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三農’為本的產業融合是鄉村振興的當務之急。促進與一二三產業對應的小農經濟、手工經濟和服務經濟的融合，是生態文明時代發展共享經濟的主要形式。”
思想周刊：對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有些地方認為鄉村美了就是振興了，是這樣嗎？您是如何看的？
唐洪軍：鄉村振興的總要求是“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鄉村要振興，鄉村必須美，但鄉村美只是鄉村振興的一個方面。我以為，鄉村振興至少應該是“農業強了、農民富了、農村美了”。
潘家恩：鄉村振興不僅關系著大多數人口的基本民生，也是生態文明轉型和城鄉融合等新發展觀念的內在體現。鄉村振興是鄉村的全方位振興，包括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五個方面。鄉村美只是其中部分方面，或者說是鄉村振興的某種結果之一。真正的鄉村振興，意味著更為全面可持續的發展。
思想周刊：您認為，在發展壯大鄉村產業方面該從哪些方面著手？
唐洪軍：發展壯大鄉村產業，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一是以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深入推進結構調整，調減低效作物，發展特色高效作物，以“多品種、小規模、高品質、好價錢”的思路發展現代山地特色高效農業；二是因地制宜，面向市場選準特色優勢產業，做到“一村一品”“一鎮一業”；三是深入推進品種品質品牌“三品”工程建設，實現農業的提檔升級、提質增效；四是著力構建根植于縣域，以農業農村生態、文化資源和農業功能拓展為依托，以農民為主體，以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為核心的產業體系。
潘家恩：以“三農”為本的產業融合是鄉村振興的當務之急。促進與一二三產業對應的小農經濟、手工經濟和服務經濟的融合，是生態文明時代發展共享經濟的主要形式。我們要努力推動以“三產”融合為主要方向的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方面通過圍繞“鄉村生態資源價值化”進行創新性制度設計，突破過去“一產化”農業所長期存在的資源“盲點”，重新發掘鄉村和農業在生態、文化、旅游、教育、休閑、醫養等方面的多功能性，并進一步實現價值顯化和價值增值；另一方面，以此為杠桿和增量，積極探索新型農村集體經濟，努力破解當前十分普遍的“空殼村”困境，實現資源的“在地化”開發與收益的“在地化”分配。
“將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理念貫穿于鄉村發展的全過程，學好用好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兩山論’，走深走實產業生態化、生態產業化‘兩化路’。”
思想周刊：對重慶而言，在鄉村振興、建設美麗鄉村的實踐中，該如何探索出一條符合自身特色的發展之路？
唐洪軍：對重慶而言，要突出山地特色，將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理念貫穿于鄉村發展的全過程，學好用好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兩山論”，走深走實產業生態化、生態產業化“兩化路”；堅決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著力農業農村面源污染防控，做好農村人居環境整治。要聚力抓好農村廁所革命、污水防治、生活垃圾治理、村容村貌提升、農業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突出抓好以清理生活垃圾、清理溝渠塘堰、清理畜禽養殖糞污等農業生產廢棄物、改變影響農村人居環境不良習慣為主要內容的“三清一改”村莊清潔行動。
潘家恩：重慶是西部大開發的重要戰略支點，處在“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的聯結點上，在國家區域發展和對外開放格局中具有獨特而重要的作用，同時還集“大城市、大鄉村、大山區、大庫區”于一體，在城鄉融合和生態資源方面有著獨特的優勢，可以將“三產融合+三變改革+城鄉互動”設定為目標，借鑒全國各地已有的成功經驗，揚長避短且集成創新，因地制宜地進行生態文明轉型與鄉村振興前沿探索。
思想周刊：習近平總書記參加河南代表團審議時指出，要推動人才、土地、資本等要素在城鄉間雙向流動和平等交換，激活鄉村振興內生活力。要實現這個目標，重慶在深化改革方面該如何著手？
唐洪軍：我認為可以從以下幾點著手。一是穩步擴大農村“三變”改革試點，在總結農村“三變”試點村經驗基礎上，鼓勵有條件的村穩步擴大改革試點范圍，建立健全支持農村“三變”改革配套政策，探索資源性資產定價機制，完善“收益共享、風險共擔”“保底收益+效益分紅”等利益聯結機制；二是扎實推進“三社”融合發展，積極探索供銷社、農民合作社、信用社深度融合機制，深入推進“三社”融合發展試點，確保2020年全面推開；三是深化農業項目財政補助資金股權化改革，嚴格資金監管，加強風險防控，強化績效評估，努力提高財政支農資金投入精準性和使用效益；四是完善產業發展同農戶的利益聯結機制，探索建立土地流轉、資金入股、房屋聯營、務工就業、保底分紅、產品代銷等帶農惠農機制，讓農民群眾更多分享產業鏈增值收益。
潘家恩：鄉村振興雖然形式多樣，但如何讓紛紛外流的人才、土地和資本“三要素”有序地逆向回流是關鍵。我們一方面需要探索“對內有保護、對外有空間”的制度創新，另一方面也需要重新發現鄉村價值，正視現代城市的內在困境，破解“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鄉村”這一普遍存在的兩難問題。
“如果說‘一產化’農業是‘靠天吃飯’，‘二產化’農業是‘靠地吃飯’，‘三產化’農業是‘靠人吃飯’，那么一二三產融合的‘六產化’農業就需要充分利用互聯網來聚人氣，也可以說是‘靠臉吃飯’。”
思想周刊：2019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實施數字鄉村戰略，深入推進“互聯網+農業”，擴大農業物聯網示范應用。在這方面，重慶有哪些實踐？有何成效？
唐洪軍：重慶推出了“智慧農業?數字鄉村”建設工程。一是用大數據智能化為現代農業賦能，利用互聯網提升農業生產、經營、管理和服務水平；二是提速發展“互聯網+農業”，擴大農業物聯網示范應用，優先推進生豬、柑橘、榨菜等全產業鏈大數據建設；三是大力發展農村電商，實施“互聯網+農產品”出村進城工程，依托市供銷合作社建立市級電商平臺，讓特色農產品賣得快、賣得遠、賣得好。2018年，重慶全市農村網絡零售額164.4億元，同比增長42.5%，其中農特產品網絡零售額56.7億元，同比增長78.9%，取得了顯著成效。
潘家恩：生態文明和互聯網時代下的農業，自然不同于工業文明階段以追求產量增加為目標，而是能實現綠色可持續生產方式、集“循環農業、創意農業、體驗農業”于一體的多功能現代農業。如何做到？如果說“一產化”農業是“靠天吃飯”，“二產化”農業是“靠地吃飯”，“三產化”農業是“靠人吃飯”，那么一二三產融合的“六產化”農業就需要充分利用“互聯網”來聚人氣，也可以說是“靠臉吃飯”。目前重慶正將“智慧產業”作為未來的重要發展方向，同時擁有“大城市、大鄉村”這樣的特殊條件，理應大有作為，也應該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思想周刊：幾千年的傳統農耕文化是我們的瑰寶。鄉村振興中如何延續、傳承這些優秀的文化，在“軟件”上重建鄉村？
唐洪軍：具體來說，一要保護傳統自然村落，以民居民俗民風為載體，弘揚“天人合一”的生態文化觀；二要保護古樹、古木、古遺跡，以生態文明為載體，弘揚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三要保護地理標志品牌，以產業為基礎和載體，弘揚區域特色產業文化；四要保護非遺文化，弘揚農藝工匠精神；五要保護農耕文化的首創精神，以節慶為載體，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六要保護涉農企業優秀文化的成長，以人才培養為載體，維護發展寧靜守制的鄉村人文生態。
潘家恩：一方面需傳承千年農耕文明傳統，需要在生態和文明雙重視角下重新理解鄉村和農業的多種功能，而不僅是一般性的經濟價值，這既符合城鄉融合和三產融合的基本思路，同時還有助于我們在鄉土社會中發掘中華民族的文明基因，使之成為鄉村振興戰略得以推進的內在動力與源頭活水。另一方面，如果回到歷史視野，中國百年鄉村建設實際已為新時代鄉村振興戰略積累了厚重的歷史經驗，廣泛興起于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鄉村建設運動，包括張謇、晏陽初、梁漱溟、盧作孚、陶行知等在內的著名知識分子或實業家，通過回歸鄉土脈絡、整合各種建設性力量并融合中西優秀文明，在鄉村基層進行了多種形式的組織創新與制度創新，積累了十分寶貴的經驗，可為當前我國鄉村振興戰略和城鄉融合提供十分有益的經驗參考與歷史借鑒，值得我們傳承與發揚。
思想周刊：要做好鄉村振興戰略這篇大文章，夯實鄉村治理這個根基是關鍵。在鄉村治理方面怎么做才能更有效？
唐洪軍：沒有鄉村的有效治理，就沒有鄉村的全面振興，要達到治理有效，我以為要在治理理念、結構、方法上多下功夫。在治理理念方面，要突出以人民為中心，構筑符合當地鄉村社會特點、合法合理合情的治理方式；在治理結構方面，要同步加強村黨組織、自治組織、市場組織、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的建設和培育，強化黨組織領導核心作用，有效發揮村級各類組織作用；在治理方法方面，要實現自治優先、道德約束、法治保障。在此基礎上，強化村級組織服務功能，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健全以財政投入為主的穩定村級組織運轉經費保障制度等。
潘家恩：十九大報告提出鄉村振興要實現從“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的升級，但如何真正做到治理“有效”，需要以“自治、法治、德治”有機結合為新的探索方向。這既隱含著對各種“無效治理”或“高成本治理”的反思，也意味著要尊重鄉土社會的內在機理與特點，不照搬在城市的治理經驗，保持鄉土自覺與國情自覺。正如有學者指出的，目前我們已從鄉土中國轉為城鄉中國，希望可以通過組織創新和制度創新，探索出一套能適應當前新形勢且低成本的良性治理體系。
作者簡介：唐洪軍：重慶市農業科學院院長、研究員；重慶市科協副主席（兼）；潘家恩：重慶大學文學與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導師；西南大學中國鄉村建設學院特邀研究員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重慶日報“思想周刊”2019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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