聚焦于業務部門，內生發展更加強調從地方的視角推動農村擺脫發展困境。但是，我們發現內生發展論討發展問題的早期，過多地強調了地方的權力，而對其與外部的關聯則持有“持續的偏見”，使得該理論在實踐中遇到了諸多的瓶頸，帶有較強的“理想化”色彩。
在過于強調內部力量的過程中，地方與超地方（local and extra-local）、自上而下（top-down）與由下而上（bottom-up）關系之間的裂痕正在逐漸擴大。因此，在此過程中也出現了強調實踐的反思，如Ray認為，不借助于外在力量而完全依靠地方行動者實施“純粹”的內生發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是不切實際的，只能視為一種“理想型” 。Lowe等人呼吁，應通過聚焦地方與其所在的廣泛的政治、經濟、社會以及自然環境之間存在的動態聯系，超越外生與內生模式以整體的視角推動農村發展 。至此，新內生發展思想呼之欲出。新內生發展概念由Ray于2000年正式提出 。新內生發展的核心前提為，目前農村面臨的發展困境能夠通過采取行動得到改善。新內生發展同樣以地方參與和地方資源為前提，但也尊重地方與其所處環境之間的動態互動 。Ray認為存在以下三個可能方向去達成新內生發展的目的：首先是地方行動者，其次是國家力量，最后是社會中間力量（如非政府組織等） 。新內生發展在捍衛內生發展所表達的價值立場之外，承認并接納超地方因素在農村發展中的作用，這使得外生與內生之間的對立互斥狀態在新內生發展的討論中得以被消解，也使農村發展被置于整體的、互聯的、動態的視角下進行實踐意義層面的討論。新內生發展被定義為一種扎根于本土的過程，以提高當地民眾的生活質量為宗旨，以當地的自然與文化資源為路徑依賴，發掘本土內部潛力，合理有效利用外部經濟、技術、智力資源提升內生發展能力，重點在于對當地收入、資本積累、創業精神、能力建設、社會活動參與、制度與文化涉入、靈活的生產組織以及發掘地理優勢的投入 。如表1所示，在新內生發展中，最大化地方資源的價值和基于地方優勢形成的競爭力為其關鍵準則，在力量運用上重視內部與外部、地方與超地方的整合，對農村功能的定位從以往的依附、輸出角色轉變為視城鄉為相互依存體，在整體視角下適當拓寬問題視域——把農村和城市放在平等的位置上進行討論。另外，在經濟維度的基礎上增加了社會維度，更為全面的設定農村發展的聚焦領域，而不單單限于經濟視角。至此，新內生發展將相互聯系的經濟、社會、環境、制度、政治以及文化因素整合進農村發展的地方性與本土性之中，著力建設具有內涵本土性的地方創造力，實現發展的多元化，最終形成內生發展動力。
內生發展模式萌芽于對外生發展模式的反思及批判，在理論與實踐的碰撞中產生了新內生發展模式。這種變化必須歸因于歐洲農村發展的“準則、力量、功能、目標”的持續轉變，是地方對全球化及自由資本主義進行抗爭在農村的集中展現。由于自由資本主義倡導以資本為先鋒的完全依賴外生力量來發展農村、開發農村、再造農村的理念大行其道，使得農村在單一的物質增長中喪失了本土性、多元化、創造力等諸要素，發展能力衰竭與被邊緣化傾向日益加劇。在對此進行反思的過程中，早期內生發展理論的提出打破了自由資本主義營造的幻象，并試圖以一種激進的方式爭奪發展話語權，但卻落入了“桃花源”式的理想主義困境。資本的逐利本質具有天然的視角局限和目的唯一性，早期內生發展思想由于過度強調“本土”存在也使其具有了近乎相同的缺陷，農村作為一個經濟、社會、政治的“小綜合體”，不可能在單一視角下被獨立建構——其作為一個社會系統需要具備多元化的激勵機制。在此背景下，新內生發展論則更強調要重新審視、評估以及運用農村的發展力量，扎根本土、實事求是地接受時代的挑戰，認為經濟增長只是農村發展的一個維度，應該擺脫外生發展的單一指向而轉為實現人的全面發展，特別是應該在整體的視域內實現地方社會的增能與增權。
表1 外生、內生與新內生發展的概念區別
內生發展理論的內涵轉變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農村發展實踐中產生了深遠意義，但這種轉變并未偏離其重要使命——將地方的發展與福祉從全球自由資本主義的結構壓制中解放出來。與此同時，內生發展理論在歐洲農村發展實踐中被極大豐富。這一理論沖擊了20世紀后期歐洲的政治話語，為農村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全新的思路。1991年歐盟啟動了具有典型內生發展特征的LEADER項目，該項目可視為一項促進歐洲農村發展的社會實驗 。LEADER項目的指導思想具有以下七點特征：1、基于區域的本土發展策略；2、由下而上的策略設計和執行；3、地方公共領域—私人領域合作：本土行動組織；4、整合的和跨部門的行動；5、創新；6、協作；7、網絡化 。該項目成為了農村內生發展理論的重要實踐，在實際執行項目的過程中，也為內生發展理論的豐富和完善提供了完備的經驗材料。
農村內生發展的三要素：資源、認同、參與
內生發展理論的變遷表征了農村發展范式的轉變，理論的實踐化則需要對核心要素的進一步明確以及可操作化的論證。Mühlinghaus和W?lty在研究實踐中明確內生發展應具有以下五個特征：1、內生潛能。內生潛能可以被定義為在有限的時空內某地方所擁有的發展機會總和，具體包括自然資源、技藝以及能力等；2、地方經濟。在堅持地方經濟開放的前提下，強調地方經濟的自主性以減少對外部因素的依賴，具體表現為區域內部的協作，從產品和服務的輸入轉變為優質產品的輸出；3、可持續發展。即內生發展不局限于經濟方面，而是包括經濟、生態、社會在內的全方位發展；4、參與。內生發展是以地方需求為指向的自我決定過程，地方居民參與政治決策過程是內生發展的基本特征；5、地方認同。地方認同將居民凝聚起來，促進他們參與社區事務，而這有助于形成一種群體認同感，進一步加深地方居民的社區歸屬感以及相互間的溝通與合作 。在上述五點特征中，內生潛能所表達的是在新內生發展視域內地方可資動員的資源，地方經濟特征充分反映了新內生發展的思想本質，是地方資源和參與在經濟上的作用結果，可持續發展特征反映的是內生發展的目標。Ray指出，新內生發展是基于地方資源和參與的發展，并在其后續的研究中提出了領土文化認同（territorial-cultural identity）的概念 。因而，在此基礎上可以認為資源、參與和認同是農村內生發展的三個基本要素，是推動農村實現內生發展的關鍵變量。此三要素是內生發展的核心內容，三者之間存在著錯綜復雜的關系，其基本結構與關系變動會對農村內生發展實踐產生深遠影響。
1.資源：內生發展的地方與超地方關聯
發展首當其沖需要面對的就是資源的開發與利用問題。農村內生發展的實現依賴于對內部與外部資源的整合利用，這種利用過程是以地方居民獲益為前提和最終目的的，但是在操作過程中否定對某一資源的絕對使用。一般來說，內部資源由地方提供，外部資源來源于政府、非政府組織等。地方提供的資源包括自然資源，也包括以人為中心的資源，如文化、社會關聯度、人文素質等人文資源。其中，與自然資源相比，人文資源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對此，Ray著重強調了在追求地方利益的過程中文化系統和行動者網絡所能形成的資源，認為應該充分挖掘地方的文化資本和社會資本，并使文化資本通過個體轉化為社會資本進而轉化為經濟資本，已達到促進區域發展的目的。與此觀點不同，Adamski和Gorlach從知識的角度對農村內生發展中內部與外部資源的利用進行了分析 。他們將知識區分為三種類型：科學知識、管理知識、地方知識。科學知識由科研人員、技術專家生產；管理知識主要指涉決策過程與權力的執行；地方知識則來源于地方社會、文化與經濟情境，依賴于傳統與日常生活經驗，因而又被稱為實踐知識。地方知識屬于內部資源，具有地方性，科學知識與管理知識屬于外部資源，以超地方性為區別特征。通過對在波蘭某農村區域實施的關于波蘭紅母牛保護與開發項目的個案分析，他們認為該項目成功的原因在于地方知識（農民）、科學知識（研究人員）、管理知識（地方政府）在共同參與中得以整合利用，并指出地方知識在發展過程中的作用是至關重要的。因而，在農村內生發展過程中，地方的人文資源是關鍵資源，其他內部、外部資源圍繞此進行整合開發。
資源具體開發過程中的一些議題需要得到關注。首先是在農村內生發展過程中，以地方視角對資源的獨特性、競爭性進行審視，以地方相似的自然與文化特征為邊界確定不同的發展條件。特別需要注意的是，這種地方視角是一種整體的路徑，強調內部資源與外部資源的鏈接以及自然資源與人文資源的整合功能，確定以資源間的相互聯系為紐帶討論農村的開發與發展，這種開發是多元的。那種單一生產部門的視角具有片面利用地方資源的缺陷，往往會導致生產結構性問題的出現，結果就是呈現發展的不充分問題。資源的獨特性和競爭性更為強調超地方表現。在避免地方內部重復競爭的同時，以資源的地方整合性增強地方產品、服務在超地方市場中的優勢和吸引力。西班牙某地農村的發展案例為此提供了一個注解 。面對日益加重的老齡化、經濟衰退等問題，該村通過資源的整合利用實現了內生發展。具體內容包括在廢棄房屋再利用的基礎上，建造酒店發展住宿休閑業，建立青少年信息中心滿足當地青少年的文化、教育等需求，為老人設立社區流動廚房；復興傳統節日，通過建立民眾學校實現地方鄉村文化的代際傳承。該村的內生發展能夠實現，得益于一個非政府組織的推動，并且也得到了政府基金的支持。因而，這就引出了接下來的議題，即，其次，在地方內生發展中，需要關注超地方因素作用。在地方內生發展的萌芽階段，超地方因素可以成為地方資源開發的催化劑。在資源開發的初級階段，投入相應的資金、技術與信息等要素是非常必要的條件。對于在工業化、信息化時代處于邊緣地位的農村來說，當地資源的開發需要得到國家以及其他社會力量的激發和支持。例如，政府以及社會組織等是農村地區基礎設施建設重要的資金來源。在地方內生發展的過程中，超地方因素提供了結構性框架保障。Ray以法國農村的紅酒開發為例，認為將地方知識轉化為知識產權的過程中，需要超地方調控框架的介入。也有研究者認為大型創新公司可以在內生發展過程中扮演一個相關的角色 。再次，在內生發展中，如何確保不同參與主體之間的分歧能夠得到有效的協調也是至關重要的，即，有良好的溝通協調機制是實現發展的關鍵。在整合內、外部資源過程中，因不同資源供給者所持有的立場、視角不同，致使相關參與主體出現分歧成為可能。在關于波蘭紅母牛保護與開發項目中，就發現不同知識主體因立場、價值觀與視角的分歧而無法有效整合，阻礙項目的進展。Adamski和Gorlach認為，“充分的溝通有助于克服這些分歧并形成關于某個特定社區發展更為綜合、廣泛的視角” 。資源，是農村內生發展得以實現的前提條件，其關鍵在于如何確保內部與外部資源、地方與超地方因素之間的有效協調。但是，如何在內生發展中形成有效的溝通框架與協調機制是仍然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地方居民的參與則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鑰匙。
2.參與：內生發展的關聯紐帶
農村內生發展過程中如何獲得共識是這一理論是否能夠付諸實踐的關鍵，而這一關鍵的核心就是地方居民的參與。農村內生發展是一個參與的過程，通過參與地方居民表達自己的利益訴求，并對決策過程產生有效影響。不僅如此，地方居民也會通過參與過程將自身轉化為推動內生發展的核心力量。具體來說，在發展中參與包含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第一，地方居民作為直接的利益相關者進行參與。表現為地方居民在通過參與充分表達自身訴求的同時，也能夠充分享受發展帶來的成果；第二，地方居民參與發展決策過程，并能夠產生有效影響。在形成地方發展策略的過程中，居民首先必須作為直接的利益相關者成為決策過程的主要成員。之后，在承認超地方因素作用的同時，地方居民發出的聲音需要能夠對決策結果產生有效影響。為了確保居民的建議能夠在決策過程中產生影響，必須具備和建立兩個基本條件：一個是確保地方居民能夠充分表達、評議的制度環境；另一個是地方居民在參與過程中需要的固定活動場所。簡而言之，這種參與過程應該是在制度保證框架下的有組織的集體行為，其意見陳述過程具有高度自主性和公共性。Zago等人以意大利的LAG F.A.R. Maremma為案例進行分析，認為居民聯合組織通過組織論壇，為當地不同領域的主體提供了一個表達與評議的重要機會和場合，有效地促進了相關利益主體積極有效地參與地方發展決策過程 。如上所述，地方與超地方之間可能會存在價值、視角上的分歧，以地方居民為發展中心的決策和協商過程為分歧的解決提供了條件；第三，地方居民作為核心力量參與決策的實施過程。在發展策略實施過程中，地方居民是核心力量，超地方力量的加入旨在彌補地方力量的不足。以發展決策為指導，地方力量和超地方力量在協商互聯中推進實施過程。第四，地方居民的參與需要放在國家與地方的關系框架中理解。地方居民的有效參與依賴于國家宏觀結構對地方的松綁，即地方一定自主權的獲得。Picchi以意大利Emilia Romagna地區為例，指出“在歐洲層面的統一和整合過程中，集權化阻礙了地方主體的有效參與” ，具體表現為意大利中央政府與地方在政策制定、資源分配上存在的矛盾限制了地方的自主發展，進而認為在中央與地方權力之間應建立協商機制以保證地方的自主性并激發地方的積極性。一項基于對韓國地方農業集群項目的分析，國家對實施過程和政府預算的管控也被發現會限制內生發展中地方居民（或組織）的自主性 。因而，農村內生發展是地方居民居于內核，整合超地方力量的參與過程，這個過程需要在彈性的宏觀結構中實踐。
對于參與，也存在一些需要進一步討論的問題。第一，發展作為一個持續過程需要穩定的制度環境，因此參與主體協商機制必須制度化。地方與超地方力量的平衡問題貫穿內生發展過程之中，如何協調參與主體之間的關系并將其制度化便成為一個現實問題；第二，地方居民在農村發展中可能存在的利益分歧。在農村發展中，地方居民是直接的利益相關者，在地方居民內部發生利益分歧是不可避免的。尋找利益分歧的消弭方式對于內生發展是十分必要的；第三，地方居民有效參與的激發。地方居民的參與是農村內生發展決策、實施的基礎。這種基礎作用的體現依賴于地方居民的充分有效參與。因而，探究激發地方居民參與的方式成為內生發展研究的一個基本內容；第四，地方居民的有效整合。地方居民不能被預設為作為一支整體力量參與到農村內生發展之中。將地方居民有效整合起來的程度會影響地方力量在內生發展中的作用。“可以認為，在全球化背景下地方團結是新內生發展得以成功的一個必要基礎” 。如何整合地方居民參與發展進程也是內生發展研究不可忽視的環節。我們認為“認同”為地方居民的有效整合與參與提供了精神動力。
3.認同：內生發展的精神動力
認同為農村的內生發展注入了精神動力。為了較好的解決地方與超地方力量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以及達到整合地方居民的目標，基于地方文化、歷史以及物質材料而被建構出來的“領土—文化認同”概念被提出來 。在“領土—文化認同”中有領土和文化兩個基本關注點，領土以文化為邊界，文化以領土為根基。領土—文化認同不僅確定了地方居民的社會身份特征，也反映出地方居民對家園的領主意識與歸屬感，他們通過身份、領主意識以及歸屬認同體現出自身的地方性表征。所以，我們看到，地方居民的領土—文化認同是地方性認同。當然，如前所述由于存在地方與超地方的復雜關系，這種地方性認同的形成也不能脫離共同的利益基礎。具體來看，領土—文化認同在農村內生發展中的作用具體表現在以下方面。第一，喚起地方居民的領土意識。在農村發展中，地方居民作為主體力量，需通過領土—文化認同在意識層面上激活地方居民的主體性，以此形成居民在農村發展和開發中的領土意識。領土意識有助于地方居民參與決策并對發展路徑進行抉擇和監督，從而進一步促進地方發展自主性的形成；第二，激勵地方居民的參與行動。農村內生發展依賴于地方居民的有效參與，領土—文化認同則提供了參與動力。構成領土—文化認同的重要基礎的文化被認為具有激勵作用。而這種激勵會作用于地方居民的參與行為，使得他們的參與更加積極和有效；第三，為地方居民的整合提供心理紐帶。基于特定地域及其文化生長物形成的領土—文化認同為地方居民提供了共同的情感和目標，強化了整合除共同經濟利益外各種地方力量所需的紐帶。Jenkins認為傳統文化可以被用來強化地方的關系網絡以促進當地的發展 。認同處于這種作用發揮的中間環節；第四，為地方發展提供文化意義。農村內生發展不僅僅是經濟行為，更是涉及到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的綜合發展。領土—文化認同為這種發展賦予了僅憑物質財富增加而無法帶來的文化意義。這構成了發展過程可持續的重要基礎。
從以上論證來看，農村內生發展三要素之間的關系并不是割裂的。從地方居民的領土—文化認同出發，認同促進地方居民作為主體力量有效參與到發展進程中，在參與中對地方、超地方力量進行溝通協調以整合開發內、外部資源，實現內生發展的目標——人的全面發展。而在資源的整合利用過程中，參與主體之間的關系和作用被逐漸理清和明確，而通過對發展進程的參與與成果的分享，地方居民的地方性認同被不斷強化。因而，資源、參與、認同三要素在發展過程中相互作用，成為一個相互勾連的整體，共同構成農村內生發展的根基。
農村內生發展論的困境：理論之爭與操作化之難
在歐洲，對于內生發展到底是一種理論還是只是一種視角或路徑存在較多爭議。這種分歧源于對農村內生發展理論根基的質疑。Slee認為內生發展并未在新自由主義等思想關于農村發展的觀點上有所突破，“內生發展不是一個具有明確理論根基的概念，更多的是一種關于農村發展的視角，是以對發展的理想模式進行價值評判為基礎的” 。也就是說，內生發展傾向于被認為是關于農村發展的一種理想類型。雖然很多研究都把那種帶有本土生產方式的發展模式稱為內生發展，但需要注意的是，亦有研究者指出，“在相關文獻中對于內生發展路徑沒有清楚的定義” ，并也認為內生發展的理論基礎是脆弱的。與此類似，Margarian從理論根基、行動主體之間的利益分歧以及動力三個方面對內生發展進行了批評，認為內生發展路徑只是對新增長理論的簡單參考，作為地方主義政治范式的概念基礎而存在，服務于政治話語，而不是一般的社會或經濟目的。
上述來自經濟學視角的批評對于反思農村內生發展研究無疑是有益的，但并不能意味著該研究的終結。相反，恰恰是被稱為理論根基脆弱以及經濟學批判為內生發展在更多學科視角上的模糊定義提供了空間，筆者在考察了歐洲、日本、中國、泰國、韓國等不同國家、不同階段的發展模式后認為，內生發展的基本特質應具備“（資源）本土性、（參與）多元化、（小民）創造力”這三個基本內涵。與此相關，針對利益分歧以及動力問題，本文提出的農村內生發展三要素亦可為此提供解答。在發展過程中，地方居民，抑或參與主體之間出現的利益分歧是無法避免的，依托于有效的參與而形成的溝通協商機制，利益分歧能夠在結構性框架中得到管控。對于農村內生發展的動力來源，它既離不開內外部資源的有效整合利用，也有賴于地方精神力量——認同的注入。當然，這些需要在經驗研究中得到深化。在理論基礎方面，Ray明確指出新內生發展理論源于社會學視角，“使用社會學理論中的概念，基于對現實發展活動的分析，以及一些大膽的猜想” ，如社會學中的文化認同、社區、權力等概念，去建構一種新內生發展理論以理解農村的發展。因而，從新內生發展伊始，內生發展研究的理論根基便扎根于社會學的理論土壤，并不是一些經濟學理論的“山寨”，更不是政治話語的衍生品，在這其中諸如認同、參與、資源等社會學經典命題被廣泛運用。Ray在嘗試建構新內生發展理論的過程中，提出了“文化經濟”的視角，意在強調地方文化和參與在農村發展中的作用。但這卻產生了研究上過于分散的局面，延緩了內生發展理論的進程。經驗研究的碎片化也被認為導致了對內生發展進行理論概括的困難 。但事實可能并非如此，日本學者在接下來的研究中對此進行了非常成功的探索。但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在實踐中對這一理論進行操作，目前的經驗研究多采用個案的研究方法，雖然不能否認該方法的優點，但對于內生發展的理論建構來說，這是不夠的。因而，多種研究范式的運用對于內生發展理論的形成是必要的。
如何測量成為擺在農村內生發展研究面前的另一個重要議題。目前來看，關于如何測量內生發展的研究較為欠缺。對于農村內生發展的評估問題，Ray從項目評估的角度提出應該采取參與式評估法，認為該評估方法具有“自下而上”的特點，以地方的發展為評估的最終目的 。但是，該評估方法提出的意義更在于批判經理主義政府主導的量化評估法，仍未解決內生發展操作化的問題。Vázquez Barquero建構的內生發展理論模型推進了該問題的解決，該理論模型的維度和相關指標如表2所示 。在經驗研究中，該理論模型被當作內生發展的理想型，成為個案分析中的參照物。對于調查研究的應用則仍需要經過具體化的過程。無疑，脆弱的理論根基和模糊的概念定義導致了內生發展測量的困境。如何對內生發展進行有效測量成為一個迫切的任務。農村內生發展研究興于現實問題，因而，關于理論根基以及操作化問題的答案，除了從社會學以及其他學科中尋找靈感，更多的需要從實踐活動與經驗材料中尋找。根據農村內生發展研究目前面臨的困境，將內生發展當成農村發展的一種視角是適宜的。
表2 VázquezBarquero內生發展理論模型的維度與相關指標
內生發展以內、外部資源，地方與超地方因素之間的關系為核心議題，為當前工業化、城市化下的農村發展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以地方資源，尤其是以人文資源為重心，整合外部資源，促進農村的經濟發展；以地方居民的有效參與為核心，在參與中協調地方與超地方因素之間的關系，促進農村的政治發展；激發地方居民的領土認同，以此為精神力量，促進農村的社會文化發展。這三個方面——資源、參與、認同在相互作用、相互促進的過程中可以有效推動農村邊緣化、衰竭化、空心化問題的解決。十九大報告提出了鄉村振興戰略，對我國農村的發展意義深遠。內生發展視角為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提供以下一些可能的啟發：第一，內外部資源的整合利用。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離不開國家為農村發展提供充足的外部資源和超地方力量，但是在這一過程中必須充分了解認知資源的優勢和劣勢并可持續地利用地方資源以確保不被過度開發。例如，農村的基礎設施建設，在此前提下，以地方的視角充分開發利用本土資源。開發和利用過程中需要充分重視人文資源的整合意義，并在此過程中探索有效的協調機制方式與機制；第二，以地方居民為核心，多元主體的共同參與。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主戰場在農村，因而農村的地方居民是核心參與力量。地方居民的有效參與對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至關重要，超地方力量的共同參與雖能夠彌補地方力量的局限性，但兩種力量之間存在的沖突需要在以地方居民為主導的前提下，在參與過程中通過制度化的框架進行溝通協商。在這一過程中地方居民需要具有絕對的發言權，其建議權應該得到中分的尊重；第三，激發參與主體的鄉村認同。在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過程中，激發多方參與主體對鄉村發展的認同，不僅為多方力量的整合提供心理紐帶，促進參與，而且將農村發展過程轉變為一種持續性的價值實踐過程。認同構建的來源既包括發展利益的共享，也包括鄉村的文化材料與景觀。因而，文化振興是鄉村振興戰略中的重要環節。簡單來說，我國鄉村振興戰略的基本出發點應該是確保農民“發展選項的決定權”、“發展進程的控制權”、“發展利益的享有權”的三權共有、共享、共進，才有可能實現振興的基本目標。
作者簡介：張文明，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章志敏，華東師范大學社會發展學院博士研究生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社會科學》2018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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